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反对八大决议里那句话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建国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是在新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围剿封锁，取得第一个五年计划伟大成功的形势下召开的，它要回答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如何在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着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对这个大会所作的决议，毛泽东却持有异议。据王光美回忆，八大结束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就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八大后毛泽东在党的重要会议上多次对该决议提出批评，直到他晚年的1967年11月，他还很生气地说：“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八大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召开的，他会后反对的是决议中的一句话。
大量档案材料表明，八大从筹备到召开都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体现大会精神的几个主要报告进行了极为认真的研究，尤其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到了精心雕琢的地步，他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讨论，又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他对政治报告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他亲手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批语达28条。可见他对这次大会的极端重视。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也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和胡乔木负责起草的。毛泽东多次约谈两人讨论决议稿修改问题，并提交大会代表讨论过两次，提交大会主席团讨论过三次，决议草案经过了五稿修改。决议的中心思想是：面对“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对此并无异议。但是，离大会闭幕式开会只有一个小时的时候，给毛泽东送来的决议定稿中，加写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据现存档案，在写有“定稿”字样的决议(草案)印刷稿上，可以看到这个临时加上去的句子。据胡乔木说，加写这句话是陈伯达的主意。由于大会马上就要闭幕了，不可能再把稿子拿到大会主席团讨论，想改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只好签发，过后就觉得不妥，但已被大会一致通过。事后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当时他是被强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
毛泽东对这次大会倾注了大量心血，反映了他对大会的极大期望。他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将会迎来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化，彻底改变中国近代以后一百多年积贫积弱、受人欺负的悲惨局面，实现他自青年以来就立志奋斗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在八大筹备会议上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很豪迈地提出了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在这个向全党充满豪情壮志的宣示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毛泽东从内心发出的对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无限憧憬和无比自信。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那句被加进决议的话如此不满呢?
二，毛泽东认为那句话是违背马克思主义、也是违背中国实际的。
毛泽东在1959年组织高层干部研习政治经济学时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讲过一段相当完整的话：“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这就是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的生产关系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就是必须对其改造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第二，“生产力的大发展”，“物质基础的增强”，要以“生产关系搞好”为条件;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是如此，依然要以此为纲。
那句塞进决议的话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违背了上述原理，它隐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认为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中国的社会制度冒进了;二是认为中国的生产关系既然已经跑到了生产力前面去了，足够先进了，以后生产关系就不需要改革，只剩下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了。这个问题当时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质疑和激烈争论，在八大结束后的两个月中，全国就有20多种报刊展开讨论，许多刊物还开辟了专栏。可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就是这种分歧导致了日后一系列重大的路线之争。
仅从字面上看，决议上被毛泽东认可的“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与后来加进去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意思上似乎差不多，实则不然。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其现实的生活条件始终存在矛盾，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如此。在阶级分化以后，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众失去了自己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只有在他们取得了社会主导地位之后才有这种可能。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可能把解决“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明确一点说，解决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任务”，而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则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条件和动力来源。
毛泽东的观点不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从新中国建国的实践所得出的结论。从1949年的全国解放到1956年的八大召开，短短几年就使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令全世界刮目相看。是什么原因呢?人，还是那些人;资源，还是那些资源，唯一改变的就是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毛泽东特别指出：新中国一建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对国计民生起关键和主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因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新中国建国后所获得的生产力大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正是这部分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
另一个涉及面最广因而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是农村合作化。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以分散的个体生产为特点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实现工业化的障碍。所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改革小农经济的过程。问题是：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改革之路。毛泽东指出：“发展农业可以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让农民的命运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的手里，极少数人发财而大多数人贫困和不断破产。一条是社会主义道路：让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掌握自己的命运，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毛泽东认定，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现代化不仅必要而且具备条件。与此相关，他认为：“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到八大召开前夕，实践已经证明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不仅粮食连年增产，农民的收入普遍增加，而且显示出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机械耕作与机械排灌等方面的发展前景，还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毛泽东对农业集体化始终一贯大力推进的态度有所不同，他当时对残余的民族资本主义似抱有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京的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座谈。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国有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
这段话，现在读起来也许会感到有点奇怪，然而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观点来看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控制国计民生的主要行业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实行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下，只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留一点资本主义的尾巴是有益无害的。这部分残留的私营工商业可以弥补“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这类问题，适应了“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这种情况，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当然，毛泽东不会刻意去阻挡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但后来他也从没有提出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之类的口号。如王震后来回忆，他“当面亲自听到”，在文革中有人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毛泽东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对捍卫农村集体化的极为坚定的态度，他甚至讲过即使冒着党发生分裂的危险，也要坚决反对回到单干。他指出问题的尖锐性在于：“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这里讲的“落空”，就是指，在落后的小农个体经济下，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必定要落空。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向身边干部袒露了自己对这个问题从更大的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角度所作的思考：“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与此同时，在保障农村集体化的前提下，毛泽东主张积极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他在1958年人民公社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提出：“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他在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多次批评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否定商品经济的极左思想，他认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态度 “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表明，毛泽东认为在保证社会总体上的社会主义大方向、坚持共同富裕的前提下，利用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中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一种从中国实际出发、严肃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关系基本原理的态度。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1970年至1976年期间，农村“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正是毛泽东这个思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成果。中国后来出现的农村富裕乡镇，毫无例外都是享受了乡镇企业的红利;其中坚持集体享有经济发展成果的那些村子确实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所有制解决后，生产关系还有没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呢?
