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飚：《毛泽东时代研究》各分册主要内容简介
本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阐述了社会价值评判的理论与方法，力求建立“科学认识观”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及传播路径。
《毛泽东时代研究》各分册主要内容简介
毛泽东时代与社会评价论（第一册）
本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阐述了社会价值评判的理论与方法，力求建立“科学认识观”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框架及传播路径。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科学的社会评价为基础，以真实、公正、健康向上的媒体传播为引领，试图逐步推导出一整套科学的社会价值评判体系，推动形成有利于当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大革命（第二册）
毛泽东率领党和人民军队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实施的是“军事大革命”。建国之后，如何巩固政权，持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大课题，再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为确保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老人家又亲自带领我们党先后探索性地开展了以政治大革命、经济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为主要特征，分别以巩固人民政权、推动经济建设与推进上层建筑领域改革为主要奋斗目标的三大革命，构建了毛泽东时代不断继续革命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本书主要内容就是以“政治大革命”为基本出发点进行全方位阐述的。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大革命（第三册）
阶级斗争主要是改变上层建筑及社会经济制度，为发展生产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当我国全面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后，中国革命就由“政治大革命”为主转变以“经济大革命”为主，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集中主要精力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期间，毛泽东初步提出了“在建国一百周年之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规划。本书主要内容就是以此为目标，分阶段阐述了这一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第四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亿万人民思想灵魂的大革命，是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革命。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晚年光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本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把它放到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全过程中去研究，透过各种历史现象，找到引发这场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并且努力发掘这段历史所反映出来的必然性规律，从而对其作出科学客观的评判。
毛泽东时代研究：（二）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大革命
（1949年10月—1956年8月）
银河出版社出版
谨以此书敬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目 录
总序言
引 言
第一章 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节 定纲建政力绘宏伟蓝图
第二节 新中国诞生的前夕
第三节 开启毛泽东时代
第二章 持续推进民主革命
第一节 向全国胜利进军
第二节 和平解放西藏
第三节 没收官僚资本与建立国营经济
第四节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第三章 巩固新生政权与推动社会建设
第一节 震惊世界的抗美援朝
第二节 坚决镇压反革命
第三节 推动反腐倡廉的“三反五反”
第四节 移风易俗与社会改造
第五节 把握主要矛盾与推进社会发展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的财政经济建设
第一节 突破经济难关确保人心归一
第二节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
第三节 全面恢复国民经济
第四节 增产节约与反对浪费
第五章 党的建设与七届四中全会
第一节 高、饶事件与党内路线斗争
第二节 坚持团结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第三节 建国后首次路线交锋及其反思
第六章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一节 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第二节 制定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第三节 以重点工程为主导的工业基本建设
第四节 力争尽快初步实现国家工业化
第七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
第一节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节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八章 农业农村发展与工业化战略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我国工业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第二节 合作化与统购统销
第三节 创新现代屯垦戍边制度
第四节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历史认识价值
第九章 制定宪法与全面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第一节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第二节 创建中国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第三节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第四节 以中央集中统一为基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第十章 开辟民主法制建设新纪元
第一节 毛泽东法制建设的伟大实践
第二节 毛泽东依法治国的原则
第三节 毛泽东推动大民主的主张
第十一章 国家各项事业创新发展
第一节 发挥知识分子独特作用
第二节 推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第三节 改革旧教育发展新文化
第四节 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发展
第十二章 强化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
第一节 迈开建立军事领导体制新步伐
第二节 明确总方针与规划新蓝图
第三节 建设合成军队与筹办军事院校
第四节 推动制度创新与制定国防战略
第十三章 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第一节 新中国外交与对苏友好关系
第二节 中美之间的对峙与斗争
第三节 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
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
毛泽东时代三大革命总序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两对基本矛盾包含着三大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相互联结、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层层决定和层层反作用的关系，构成了以生产力发展为最终动因的整个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社会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历史。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建党以来，就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人，也就始终把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建立只有公平正义、没有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当成终身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多少革命先烈、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乃至发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时代最强音。
如果说，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我们党所要迫切解决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党和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需要运用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去完成，而它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军事大革命”即武装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政权、巩固政权、改造与发展未来社会的任务更艰巨、斗争更复杂。恰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的新时期条件下，为确保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老人家又亲自带领我们党就解决我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先后探索性地开展了以政治大革命、经济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为主要特征，分别以巩固人民政权、推动经济建设与推进上层建筑领域改革为主要奋斗目标的三大革命，构建了毛泽东时代不断深入革命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本书正是按照这一内在的历史逻辑来演绎毛泽东时代的史实，并编撰阐述相关的史料的。由香港著名人士张迪杰主编、润东出版社于二〇一三年在国内首次出版的五十二卷本《毛泽东全集》则是编著者名副其实的重要精神支柱与主要参考资料来源之一。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曾说过：“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龚老先生在这里强调了思想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想要一个国家灭亡，就要先让这个国家没有历史文化作为支撑；想要灭掉一个民族，最主要的是让这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思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的支撑点不是金钱和权利，而是他们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通过对照历史的得与失，用于时刻鞭策自己，让国家得以发展。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了前朝圣贤最为宝贵的精神品质!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仓库”与“精神基地”，也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历史不仅有助于提升民族素质，还能极大地增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所以任何一个优秀的国家和民族，都会珍爱并善待自己发展的历史。这样的态度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过去，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
作为编著者，我的写作动机主要在于自己多年的遗憾与愤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们党内外某些专事颠倒黑白的所谓党史国史研究者们，以“正名”为幌，以“解密”制谎，离开特定的历史存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在实际上告诉年轻一代的是“毛泽东在改革开放前折腾了二十多年，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对资本家改造消灭了物权保障，反右派消灭了良知，大跃进消灭了科学精神与经济规律，文化大革命消灭了法律和信仰”。“毛泽东打跑了国民党，消灭了地主富农，改造了资本家，整治了知识分子，发配了青年学生，斗死了众多老干部。”甚至为了将共产党内个别丑类炮制的所谓“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的歪论能出自“权威人物”之口，以谣言的形式传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所言，尽管这一谣传已被陈云的女儿陈伟力亲自揭穿，但至今仍到处传播，流毒未尽。试看那些载入史册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几乎个个都是贤人、完人，唯独毛泽东一人背负诸多“罪名”、“错误”，岂不滑天下之大稽！毛泽东在特定语境下所说的许多名言警句都被篡改的面目全非，所谓“倒三七开”更是成了专为某些污蔑毛泽东的人所开辟的“特殊通道”。
然而，这一点就连美国人也看不顺眼。前些年，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就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让其受到恶意谩骂。……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家丑不可外扬”这一出自中国并被全世界都认可的哲理，而你们中国人现在却在违背。这是在自毁民族啊！是会影响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的，中国人应当自省啦!
