1965：毛泽东特殊时期的诗情词话
1965年是新中国发展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这年中国经济调整胜利结束，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战胜了困难，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经济将自1966年起正式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同时，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更加深入。中国周边也不平静，中国北边与苏联的关系没有好转的迹象，南边越南战争有升级扩大的风险。1965年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较多的一个年份。毛泽东所创作的诗词以及用诗词交友会友，都充分反映了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和思想。
一、为陈毅修改诗词
陈毅是十大元帅之一，也是著名的诗人外交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著名诗篇。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57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和陈毅谈到诗歌方面的事情，说陈毅的诗有些诗味。后来，他们又围绕诗词创作等问题多次交谈。1958年陈毅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后，坚定执行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在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为中国外交开拓了空间，打开了新的外交领域。使得中国在错综复杂、险象丛生的政治局势中，总是以恢宏的大家气度，卓越的外交艺术，掌握主动权。1963年以来，陈毅陪同周恩来开始了访问亚非的万里之行。尤其是1964年，陈毅随同周恩来共访问了亚非欧20多个国家。到1965年为止，中国外交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和中国建交的已有40多个国家，亚非国家占多数。特别是1964年1月中国同法国建交，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大突破，这是新中国与西方大国首次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日益增进，并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8年，毛泽东与陈毅在北京留影。
《六国之行》这组五言律诗，就是陈毅1964年出国访问期间写成的。春、秋两次访问，陈毅共写了十几篇诗作。出访归国，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人大会上，毛泽东询问陈毅近期有无诗词作品？1965年春，陈毅把《六国之行》的七篇诗作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对其中第一首作了修改，并且加了一个题目：西行。
西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盅酒，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1964年至1965年，是世界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日正是赫鲁晓夫下台之时，苏联新政府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分化；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不断升级；整个非洲也在震荡，世界进入了全球性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尽管陈毅1964年写作该诗时，这一切还没有正式来临，但作者凭借敏锐的政治眼光，肯定早就预见到了这种趋势。从表层语义上看，风雷是指亚非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民族独立运动的风潮像自然界的风雷，但这只是它的直接喻义。更深层来说，它是指整个世界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二者结合起来才是风雷真正的象征内涵。
◆《西行》
毛泽东为改诗一事致信陈毅，信中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见《诗集传·周南·葛覃》朱熹注。】，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见《诗集传·周南·螽斯》朱熹注。】，‘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见《诗集传·周南·关雎》朱熹注。】。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陈毅的诗《西行》经毛泽东修改后不仅在形式上更加完美，而且结构上也非常严谨，内容愈加充实。特别是毛泽东写给陈毅的信，更能反映出毛泽东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和诗词方面的深刻见解，信中毛泽东对各个朝代著名的诗词和作者信手拈来，非常的熟悉，评点也非常的到位，是毛泽东深厚文化功底的显现。
二、于立群书写毛主席诗词
1964年1月1日，《毛主席诗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该书共收入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其中新发表的诗词有十首，这其中包括《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对已发表过的二十七首诗词，作者作了个别字句的修订。据新华社四日电讯，《毛主席诗词》一月一日开始发行的八万册，已被读者抢购一空。新华书店原来计划印行五十万册，现在决定再加印三十万册，以满足各地读者的迫切需要。《毛主席诗词》发表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学习毛主席诗词的热潮。1月27日，毛泽东应《毛泽东诗词》英译者的要求，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口头解释。这次谈话，毛泽东共解释了诗词中的三十二处。
于立群是郭沫若的妻子，出身于书香门第，十分喜爱书法，她的祖父是写颜体的，母亲也是写颜体的，她从小在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下苦练书法，练就了悬肘书写的硬本领，在书法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她以颜体和隶书最为拿手，特别是她的正宗颜体字行书，功力深厚，郭沫若这样的大书法家对她的才华也赞叹不已。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经夸奖过这个“小妹妹”的书法，说她写的字严肃，说她的写法对人有着一种规范的作用，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起来。郭沫若擅长写些小字，而于立群则喜欢写大字。夫妻俩能将各自的字巧妙地安排、融合在一起，互补性很强。于立群用大笔写的大字“榜书”更是令人惊叹。
于立群非常尊敬毛泽东，有意在新中国成立15周年之际送给毛泽东一份特殊的礼物，于立群在1964年建国15周年前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今年是建国十五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国庆节日，我把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用大字写了一份，计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打算作为向党和主席的献礼。”于立群花费了很长时间用这种大字书写一整套毛主席诗词，作为礼物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全部写完后，要装两个大木箱才能运走。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复信于立群：“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乞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敬问暑安！并祝郭老安吉！”次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时，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二人在座。
