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运先驱毛泽东

李立三去安源

　　安源，是我国江南储煤丰富的矿区之一，位于江西省萍乡县，邻近湖南。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江西还没有党组织，而且安源又与湖南联系密切，所以这个地区受湖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在20年代初，安源路矿工人有17000多人。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地主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和生活状况极其痛苦。工人每天劳动12个小时，工资收入低微，还经常拖欠不发。矿井内没有安全设施，常常发生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等严重事故，致使工人不断被压伤以至烧死、淹死。矿长和工头等可以对工人随意辱骂、罚工钱，直到关禁闭或开除，甚至还滥用私刑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这里流行着一首令人心酸的歌谣：“少年进炭棚，老来背竹筒；病了赶你走，死了不如狗!”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这种悲苦的境遇迫使工人时断时续地起来反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这里的工人就已经多次进行过反对洋人和监工的自发斗争。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集中全力从事工人运动，发动和组织工人为争取合法权利和自身利益而斗争，以谋求工人阶级的解放。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随后又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毛泽东当时既是中共湖南支部书记，又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他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为委员。安源煤矿是湘区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工人群众很集中，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在李立三到来之前，1921年秋，毛泽东就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的公开身份前往安源实地考察。他这次在安源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和许多工人交了朋友，倾听了他们的血泪控诉。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工人讲了许多深刻的革命道理，使工人懂得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老工人还记得毛泽东在谈话时打一个生动的比喻：“路上有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把脚踢一下就踢开了。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搬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1]

　　经过这次调查，毛泽东亲自体验到安源工人的痛苦生活，又了解到安源工人在历史上就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他认定安源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决心要亲手在这块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种子。

　　毛泽东从安源回到长沙后，立即和湖南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商定，由劳工会评议员张理全利用朋友的关系，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和安源路局火车房工人建立通信联系。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把各种书报和各地工人运动的消息传递到安源，《工人周刊》等出版物时常张贴在工厂附近的墙壁上。一天，毛泽东对张理全说：“你告诉安源工友们，我们将会来看望他们。”张理全立即写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安源工友。朱少连等几位工友接到信后十分高兴。12月中旬，他们回信给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请求派人到安源来给予帮助和指导。

　　毛泽东当即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与李立三、张理全、宋友生（湖南一师附小教员、青年团员）等共四人，冒着隆冬严寒，专程从长沙再次来到安源。那时，李立三的原名是李隆郅，毛泽东想得很周到，认为这个名字难认又难写，不利于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建议改一改。李立三去安源时，按谐音把“隆郅”改为“能至”。

　　毛泽东和李立三等到安源后，住在一个小客栈里。第二天先去访问同劳动组合书记部通信的几位工友，请他们带领参观矿井，又到了内外厂和铁路机厂各处，详细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到了晚上，毛泽东邀请工友们来小客栈聚谈。他把李立三介绍给安源工友，以便尽快开展工作。

　　毛泽东这次和安源工人谈话，一再讲述要组织起来结成团体的革命道理。他还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工人当家作主的情况，引证说明，只要工人团结起来，有了自己的组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能打倒。安源工人听后深受启发。

　　安源工人向毛泽东提到工人子弟不能读书的问题。毛泽东告诉大家：我们所以吃亏，是因为没有文化，我们不但要办工人子弟学校，而且还要办工人补习学校。多串连一些工友，先把学校办起来。然后组织工人自己的团体，这个团体可以叫“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毛泽东和李立三等这次在安源活动了两三天，先后同几十位工人亲切交谈过。他们这次同工人谈话的中心，就是动员工人组织起来，建立革命团体，通过他们自身组织，为解放自己而开展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方法。当时我们党还处在幼年的阶段，但它已深入到下层劳动群众中去，同自己的阶级奠定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经过湖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研究，决定在安源办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并派李立三前往开展工作。李立三年轻有为，干劲很足，在法国时就做过华工运动的工作，而且他是醴陵人，家乡离安源不远，和安源路矿工人打交道很有便利条件。蔡增准和蒋先云等人随后也被派注安源。

　　李立三后来回亿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干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 [2]

