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的日子

　　北京机器总厂(即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前身)位于北京市国子监胡同，当年的职工宿舍就是现在孔庙里的大成殿。1950年，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就和大家一起住在大成殿里，直到他主动请缨参加抗美援朝为止。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时候，很多老人，当年都与毛岸英有很多交往，从厂长到工人，聊起他来，滔滔不绝。

　　1950年春节过后，厂里来了位叫毛岸英的新领导，二十七八岁，身穿灰色军装，腰里系着皮带，过些日子，又换成了干部服装。他经常跟大家一起劳动，时不时说上几句陕北话。他来工厂的时候，厂里生产条件还很差。许多刚出徒和正在当学徒的青年工人，和毛岸英岁数相差不大，工休的时候，就跟他天南海北地聊。大家脱了鞋当凳子。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没凳子，只能席地而坐，但是地上经常有些看不见的铁屑，必须拿鞋垫上才不会被扎着。大伙儿问他：你既是延安来的老资格，为什么不在北京挑个好工作?他说：“这可比农村好多了，我原来当过农民。”大家明白了，这人敢情是个农民。于是就同情地问他：“那你家里肯定很穷吧。”他说：“我家不是农村的。”大家就围着他起哄:“住城里，你干嘛去当农民?”他乐了，就说：“俄大让俄去的。”(陕北方言：俄是我，大是父亲)大家哈哈大笑，“你大真够可以的!放着福不许享，偏让你受罪去”。他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解释道：“不懂得工业农业，将来怎么治理国家?”说到这里，他便站起来说：“我的学徒还没期满呢，咱们边干边聊。”

　　过了些日子，毛岸英把大家召集到工厂俱乐部，说了一件事：“不久的将来，要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我先教大伙儿学学俄语吧。”工友们跟他已经很熟了，就逗他说：“你那俄语就是陕北的‘俄’语吧!”他没有笑，而是指着五星红旗，说:“史多，诶答?”(俄文：这是什么)发音标准，吐词流利，一下子就把到场的所有人都镇住了。休息的时候，门边有块钢板，他不经意地说：“这块钢板不错，造坦克还薄了点儿。”我们厂原先是军械所，听到他自言自语的话，很是惊讶，大家到处传话：“他可确实不简单，什么都懂，八成还在苏联待过。”

　　后来才知道，他和工人打成一片，还有另外一个工作需要，就是为夜里写稿子积攒素材。他亲自采写编辑《北京机器职工》，然后通过有关渠道分送到香港、澳门地区，客观地介绍新中国接收的兵工厂，已转为生产双轮双铧犁、深水水泵、鹅脖水泵(给火车头供水用的)等，开始大规模的为和平建设服务。当时，厂里已经有近千人，属大规模的机械制造企业。这个小报直到他离开，办了30多期，在港澳地区和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所有和他交往过的人，共同的感受是，谁也没有想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因为他在工厂里绝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和普通人一样，努力钻研，虚心向工人学习技术，而且，他见不得有人受罪。比如，化铜炉温度高，工人们就穿着背心上班，铜融化的时候，会飞起像雪花似的东西，叫氧化锌，那年月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手段，氧化锌落在身上奇痒无比。他看见大家身上落满了氧化锌时刺痒难耐，急得不行，就要上去帮着挠。大家劝他说：“不能挠，一挠氧化锌就进去了,更痒痒了。”他赶紧问：“那怎么办?”大家解释道，待会儿拿水冲。他立刻说：“现在就去冲，一分钟也别耽搁。”就这么替工人着想，其实他身上也落满了氧化锌。当工人们在技术运算上遇到什么难题时，他还会手把手地教，很有耐心。

　　他在工厂时还拍板处理了一件事。总厂有个南分厂，是原来国民党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原因是有逆产嫌疑(可能与日伪有牵连)。毛岸英来厂工作后，经过详细调查，认为没有确凿证据，应该把资产归还给资本家。这位资本家在老北京人中享有盛名：他曾带着一帮板金工，制造出了北京的第一辆小轿车。此时资本家已去世，他的后人不敢接收工厂。毛岸英见状立即拍板：“民族资本家，应当保护，那就跟他的家属谈谈，给相当数量的股份吧!”资本家的后人对此感激涕零。