托尼·赛奇接着说，以我观察，中国现在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第一种人，是传统西方政客，这是他们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和平演变”首先就是要否定那个国家最有影响的人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接受他们的思想，过去在东欧是这样，在苏联是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第二种人是中国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害怕”毛泽东思想回暖，给他们既得利益带来威胁，他们要维持现状，甚至是要建立有利于他们的政治新秩序，就必然要否定毛泽东。第三种人是一些过去毛的“仇人”的后代，即国民党时代的官僚和地主的遗老遗少们。因为他们的先辈在“毛的时代”失去了大量利益，所以怀恨在心，于是对毛极尽诬蔑之能事。
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我们西方的自由世界中，任何一个不带“有色眼镜”的人都尤其尊重你们中国的毛，他是一个值得所有对手尊敬的伟人，他将他和他几乎所有亲人都献给了这个民族的劳苦大众。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他的精神和思想不光值得我们西方世界研究、学习和尊重，更应该值得你们中国人了解、尊重和学习，因为他是你们中国人屹立于世界民族前列的财富和基石。托尼·赛奇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很遗憾，在我们西方世界，将毛先生的精神与思想上升到一种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时候，在你们国内却出现了大量忽略、诋毁甚至是造谣中伤毛先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世界里，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否定“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其实，我们西方世界特别重视和珍重毛的思想和著作，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研究学会和军界，毛的思想和著作是必修课。我想你们也听说过了，毛的军事思想和政治理论早已经是“西点军校”中的必修课，而且也是学界在研究亚洲问题时首先要研究的对象。毛的为人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更是不可思议的，就连尼克松这些他曾经的对手也不得不感叹，毛近乎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世界上还有谁见过将自己那么多的亲人的生命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事业的领导人？难道这样的人不应该值得所有的人珍重吗？如果还有谁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的牺牲，才有资格来批评这个伟人……有一样事情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在你们中国弃之不用的东西，在我们这儿却成了宝贝。我们用来研究、学习和改进后，反过来却用你们创造的东西变成了战胜你们的武器，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托尼·赛奇在谈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当前政治困局及未来时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贫富不均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种两极分化伴随着权力私有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是越来越突出，毛的思想重新被更多的普通群众重视起来。如果一味地否认或者清除毛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只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可能造成分裂！中国当前严重的腐败问题，既有制度上的缺失，更有思想上的混乱。要知道，在中国这个传统的特别注意道德修养的礼仪之邦，政治上的腐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制度上的缺失，但思想上的混乱，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而导致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就是新的思想并不为人认可，而毛的思想却被人为地极力淡化，这就是造成中国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
如今中国的年轻一代也许并不知道，毛泽东从一开始建国就致力于在上层建筑领域通过围绕一系列具有强烈政治大革命色彩的群众运动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从经济基础上彻底瓦解私有制，创建了一个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一个发自真心服务于全国各族人民的中央政府；一场胜利的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援朝战争；一场成功的反对党内外敌对分子的“三反五反”运动；一部富于中国特色并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宪法；一项植根于国情实际的中国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实现了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三大改造的公有制国家。这“六个一”毫无疑问地标志着毛泽东时代开创以来，以政权的建设与巩固为主导的政治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当然，初步的成功并没有让毛泽东停止前进的步伐，为彻底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老人家紧接着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叶发动了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三面红旗”的经济大革命。这场以“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激发亿万人民改天换地的热忱为动力，以“超英赶美”为口号，力求实现经济建设大飞跃的革命，尽管一度因天灾人祸遭受挫折，但经过调整后仍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一批以黔桂铁路、“红旗渠”为代表的至今仍在发挥巨大经济效益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农业水利设施；一场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一批以大庆、大寨为引领的在极端困苦条件下取得经济建设奇迹的先进集体典型；一批以雷锋、焦裕禄为代表的一生服务于人民的共产党人道德标杆；一颗震惊世界的原子弹；一个初步建立部类比较齐全的国家独立工业体系。这“六个一”与当时所创造的无赌博、无匪患、无黑社会、无贩毒吸毒、无拐卖妇女儿童、无卖淫嫖娼、无性病、无假货、无巨贪、童叟无欺的“十无”社会，理所当然的同样标志着毛泽东时代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经济大革命的伟大成功与胜利。
更令人钦敬的是毛泽东在七十三岁高龄之际，仍试图通过最为广泛的群众运动来揭露与批判执政的共产党内自身的阴暗面，毅然于六十年代中期发动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主要目的在于：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乃至新中国的上层建筑进行全方位的重新构建。其最终目标在于：通过这场大革命培养与造就千百万经风雨见世面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它，老人家不惜粉身碎骨，甘冒林彪一类实施“五七一工程纪要”所带来的生命风险；为了它，一生无私敌的毛泽东让亲人同样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与磨难，毛泽民之妻朱旦华因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曾受到冤屈，连“双重儿女亲家”--毛岸英与毛岸青的岳母张文秋也毫无例外地接受了党组织的相关审查。如今觉悟后的朱旦华老人就说过，伴随着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层出不穷，带来了亿万中国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逆思考”。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泽东当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是对抑制并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与布局。现在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种因为过去群众运动出过一些偏差，就把发动群众公开监督执政党的方式彻底否定，恐怕也是走了极端。任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做法，都将损害党的利益乃至人民的根本利益。
尽管那场以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为突破口，着重于生产关系改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某些人“彻底否定”，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毛泽东在这场大革命中提出了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创作完善了一批以样板戏为圭臬的革命文艺作品；一个世界上唯一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成功发射一颗研制速度超美赶苏的氢弹；一颗《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的人造地球卫星；一个以赤脚医生制度为基础，低成本覆盖中国农村大地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选拔了一批以陈永贵、吴桂贤、尉凤英等入选政府“内阁”或最高权力机构的工农出身的当家人，并力求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接班人序列；一场抗击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胜利；一个重返联合国并担任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同时还涌现了一批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代表的从农村最基层的党支部负责人干起而如今堪当重任的知识青年榜样；就连中国首次荣获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二〇一五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她所率先萃取的在世界各地抗击疟疾显示奇效的“中国神药”青蒿素等成果也产生于这个时代。作为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我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告诉未来：这“十一个一”永远闪耀着以突出思想文化建设与上层建筑领域改革为主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光辉。
美国历史学者瑞贝卡·卡尔在她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序言中曾明确表示：“我认为，只有将毛泽东放置在二十世纪的全球背景之下，也就是让他置身于社会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抵制资本主义、冷战和激进的第三世界主义等风起云涌的全球浪潮之中才有可能重新正确评价毛泽东”。“书中，我将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诠释为中国乃至全球社会主义历史的核心，也是上个世纪社会改革以及现代化历史的核心”。“缅怀毛泽东也是回顾一个事事皆有可能的时代，是为了牢记全世界所承受的苦难都是可以反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将毛泽东置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大潮中来考察，也就是作为一个革命的缔造者来考察”。“（本书）致力于还原毛泽东——为他的时代，还原作为二十世纪历史主潮的社会主义及其革命实践。……还原一种世界背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总体意识，他为什么崛起，是什么能让他和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又是什么让他成为一位极具独特影响的领袖人物。”这恰恰也是编著者本人心境的坦露，真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事实正如一些富有良知的人所作出的社会价值评判那样，毛泽东时代工业发展是世界上最快的，而农业受制于自身发展投入多且见效慢，以及加快工业发展必须提供大量原始积累的约束，也许相对慢一点，但较之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来说，中国没有像英国发生羊吃人一般的罪恶血泪史。在新中国那种时刻处在“准战争年代”里的我国人民用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忘我精神，二十多年几乎走过了资本主义二百多年走过的工业化道路，而且还是在外部强力封锁、内部非常贫穷的情况下挺过来的，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从一定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更是人类有史以来，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实现“双赢”做得最好的年代之一。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资本主义有的，我们几乎都有了，特别是有了部类比较齐全的国家独立工业体系，并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第三军事强国、第六科技大国。也难怪当今正率领俄罗斯不断走向复兴令俄国人普遍敬仰的普京总统动情地说，我的偶像是毛泽东！中国的毛泽东主席，是人类社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的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人民崇拜！因为他赢得了绝大多数人和许多正直善良的外国领导人由衷的和发自内心的崇拜！我的从政之道，就要像毛主席学习。
