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三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眼中的新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政策，致使双方隔绝，对峙了20多年。1972年2月，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美关系解冻。两国关系获得迅速发展，在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频繁。1973年2月，中美双方同意互设联络处。同年5月1日，双方联络处正式开始工作。中国派黄镇担任首任主任，任职到1977年11月。而美国到1977年5月，则先后派出三位主任：戴维·布鲁斯、乔治·布什（即老布什）和小托马斯·盖茨。第四任伍德科克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后来成为了第一任驻华大使。因此，一般来说，美国驻华联络处有过三任主任。这三任都是在尼克松和福特当政，基辛格负责外交事务时期驻华工作的。基辛格认为，双方联络处“除了名义上不是，实际是两国的大使馆。”1976年4月14日，基辛格在为盖茨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说：“在美国所有驻外工作中，没有一个像美国驻中国联络处那么重要；联络处主任必须由地位显赫、能力杰出的人担任。”
虽然此前都没有踏足过中国，但对中国的情况有比较客观的认识
布鲁斯、布什和盖茨此前都没有来过中国，但他们各自的工作经历，使他们对新中国的真实发展情况和在国际上的实际地位，都有比较清醒的，比较深刻的认识。
1973年3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5月1日美国将在北京设立联络处，并任命布鲁斯为联络处主任。他说：“布鲁斯大使在美国和在海外代表美国方面有着长期的工作生涯而且声望卓著。他曾任美国驻法国、德国和英国大使，曾在1970年-1971年间担任出席巴黎越南问题会议代表团团长。这样，他既能代表民主党也能代表共和党总统并且代表了两党都支持本届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总统十分感激布鲁斯大使愿意再次放弃自己惬意的退休生活而为自己的国家出任重要的任命。”
布鲁斯对新中国一直很关注。他在50年代初担任驻法国大使时，和他的老朋友、《纽约时报》记者苏兹贝格经常就中国情况进行交流。据苏兹贝格的日记记载，1955年布鲁斯曾告诉苏兹贝格：“如果民主党在1950年大选中获胜，他愿意成为美国第一任驻华大使。在当时的情况下，承认北平是不可能的。然而，最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先派出由韩叙率领的先遣队于1973年4月18日抵达华盛顿，受到了美方高规格接待。最初那段时间，会见和宴会应接不暇。这其中也包括布鲁斯夫妇4月20日晚举行的家宴。布鲁斯在家宴开始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祝酒词。他说中美互设联络处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做法，是个很好的创举。他本人有幸到有古老文化的中国感到十分高兴。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他将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在宴会过程中，他还纵论天下大事，讲到台湾问题时，他认为此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大陆和台湾可谈出一项协议，类似香港的情况”，美国不会反对。他个人希望在中国纯内政的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
第二任主任布什不是职业外交家，是活跃于美国政坛的名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弃商从政以来，担任过众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然后到北京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在出使北京前，福特总统提供了两个外交要职由布什选择：驻英国大使和驻法国大使。但布什要求到中国去，他认为新中国正在崛起。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同新中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而言，就其全球政策来讲也是如此。
布什对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这种认识是与他在联合国任职期间遇到的强烈冲击密切相关的。1971年3月他刚到联合国上任，就遇到了中国代表权问题。他作为台湾的铁杆支持者，为了阻挠和拖延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步伐，可谓机关算尽，但未料到惨遭失败。联合国大厅“中国万岁”的声音强烈冲击了他，使他第一次看清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决定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布什