三、为胡乔木的诗词出版进行修改推荐
胡乔木曾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胡乔木文采很好，也十分热衷于诗词创作。毛泽东对胡乔木的诗词也比较欣赏。在毛泽东的安排下，1965年元旦《人民日报》登载了胡乔木的《词十六首》，胡乔木在诗词方面的才华为世人所知。对此胡乔木很受鼓舞，于1965年1月到6月间又创作了《词二十七首》，并送给毛泽东请求批评指正。毛泽东看完这些词后，于1965年9月5日为胡乔木的词二十七首致信胡乔木，信由康生转交。信中对胡乔木词的修改和出版问题提了意见，信中说：“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微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请康生商伯达、冷西办理。”毛泽东对二十七首词写了一些批注：“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某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
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又对二十七首词作了一些修改，删去其中的六首，新增律诗五首，成为《诗词二十六首》，于9月10日再送康生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15日再写信给胡乔木：“康生同志转乔木同志：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见胡乔木词《六州歌头》其二，有“晨钟响，南针仰，干戈掌，同仇广，阵容强”句。】一句须改。”毛泽东将“南针仰”改为“方针讲”，批注：“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胡乔木的《诗词二十六首》，在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和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五年第十一期发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四、手书叶剑英七律
叶剑英和毛泽东有着长期的革命友谊，关于两人之间有着很多让人津津乐道的革命故事。毛泽东曾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说明了毛泽东对叶剑英的高度信任。1964年秋，叶剑英在大连开会时，有感于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形势动荡，在棒棰岛宾馆里写下一首七律，开始名为《怀远》：“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叶剑英吟成这首诗后，曾和董必武进行过交流切磋，后发表在1965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上。这首诗作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感而发，意指苏联领导人已经背离了马列的遗志，如同东汉末的刘表、刘琮一样无能。诗中认为世界革命的希望，在于当时的非洲“赤道雕弓”，即诸如毛泽东表态支持的刚果（利）武装斗争，还有“椰林匕首”即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等。单就艺术形式而言，这首诗在格律的运用上达到了精美至善的程度。作者在诗中谙熟地引古喻今，运笔转折跌宕，层次分明，音质上字字铿锵，很有乐感，实属七律杰作。这首诗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特别重视。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远望集》。
1965年12月底毛泽东72岁寿辰之际，儿子毛岸青和儿媳邵华前往毛泽东处祝寿。毛泽东应儿子儿媳之请，特地书写叶剑英的这首诗赠送给他们。毛泽东背写下原诗和发表日期，一字不错，而且将原诗名《怀远》改为《远望》，并加标了写作地点——大连棒棰岛。毛泽东改后，原诗的背景更加清晰，突出“望”的主体风貌，读起来更加响亮动听，更富有韵味。叶剑英对此非常感动，后来叶剑英将此诗收入自编的诗集时，便改名为《远望》，1979年9月叶剑英自选诗词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叶剑英将其诗集命名为《远望集》，封面上用的也是毛泽东的手书。
五、应邓颖超之邀写诗
邓颖超作为周恩来的妻子，很早就参加革命，在中共党内享有很高的威望，并受到广泛的尊敬，毛泽东也尊称为邓大姐。1965年夏，邓颖超在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问毛泽东是否有新的诗词，并说：“很久没有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
1965年9月25日，毛泽东致信邓颖超：“邓大姐：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毛泽东在书信中，称呼最多的是先生、同志，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内通信中，几乎都是称呼同志。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却直呼“邓大姐”，这让我们读来感到既庄重，又亲切。毛泽东写的两首词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前一首词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一首词为：“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此前1965年5月，毛泽东重返井冈山时，曾作词《念奴娇·井冈山》：“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念奴娇·井冈山》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回到井冈山时所作的两首著名的诗词，表达了毛泽东对井冈山革命生涯的怀念，通过对井冈山革命往事的回顾，毛泽东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念奴娇·鸟儿问答》
信的开头毛泽东以熟人之间生动语言所写的“你压迫我写诗”，毛泽东又幽默地说“没有办法，只能从命”，从毛泽东对邓大姐“唯命是从”，也能感受到毛泽东对邓大姐的尊重和真挚的革命友情。体现了毛泽东对邓大姐的尊重，以及毛泽东与邓大姐同志式的友情关系，还有作为学者间的切磋意愿，而且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了伟人毛泽东的谦虚、亲和的人格魅力。
在毛泽东给邓颖超写此信10多年后，也就是1976年1月的时候，毛泽东决定发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
六、在南昌写洪都七律
1965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73岁生日的前两天，他由杭州来到南昌，在赣江边上的一座宾馆里下榻。南昌市有著名的滕王阁，又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是一座英雄的城市。同时南昌又有很多的历史典故，著名的祖逖击楫、立誓报国的往事对于暮年立志干一番大事的毛泽东来说有着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心潮澎湃，立足现实，回顾历史，“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形势持积极乐观态度。这时国内“文化大革命”即将拉开序幕，而“文化大革命”当时被毛泽东赋予了很多的理想和希望，借物言志，毛泽东希望能胜利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洪都
到得洪都又一年，
祖生击楫至今传。
闻鸡久听南天雨，
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
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
江草江花处处鲜。
196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年，毛泽东在这年所创作的诗词，以及他围绕诗词创作等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是毛泽东诗词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不可或缺的珍贵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