恰如曾对毛泽东学说有过质疑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的知识分子代表何新先生在《重论毛泽东》中的慷慨而言：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够像毛泽东那样，凭借几乎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短短二十八年之间，审时度势，谋形造势，纵横捭阖，横扫强敌，缔造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支装备简陋而能克敌制胜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赤贫然而精神强大的新兴共和国；毛泽东则成为这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地域相当于全球大陆面积十五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高无上的国父和领袖。近三百年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领袖，敢于像毛泽东那样地蔑视世界殖民主义的西方强国和作为二十世纪超级大国的美苏两霸；蔑视西方的整个工业化世界包括联合国及全部所谓的“世界新秩序”。一九五〇年新中国立国之初，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兵朝鲜，对抗以美国为首率领的联合国十六国（英国、法国、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百万大军，此战美国派出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二分之一。面对这样强大的阵势，只要敢于迎战，即使战败也是英雄。然而毛泽东在万里之外遥控战局，将二战中克胜日本天皇大军、威名盖世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打得丢盔卸甲，弃印而去。此后，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报复、封锁和堵截，较量几十年，最终毛泽东迫使全世界不仅向他低头，而且为他喝彩，甚至连超强敌酋也不得不对他输诚俯首！毛泽东向来蔑视联合国某些人曾垂首听命于美国佬。但当一九七一年十月中国使团骄傲地带着毛泽东著作和中国理念回到纽约联合国大厦的时候，中国人所得到的却是全世界的欢呼和掌声！“毛泽东现象”是人类历史绝无仅有不可思议的神话。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率领亿万贱民造反的领袖，是率领奴隶粉碎锁链的英雄；毛泽东是政治的角斗士，是现代的斯巴达克斯。他用精神和物质的原子弹摧毁了西方世界的铁幕，至少在那个短暂的时代，让全世界被压迫的贱民和奴隶们看到了阳光与蓝天。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因毛泽东的逝去而终结。但是，毛泽东所留下的精神与政治遗产，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遗产，仍会被后人不断地思索和研究下去。当然，正如一切伟人一样，永远会有人诋毁和诅咒他。因为死去的毛泽东，仍然是资产阶级心目中一个难以消除的魔咒。“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一度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社会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人口最多的伟大国内战争和革命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伟力，试图营造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私有制的“乌托邦”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巍然崛起而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全球帝国主义地缘政治结构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亿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之后的方形大厦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毛泽东逝世，中国所经历的“毛泽东时代”称得上是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迅猛、气势最毫迈、社会主义事业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分落后、分散的国家实现了空前的独立、自主和统一，并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一由人民大众当家作主人的时代；它是我国唯一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伟大时代，同时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时代；它在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始了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在自已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进程；它是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的伟大时代，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时代。无论从社会制度上还是从经济发展上，毛泽东时代都是开创历史新时代的一个里程碑。在整个社会发生巨变的同时，更伟大的还在于毛泽东所倡导的旨在人们思想文化观念上的革命，带来了一次震撼历史的思想大解放。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毛泽东时代是最为光辉灿烂的时代，是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伟大时代！毛泽东时代是以毛泽东精神为显著特征的辉煌时代。毛泽东是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象征。毛泽东精神是中国人民取之不尽的丰富矿藏。老人家在艰难险阻、惊涛骇浪中奋勇搏击的精神，将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建设革命事业和创建美好生活的巨大力量。毛泽东精神像江河行地，生生不息；像日月经天，光照千秋。
最后，让我们以当今中国领袖习近平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自述》中的一段话，作为“总序言”的结束语：“我们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尔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编著者
2016年9月9日
修订于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
引 言
旧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共产党人如何领导人民革命，夺取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面临的全新课题。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毛泽东在总结成功与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并制定了正确的土地政策，将土地问题与中国革命前途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巨大的革命资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人民军事大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创造--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的有力证明。
建国之后，如何巩固政权，持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课题，再次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老人家在这次会议上的书面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与讲话《不要四面出击》，阐明了党在这个时期的基本策略方针和具体行动纲领，它是我们了解与研究建国初年历史的一个纲。毛泽东那时处在中央领导第一线主持工作，起草了大量的具体指导各方面工作的电报，数量甚多，头绪纷纭，只有掌握住这个纲，才能纲举目张，全面了解毛泽东时代政治大革命的发展脉络。从整体上看，毛泽东为刚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分别制定了各有侧重的发展战略。总的说来：在政治上，是不断实现人民群众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愿望；在经济上，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希望掌握生产资料的需求；在文化上，是不断肃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从而确保让社会主义伟大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首先，毛泽东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开始了生产资料的改造工程，并切实把握好团结与组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时机。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六月二十七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九月十五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九月二十八日，美军占领汉城。与此同时，美国联合整个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战略物资“禁运”也全面升级。面对这样的压力，新中国需要更为坚强的社会支持力量。毛泽东从所有制改革着手在国内组织共产党政权的支持力量。就在美国占领汉城的当天，中国政府宣布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扩大国内爱国爱党力量。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运用人民力量改造旧制度肃清国内敌对分子的同时，也团结了全国农民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毛泽东将土地改革看做是扩大和加固支持共产党的阶级基础的重要举措。土地改革时期，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动摇，只要我们实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得到土地，我们的力量将更强大，也就能更巩固地团结他们。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及广西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要求必须迅速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并明确指示：广西要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八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再次指示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毛泽东全集》第29卷343页）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又电告广东省委要求：“今冬争取完成十一个县的土改是适当的，望照此努力实施。海南岛方面也要用大力督促实行土改。”一九五一年一月，毛泽东告华南、中南局，对海南岛的土改作出具体指示：“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以较为加快，似可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完成一半，一九五二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到一九五二年九月，也就是在朝鲜战争接近尾声，中朝两国人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时，中国大陆百分之九十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七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三千万吨粮食的地租。就这样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最关键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主体人口即广大农民群众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一九五一年五月，毛泽东对周世钊说：“我们志愿军武器不如敌人，大炮都少，飞机更没有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这是因为志愿军战士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到这个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这次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仗。”（《毛泽东年谱》第一卷353页）现在回头看，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本质上是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工人农民最根本与最长远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通过土改赢得了劳动人民的最坚定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如此强大，不仅使共产党由此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而且还打败了支持蒋介石且已拥有核武器的美帝国主义。