“哀而动人”的口号

　　那时湖南省教育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负责人是李六如。李立三找到李六如后对他说： “润之派我去安源工作，要利用现在的平民教育运动的名义，联络地方士绅，争取合法地位，先办起夜学，启发工人的觉悟，然后把他们组织起来。要请你写一封介绍信给那边的熟人。”李六如满口答应，写了一封介绍信递给李立三，随后又到湖南省教育会和平民教育促进会去，另写两封公函给李立三带去。李立三拿了介绍信和公函，就以推行平民教育的名义前往安源。

　　从1922年12月到1923年3月，李立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事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他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一到安源就从办平民教育入手，很快打开了局面。

　　李立三首先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爱古文，于是就用“四六体”的文章写了一篇请求开办平民学校的呈文送去备案。县知事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公函和李立三的呈文后，很赞赏呈文的文章，对开办平民学校甚为满意，于是很快批准立案。县知事找李立三谈话时，李立三提出要县政府出一布告，县知事也答应了，就在这篇呈文的前后添写几句话，作为县政府的布告张贴出去，表示当局的支持。这样，李立三取得了开办平民学校的合法身份，在安源这块蕴藏着中国工人阶级无限潜力的土地上，开始了革命的工作。

　　李立三先开办平民小学，学生多半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然后经常访问学生家长，热心劝说工人来读书。工人们见他到处劝学，最初都叫他为“游学先生”。1922年1月，除平民小学外，增设了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因为补习学校是在夜间开课，所以又称工人夜校)，开始时有60多人参加，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工人夜校主要由李立三讲课，对外用的是平民教育课本，对内用的是教员自己编写的课本。“无产阶级”、 “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为什么要革命”、“社会主义”等等，都是课本上的题目。李立三善于讲演，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过教文化，对工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3] 以此逐步启发工人的觉悟。

　　工人夜校的工作进一步开展后，李立三着手在工人中间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的组织。最早入党的有路局行车部总司机朱少连等几个人。1922年2月，在路局的火车房建立了6个人的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这是湘区最早的产业工人支部，李立三任支部书记。到7月间，党员发展到30多人。

　　安源有了党支部的坚强领导核心，工人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就逐步地深入开展起来。于是，李立三按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准备成立一个路矿工人的联合工会组织。

　　1922年3月16日，由李立三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决定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选出李立三为筹备会主任。4月1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由李立三、朱少连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知事公署立案并出告示保护。为了取得合法，呈文中写上了俱乐部的宗旨是“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几天后呈文就批准下来。

　　在这次会议之后，李立三去长沙向中共湖南支部汇报工作。毛泽东当即召集会议时论，认为安源成立工人俱乐部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出李立三主持，尽快成立。

　　4月16日召开第三次筹备会时，参加俱乐部的人数已有三百多人。会上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员和干事若干人。

　　5月1日劳动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即正式成立。当天举行了大游行，路矿工人喊出了“打倒军阀”、“劳工万岁”、“俱乐部万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更深入人心。

　　俱乐部成立后，为了在经济上帮助工人解决困难，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李立三兼经理。俱乐部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于是加入俱乐部的工人迅速增加。

　　1922年5月，毛泽东在李立三陪同下到安源检查工作、发展组织。在看到工人贴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资产者的标语时，毛泽东赞扬工人的革命热情，然后启发大家说：你们要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打是要打倒，不过要有步骤，要一步一步地来，打好扎实的基础。毛泽东还参加安源工人俱乐部干部会，同夜校工人谈话，访问工人家庭。他又对工人说：现在你们要加强团结，壮大组织。他告诫党员要注意防止暴露党的组织，把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组织，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毛泽东这次在安源既鼓励大家敢于斗争，又教导大家要讲究斗争策略，对党组和工人们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1922年7月，湖北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消息传到安源，工人们深受鼓舞。当时，路矿两局几个月来拖欠了工人的几成工资未发，引起工人极大的不满。俱乐部乘此时机，向工人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这个宣言受到工人们的普遍拥护。路矿当局原先对俱乐部不甚注意，在汉阳铁厂罢工后，渐渐觉得俱乐部含有其他作用，企图加以破坏。

