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人民领袖的使命感

　　历史的巨人总是在人类前进的漫漫征途上留下深深的足印，每当后人回首，总还能清晰地看到这些足印前行的方向，以此来指引和调整自己继续前进的路线。每当我们以无限敬仰的心情赞叹这些历史巨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时，脑海里常常会掠过一个问题：这些巨人跟我们所有普通人一样，都是血肉之躯，都是父母所养，是什么使他们达到常人所远不能及的高度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这些巨人所共同的，那就是对自己的人生有强烈的使命感。

　　青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这种人生使命感：

　　——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巨人毛泽东，又是如何从青少年树立起强烈的人生使命感的呢？

　　查阅毛泽东的“自述”，《毛泽东早期文稿》以及他当年同窗好友萧三、周世钊等人的回忆，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一条心路历程：

　　——在他还在乡下务农读私塾时，读到了《盛世危言》，《论中国有瓜分的危险》等小册子，顿时心头涌起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担忧。他在几十年后还清晰记得“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由此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个时候，湖南发生大饥荒，饥民起来反抗贪官和奸商，遭到血腥镇压，引起许多同学同情，但他们“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而毛泽东则把这些饥民视同亲人，“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而“永不忘记”。

　　——16岁时，离开韶山冲，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临行前抄了一首诗悄悄夹在父亲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在该校读书期间，读到一些世界杰出人物的传记，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 他特别给自己取了个别名叫“子任”，就是决心要以救国救民，改造国家社会为己任。

　　——17岁时，爆发辛亥革命。有革命党人到学校演讲。受其鼓舞，他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当兵半年。

　　——18岁时，“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自修期内，“读了许多书籍”，对其一生“是极端可宝贵的”。面对着图书馆墙上的大地图，想到所目睹的民众苦难，他在心中立下了一生的志愿：“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20岁至25岁，就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教师杨昌济的影响下，研读《伦理学原理》，对实现人生价值深有思考。他在该书批注里写道：“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必须“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

　　——在一师求学期间，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有志救国的青年，成立新民学会。他要求学会是“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学会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宗旨，纵论国家大事，青年应负的责任以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

　　——26岁时，创办《湘江评论》，向世人宣布“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并振臂高呼：“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27岁时，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影响下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在这之前，经历过十分艰辛的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曾经热心于探讨各种不同的学说，但始终以“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为目的，并积极投入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等实际社会运动。在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和社会实践的体验中，最终认定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是改造中国唯一行得通的路。

　　1921年，未满28岁的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登上政治舞台，演绎了他叱咤风云的辉煌人生。

　　马克思说：“作为一个确定的人，现实中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点，那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真实联系而产生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实中，相当多的人并不意识到自己人生的使命，那些能够自觉意识到的使命感必定是本人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真实联系而产生的” 。毛泽东青少年时的思想成长过程正是如此。

　　毛泽东出生于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灾难、中国人民深陷水深火热的年代，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变革求生，救国救民，人民苦苦的期盼，构成了时代对有志人物的召唤。

　　时势造英雄，但只有能够正确回应时代召唤的人，才能担当起推动历史前进的重任。这样的人，必定是重视实现人生价值的人。强烈追求高尚的精神而鄙视对物欲的沉溺是这类人的鲜明特点。青年毛泽东是这样，青年马克思也是这样。马克思把“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与“使自己也达到完美”统一起来，认为“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毛泽东则把“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作为“实现自我”的具体实践。他把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称为“纯粹的人”，而把一心钻营个人私利的行为，称为“低级趣味”。“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他留给人们的一句名言。

　　面对“黑暗到了极处”的旧社会，毛泽东把建设一个公正、平等、自由的新社会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结合起来，并努力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有文章把毛泽东称为“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在古今中外的历史舞台上，功利主义的政治家或政客比比皆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却屈指可数，而像毛泽东这样执掌政权后仍然对建设理想社会矢志不移的政治家更是寥若晨星。也有文章强调毛泽东是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者。这其实是各自从不同的侧面作了描述。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他是一个脚踏实地，不尚空谈，不沉溺于空想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那他是一个始终向着既定理想不懈奋斗的现实主义者。

