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
关于毛泽东和计划生育的关系，如今仍有一些负面的、错误的舆论导向，如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在人民网诬蔑毛泽东强烈反对计划生育；凤凰卫视造谣说毛泽东起初支持计划生育，后因“超英赶美”而转向；中国政府网则在2012年4月10日发表的《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一文中，仅仅提到1957年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计划生育，而且说“由于受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的影响，以及社会文化和技术条件等诸多限制，计划生育工作遭受大的挫折并一度停顿”。
1979年7月23日，北大党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其中写道：“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完全是为了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为党献计献策，不料他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却遭到陈伯达、康生之流的迫害，何罪之有?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批了一个马寅初，人口增长了六亿。”1979年8月5日，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光明日报》，发表了记者朱相远的报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从此这一说法谬种流传。
实际上，这些都是对毛主席的诬蔑，因为毛泽东主席曾19次明确提出“计划生育”，数十次谈到“中国人口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以及“如何搞计划生育”等问题，而且，文革时期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明显成效，“遭受大的挫折并一度停顿”的说法缺乏依据。
一、1949—1953年鼓励生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是鼓励生育的，这是因为连年战乱，人口减员非常严重，加上国内匪患频繁，仍在进行战争，为推动经济建设、满足战争需求，迫切需要扩大人口规模，为此，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如1950年4月20日，卫生部和军委卫生部联合发布《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1952年12月31日，卫生部制定了《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一方面是为鼓励生育，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孕妇私自堕胎，不仅很难达到效果，还往往造成孕妇大量病亡。
后来由于城市婴幼儿死亡率已经下降，部分干部和城市居民因为工作和住房等现实压力，产生了较强烈的避孕需求，而1952年11月在印度孟买成立的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已开始关注并宣传控制人口的思想，由此必然影响到中国，如1953年1月12日，卫生部曾通知海关：“查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应禁止进口”，虽然稍有转向，但1953年春，有人建议实施“计划生育”，建议仍被退回。
二、1953——1957年思想转向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国际环境趋稳，国内建设步入正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亦将开始，这时，毛泽东开始注意到人口计划增长的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已经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
为摸清中国的人口底数，1953年6月30日开始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便为人口政策的决策做依据。1954年公布结果：大陆人口为58260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0‰，每年净增1200万人。在看到中国人口迅速膨胀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关于“计划生育”的思想开始转变。
如1953年8月，邓小平副总理敦促卫生部下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1953年9月29日，周总理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指出：“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大负担。”
1954年11月10日，卫生部下发《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售，不加限制。”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委员长在一次关于节制生育的会议上宣布：“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6年1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出：“除了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
1956年9月16日，周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2次讲到节制生育。
1956年10月12日，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
1957年2月，毛泽东接见全国学联委员时说：“中国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北京现在有360万人，将来要是有3600万人，北京市长如何得了。”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增加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以上。” “在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和乡村，要求节制生育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了。我们应当根据人民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节制生育的措施。这个工作的推行，应当得到人民的自愿合作。” 并专门提出：“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生育限制委员会当年成立，标志着政府开始设专门机构研究人口问题。
1957年3月1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结束语中指出: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有些时候增加一点，有些时候停顿一下，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颁布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首次写入了计划生育内容，计划生育开始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
三、1957——1961年公开辩论
作为高级领导干部，马寅初深谙中央关于人口政策的转变，随后于1957年7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1950年撰写的《新人口论》。
虽然号称“新人口论”，其实马寅初的论点并不“新”，仅与张竞生1920年的观点非常类似，比如避孕、晚育；“对只有两个孩子的父母加以奖励，而对超过两个孩子的父母要抽税”。其中，也有些错误观点，如把下层阶级的失业和贫困归之于所谓“自然法则”，而不是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他在《新人口论》中声称：“帝国主义、封建致以和以四大家族为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固然是造成我们贫困的根本原因，但是人口众多这个事实的本身，也是我们贫困的原因。”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竟然说，“要和平共处，做到我不侵略人家，也不要人家侵略我，就非控制人口不可。”这和帝国主义鼓吹的“黄祸论”非常想起。此外，马寅初还置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于不顾，大谈“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
这显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党的一系列主张，刘少奇随即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不点名地反驳了邵力子、马寅初等人的观点：“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
1959年、1960年，《光明日报》、《新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批驳马寅初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人口论）。马寅初也毫不妥协，1960年1月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说批他的文章“不但没有驳得‘体无完肤’，反而驳得‘心广体胖’了”。可见，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领导同志和学者批判马寅初，并非是因为其“主张节育”的观点，而是因为其他错误观点，此举当然是正确的。
