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志：中国战略文化演进脉络扫描——谨此纪念毛主席逝世45周年
中国战略文化演进脉络扫描
——兼议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关系
【提 要】在人类文化特别是战略文化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具有独树一帜、无可比肩、富有梦想和战天斗地的大无畏初心。以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激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经过集约和提纯，进行了创新性改造，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精神谱系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毛泽东思想大系为基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升华！习近平同志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智慧，从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灵感，在理论上创造和构建的包括治国理政思想、强军思想、党建思想、国家安全思想、外交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系，以“我将无我”“民为邦本”的无私无畏情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拨乱反正、攻坚克难、铺轨定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作为观念形态和实学特征兼备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主导性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行为导向的统称，是以易学为引领、儒学为主干、兵家学说和道家学说为两翼、历代诸子百家共同参与构建的思想文化大系。这个思想大系中那些关系关乎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和前途命运的内容，及其渗透其中的精气神韵，可称之为战略文化。
一、从生成源头上体悟中国战略文化的泛红基因和磅礴力量
在人类文化特别是战略文化的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具有独树一帜、无可比肩、富有梦想和战天斗地的大无畏初心。当人类经过数十上百万年混沌和蒙昧原野跋涉，跨入文明门坎之际，中华民族祖源文化初心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神话故事。据史学界考证，中国的神话故事诞生于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著名的神话故事有盘古开天、愚公移山、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等。美国的神话学家杰克∙彼德在他的《中国的古代神话》一书中认为，中国是古代主要文明体中的唯一没有真正的创世神话的国家。中国古代神话以及后来的哲学，关注的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改造以及人类彼此间的关系，而对神与宇宙天体的起源不感兴趣。
二是英雄传说。在文字尚未诞生的人类文明初期，英雄传说是历史记录的主要形式，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在中国，“三皇五帝”系列中绝大部分部落首领是真实存在的。伏羲演八卦创太极、轩辕修德振兵中华成一统、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农业，以及大禹治水和仓颉造字等等英雄传说，都留下了大量的历史佐证。
三是超自然的图腾崇拜。图腾崇拜几乎是所有族群在采集和狩猎时期必然产生的社会现象。人类图腾文化史上，被作为图腾受顶礼膜拜的动物多种多样，其中以虎、狼、熊、鹰、牛等实际存在的动物为多。然而，被誉为龙的传人中华民族主要图腾龙、凤、狮，却是超越现实的虚拟动物。在中华民族先人的意象中，龙具有无比的神力与灵性，是天上能飞、地上能行、潜居水中，翻江倒海、无所不能的综合体。而作为龙凤呈祥最佳搭配的凤凰，则是七彩俱备、雍容华贵、真善美大德齐全的化身。体现尊严和威猛的狮，虽然是自然界现实存在的猛兽，但中华民族图腾崇拜的狮，也是虚拟的。考古发现，中华大地上从来没有狮的踪迹。
二、从奠基与繁荣的三个阶段看中国战略文化的重心所在和鲜明特征
一是汉字的发明及其蕴含的战略文化信息。文字的诞生是人类进入较高文明状态的主要标志。它和语言相辅相成，承载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部信息。汉字作为人类发明最早又古今一贯使用的文字，承载着包括战略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先人诸多的伦理价值。仅举两例：一个是“国”字。国字经历了“戈”“或”“國”“国”的演变。最初的“戈”，意为国是一个武装团体；“或”，在“戈”腹下增加“口”和“一”，意为由武装捍卫的有人口与平整土地的团体；“國”，给“或”加围墙，则认定国家是用武装捍卫的有一定范围的人口和土地。另一是“我”字。“我”字由“禾”与“戈”组成，“禾”代表农业，“戈”代表武装。“我”来到世上，无非是两大使命：种地养家和保家卫国。这样的解析可能牵强附会，但唯有老祖宗高度理性与超然悟性结合上创造的妙不可言的汉字，才给我们留下了见仁见智的广阔空间。
二是商周之交的文化撮要、奠基和创造。公元前12~11世纪的商周之交，有周文王、周公旦和姜太公三位先贤文化大师对此前演进了2000多年的中华文化进行了撮要式总结、归纳与创造，一举为奠定中国战略文化的基石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文王的贡献是把易学系统化。当年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现在的河南安阳，“拘而演周易”，在夏代《连山易》、商代《归藏易》的基础上，推演出由一长一短组成的64卦象，提升了易学理论作为观察世界、顺应自然、把控人生的认识论工具的地位，开创了现代电脑二进位演算方式之先河。虽然现在所看到的《易经》是由孔子及其门生整理而成，但周文王对《易经》作为中华百经之首的学术贡献是不可替代的。