第三任主任盖茨的经历则较为不同。他曾先后任美国政府的海军部部长、国防部部长。退出军界后，成为美国一家大财团的首席执行官。他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对中国充满敌意。但到60年代中期，正值美国精英舆论改变对中国看法并影响美国政界的时候，盖茨也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1965年1月，他在伯利恒钢铁公司的一次年度宴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国在前进，不久将成为高度工业化国家。我们必须不抱偏见，首先考虑中国人民。从实力地位出发，我们没有理由不同赤色中国对话。”
1976年4月14日，福特总统亲自出席在白宫举行的盖茨就任北京联络处主任的宣誓仪式。当晚，国务卿基辛格为盖茨举行欢送宴会。基辛格在祝酒时说，盖茨为了接受这一任务，不得不放弃他原来进行的许多活动和令人羡慕的职位。盖茨致词说，我完全支持总统的外交政策，美国需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不偏不倚的判断。中美两个大国将走向更密切的关系，以利于缔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在中国的见闻令人着迷，但也不乏针砭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但到任后，便积极与各界人士接触，在交谈中他表现出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谈吐得体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不分党派、信仰和民族的人，都对中国发生了好感。这就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曾于1973年秋拜访布鲁斯的苏兹贝格回忆道：“他和万杰（即布鲁斯和夫人万杰---引者注）……崇拜中国，着迷于中国，发现中国充满惊奇和欢笑，并不介意在过惯了长期的舒适奢侈的生活后过简朴的生活。戴维腿部的疾病也有所好转并且精力充沛，中国使他着迷，以前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经历。”
出自于外交官的职业习惯，布鲁斯坚持写日记，几十年没有中断。对中国的印象，大都在他的日记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在北京居住一段时间以后，布鲁斯通过对普通人包括联络处的服务人员和商店里的服务员的仔细观察和思索后，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没有对奢侈、失业公开的不满，乞讨、贪污、暴力很少，没有偷窃，没有可以探查得出的腐败，这里有压倒一切的、普遍深入的民族自豪感。”他同时认为：“信仰和意识形态是独裁主义的，但是它们是国家政策的工具，通过不断地宣传已经被广泛接受。”
北京的市容和市民的风貌也令他好感颇多，他在日记中写道：“尽管700万北京市民有好多步行，也有许多漂亮的公交车，但是卡车和自行车还是引起了交通拥挤。街道是宽阔的，有些街道甚至比我在国内看到的还宽，主要街道两旁还栽了四排树，这些树是1949年以来种的。我被告知，这个国家一直都在坚持植树造林。坐火车从边境到广州的途中，我在火车上注意到许多以前光秃秃的荒山和被侵蚀的土地已经被种上了松树。在北京，这些种植的树主要用来充当防护林保护北京不受不停的风沙的侵害，也有美化环境的作用。”“北京的中国人互相之间非常友好。”“中国人对骑着自行车的外国人也非常友好。”“中国人是有礼貌的，尤其对年长的人更是如此。”
中美关系解冻以后，中美各界人士开始互访。美国驻华联络处负责美方代表团访华的联络和与中方有关部门的衔接。布鲁斯从美方访华人员口中，也听到不少关于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加深了他对中国的了解。他与一个美国医学代表团的成员谈话后，结合他自己的见闻，写道：
在中国性病几乎完全被根除了，这主要是青霉素的作用，此外，还应归功于消灭妓院、不赞成杂乱的性关系，并且有时还会受到社会体制的惩罚，社会也流行对放纵的敌视。由于大踏步地控制疟疾和消灭蚊子和苍蝇，看起来黄热病和霍乱不再是问题。由此，他注意到，中国“妇女地位解放，妇女如此迅速地从几乎完全被压迫的地位变成理论上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导致社会的巨大变化……将来某一天这种转变将被以毛的巨大成就而载入史册。”
布鲁斯访问一些工厂和农村的人民公社，还几次到外地旅行。他在参观北京市郊的一个人民公社时，写道：“他们在两间非常干净的房间里说明了他们的家庭环境、工作性质、对公社生活的参与、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工资水平和储蓄存款账户、阅读的书籍（通常是科技方面的和毛主席的著作）。与当地的所有中国人一样，他们的衣服是整洁的、一样的。”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是没有怀疑，“我猜想，在这种政府安排的参观中，给我们展示的是经过选择的对象，见到的是已经习惯于这种访问的家庭。那种情况不都是真实的。”
布鲁斯的这种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然而，更多的所见所闻，冲淡了他的这种怀疑。他在北戴河度假时，亲眼看到了许多工人在那里的疗养院疗养，深有感触。经过打听，他了解到：除了火车票等交通费可以报销外，“工人们在这儿度假的14天至20天内，他们只需支付一半的饭费，可免费住宿和享受医疗保健。”
布鲁斯在华期间，与中国政府官员进行过多次交流和沟通，也取得不少成绩。以中美贸易为例，到他离任时，中美年贸易量达到10亿美元，这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是相当可观的。