在50年代中后期，对马寅初的学术批评也很注意分寸。当时写文章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部分是报纸和刊物的读者;这些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没有什么扣帽子的现象，更没有什么人身攻击的地方，用语也比较和善，许多人在文章里还尊称马寅初为“马老”;而且当时的报刊不仅发表了批评《新人口论》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反批评的文章，并没有出现“以力压服”的现象，即便是康生与陈伯达的加入（实际上这是谣言），也只是以平等的学者身份而非以官员身份加入批评队伍的，况且当时马寅初的职务并不低。对《新人口论》的批评与反批评从1957年一直延续到了1960年，这一事实正好说明，当时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的，是政治民主的体现。
另外，北京大学校办秘书揭发马寅初在商务印书馆有股票68000元，在上海闸北火力发电与自来水公司有股票约20000余元，每月还收取房租160余元等。当时，马寅初所持股票数量是笔巨额资金，作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领着副国级工资（相当于行政三级，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是行政二级，宋庆龄是行政一级），配有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几套宽敞的住房、轿车，享受一系列特权，自己却还拥有大量的股票和房产，这不是资本家是什么？因此，马寅初在辩论会上经常理屈词穷，顿感脸面无光，于1960年1月主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到3月底获得批准，但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如仍担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1965年8月应邀参加周总理主持的欢迎李宗仁归国的茶话会；1965年担任了刘少奇任主任的孙中山纪念委员会委员；文革中几乎未受到冲击;1972年中央专门批准了马寅初的直肠癌手术，以当时整体的医疗条件，这算是很特别的照顾了，虽然手术后因病瘫痪，但一直受到很好的照顾，并又活了10年;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马寅初还到医院出席遗体告别仪式;1977年马寅初参加了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1978年初，马寅初96岁仍被安排任全国政协常委等。
相比马寅初，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计划生育，1959年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出现“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类的口号。
四、1962年——1976年开始实行
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增速大幅下滑，但1962年又恢复快速增长，为此，1962年12月1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部完成和力争超额完成精减任务的决定》指出:现在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中，特别是在城市人民中，大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
1963年5月3日，毛泽东会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 两天后，即5月5日，毛泽东会见马里文化代表团时说:中国大是大，但人太多，难办，这么多人要吃饭、穿衣、住房子。
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时说:中国人多，他们怕。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
1971年7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降低，力争到一九七五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原来城乡综合增长率就低的，如上海全市已降到千分之九点零一，则不应回升。”首次提出把人口自然增长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计划生育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3年6月20日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委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开展计划生育，降低人口出生率。争取到1975年，把城市人口净增率降到10‰左右，农村人口净增率降到15‰以下。各省、市、区都要由主要的负责同志，认真抓好这项工作。”人口规划第一次被正式纳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并成为中央和地方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历次国家计划均包括有人口指标，使计划生育真正做到名实相符。
1973年7月16日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华国锋兼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1973年12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晚”即晚婚晚育，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即少生，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
1974年底，毛泽东在《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 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
当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滞后性和中国国情的复杂性，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963年达到3.35%峰值后缓慢下降，随后5年稍有波动，稳定在2.78%的水平，并于1968年由2.75%稳定地缓慢下降，1976年达到1.272%， 1979年达到谷底的1.161%后，1980年开始迅速上升，从1981年连续11年超过1976年的数据，直到1992年才重新下降到毛泽东逝世时1976年的水平。
五、毛泽东时代计划生育与后世的区别
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在贯彻69号文件，把“最多两个”去掉，变成了“最好一个”，独生子女政策至此正式开始；1980年９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1981年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1年11月，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限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1982年９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从此，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被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198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1.661%的峰值后再次下降，直到1992年才下降到毛泽东逝世当年的水平。不过，虽然都叫计划生育，但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与后世的计划生育有显著不同。
一是目标不同。毛泽东时代的目标是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所以并不绝对强调节育，而是人口随增长与经济社会一样呈现“波浪式增长”，而后世的计划生育本质是“独生子女”“一胎化”。
二是重点不同。毛泽东时代提出“先城市后农村”，偏重城市；后世由于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得到控制，将重点转向农村。
三是手段不同。毛泽东时代提倡“加强教育、启发自觉、政府支持”，因此，加大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政府免费提供避孕药具和技术，在农村有大量赤脚医生给予帮助；尤其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强制计划生育，早在1958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就提出：“你现在要人家节育，但我们一是工具不够，二是宣传不够。农民字都不认识，还有早婚的习惯，你强迫他节育，又不行，他不能控制自己”。毛泽东在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就认识到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后世更提倡计划生育的强制性，将节育与公职人员的奖金、晋升、分房等福利挂钩，农村出现了“牵牛、赶猪、扒房、收粮”等现象。
从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后的舆情看，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更科学、更人性，更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20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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