周公旦的贡献是作周礼。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巨匠的周公旦，在助武王灭商和做摄政王期间，完成了《周礼》的创作。《周礼》具体又系统阐释和规定了奴隶制社会的典章制度，上到朝廷理政，中到诸侯分邦，下到民间秩序，乃至各类人群的行为举止，都有翔实的论述与规范。《周礼》是公认的儒学源头。600多年后孔子创立儒学的初衷就是“克己复礼”。
第三位做出卓越贡献的是兵家鼻祖姜太公。这位用毕生精力探究国学兵道的先圣达人，耄耋之年一出山便身手不凡，辅佐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西周，一举灭掉了强大的殷商。姜太公所著兵书原作虽然失传，但战国时期出现的署名为姜太公所著的《六韬》，还是反映了姜太公高超绝伦的用兵韬略。
三是子学文化空前绝后的繁荣昌盛。人类文化史上，公元前六世纪前后是一个公认的“轴心时代”。这期间并向演进的中国、古希腊和古印度，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影响和轨导后世文化走向的思想巨人和不朽经典，形成了各具特色、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然而略作横向比较，以老子、孔子、孙子、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等为代表人物的子学文化，无论是思想家的群体规模，还是传世经典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超越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为代表人物的古希腊哲学，和以释迦牟尼为代表人物的古印度佛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先贤文化大师直面自然界、直面人类社会、直面人生所创立的文化，带有浓郁的、朴素的唯物辩证元素和无神论特质，而中国之外的其他古文明体，在形成各自的元典文化之后，都或迟或早地皈依宗教。释迦牟尼创立的佛学本身就是宗教。由耶稣教演变而成的基督教在西方普及后，西方诸文明体则进入长达1000余年的“政教合一”的“黑暗的中世纪”。
在中国子学文化的大花园中，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的《论语》、兵家的《孙子兵法》，最具经典意义和恒久的实践影响力。其中《道德经》着重阐发的“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世界观和社会观；《论语》着重阐明的上下有礼、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各自为善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孙子兵法》着重阐释的是战争观、和平观和先胜、全胜、战胜的方法论大智慧。耐人回味的是，“从古知兵非好战”的中华民族，基于“非好战”的动机，在子学文化繁荣昌达时期，呈现出“言兵者不止兵书”，也不只是将帅，而是“诸子百家无不言兵”的奇特现象。任何优良传统的初始和本质都是创造和创新。“诸子百家无不言兵”的传统，延续2500多年至今，当今社会上数百万“军迷”竞相论兵，探究克敌制胜之道，可能是世界独有的文化现象。
三、从传承演进的坎坷路径看中国近代落伍的主要原因
历史证明，先进文化的创立创造可以超阶级、跨时代，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里，不可能将先进文化诸元素注入治国理政的过程中，更不可能凝聚为共同的群体信仰和价值观。因此，自春秋战国以来，包括战略文化层面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演进过程中走的是从繁盛到式微的坎坷道路，是在频繁的改朝换代中封建统治阶级对优秀传统文化剪裁、扭曲和个性化改造与选择的道路。
秦始皇的大一统功绩与“焚书坑儒”。在子学文化繁荣昌盛的过程中，中国完成了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战国末期，用强势的法家和兵家文化打造起来的大秦帝国横扫六国，结束了此前2000多前诸侯分治、各霸一方的纷乱局面，设宰相、立郡县、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实现了中央集权下的政治与教化的空前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延续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战略贡献。然而，秦始皇一度采取的“焚书坑儒”政策，则被学术界批判了2000多年。
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佛学东渐。秦朝灭亡70多年之后，凭赫赫武功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推向巅峰的汉武帝，却在战略文化上做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断然抉择。这一把中国战略文化诸多精华排斥为异端的抉择，在对封建社会发挥稳定器作用的同时，也是对气势磅礴的中国祖源和元典文化价值导向的严重削弱。就在“独尊儒术”的政策实行不久，借“丝绸之路”开辟之便，主张幸福是祈祷出来的佛教开始东渐，并在东渐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实现与儒学守成柔弱成份的加速融合，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击的英雄气概和价值观念造成严重腐蚀和冲击。两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首次刮起伪娘粉炮之风。一些士族男子涂脂抹粉、搔首弄姿，言行举止比女人还女人。魏晋南北朝分裂纷乱状态之所以持续360多年之久（公元220年~581年），与中华战略文化的整体颓废不无关系。