1974 年9月中旬，在布鲁斯即将返国前夕，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设宴为他饯行。布鲁斯无拘无束地谈起他对中国的看法，他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中国人在对外开放上有实干精神，说得少，做得多，许多做法都是切实可行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其次是中国人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这与对外开放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互相协调的。他一再拿中国与苏联做对比，认为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基本自给自足，以农业为基础；而苏联则农业上不去，还欠下不少外债。
1974年9月16 日，布鲁斯会见了到北京访问的英国作家韩素音。他再次谈到自己在中国的一些感受。他过去就认识韩素音，互为朋友，因此这次谈话更深入一些。他表示很崇敬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留下的著作具有极大的意义。他预见中国有一个光辉的未来，因为中国资源雄厚，财力也会逐步增加，五年内中国将加速工业化的发展。但中国必须保持纪律，控制浪费和奢侈，合理利用资源，改革才会取得成功。
继任者布什不同于布鲁斯是职业外交家，而布什是政治家。布什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改变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帝国主义者和侵略者”的形象，以此来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因此，上任一个月之后，他就别出心裁地骑自行车外出，以体现美国官员的亲民性。一开始是拜访外交部等政府机关，后来发展到和妻子芭芭拉一起骑自行车游逛北京--当时北京的交通和治安情况是不会影响他们以这种方式出行的。半个月以后，他致电基辛格汇报，写道：“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工作。我对这儿工作人员的敬业和能干印象深刻，也非常乐意留在这儿。”
◆1974年老布什和妻子芭芭拉一起骑自行车游逛北京。
布什不断抽出时间到中国基层去。他参观中学，走访街道革命委员会，走进郊区的普通人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他前往北京、天津地毯厂参观，观看工人们进行手工制作，与中国官员谈论地毯的贸易问题。布什希望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加深对中国的认识。但更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通过他的言行了解美国联络处，进而了解美国，以改变对美国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意识形态极强的政治家，他经常把中国方面安排的地点视为“波将金式村庄”（来自俄罗斯传说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作者注）。
但不管怎样，布什承认，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只是个人权利和自由还很欠缺。他母亲在北京期间，对中方的服务人员很满意，要送一件小礼物给服务组组长王先生，但被婉拒。布什在日记中写道，“关于不收礼品的原因，据联络处的一位职员说，在毛的中国，如果因为帮了别人的忙而接收人家任何形式的报赏，都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或者更严重。如果王先生受了礼物，就会有风险。在统治着中国人生活的严格教义下，王先生可能会不得不在他的地区召开的所谓‘自我批评’会上站起来，承认他接受了外国人的礼物。”
1975年3月，布什给朋友的信中说，“芭芭拉和我在这儿，在北京过得非常开心。我不得不承认，我失去一些政治机会，也失去一些朋友，但是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任职，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项意义非凡的工作之中了”。1975年11月2日，布什给福特的电文中写道：“这里的人民友善地待我。我发现这是一个极其热情和迷人的国家。”
第三任主任盖茨于1976年5月到任。因为布什是1975年12月离任的，盖茨上任后主要是处理前几个月积累下来的工作。他在10月份返美述职期间，亲眼看到他所属的共和党选战形势不利，因而断定自己的位置不保即将成为事实。因此回到北京后安于“赋闲”。不久，他萌生要到外地旅行一周的打算。中国政府获悉后，由外交部美大司出面邀请并陪同访问了南京、杭州、长沙、韶山、广州和上海等地。1977年5月11日离职返美前，中国政府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活动。他在中国主人面前一再表示任期内过得很愉快，希望今后双方关系取得更多进展。
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认识深刻
