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梅：纪念毛泽东主席撰写的四部著作

　　深冬的黄土高原，一场雨夹雪，飘飘洒洒，如丝、如娟、如烟，滋润着枝柳、叶梢，伴随着阵阵的小风，给大地带来一股清新、愉悦的情趣。粉妆着玉砌、幽雅、恬静的境界和奥秘。浮在上面的灰尘、污垢被过滤的更加纯洁而秀美，给人一种抚慰，心灵深处在净化，在升华。

　　今年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我又独自走进凤凰山麓脚下，走进那座旧居北侧一排三孔极普通的石窑洞，右面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卧室，左面是毛泽东简陋的书房和办公的地方。里面摆放着一桌一椅一柜一床，土炕上堆满了各类书籍，旁边放着两双磨破的布鞋。

　　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油灯黄卷下，在展纸研墨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仅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指挥和领导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而且在一个不大的木桌前，昏暗的煤油灯下，孕育着共产党新的革命理论、思想武器和集体创造的智慧。

　　毛泽东在这里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指引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辉煌篇章。

　　毛泽东手中那支毛笔很轻，他书写的理论著述，留下的痕迹却很重。就是面前的这孔窑洞见证了中国革命理论的成熟与发展，见证了延安精神的生长与壮大。

　　凝视着八十七年前的旧居，我记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在一次谈话中讲：“……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

　　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历经艰苦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那时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将我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这惨痛的教训迫使中国共产党进行深刻的反思。

　　毛泽东、党中央迁驻延安后，环境相对有所稳定。毛泽东对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和紧张的政治形势，对我党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概括总结，迫切党内要统一认识、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就是在这里，夜以继日地翻阅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读书、思考、批注、做笔记，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理论勇气。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写出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远影响的哲学著作。

　毛泽东在窑洞撰写《论持久战》（1938年5月）

《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内局势十分紧张，徐州失守、武汉告急，日本的铁蹄踏破了大半个中国。中共中央组织和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全面抗战。

　　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曾提出“打倒敌人，就必须准备做持久战”的英明决策。1936年7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就提出通过持久战才能取得胜利的方针。朱德也提出：“中国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8月，周恩来、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会上，再次提出抗战思想。在洛川会上又一次深入分析中国面临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强调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以及实行持久战和取得抗战胜利的条件、方法和策略等。

　　当时，在共产党内，特别是国民党内部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和对抗战的错误倾向：有的人认为中国无法与日本相比，战必败的“亡国论”；还有的人幻想依靠外援能迅速取胜的轻敌“速胜论”。他们受机会主义的影响，对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和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分析。

　　面对复杂的思想和各种错误的观点，毛泽东在凤凰山石窑洞里，几天彻夜未眠，点燃一支支自制的卷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针对许多人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迷茫，从而系统地阐明抗日持久的战略方针和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把全国军民的思想统一和认识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胜利的正确轨道上来。指出游击战在抗战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对持久战进行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并提出科学的理论依据，毛泽东沉思后，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战》的理论专著。

　　1938年5~6月，毛泽东查阅和汇集了大量的资料，总结和分析了我党我军在经过严酷、复杂的战争实践中，经过与国内强大的敌人，在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检验出来的军事科学真理，拟定出详细的理论大纲。

毛泽东在这张木桌上完成了四部著作（1937.5~1938.8月）

　　毛泽东集中精力，废寝忘食，每天只是小米稀饭和酸菜，通宵达旦在小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几天几夜不睡觉，实在太累太困就让警卫员打盆冷水洗脸。或靠在木椅上闭目养神，或拖着疲惫的身体在院子里漫步、打拳，再走进桌前伏案继续写。有几次写的太专注，太入神，桌下的炭盆将自己的布鞋烤焦了都浑然不知。

　　为了写好这篇著作，毛泽东反复修改、斟酌，仅用了七、八天时间，五万多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一气呵成。

一、《论持久战》

　　毛泽东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的三个重要阶段。站在战争的高度去分析并提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战争。”

　　透彻地指出双方存在着四个基本矛盾特点：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并得出中国既不能速胜也不会亡国，只有经过持久战，才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论述。

　　深刻地分析：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日本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一个小国，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是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是正义战争“那是得道多助”。中国会亡吗？毛泽东明确回答：“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那么，“中国能够速胜吗？”毛泽东回答：“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场持久战”。