就在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再一次预见到西方不会甘心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必然对新中国经济实施更大的封锁和压力，而应对这样的困难需要更为广泛的人民基础。于是，毛泽东决定迅速将小农经济归并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避免历史上必然出现的小农在获得土地后即迅速两极分化的恶果，并由此推进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建设。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要求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那种一些人以“普惠”代替以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为“总路线”的认识倾向，明确指出：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同时，最早明确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要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为主题来抓。老人家指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毛泽东年谱》第2卷189页）同日，老人家还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紧了关于党的总路线在干部中的教育，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是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失去生产资料的流民人数的增长，曾经是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新中国建立后，同样的历史难题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并决定用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明白要保证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占国内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所谓“精英”的支持。只有组织起来的各阶层群众才能形成支持国家的坚定力量，当然，它也不主要来自简单的“惠民”施舍，而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反之，劳动人民一旦失去生产资料，缺少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组织的生产，不少人的身份就立即转变为“流民”，那将使中国陷入危险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抢抓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我国工业化建设予以大力支持的战略机遇，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创造性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胜利成果，无疑是举世瞩目的。它为一九五六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领域，这样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产权支出过大、生产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对罗马尼亚友人谈了自己的初衷，“旧中国一是农民每户平均土地少，二是大部分土地不在农民手里。这是个落后现象。可是这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农民成为革命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求反帝、反封建。把这些东西推翻后，分配了土地，但一看，农民土地还是很少，生活还很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组织起来，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年谱》第3卷334页）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西罗基谈到中美关系时也明确说过：“我们不怕它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至于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毛泽东说：“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毛泽东年谱》第3卷125页）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将西方在同时期实施的对华经济禁运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动力。今天回头看，毛泽东的确料事如神。然而，如果当年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与西方“接轨”，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可能不那么彻底，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就会被庞杂的产权交易大量截流和消耗掉，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增长与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对海外金融绝对依赖同步扩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对正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新中国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溃散，有组织的人民就会由此转化为无组织的“流民”，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及其社会支持基础就很可能会由此解体，如此一来，中国就将再次陷入历史上那周而复始的社会甫稳即乱的周期律之中。
其次，毛泽东对国内外反动派试图分化瓦解新生红色政权的图谋，也早有预防。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和黄炎培探讨过中国历史的周期律问题，如何走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说共产党有办法，这就是民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国共内战之前，毛泽东曾向美国提出访问美国，希望美国接受中国的国共两党政治，但是美国拒绝了，他们要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搞一党专制。即使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打下南京，毛泽东还是友好善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美国又拒绝了。那么，中国就只能效仿苏联模式。因为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的集中化模式不但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且促成了苏联经济起飞，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超级大国。同时，毛泽东也很早就预见到，共产党取得了政权，进了城，可能变质，可能变坏。因此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老人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论，老人家发出警告说，一些人不会在战场上被敌人的枪炮打倒，但很可能被胜利后的糖衣炮弹打倒。
在进北京之前，毛泽东说，我们这是进京赶考，并明确说过我们不能做李自成。把革命胜利后的这种警告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刚一建国就面临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毛泽东就开始着手解决国内的事情，发现新政权的官员照样贪污腐败严重，一九五一年前后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主要是反贪污。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但一九五四年又发生了高岗事件。党内的“山头”斗争历来存在，路线斗争也很残酷，但从来没死人。同王明斗得非常厉害，斗争完了王明，还让他继续做中央委员。张国焘叛变投敌，也没有对他进行追杀。建国后，张国焘就生活在香港，也安然无恙。可革命胜利了，争权夺利，就死了一个高岗。
当年，我们党面对的是两条战线作战：一方面，是由党内反对派勾结而成的官僚主义利益集团，试图把中国革命的胜利转变为少数人改朝换代的工具，让自己及其同僚如同过去的封建官僚一样封妻荫子，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另一方面，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早在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美国即制定了在文化乃至整个意识形态方面分化瓦解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美中央情报局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对杜鲁门和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说：“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美国中央情报局针对中国的相似秘密情报活动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最近被揭秘的《十条诫令》，便很清楚地说明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是怎样对中国的。在中央情报局极其机密的“行事手册”中，关于对付中国的部分最初撰写于中美严重对立的一九五一年，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不断修改，至今共成十项，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怕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有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在美苏争斗得你死我活、对苏情报活动牵涉了中情局主要精力时，尚且出台这样的对中国秘密情报活动纲领，那么，在现在美国已日益明显地把中国当作了“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情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对中国行动纲领呢？