在三位主任中，盖茨是唯一没有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据陪同盖茨等人旅行一周的中方人员回忆，盖茨在湖南韶山时，“他们认真参观了毛主席故居，还有清水塘和第一师范学校等处，对毛主席少年时代刻苦学习、寻求真理的精神感触颇深。盖茨一再说，毛泽东从那时起就与别人不同，他学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寻求真理，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善于独立思考，有批判地学习，这是他的杰出之处。他说曾阅读过斯诺写的关于毛泽东生平的书，而善于学习这一点斯诺没有提到”。
◆毛泽东与戴维·布鲁斯。
布鲁斯见过毛泽东一次。他对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推崇备至。他认为，“这本书应该是驻这里的所有人的必读书，或者是对中国历史、经历、社会科学、宣传、游击战和其他的人类经验或者好奇心感兴趣的人的必读书。”“发现这本书值得永久地读。”布鲁斯还喜欢毛泽东的诗词，特别是《忆秦娥·娄山关》。他读毛泽东的著作，有时在日记中记下他的看法：我最喜欢这个现实的陈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对革命的精炼的、朴素的、无情的论述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相比，对群众有更大的吸引力。”“毛和他的追随者在长征年代的纪律、热情、勇气已经成为中国最闻名的传奇。”
布鲁斯到任后的第五天，1973年5月18日，受到了周恩来的约见。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位被认为是我们时代最卓越的政治家之一的总理，是一位英俊、瘦削的人，长相出众，穿着浅灰色的、当时流行式样的制服。他举止放松、得体，并且爱笑，幽默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对此人们不表示怀疑，据说他今天早上只睡了几个小时。他以有时看起来非常疲倦但思维从来不混乱而闻名。”布鲁斯还在6月25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晚上5：00我接到一个命令式的传唤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拜访总理。”“周几乎达到了一个男人能够达到的令人难忘和迷人的程度……他的面部是缺乏热情的——除了开玩笑的时候，他的举止是文雅的，他很有礼貌，与他的英俊的长相相称的是整洁的衣着。”
1973年11月12日，他随第三次访华的基辛格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显然，他（毛泽东，笔者注）很高兴第三次见到亨利·基辛格。观察他与周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深爱的兄弟般的关系，岁数小一些的对年长者表现出挚爱和尊重。他们经常与对方开玩笑。显然，周已经向毛详细介绍了会议的进展情况。我无法相信他们之间不和的谣言。他们之间的亲密是那种谣言的不真实性的证明——很明显，这种亲密关系不是装出来的。”“毛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并且是准确的。他谈起话来不带痛苦和责备。毫无疑问，他以他的领导才能、超群的智慧、对他的信仰的热情以及对他的权威的确信而成为一位非凡的人。”1973年12月9日，他在给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电报中特地指出：“我们的感觉是周的地位是稳固的，他与毛的关系是密切的。”
当时来访的外宾要见到毛泽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布鲁斯的日记中，就写到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期间，因为未得到毛泽东的接见而深感失落的心情。但布什运气好，来华后就得到两次难得的机会，见到了毛泽东。
1974年10月布什到达北京，不久基辛格访华。布什因而有机会参与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1974年11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曾专门向参与会见的布什打招呼：“你一定要来见我。” 布什对此受宠若惊。事后他向联络处有外交经验的官员征询是否主动去见毛泽东的事，那些官员认为“这只是毛的外交表示而已。”因此几经犹豫，未敢贸然登门求见。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同基辛格深入交换了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使布什在来华任职之初，就全面了解到中美在战略上的共同点和双方存在的重大分歧，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1975年12月初，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布什为安排有关接待工作多次派人与中方联系。工作虽然紧张，但布什感到幸运的是，在福特访华期间，他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当毛泽东与福特会见时，布什被任命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消息已经公布，因此毛泽东对参与会见的布什说：“你高升了。”接着又转向福特总统说，“我们真不愿让他走”。这句话给布什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