隋代的功绩不容小觑。美国作家迈克尔∙哈特，上世纪出版了一部再版多次的书——《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人》。其中有7位中国人是每个版本都有的，他们是：老子、孔子、秦始皇、蔡伦、隋文帝、成吉思汗和毛泽东。《时代周刊》首次排出的世界10大伟人中，入选的两位中国人，一位是隋文帝，一位是毛泽东。作者选择隋文帝，是充分认识和理解了隋代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统一，是中国强大的必备特质。隋文帝杨坚，就是通过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大手笔，结束了中国360多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隋文帝及其继任者隋炀帝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创新，其中的科举取士制度的创立，为平民百姓参与公平竞争开辟了道路。中国历史上两个短命的大一统王朝秦朝（15年）和隋朝（37年），其贡献和影响力却是巨大和持久的。正在兴建国家三个超级公园，长城公园、大运河公园和长征公园，其中的长城和大运河，分别是秦代和隋代兴建的超级工程。
盛唐气象和武则天。强势的隋朝如秦代一样二世而亡，但承接它的唐朝却将隋朝的进击精神发扬光大，创造了气象万千、傲视世界的盛世辉煌。从文化层面分析，集众家文化精髓于一体，大荟萃、大包容、大开放的文化环境，绝对是成就大唐盛世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唐朝统治者出于安邦治国的需要，自然尊崇儒学；道家鼻祖李聃（老子）是李唐的祖先，自然尊崇道家学说；唐太宗派玄奘西天取回正宗佛经，自然尊崇佛教；宋代辑录的《武经七书》最后一书《李卫公问对》，由唐太宗和大将李靖合著，自然是尊崇兵学；崛起于西北（今甘肃一带）的李氏家族，天生具备自由奔放、武勇善战的草原文化基因。正是在儒、释、道、兵和草原文化竞相争奇斗艳、神通各显的文化氛围下，唐朝杀出一位空前绝后雄略女性——武则天。唐朝共有25位皇帝，除高祖李渊外，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是她的男人，其他皇帝都是她的子子孙孙。武则天称帝虽然只有15年，但实际执政超半个世纪 ，架起了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130多年顺延的桥梁。武则天的登顶奇观，是对重男轻女、男尊女卑传统的讽刺，又与“三纲五常”法定伦理存在本源性冲突。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为武则天登顶提供了机遇；武则天治国理政的天才表现，又给盛唐扬威天下以充足的理由。
两宋的战略荒颓。唐朝盛极而衰亡，经过“五代十国”短暂的割据，公元960年，北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篡夺政权建立宋朝。宋朝（包括北宋和南宋）是一个经济和文化繁荣、政治与军事荒颓的畸形王朝。宋朝发达的农、工、商创造了占当时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层出不穷的科技发明也占古代中国的一半以上。然而在政治、军事和战略文化层面，两宋却阉割了秦汉和隋唐气势如虹、雄视天下的精神内核。宋廷实行“重文轻武”的总政策，导致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颠倒和错乱。如唐代以前的男子汉形象是驰骋疆场的伟烈丈夫，到宋代却变成了弱不禁风、伪娘奶气的白面书生。官场群体腐败之风也是从宋代开始刮起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无官不贪的真实写照。“黑包公”现象反映了民众对官场政风的理想与渴望。宋代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更是一团糟。军队虽有百万以上的规模，却是闻战则惧、逢战多溃的乌合之众。持续300多年的两宋历史，就是被落后的北方部族暴锤的历史。有人考证，中国封建社会最丑陋、最残酷的“小脚女人”现象，也是在宋代普及到民间的。
成吉思汗的文化凝聚。秦汉为始，中华文化体系中涵盖三种地域文化：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域文化。三种文化交互作用，在冲突中融合，融合中冲突。两宋期间，由于长江流域文化柔婉风格成为统治阶级的主导，导致了战略文化体系的病态。而此时草原地域文化却由于黄河流域文化的千年融汇，步入了发展巅峰期。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确汉字只字不识，但无疑是超越先祖、迥异于汉唐且更加刚健的文化符号。成吉思汗凭借九死一生磨砺出的超常坚韧与雄心，凭借如饥似渴对战争指导和统驭智慧的体悟与汲取，带出了一支无敌的铁骑，并在歼灭群雄，统一漠北和西征欧洲的战争中，进一步开阔了政治视野。而他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文武并举，灭掉宋朝，建立起比盛唐还要壮观的蒙元帝国，首次将新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在元朝，儒家文化的在统治阶级中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孔子被敕奉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文化开放的大门完全打开，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都在中国拥有活动和发展的空间。元朝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开放的地域，对外影响范围、交往国家数量及国际地位认可度，都不亚于盛唐。然而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统治者，日渐被莺歌燕舞的奢靡之风所腐蚀，入主中原98年，最终导致“征服者被征服”，于1388年被朱元璋推翻。
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日辉煌与西方社会的三大革命。元朝灭亡后，中国封建社会走进入最封建、最封闭、最黑暗的明、清两代王朝。总体上看，明代是一个懒政、愚政乃至黑政的朝代。除太祖、成祖和宣帝等少数皇帝安邦治国有可圈可点之处外，其他多为被太监政治控制的甩手皇帝。继1600多年前秦始皇耗尽民力兴筑万里长城之后，明代又进行了超大规模的筑垒工程——重修万里长城。只不过明长城比秦长城向南退缩了100至300公里不等。明代还有一值得夸耀的业绩是郑和下西洋。公元1405~1432年间，南中国海、印度洋，乃至阿拉伯海，数度出现一支体态巍然的巨无霸船队。这一船队的领导者就是奉皇命七下西洋的明宫太监首领郑和。郑和下西洋是耀威域外的政治大游行，顺便搞一点经贸活动的偶然事件。它说明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但不能说明中国具备经略海洋的战略意识。就在郑和下西洋停摆之时，明廷下令“罢西洋宝船”，以及后来的清廷下令“片板不许下海，违禁者死”，实行了长达400年的禁海令。