根据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的智囊库兰德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六月份向美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报告：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种种秘密情报活动，过去没有停止过，现在也没有停止，将来还会继续下去。只要中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将是美国挥之不去的一个“心病”，就仍将是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活动的重点对象之一。（转引自新华社2001年7月24日报道）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逐渐背叛斯大林、列宁，这对毛泽东无疑也是一个强烈的警示。毛泽东开始关注并深入研究如何反对以构建新的官僚主义体制为核心的修正主义。反修，就是不再走导致不同社会利益集团重新产生的苏联道路，力求改革苏联模式，这才是基本的历史事实。然而，与前苏联不同，新中国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广大军民，继在朝鲜战争中战胜了美国及其西方集团之后，打破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封锁，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与农业体系，后来又拥有核武器，让迷信军事优势的美国一筹莫展。
于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就将对付中国的主要战略调整为以心战、文攻为主，以武力威慑为辅，试图在中国重演苏联被逐渐和平演变的杰作，以兵不血刃地抵消二十世纪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成果，把中国乃至亚洲重新推回半殖民地状态，继续维持西方对整个世界的“奴役”。为此，对美国政府决策有着强大影响力的智囊库--美国兰德公司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向当政者再次提出新的建议报告，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失效或成效不大时，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战略上的合围；第三步就是在前两招都不能得逞时，不惜与中国一战，当然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的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
当然，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在毛泽东推动中国政治大革命的历史阶段，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我国实行全方位几乎是毫无保留的援助，这也是中国即使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消耗大量物质资源的同时，仍然能够迅速实现国民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对外开放是自新中国建立之后，不得不实行对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一边倒”的政策就已经开始了的。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充其量只能表述为：在西方逐步解除了对“188bet体育网址”的政治围堵与经济封锁后，我国根据变化了国际形势，增加了对西方世界的开放。这才是历史的真实！
毛泽东时代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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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965年10月）
银河出版社出版
谨以此书敬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第一节 《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第二节 中共八大对推进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
第三节 创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第二章 党的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
第一节 新时期的整风运动
第二节 由整风到反右派：双重压力下的抉择
第三节 整风与反右的必要性及其经验教训
第三章 三面红旗：经济大革命的重要标志
第一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
第二节 大跃进运动的蓬勃开展
第三节 人民公社化在调整中前行
第四章 关键时刻：党内三次重要会议
第一节 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逆转
第二节 七千人大会的深远历史影响
第三节 清醒的认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
第五章 勇于实践发掘精神动力
第一节 大力推介“鞍钢宪法”
第二节 工业学大庆
第三节 农业学大寨
第四节 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第六章 抓社会主义教育与促经济建设发展
第一节 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第二节 倡导干部参加劳动与防止形成官僚阶层
第三节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调整提升国民经济
第七章 三线建设：经济大革命的战略决策
第一节 面对核战争威胁的战略抉择
第二节 三线建设决策的形成与部署
第三节 三线建设的主要成就
第四节 三线建设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八章 树立思想领先的光辉典范
第一节 工农兵典型
第二节 知识分子典型
第三节 领导干部典范
第九章 科教文卫领域里的革命与实践
第一节 工农分子知识化与历史研究普及化
第二节 “双百”方针造就文化大繁荣
第三节 推动改革创新加快教育发展
第四节 科学技术事业成就辉煌
第五节 卫生体育事业不断推进
第十章 加强民族团结与维护国家统一
第一节 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基本政策
第二节 平定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始末
第三节 和平推进西藏地区民主改革
第四节 调整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
第十一章 高擎反霸大旗推进国际大战略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
第二节 持续低迷的中美关系
第三节 推进反帝反修的国际外交大战略
第四节 注重发展同“中间地带”国家友好关系
第五节 运用人民外交应对严峻环境
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
引 言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南京召开的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的生活提高开辟道路。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毛泽东全集》第37卷447页）老人家在这里所讲的“变革时期”，实际上是指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并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后，中国革命应当由政治大革命为主转变以经济大革命为主，即集中主要精力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就“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这一问题做了预测。老人家说：“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十几年会稍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教育，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毛泽东全集》第37卷449页）由此看来，毛泽东早就大致预计好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由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的战略规划蓝图，如今人们正力求遵循这一路径去实现毛泽东的遗愿。
只要人们深入研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就会发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两大总路线，恰好体现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大革命与经济大革命这样两大历史过程的指导思想。它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由广大革命群众于斗争实践中认识并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国际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包围作斗争中以及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修正主义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首先，谓之“政治大革命阶段”：一九四九年三月，党中央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革命胜利后党的战略方针是：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在通过军事大革命武装夺取国家政权后的一个时期里，主要是继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消灭残敌、清匪反霸、定纲建政、巩固政权、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在顺利实现国民经济恢复后，中共中央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就开始酝酿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并于一九五三年六月正式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年谱》第2卷116页）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完成了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毫无疑问，这一历史过程革命的总体目标，主要是体现在巩固政权与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政治制度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任务的解决上。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等等。
其次，谓之“经济大革命阶段”：由政治大革命阶段转变为经济大革命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主要用于建立与维护国家政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性质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政府先后安排超过五百万以上的军队人员，从过去以军事武装斗争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主或直接转业搞生产。前者如某些铁道兵部队、工程兵部队等，后者如成建制改编为新疆建设兵团、黑龙江建设兵团或者集体转业复员转为诸如建设大庆油田那样的工程建设队伍，这是一个力求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奇迹的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改变之后，必须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毛泽东全集第37卷447页》）
从一九五七年九月开始，党中央批判了经济建设上的“右倾保守”和“反冒进”，制定了“超英赶美”这一发展战略构想。毛泽东认真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经同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毛泽东年谱》第3卷319页）这条路线是建立在对执政党当时的主要任务准确判断基础上的，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党在各条战线普遍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在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民公社这样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工业建设许多重大项目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农业水利建设的全面上马、大干快上，从创办以中国科技大学与地方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一大批教育科研机构等等，都是在“大跃进”年代创建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就。当然，由于这一时期仍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阶段，经验不足，特别是由于我们过分强调保护群众激发出来的革命与生产运动的积极性，的确出现过建设速度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的失误，导致了有的工作曾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但这不是主流是支流，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这一阶段，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我们也先后开展了党内整风、反击右派进攻、树立了一大批值得全社会共同学习的（工农兵、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先进典型和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等。
