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旗帜下，英雄儿女满天下

　　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说过，“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确实，在“弱肉强食”为核心的“森林法则”主导国际关系的大环境中，在人类面对许多艰难困苦的大环境中，一个民族有没有英雄、对英雄的态度如何，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未来。

　　所以，梁启超感言，“少年强则中国强”。

　　但是，如果没有洋溢着英雄主义的社会文化，“少年强”只能是幻想，又何来“中国强”呢？

　　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儒家文化，过度强调“和”，我们这个民族缺乏英雄主义的文化元素，普通人乃至军人，血性不足、斗志懦弱。无疑，这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大短板。

　　然而，英雄气概是改天换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刚需。

　　战争时期，要面对实力远胜自己的对手并战胜它们，需要战场上的英雄。

　　建设时期，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修复家园、实现工业化、步入现代化，需要各行各业的英雄。

　　而且，不能少，要一大批，且层出不穷，才能在逆境中活下来、立起来、向前进。

　　毛泽东对此很清醒，很重视，大力弘扬英雄主义。

　　且看：

　　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大声呼唤，“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939年9月16日，面对制造摩擦内耗的国民党军，毛泽东宣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号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随后不久，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中，毛泽东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59年6月底，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赋诗一首七律《到韶山》，在诗中感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1963年2月19日，听取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的汇报时，毛泽东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并且，后来还多次发出这个号召。

　　当然，倡导英雄主义，不局限于号召，要需要实际行动。从红军时期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引领大家用行动来表达对英雄的崇敬。

　　例如，毛泽东经常倡导和出席为英烈举办的追悼会，书写挽联、致悼词。

　　在白求恩的追悼会上，他发表《纪念白求恩》讲话，题写挽联“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他发表《为人民服务》讲话，题写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等等。

　　到了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仪式，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题词、起草碑文，并在奠基典礼上亲自朗读了碑文。

　　除了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毛泽东还为一些烈士群体或个人的纪念场所题词。

　　例如，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字“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罗哲烈士题写墓碑“罗哲烈士之墓”，为方志敏烈士题写“方志敏烈士之墓”。

　　积极公开纪念、号召学习之外，毛泽东还很注意对烈士家属的抚恤，对主管机构多次提出具体的指导和督促。

　　对活生生的英雄，毛泽东同样有切实的行动。

　　例如，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有人主张要把擅自开枪反击苏军的孙玉国抓起来。毛泽东不仅拒绝惩罚，还下令把孙玉国由一个营级干部直接提拔为大军区副司令。

就这样，毛泽东大力弘扬英雄主义，突破了“和为贵”造成的柔性过盛、血性稀缺的民族文化重大弱点，唤醒了中华民族的全民尚武和铁血精神。使得中华民族成为充满血性和斗志的民族，彰显出强大的战斗精神。

　　所以，毛泽东的旗帜下，各个时期、各行各业、各类场景、各色人物，无数凡俗儿女变成了英雄豪杰。狼牙山五壮士，杨子荣，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吴运铎，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钱学森、邓稼先，等等，前赴后继地展现出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

　　毛泽东的旗帜下，英雄儿女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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