公元1644年，在目睹明王朝腐朽不堪的惊异中轻而易举完成中国政权交替的爱新觉罗王室，最大的战略贡献就是奠定了中国的陆地版图。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从公元1662年到1757年的近百年间，平定内乱、击溃或逼退外敌，开拓和收复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4倍——130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尽管1860年和1921年先后丧失了3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被沙俄割夺150多万平方千米、外蒙独立建国带走150多万平方千米），但现存的960多万平方千米的陆地领土仍然是明朝版图的3倍。至于“康乾盛世”之说，那只能是对浩浩荡荡世界潮流闭目塞听的自娱自乐。
正是从明王朝建立的14世纪末开始，人类文明进程发生了急转弯。经历千余年政教合一的黑暗中世纪的西方文明触底猛反弹，在明、清两代王朝步履蹒跚于封建隧道之际，陆续完成了三大革命：即以文艺复兴为旗帜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工业主导取代农牧主导的产业革命、资产阶级登上统治舞台的政治革命。当三大革命完成之时，西方列强随即掀起殖民世界的狂涛骇浪。曾经“独领风骚越千年”的古老中国，不仅与西方拉开了隔代断代差，而且被殖民主义的狂涛恶浪卷进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1840年起，企图救中国于水火的仁人志士不断涌现，但无不以失败忍恨。那些熟读《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学经典的军政大员，也落得个对外作战每战必败的结局。只有一点值得欣慰，中国古代知兵谋胜的人文精神，在明、清两代通过文学形式普及社会、潜伏民间。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皆出自明、清，其中出自明代的 《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主题主线皆为兵学。近代中国反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民间揭竿而起成为常态。
四、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改天换地的惊天壮举
惨不忍睹的中国近代史的开启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过是前后脚的事。然而由于僵化已久的中国社会不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起码条件，从1848年到1919年，诞生7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迟迟传不到中国。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继而引爆“五四”运动，成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化腐朽为神奇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的出现和参与，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有了天才的总策划和总导演。
2001年，为了纪念人类新的千年纪元的到来，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从公元1000年到2000年的1000年间，海选出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和100件事。中国入选的人是毛泽东，入选的事是毛泽东指挥的长征。毛泽东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5000年积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启动下，横空出世的最伟大的文化巨匠和民族英雄。毛泽东从1916年确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励志铭，到1976年逝世的60年间，特别是从1927年到1976年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以超人的胆略、智慧、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奋斗进击精神，至少在实践开拓、理论创造和精神培育三个方面，为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做出了独一无二的战略贡献。
在实践开拓方面。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革命时，几乎被国民党反动派赶尽杀绝。危机时刻，是毛泽东冒抗旨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精神的风险，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军魂。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最高统帅的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路攻坚克难、夺关破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仅用了14年时间，就神话般地打败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正是基于深邃高远的战略视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间，毛泽东决策并指导了抗美援朝百年雪耻和立国立威之战，将两个“八国联军”（17国）打趴在“三八线”上，终结了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对外战争从未吃过败仗的历史。之后，又围绕巩固和保卫红色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跻身世界大国强国行列，筑牢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屏障的时代主题，决策和完成了多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如以农业为基础的各项建设迅猛推进，仅修建各型水库就有84000多座。