如何全面推动以中国经济建设为主导的大革命，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同秘鲁议员团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二十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毛泽东全集》第42卷37页）
老人家强调说，“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百分之零点零四，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百分之零点零三七，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毛泽东年谱》第4卷67页）
对这场经济大革命前段工作的进展及其所取得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于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拟写了一篇题为《十年总结》的文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评判。毛泽东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就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毛泽东年谱第4卷419页》）
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一个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会议规定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毛泽东年谱》第4卷422页）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地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毛泽东全集》第43卷375页）
编著者
2016年9月9日
修订于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
毛泽东时代研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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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1月—1976年9月）
银河出版社出版
谨以此书敬献给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缘起
第一节 戏剧改革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
第二节 历史的沉思：重上井冈山
第三节 擘划推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第四节 《二月提纲》要害所在
第二章 发动与推进文化大革命
第一节 《五一六通知》与文化大革命兴起
第二节 八届十一中全会与《十六条》
第三节 检阅红卫兵与革命大串联
第三章 夺权斗争推动继续革命
第一节 大联合与“一月风暴”
第二节 推进以工农兵与革命干部为主导的三结合
第三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节 “三结合”的不断创新发展
第四章 党的九大与整党建党
第一节 吐故纳新以创新党的建设
第二节 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全会的召开
第三节 召开九大与起草《政治报告》
第五章 推进上层建筑领域改革
第一节 教育改革与培养接班人
第二节 卫生改革与服务最广大的农民群众
第三节 毛泽东时代的德治与法治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事件
第一节 九届二中全会上初次较量
第二节 南行讲话与《五七一工程纪要》
第三节 九一三事件与滴水洞家信
第七章 以思想领域革命带动各项斗批改
第一节 思想革命重在斗私批修
第二节 坚持反潮流的马列主义原则
第三节 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监督政府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一节 世界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第二节 以“两弹一星一艇”为标志的科技发展
第三节 农业现代化建设与社队企业发展
第九章 引领第三世界与反对美苏霸权
第一节 援助亚非拉国家与抗美援越及抗苏援阿
第二节 维护领土主权的珍宝岛事件及西沙之战
第三节 秘密打开与美国关系通道
第四节 毛泽东思想：影响世界的软实力
第十章 国际大战略与三个世界理论
第一节 “两阿”提案与中国重返联合国
第二节 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与演变
第三节 毛泽东国际大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第十一章 党的十大与批林批孔运动
第一节 召开党的十大及其确立的政治路线
第二节 理论普及与批林批孔
第三节 召开四届人大与批判三项指示为纲
第四节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第五节 由悼念引发的“四五”群体性事件
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政治遗产
第一节 深刻反思与同路人路线之争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在自我纠错中前行
第三节 初步实现三大政治目标
第十三章 习近平新时代赓续红色血脉
第一节人民选择与践行党的宗旨
第二节信仰推动与再续新辉煌
第三节勇于实践与创新性发展
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附件一：黎阳：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附件二：谢静宜：我要为老人家说句公道话
附件三：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时代精神
引 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创建新中国之后，继政治领域推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与经济领域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于文化领域发动的又一场新的大革命。“文化”这个概念外延非常宽泛：从政治、法律、哲学到人们的习惯与传统，从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到社会的道德规范，从宗教信仰到人文理论、历史研究，总之，凡是涉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与人的思想、精神相关的东西，全都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此外，只要涉及社会文化，就必然涉及文化的载体（书、报、影视、广播、戏曲、艺术等媒介），又必然涉及文化的传播者（教育系统、文艺系统与其他有关系统）乃至相关管理人员（教授、演员、学者、法律工作者、宗教界人士）以及政府机构的专职管理者；当然还会涉及文化的承受者（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内涵有所不同，这是由于其反映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其所反映的核心，必然是一定历史时期在一定物质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极力维护的经济基础。一旦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改变，就会要求社会文化作出相应的改变，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某一种社会思想或理论乃至某种文化，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发生改变之后，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这种意识滞后于存在的现象，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一个表现。以革命的手段推动文化变革，克服相对独立存在的旧传统文化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阻碍作用，使之逐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广义的“文化革命”。在世界历史上，这种广义的“文化革命”发生过多次，但多为渐进式的革命，多以文艺、宗教的名义进行。如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些革命一般都很不彻底。这是因为，所发生的经济基础的革命，多半是从某种落后的私有制进化为另一种经过改良的私有制，基础的变革本身就不彻底。就像民主革命的目的仅仅是摧毁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两种基础，本质上都是私有制。因此对文化变革的要求，达不到促使其根本改变、发生质的飞跃这样一种程度。但当社会经济基础出现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变革，对文化变革的要求，就达了促使其根本改变、发生质的飞跃、产生革命的程度。因为在人类历史上，私有制从产生到发展，已经有数千年。人类所有文化，几乎全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而公有制作为社会制度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断断续续，不过百年历史。全面、系统、科学的公有制文化，以一种萌芽状态，只在中国存在了大约二十年时间。要从萌芽长成参天大树，首先面对的是盘根错节几千年形成的私有制文化的绞杀，斗争必然是前所未有的激烈，遇到的阻力也必然空前的强大。这场文化大变革必然会呈现出一种相对激烈的革命形式。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将革命的对象直指执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它又是触及亿万人民思想灵魂的大革命，是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革命。在中国，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是作为毛泽东晚年光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我们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到一个完整的社会运动的全过程中去研究，透过各种历史现象，找到引发这场大革命必然的、根本的原因，并且努力发掘这段历史所反映出来的基本规律，从而对其作出科学客观的评判。
第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老人家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与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们谈话时所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他们为什么能蒙蔽群众？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我同他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重大分歧。我不赞成他们保护自己，反对群众，提倡盲目服从。我一直坚持，只服从坚持革命路线的正确领导，对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要批判。这是政治原则也是组织原则。要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并且要让群众也懂得，为群众所掌握。这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缴械了。”（《毛泽东年谱》第6卷24页）