　　这时李立三已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商量在安源进一步开展斗争的有关事宜。毛泽东请李立三暂时留下参加和帮助长沙泥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8月10日，李立三以“能至”为署名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我要替泥木工人说几句公道活》一文，公开支持工人的合理要求。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成立大会召开，李立三同易礼容、刘少奇一起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长篇演说。会后，李立三离开长沙返回安源，在途经园陵时，顺路回家探亲。

　　路矿当局乘李立三不在安源的时机，一面对蒋先云等施加恐吓，一面又用笼络手段，诡称要津贴俱乐部经费和拨给俱乐部房屋。但蒋先云等没有被诱动，反而向工人展开广泛宣传，每日分几处演讲，听讲的人越来越多，加入俱乐部的工人每日以数十计，斗争的空气逐渐浓厚。

　　俱乐部的力量在迅速发展，路矿当局决计扑灭。他们上书萍乡县署和顾西镇守使署，硬说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以武力封闭。同时，还威吓蒋先云、朱少连等人，如不速离矿山，就有杀身之祸。“那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4] 安源的形势日趋严重。

　　在关键的时刻，9月初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沙赶来安源。他听取了安源党支部的情况汇报，和蒋先云、朱少连等研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立即组织路矿两局全体工人罢工，并在组织上、策略上作好各种准备。

　　据老工人回忆，当毛泽东听说“五一节”游行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他告诫大家说：我们开始做工作不能就招来麻烦。好比造栋房子，现在才打墙脚，还未砌墙架屋。要等房子做到有几成了，“共产党”的门才能透点风出去，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有了枪，有了军队，就可以大叫，门方始打开。现在先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联合一切支持我们的人，叫早了，他们会反对。等工友们知道自己的利益跟我们密切相关时，就可以叫了。

　　毛泽东对大家说：从目前形势来看，安源罢工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要使安源敌人屈服，非采取罢工的手段不可。我们共产党人要站在前面，处处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他又嘱咐大家，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要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

　　毛泽东还写信给正在老家醴陵探亲的李立三，要他迅速赶回安源，领导罢工斗争。信的大意是：现在安源工人群众已经起来了，情绪很高，可能很快要举行罢工，你赶快回安源。李立三接到此信后，第二天即9月9日就赶回安源。这时，毛泽东已返回长沙。

　　李立三在安源面对路矿当局的恐吓和破坏，他的态度更加坚决，向工人表示誓死不离安源，要斗争到底。不久，毛泽东为了加强领导，经湘区委研究决定，再派刘少奇到安源。刘少奇于1922年春在莫斯科学成归国，先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8月调到湖南长沙。这时，他正参与领导粤汉铁路罢工斗争，毛泽东把他从火线上抽调出来，协助李立三领导和组织安源罢工斗争。

　　这时路矿当局采取强硬手段，呈请萍乡县正式出示，命令俱乐部自行停闭。但适逢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掀起罢工浪潮，安源工人更为激动，纷纷要求罢工。李立三等采取“先礼后兵”、争取社会同情的策略。

　　9月11日，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三条最低限度的要求：路矿两局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按月发给俱乐部津贴；从前积欠的工人存饷限七日发清。并限两天内圆满答复，否则，工人要作“最后之对付”，即举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当局作出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不圆满，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同时对罢工作了周密的部署。

　　这时，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来信，信中说：“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这给安源工人很大的鼓舞。

　　在罢工前夕，毛泽东从长沙写信给李立三等人，对“哀而动人”的策略再次作了解释。信的主要内容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5]

　　就在9月12日这一天，安源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为了防止敌人用杀害领导人的办法破坏罢工，会议决定李立三秘密策应，隐蔽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常住俱乐部应付一切。

　　这次会议按照毛泽东指示的精神，拟定了罢工宣言，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个“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这个口号不仅可以激发广大工人的强烈感情，而月可以唤起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会议还讨论了17项要求，作为复工的条件。其主要内容是：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发清积欠工人存饷；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增加工资，改良食宿条件，等等。