如大跃进式的工业化补课，自1953年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70年代，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世界顶级成果，用20年走过西方200年走过的道路。如打破外交封锁，继用22年战争与革命夺取全国政权，又同样用22年纵横捭阖、突破重围，于1971年10月25日驱逐“中华民国”，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如“三线建设”，从1964年到1980年，我国纵深西部地区崛起40多座新兴工业城市，极大改善了我国的工业和国防布局。再如由于反和平演变和继续革命战略的实施，毛泽东主席逝世十多年后，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之所以能将苏联及东欧的共产党悉数歼灭，政权悉数红旗落地，却难以从根本上撼动改革开放时期经风雨、见世面的中国共产党，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主席的反和平演变和继续革命战略筑起了一道任何敌人都难以逾越的精神长城。
在理论创造方面。毛泽东的理论创造与实践开拓同步进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革命中研究革命，并适时把战争与革命血的经验教训总结、提炼阐发为理论。不论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国家建设时期，毛泽东从未间断过理论创新和理论思考。他所创立的卷帙浩繁、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理论大系，不仅出色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精神的新形式，在多个领域，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创立的包括战争观和战争指导观、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军事辩证法在内的军事科学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更重要的是，由毛泽东思想理论大系所衍生出的一整套全新的中国特色、中国气魄路线与方针、制度与法规、宗旨与使命、法宝与原则、作风与纪律、政策与策略、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将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人民大众的战略文化层次，提升到远超一切对手的高度，同时打造了一整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并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牢牢掌控着话语的主动权。
在精神培育方面。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 ，毛泽东就是一位志存高远、智慧超群、品德高尚、决心“改造中国与世界”、富有救国救民于水火的激情澎湃的青年才俊。接受马克思主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毛泽东超人的大德品格和精气神韵得到不断充实和提升。据《毛泽东精神》一书提供的数据，毛泽东在实践开拓和理论创造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大德和人格魅力有十多类几十种之多，如：环宇覆盖的磅礴气势、文史哲通达的深邃眼光、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奉献精神、造机夺机握机的高超艺术、全无敌的弥天大勇、百折不挠的坚定信仰、高瞻远瞩的战略预见、注重调查的求是态度、立足最坏情况的底线思维、和合为贵的政治胸襟、以德报怨的菩萨心肠、攻心为上的致胜方略、勇于担当的自我批评勇气、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公仆作风，超凡脱俗的创新自信，以及举重若轻挥洒自如的浪漫色彩等等。正是实践、理论和精气神韵的统一和融合，毛泽东谱写和指挥了世界革命史上最雄浑壮阔的乐章。而征战途中培育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培育出的“好八连”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建构成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谱系。
必须指出，中华民族古代史上，曾经创造了众多先进的道德、智慧和精神元素，如“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勇、严”“温、良、恭、俭、让”“道、天、地、将、法”……，但是这些零珠碎玉般散布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先进文化元素，有些被封建统治阶级扭曲了，有些在近代沉寂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激活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经过集约和提纯，进行了创新性改造，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和精神谱系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以毛泽东思想大系为基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升华！