　　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如此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是毛泽东人生价值取向的一个基本点，那就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毛泽东为陕北佳县县委的题词）。无论是从哪个角度去看，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也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执政以后，毛泽东所坚守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到他的晚年，他把“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这一条列为对自己事业继承人的最根本的要求。在为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意义上，毛泽东并不回避“功利主义”，他明确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纵看历史，能够成为历史巨人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思想的巨人，他们是人类思想的启蒙家，他们思想的光辉使人们摆脱愚昧和旧思想束缚而向往光明的理想；另一种是行动的巨人，他们在政治舞台或军事舞台上创造伟绩，改变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命运。而毛泽东，则是这两种类型合二而一的历史巨人，从而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中国革命特有的残酷性，如烈火熔炼，提炼出最闪光的金子。当年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都知道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只有做好舍身就义的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奋斗下去。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个。有一本名叫《毛泽东的三十险难》的书，讲了大量毛泽东死里逃生的事例。而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谈起这些出生入死的经历，却只是用一种淡淡的语气。他在1965年1月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然而，自己周围战友的牺牲极大地强化了毛泽东对人生的使命感。1964年5月他在会见外宾时说：“我打了二十五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他把“没有被敌人打死”归结于“偶然性”，而自己只是一个幸存者，而幸存者就应该肩负起完成牺牲战友遗愿的责任。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大”，特别安排了一个议程：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情绪激昂的讲话。他说：“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在二十四年里，单共产党人就死了几十万，革命民主主义者跟我们一道反对外国的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成百万地牺牲了。”“烈士们是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 在他的许多讲话中，都极富感情地表露了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一直到他晚年，从他对身边人吐露心声的多次谈话中都能听到他的感慨：“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正是在这种强烈使命感的推动下，已经成为新中国这艘巨轮掌舵者的毛泽东，非常想在自己的生命期内实现“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这个伟大的理想。他用“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样的词句表达内心的时间紧迫性。当有人批评他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时，他非但不否认，反而回应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感叹岁月流逝之快的毛泽东，总是想在有生之年把中国面临的紧迫的事情都办完。

　　步入晚年后，这种紧迫感就更强了。1961年9月毛泽东接见蒙哥马利元帅时说：“中国有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现在只有一个五年计划，到七十三岁去见上帝。”毛泽东以这种订“五年计划”的方式来鞭策自己用最好的工作成效来安排自己的余生。1972年2月12日凌晨，已近80岁高龄的毛泽东因心律失常突然休克，经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他对自己差一点死掉并不在意，却对身边的医护人员半开玩笑地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们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可见，中国还没有富强起来，是他放不下心，死不瞑目的一块心病。

　　对于人生价值的肯定和重视，也使得毛泽东对“死”有特定的看法。正如大家所知，毛泽东对正常的生老病死抱着十分豁达的态度。他不仅不忌讳谈论“死”的话题，而且常常用幽默的语气说死是“辩证法的胜利”。他还很认真地对身边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然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毛泽东对“死”却显示出异乎寻常的郑重。1944年9月5日，一位名叫张思德的中央警备团普通战士，在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死。毛泽东得悉后，当即作了三条指示：“第一，要把张思德身体洗干净，穿上新衣服，入殓前要派战士给他站岗；第二，买一副棺材，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毛泽东亲笔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在追悼会上作了近半个钟头的讲话。毛泽东讲话时没有稿子，随着满腔激情的即兴表达，涌出了许多震撼人心而千古不朽的语句：“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人生的结束不是由于自然规律，而是为了体现人生的价值，那就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死”就配得上“牺牲”这个庄严而神圣的词。毛泽东的这个生死观，集中地体现在他为一位年仅十四岁，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所题的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八个字，可谓字字重于千钧。可以无愧于这八个字的，也包括了毛泽东的六位亲属。他们是：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47岁)和毛泽覃(30岁)，毛泽东的结发妻子杨开慧(29岁)，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28岁)，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24岁)，毛泽东的侄子毛楚雄 (19岁)。

　　在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那个年代里，许多青年在毛泽东光辉人生的鼓舞下，也在用“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这样的问题来拷问自己。他们不愿意“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愿意” 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由此涌现出一大批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建功立业的英雄。那么，今天新时代的青年们，又该如何回答这个人生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