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千方百计保存资本主义的旧秩序及其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改革，一个要守旧，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持续的动因。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下，广大工农兵起来了，冲破了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群众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另外，革命学生内部发生了变化，发展壮大了，提高了。革命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同工农相结合。还有一个特点，党和国家机关的革命干部起来造反了。主力是工人，没有学生和工人的结合也不行，没有机关干部也不行。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关键时刻，毛泽东突出强调了“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他所说的“全国全面”，包括了工矿企业和农村。毛泽东说一定要搞工矿企业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毛泽东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口号，主要是指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人的思想革命化了，才能解决生产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才能把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框框破掉，搞出一套新的规章制度，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指出，有人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推进生产而是自己的乌纱帽，他们关心的是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那些旧框框。他们害怕群众革命革到他自己头上。他们过去靠旧框框吃饭，离开旧的一套就不会走路，就不会说话。挑动群众停止生产，挑动群众斗群众，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自己就要成为走资派。任何阻挡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一切抵制工人农民搞文化大革命的论调都应该驳斥，都是错误的。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切企图阻挡的人都要被历史潮流冲掉。
毛泽东还强调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毛泽东认为旧机器要改成新机器，旧方法要改成新方法，旧秩序要改成新秩序，旧制度（当然不是指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说旧的规章制度）要改成新制度，旧纪律（对直接上级绝对服从）要搞掉。毛泽东关于大民主的思想，就是这样来的。老人家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实现人民群众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的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毛泽东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大民主的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大民主，连小民主也没有。专政机关，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专政机关要保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只能对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制造交通事故、暗害、间谍活动这些现行反革命要专政，依法制裁。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即运用群众专政来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毛泽东反复讲，放毒不是指思想上的问题，思想反动的，坚持资产阶级思想的，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要摆事实讲道理，同这些人辩论。毛泽东同时指出，专政限于很小范围。党内问题，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好，在党内、政府内、民主党派内部，即使确有证据的特务，也要一人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说，看起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他说，这个斗争不是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从一搞社会主义就开始了。究竟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各级、各个领域都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清除这些影响，使各方面、各领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还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还要有很长时间的斗争。毛泽东说，一定要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清规戒律，打破束缚群众的框框，到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学生在一起，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毛泽东说，看来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站到革命群众方面来，支持他所发动的群众的革命运动。极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事实是“九大”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只要不是叛徒特务，都解放了）。不深入了解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一月夺权”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本人，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探寻“民主新路”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发动“政治运动”，动员几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此对政治冷感麻木的民众“人人起来负责”。今天由于某些人长期的妖魔化、污名化，政治运动似乎成了“疯狂”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历史的真实是：“政治运动”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民监督政府”和“人人起来负责”这两个基本的民主功能，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为依靠对象的大众民主。这就可以解释新中国前三十年，干部队伍为什么基本是廉洁的，为什么没有出现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
第二，应当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六年六月，毛泽东在重病中曾与身边的人多次谈道：“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全集》第52卷150页）毛泽东早就以伟人非凡的眼光看到了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障碍所在，为此老人家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惜打碎自己所创立的一切，甚至不惜粉身碎骨，用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勇气身体力行来破解中国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毛泽东认为，将人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救出来，解放了人们的身体，创建一个新政权，建立一个新国家，这只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阶级压迫越深就迟早会爆发推翻反动统治的人民革命，古今中外历史上的王朝霸业兴亡概莫能外，这就是历史周期律。
老人家始终认为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代表的“四大”自由的大民主，才是一切真民主的基础。没有“四大”自由为保障，奢谈发展民主、促进民主、实现民主不过是一些骗人的鬼话，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无不如此，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民主决不能效仿。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权威与权贵则是压制民主实现罪恶的两只黑手，在一个充斥权威与权贵的社会建立民主制度的意愿，永远都只能算是美丽的梦想。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其把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政治运动，不如把她视为一场人民民主的启蒙运动更为符合实际。因为毛泽东堪称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位真正将民主权力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赋予人民的领袖，或者说毛泽东是古今中外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将权力交给了人民，由人民当家做主的领导人，这完全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文化大革命是对针对中国人旧思想观念的刮骨疗毒式的一场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在一个完全没有民主意识、民主基础的国家；一个人民脑海浸淫数千年封建礼教，深受封建等级思想束缚的民族；一个唯唯诺诺于权威和权贵，只唯上不唯实的社会，要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不发动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文化的大革命，不足以让中国乃至世界无产阶级真正取得并维护好争取到的民主权力，也不可能让中国永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场思想文化的大革命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产生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因为这场革命已教育了人民没有什么权威是不可以被推翻的，没有什么权贵是不可以被打倒的，而这正是建立民主制度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身体的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基础，不解放身体，解放思想只能是幻想；解放思想是解放身体的保证，不解放思想，解放了的身体将重归于奴役。毛泽东那番血雨腥风中交权的谈话，恰恰印证了思想的革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耗费更多的时间。
如果毛泽东只做了第一件事，他或许不过是又一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与他推翻的蒋家王朝和他之后的站在人民对立面的政治统治者也许不会有根本的区别。正是因他做了第二件事，才使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具有了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也才奠定了他作为名列世界伟人前茅之基石。这完全是因为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真正实践了“无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评判，事关毛泽东反修防修的重要思想理论与实践，事关未来世界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关于这一点，连邓小平都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曾违心地检讨过：“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见邓小平1966年10月26日的《检讨》）“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见邓小平1968年《我的自述》）“文革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见邓小平1972年8月2日给毛主席的信）。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当我们囿于众说纷纭内心彷徨之时，往往更容易处在“当局者昧旁观者清”的认识状态，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就看得比我们清楚。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在一九八五年秋所写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曾用很长的篇幅来阐述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一段话尤其值得我们深思。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和后果的争论在未来的很多年中还将继续进行，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够写出一部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比较准确、比较深刻的完整历史。”