　　会后，李立三还带礼物去会见当地洪帮头子，争取在罢工期间，社会上有个良好的秩序。

　　后来李立三回忆这些事情时说：“安源罢工时，‘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提出的(当时是将口号写在纸上，贴在墙上）”，[6] “这个口号既激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7] 在争取洪帮头子的工作中，李立三写道：“我说我们要罢工，又讲一些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等等道理。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我立即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1．鸦片馆关门；2．街上的赌摊收起来；3．不发生抢劫案。他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也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这三件事件的实现，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震动，甚至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因为这三件事是多年不能解决的，工人罢工后就完全实现了)。这件事情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8]

席卷全路矿的大罢工

　　路矿当局在9月12日当天又作出第二次答复，只承认第一、二项条件，但仍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第三项条件。俱乐部在原条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并限期答复。

　　9月13日午夜，路矿当局仍没有对发清积欠工资的要求作出满意答复，而且，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送到。于是，俱乐部在当晚12时断然发出罢工命令。

　　9月14日凌晨，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开往株洲的列车最先停驶，窿门口的电源切断，矿井里的电灯全部熄火，运煤的电车瘫痪在路轨上。工人们像潮水般一群群涌出窿外，手举斧头、手镐，不停地呼唤“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当天上午，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了工作。按照俱乐部的命令，为了供应照明、饮水和维护矿井安全，只有锅炉房一处和电机处的发电厂还在照常工作。

　　罢工开始后，俱乐部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还在各处墙壁上满贴标语、布告，同时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李立三、刘少奇和路矿工人一起拟定的罢工宣言，写得真切感人，简短有力。宣言写道：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约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

　　在罢工宣告中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发清欠薪、改良生活待遇、废除封建把头制等复工条件的17项要求。

　　安源罢工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以毛泽东为主任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发来了声援电，电文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友公鉴：我们接阅你们底罢工宣言，我们知道你们已经鼓着你们底阶级斗争的勇气和惨无人道的资本家官僚军阀宣战了。我们非常佩服你们底奋斗精神与作战的力量。我们对于你们向铁路当局所要求的最初步最低度的条件，实在觉得万分正当而无可减缩丝毫。我们诚诚恳恳地愿你们坚持到底而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也很愿意竭力援助你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敬礼胜利！

　　对安源罢工的声援电，鼓舞了安源工人的斗争意志，增强了他们同路矿当局斗争到底的决心相信心。

　　面对着罢工，路矿当局惊慌失措，玩弄各种手法进行破坏活动。先是指使工头利用亲戚关系收买少数工人下井，但被工人纠察队劝阻或制止，结果再没有一人自行上工。路矿当局见此计不行，又悬赏银洋600元，秘密派遣暗探欲谋刺杀李立三。工人们闻讯更加愤怒，一方面警告当局：如果俱乐部主任被害，就要路矿当局全体不能生离安源；一方面严加警卫，不让李立三外出，偶或有事出外接洽，不出20分钟，必有几百人前往保护他们的领袖。路矿当局又改途易辙，电令当地军阀赣西镇宁使，请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派兵前往弹压工人。但由于工人组织严密，团结一致，对士兵开展政治工作，许多士兵也就知道工人罢工是为了改良生活，逐渐对工人抱着同情的态度。

　　罢工期间，在安源共产党支部领导下，全体工人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俱乐部的命令如同军令一样，遇到了事故。一呼百应，秩序井然，社会各界都表示叹服。

　　在严峻的局势下，路矿当局请商绅界出来调停，9月15日派全权代表到商会同俱乐部代表李立三举行谈判。这一天，路矿当局办了桌酒席，桌子上还摆满了用纸包着的一筒筒银洋。他们一再提出“先开工后议条件”。李立三大义凛然地说：“你们把谈判的题目弄错了吧？是勾结还是行贿？如果要开工的话，就把工人提出的17个条件摆在桌子上来谈，不然，其他的请别开口！”[9]

　　9月16日，路矿当局派人到俱乐部，要俱乐部代表到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这次刘少奇作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参加谈判。戒严司令依仗手中的武器，威胁刘少奇下令复工，否则就地“正法”。刘少奇一身是胆，临危不惧，仍坚持先谈条件，后谈复工。在谈判时，数千工人闻讯赶来围楼呐喊助威，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软了下来，不得不答应下次继续谈判，尽快解决罢工问题。