　　毛泽东在给抗大学员讲：将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历史时代分析的淋漓尽致，中国与日本是历史的进步与正义和退步与野蛮的博弈时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融入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场战争。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是有着新的政党和新的抗日政策，有着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和几十年革命斗争总结的经验。

　　今天，中国的进步是主观努力和客观的有利条件，有着觉悟和正在觉悟团结抗日的人民为基础的人民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只有组织，依靠人民才能进行游击战、持久战，才能全面抗战而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的办公兼书报室（1937.2~1938.11）

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8年5月，毛泽东在窑洞里撰写并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从战争战略的高度、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作用及在战争中的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并与正规战争相互配合，建立根据地等一系列战争中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深刻思考并阐述游击战争中急迫解决的战略问题。在抗日战争中，主要是正规战争，而游击战争是辅助的。我国正处在大而弱又进步的时代，被日本小而强所攻击，却在我们大国占地甚广。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是外线进攻作战，我们是内线防御作战。在战略上，决定我们是防御战和持久战。主要是内线近距离直接配合正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从战略就是大规模作战，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取得胜利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明确指出：“游击战是中国持久战的利器，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据不完全统计在1937年8月~1938年10月间，毛泽东在给前线发出电报中，80%与游击战有关。

　　毛泽东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1938年1月在出版《抗敌的游击战术》就提出和摸索出一套有效打法，然后上升为理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灵活、机动的“十六字决”，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原则，其内涵与精髓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1938年5~6月中旬，毛泽东的论著先后在《解放》报刊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一经出版，拨开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迷雾，在延安引起了轰动，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先后四十多种版本在国统区、敌占区、香港和海外广为流传。这几篇文章在抗战时期是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军事论著。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和惊人的科学预见，揭示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三个重要阶段，四个基本矛盾的特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中问题的光辉范例。总结了古今中外战争尤其是抗日初期的经验教训，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思想影响和武装了很多人。

　　《论持久战》中的鲜明理论和光辉思想，受到国民党中的“小诸葛”白崇禧的大为赞赏，他归纳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就连斯大林和蒋介石都承认持久战的理论，还有国共一些高级将领称《论持久战》是中日战争之作，战争理论中的一部“圣经”。

　　正如朱德在中共七大做关于军事问题报告中指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经过内战、抗战两个阶段，这种思想完成了，成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的卧室（1937.1~8）

《实践论》、《矛盾论》

　　1937年7~8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石窑洞曾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思想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原稿是毛泽东为抗大讲课用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背景完成的。他系统地阅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也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实事求是地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和方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深刻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哲学观，必须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具有伟大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价值。

三、《实践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转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日益加深，中日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斗争，勇敢抛弃关门主义，动员全民族建立抗日统一力量。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红军队伍减员严重。在这个时期，党内占统治地位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影响，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为了扭转错误路线，为了更好培养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和骨干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提高思想素质，需要进行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教育，不断壮大革命力量。

　　毛泽东带头并领导一部分人到干部、战士中去讲：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武装，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让大家认识和理解，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阐释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运动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是坚持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相统一。

　　毛泽东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而主观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主观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是长期、细致的在实践中反复得到论证。

　　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今天，同样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的考验，促进我党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既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实践论的精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认识，这个世界。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和运用其中所凝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新征程，在伟大的实践中做出贡献。

毛泽东在凤凰山旧址撰写的四部著作（1937~1938）

四、《矛盾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生了变化，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影响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如何解决，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从理论联系实际，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反对唯心论和庸俗的形而上学。从根本上否定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根基，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促进党内指导思想与工作路线去转变，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矛盾论》主要观点：毛泽东系统地论述辩证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重要思想的法规。从矛盾问题的精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透视，才不会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中达到客观和主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历史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历史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形式。

　　这就是毛泽东研究矛盾论的内容和观点，内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涵盖了他独特性的辩证法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有机地结合，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重要贡献。

　　《两论》毛泽东在当时历史时代背景下，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在实践中的产物；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实践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价值。

　　毛泽东的经典文献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魅力，哲学就在身边，就在具体的事物中。他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精髓，也是颠覆不破的真理。正如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他曾多次阅读《实践论》、《矛盾论》，在和毛泽东主席见面时说：“我知道主席是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

　　（作者系北京知青；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