同时，这位国际友人针对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说法，在书中引用了周恩来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时说：周恩来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中国过去的经济进步及未来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以此表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没有对中国不断发展着迅速的工业化产生严重破坏。周恩来指出，一九七四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其中钢产量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二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作家韩丁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一本以山西省长治市张庄的集体化道路为背景的名为《深翻》的书中，就大声讴歌了张庄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伟大壮举与辉煌成就。他在一九九三年六月为该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愤怒地批判了某些人对合作化运动的种种诬蔑与攻击的行为，同时也谈到了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写道：“我认为中国三十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事实驳倒了‘农业合作化极左、乌托邦，导致了长期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说法”。“我认为毛是对的。不仅农民迫切需要组织起来，搞土地合作，防止两极分化是对的，而且对问题的对立面的性质的分析也是对的。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第一个尖锐的现象，这个斗争从一解放就一直支配着中国的政治。毛考虑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总结道，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前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后者则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毛活着的时候，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中心，并且反对所有对它的攻击来保卫着它、动员人民通过群众运动来改造社会，并在运动的过程中教育人民、教育党，提高领导和被领导的觉悟，不断寻求新的途径来为改造社会更进一步。然而，在前进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线都会遇到反对和抗拒。……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执行和结果上，两条路线发生了一连串的尖锐争执，在一系列的冲突达到顶点以后，毛总结道，党的高层内一小撮走资派已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不可逾越的绊脚石。耐心地说服和教育，以及迄今为止党所进行的整风，已证明对解决这个问题无济于事。这时，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当时得出的结论，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对抗性矛盾就在党内，是令人吃惊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发动全体人民，更是令人吃惊的和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大胆而不可预知、充满困难且不能保证成功的计划。很少人--甚至毛的最坚决的支持者--真正理解这个计划。只有现在，改革以后，实行了责任制以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承包给个人去谋利以后，我们才有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的经历，才明白了这一点。”在这里，韩丁明确地提出了他所真正理解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当然，我们在基本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如同评价“巴黎公社”那样，也应看到它存在这样那样一些不足。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毛泽东年谱》第6卷641页）毛泽东的这个评判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公正的。同文化大革命的主流乃至成绩相比，它毕竟是支流细节（对此本人不作过多评述，请详见附件一《黎阳：真实的文化大革命》，黎先生的评述详细深刻且发人深省；附件二《谢静宜：我要为老人家说句公道话》谢女士的叙述客观真实相互印证）。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人类发展前进的大革命，哪能没有一些瑕疵呢？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至于一些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受到冲击，吃了一些苦头，是值得同情的，但也要从积极方面去考虑。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就在于它不仅要消灭私有制，还要解决人们的私有观念问题，这谈何容易！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强调要“斗私批修”，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触及一下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私有观念实行决裂，当然不会是坏事。毫无疑问，它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一场广泛而又宝贵的精神实践。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科学分期。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究竟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到全国各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理由是只有这一段才是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结束，理由是文化大革命摧毁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任务已经完成；有人认为，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逝世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也就是所谓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第一种意见显然是不对的。不能仅仅把发动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原来的党政领导机关，才看成是群众运动，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不能说，在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斗批改就不是群众运动，就不是文化大革命。第二种意见也不可取。在筹备九大的过程中，党中央毛泽东曾经设想：九大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九大以后继续用一段时间完成斗批改的任务，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胜利结束了。但客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九大以后，又出现了林彪集团阴谋篡夺更大权力的问题。当时只能因势利导，把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文化大革命前后进行了十年的第三种意见相对比较科学。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一是酝酿阶段，即以文化领域革命大批判为突破口，由个别到一般的全民动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是实施阶段，即摧毁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六九年三月）；三是推进阶段，即摧毁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一九六九年四月至一九七三年二月）；四是再推进阶段，即批判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一九七三年三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参见《毛泽东全集》第49卷411页）在每一个大的阶段中，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小的阶段。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搞了十年之久？这个问题，只能用阶级斗争的客观进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预计一九六六年发动，一九六七年就可以告一段落。后来实际情况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受到群众冲击以后陷于瘫痪，群众中又分成两大派全面内战。一九六七年，党中央就开始号召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开展斗批改，可是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才成立了各省的革命委员会，整整花了近两年的时间。随后，党中央即着手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各单位开展斗批改的最后阶段。
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这时，林彪集团又开始了进行篡夺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接着，为了肃清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不得不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开展批林批孔。一九七五年一月，全国人大第四届一次会议召开，再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阶段。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人在党内和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右倾翻案风。为了反击这股风潮，又不得不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群众运动。众所周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体是广大工农兵及其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这场斗争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在群众中，有一部分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或受某种利益的驱动、或不明真相，在一个时期，采取行动“保护”犯走资派错误的领导干部。在社会上，确实也有一部分人，企图乘文化大革命之机，翻社会主义革命的案，甚至翻新民主主义革命案的现象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既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犯走资派错误的当权派，还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党内外尖锐复杂的表现，我们要区别不同情况，不能随意模糊了阶级阵线和政治界限。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针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曾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的世界意义与历史意义是极其深远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由于没有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东欧在一九九一年前后纷纷发生剧变，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台！由于没有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苏联骤然解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垮台了！只要人们是站在工人阶级乃至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曾经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就不会有任何怀疑。时至今日，我们大家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编著者
于2016年9月9日
修订于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