　　第二天，因锅炉烧煤快要脱节，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三处要害部门将面临停机危险，形势十分危急。路矿当局承认对付工人罢工已经“计穷力竭”、不得不改变“先开工后议条件”的主张，于当日下午派代表随同商绅代表与俱乐部代表李立三磋商条件。直到深夜二时，经过李立三的据理力争，才将17条商定为13条，路矿当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比原来提的“有交涉之权”更进了一步。13条和17条相比，有些要求没有完全达到，但基本上满足了工人的要求。李立三在临走时一再声明：“此13条无可再行让步，可则立即开工；不可则听众工所为，我亦无法制止。”[10]

　　18日上午，李立三代表工人俱乐部和路矿代表签订了正式条约。至此，从9月14日到18日历时五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结束。

　　这天下午，俱乐部在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工人到会有一万多人，几百工人手持小旗拥着李立三来到会场，顿时，掌声雷动，工人们高声欢呼。李立三登台演说，在宣布谈判胜利果实13条之后，接着说道：“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终究我们是会得到最后胜利的。望各位暂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去上工”。[11] “李立三演讲完后，工人们三次高呼“劳工万岁！”接着，李立三为前导，群众后随，旗帜满天，爆声震地，在安源新街旧街举行了大游行。

　　当时，以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名义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宣言说：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的，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幕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了出色的胜利，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李立三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依靠工人群众坚固的团结，注意斗争策略，争取社会舆论同情，使这次罢工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取得圆满的成功。据《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记载：“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人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120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弯弓待发

　　安源罢工胜利后，废除了封建的包工制，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代表会议制度，工人的劳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工人说，他们在安源做了20多年牛马的工作，过了20多年的非人生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出头的一日。10月，俱乐部重新改组，选出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罢工开始时，参加俱乐部的工人仅700余人，罢工胜利后，1.7万多工人踊跃加入俱乐部。此后，俱乐部的活动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对推动当时江西、湖南和全国工人运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促进和帮助了湘赣的农民运动，并为后来建立安源工人革命武装，参加北伐，参加秋收起义与建立中国工农红军，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罢工胜利的当年冬天，毛泽东再次到安源巡视，指导工作。一方面，他考察罢工胜利后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指示安源党的组织发展一批党员，巩固和发展罢工胜利成果。另一方面，那时中共中央计划组织铁路、矿山、海员三个全国产业工会，以便成立全国工会总联合会。毛泽东这次去安源也是为了执行中共中央这个计划。随后，安源工人俱乐部为促进工人阶级的全国联合做了大量的工作。

　　安源罢工胜利后不到半年，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遭到军阀残酷镇压，腥风血雨席卷全国，年轻的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反动政府的交通部、工商部向安源路矿当局发出密电：“俱乐部乃赤祸之源，应即相机封闭，勿使遗患……”但路矿当局考虑到“安源情形不同，工人势力太集中，产业又极险要，封闭俱乐部必致引起重大纠纷，于实业前途，于地方治安，皆非福利”，因此不敢贸然下手。

　　毛泽东当即召集包括李立三在内的安源的同志到长沙开会。他具体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要采取稳重步骤，不要轻易举行罢工，但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势等待，作好罢工的充分准备，最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再决定是否罢工。并且认为，只有这样才最为有利，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安源的同志找路矿当局谈判，指出他们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作好充分准备，因而使路矿当局不敢有所动作。当时安源工人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不高的经济要求。路矿当局很快就答应了。

　　正因为安源党组织执行了毛泽东的灵活策略，所以，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期间，安源工人俱乐部仍然红旗不倒，而且取得了新的胜利和进展，当时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邓中夏曾经赞扬地说：“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12]

　　本文摘自《历史怎样选择毛泽东》一书。

参考文献：

　　[1] 安源煤矿老工人集体回忆《毛泽东和安源工人》，载《回忆毛泽东》。

　　[2] 李立三《看了<燎原>以后》。

　　[3]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4]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5] 李立三《看来<燎原>以后》。

　　[6]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7] 李立三《看来<燎原>以后》。

　　[8]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9] 见《红色安源》，中共萍乡矿务局委员会宣传部编。

　　[10] 《萍矿矿长就安源罢工事致喊冶萍公司经理函》，载《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

　　[11]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12]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