五、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战略意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党史学习和教育中，有三句话给人印象深刻，即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社会主义“好”！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看，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不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著书立说的英国不信马克思主义，曾经践行马克思主义发动巴黎公社起义的法国也不信马克思主义。全世界陆续成立的百余个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党，多数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自生自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扶植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诸国，也纷纷倒向了资本主义。这怎么能证明马克思主义“行”呢？马克思主义当然“行”，但这个“行”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的“能”来支撑和验证的。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首先是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毛泽东为代表、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西天”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经，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核。也正是在这一精神内核的驱动下，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玉宇澄清万里埃”的“如意千钧棒”，仅用100年就跃出谷底，冲向巅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就作出过这样的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正好处在毛主席预言的时间节点上。会议确立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及开启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确有重大的枢纽性意义。
习近平同志是第一个大力倡导传承红色文化基因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和智慧，从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获得灵感，做出的高压反腐、整党整军、全面肃教、科技强国、扫黑除恶、精准扶贫、“一带一路”等一系列战略决断；在理论上创造和构建的包括治国理政思想、强军思想、党建思想、国家安全思想、外交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系，以“我将无我”“民为邦本”的无私无畏情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拨乱反正、攻坚克难、铺轨定向，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各个领域，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取得了可以平视世界的骄人成就，同时也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根据历史的经验，军队是战略文化的主要载体，军队的战斗力表现，则是民族精神的晴雨表。人民军队作为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保底王牌，作为反对侵略、捍卫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绝对主力，从根本职能上说，战争打不赢，一切都归零！习近平主席针对军队积压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首先提出“能打仗、打胜仗”的总要求，提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新时代军人标准，并于2014年10月，针对军队在郭伯雄、徐才厚之流折腾下，“军魂犹在，却时常魂不附体”的现象，在毛泽东当年铸造军魂之地——古田会议会址，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采取并制定了一系列唤回军魂、重铸军魂的强力措施。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又领导了人民军队历史上最全面、最深刻、最大规模的战斗力诸要素整体重塑性改革，使军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那个既是战无不胜的战斗队、又是道德楷模的子弟兵又回来了！与此同时，从实践开拓、理论创造和精神培育的结合与统一上形成的习近平强军思想，也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系中最早成熟和完善的思想之一。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新时代接续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尽管面临的敌人很疯狂，面临的形势很复杂，面临的未来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但只要全党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透析党的血液，强健党的筋骨，净化党的肌体，凝聚党的魂魄，我们这个久经铁血历练的马克思主义大党，团结、带领亿万具有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人民，就一定能够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发挥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示范基地作用；就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丽伟业中，再书写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