事情很快就从理论上的分歧变成现实中的问题。
1956年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曾经满怀欣喜地期待着，随着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生产力将会获得极大的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显著特征就是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赞颂人民群众的这种精神状态，他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
然而，毛泽东很快“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他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问题：在所有制解决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还有没有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必须改革的东西呢?他发觉，“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
毛泽东在1958 年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毛泽东明确指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论断。它指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完全解决，还必须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它“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仍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在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时代还不可能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不可能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进行探索的一个新问题。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解决了没有呢?毛泽东说：“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最多的批评就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斯大林否认矛盾造成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在遇到实际存在的矛盾时因为没有理论和思想准备而处置不当，搞了肃反扩大化;另一方面对实际上正在不断膨胀的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恶果视而不见，日趋严重。
以苏联为鉴，毛泽东“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他创造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课题。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著名的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在他所准备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毛泽东认为，表现在执政的干部(官)与广大群众(民)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干部一边。毛泽东在1957年4月19日为中共中央专门起草了一个指示，督促各级领导认真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贯彻，以十分严肃的口气问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该指示把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讲得很明确很具体：“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
现实情况的发展不断地给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实际依据，而且越来越显示出生产关系的这部分因素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
毛泽东曾经寄予厚望的“大跃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曾经令他兴奋不已的“人民公社”招致严重的挫败。毛泽东在沉痛总结教训时，一方面检查了最高领导层尤其是他本人脱离实际情况的决策失误，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浮夸风，瞎指挥，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等等作风所起的恶劣作用。毛泽东发现：在农村，“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在工厂，“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在各种事业单位，“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等等。这些情况损害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情感，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生产关系的几个方面是互相影响的。一旦人与人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恶性膨胀，权力集中在管理层，人民在生产决策、特别是分配上毫无发言权，而管理层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而是围着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进行管理和分配，一些高层干部脱离劳动而又享受高薪及各种特权，还对工人群众实行关卡压，特别是当管理层变成抱团成窝的贪腐利益集团，那么，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种情形的发展，使得毛泽东越来越警觉。1965 年 1 月 5 日他读到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信。信中说：“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尖锐地批示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四，不解决人们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理论判断：即在所有制解决之后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就不能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把这件事称为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在组织高层研读政治经济学时说：“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八大后，中共曾一度有提高农村集体化公有程度的设想和探索，但毛泽东很快意识到这是不现实的;随后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基本恢复到八大以前的合作化程度。在此之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制情况没有大的变动。在所有制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所投入的最大精力就是放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干群关系方面。
在关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新的阶级分化。他在1959年组织研读政治经济学时向一起研读的高层官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毛泽东对相互关系问题更为深入的一个重要理论思考，即随着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发展和固化，有可能导致与大众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阶层出现。这个问题，最早见诸中共重要文献的，是1956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1965 年在陈正人那封信的批示上，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说他们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又对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源谈了看法：“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干部子弟特殊化所造成的等级制度固化的问题。他多次批评干部子弟有优越感，脱离群众，并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从而形成与普通工人农民相对立的特殊阶层。所以，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 要求干部子弟“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从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打出来的那些老干部享有国家的某些照顾，这是由历史造成的，但是他们的子女因此而沾光就是一种封建“世袭”思想的影响。对此，毛泽东多次十分担心地对女儿李敏说，如果不注意，干部子弟会成为“一大灾难”。
客观地说，由于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敲警钟，整顿作风，严惩贪腐，采取了如干部参加劳动等一系列改善干群关系的措施，使得他那个时代中共总体上保持了清正廉洁，联系群众的作风，正如毛泽东一再所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那种脱离群众进而形成特权阶层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他对这种危险的关注和警惕并非无的放矢。苏共最后垮台的结局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毛泽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还必须解决人与人相互关系特别是干群关系的思想，必将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他有限的人生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个重大课题，但是他给一切真正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指出了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方向。
林之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