　　毛岸英的家在中南海，骑自行车到工厂也就20分钟。可他除了星期六晚上回去一趟，其余时间都是和工人们在一起，睡大通铺。那时候，他才刚刚结婚，老厂长说：“人家真有定力，新婚之后，工作习性仍然照旧。”这是后来他回忆时说的。因为在当时，谁也不知道他新婚，以为他是单身，或者揣测他的家属在陕北。除了每个星期回一次家，剩下的时间他全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就是吃饭，也是按规矩排队买，然后端着饭盒，和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吃。那时候，工厂简陋，连个饭厅也没有，吃饭时就围一圈儿蹲着。主食吃什么呢?窝头，还经常是在蒸锅里来回蒸的剩窝头，颜色由金黄变成浅黄，变绿再变黑，又苦又涩;菜呢，就是六必居酱园做酱菜削下来的苤蓝皮，用盐水浸浸，他和工人一样照吃不误。

　　195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工作人员，了解毛岸英在工厂工作时的情况。当时毛岸英在工厂又名毛远仁，他虽然在厂里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可人事档案并没有转过来，还在中央社会部，来工厂之前，他是李克农部长的秘书。一提起那位和大伙儿朝夕相处的“陕北来的年轻老资格”，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纷纷竖起大拇指。最后，有人还埋怨开了：“这人抬脚走就把我们忘了，大伙儿多么的惦记他，就是高就了，也该抽点儿时间回来看看，我们也好替他高兴高兴!”听到这话，两位工作人员眼圈一红，哭了。大家觉得事情不妙，就听见那位说：“他已经在朝鲜战场牺牲了。”屋里的人都惊呆了。在场的一位工人，忽然又想起了“延安人”的父亲让他当农民的事情，就追问：“他的父亲是谁啊?他那么听他父亲的话?”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份表格说：“这是他亲自填写的履历表，你们可以看其中的一栏。”他把其他栏目用手遮严，只留了一栏让大家瞧“父亲：毛泽东”。瞧着这五个字，所有人都落泪了。

　　关于毛岸英的牺牲，是后来大家挂在嘴头上的话题之一。

　　大家都在想，毛岸英在空袭之前做了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初期，《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是这样写的：毛岸英和高参谋这一天正在值班，房间里有些朝鲜人民军送来的苹果，他随手就削起苹果，把苹果皮放到炉火上烤。为什么干这个?因为他喜欢制作烤苹果皮儿分给大家吃。这个习惯，可能连毛主席也不明白，至于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其他同事，就更看不出个子丑寅卯，因而往往忽略了这个细节。谁会明白其中的就里呢?只有我们这些老北京人，才可以还原毛岸英生命的最后时光，他这个一般人看不明白的爱好，其实是纯粹的老北京人才会有的习惯。那年月，烤苹果皮儿，在北京城里，各个阶层，男女老少，都喜欢这个特时髦的小零食，一直风行到20世纪60年代。家里有条件的，自己削了自己烤，没苹果的，就到果子局去买现成的烤苹果皮儿。这烤苹果皮儿,其实是把整个的苹果从外到里一圈一圈地削成细长条，会削的讲究一刀一个苹果，中间不断。我冒昧地推测，就是在国子监胡同孔庙大成殿的这段日子里，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北京工人们朝夕相处，使他发现并喜爱上了烤苹果皮儿。毛岸英来北京的时候26岁，到北京机器总厂时才28岁，正是接受新鲜事物的年华。我经过无数次仔细观察，从外地到北京的年轻人，最先都是喜欢上老北京的几样吃食，烤苹果皮儿就是其一，和它并列的，还有半空儿、炒肝、豆汁、卤煮等。小时候，我经常到东安市场果子局，就是单买这种吃食，用个纸口袋装满了，边走边嚼。这苹果皮儿一经烤制，都蜷起来，跟皮筋似的，搁嘴里，微酸微甜，还很筋道，味道独特。可惜，现在没有了。

　　当然，即使不削苹果皮，手头什么事情都没有，毛岸英也不会进防空洞，因为在值班，要坚守岗位。老工人们都说过，他是一位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另外，敌人的历次空袭，都是胡乱丢几颗爆破弹了事，使不出什么新招法。他在空袭面前的坦然淡定，和留给我们厂老工人们的性格形象极其吻合，这才是镇静从容的毛岸英。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次扔下来几十颗最新式的燃烧弹，用水都浇不灭。毛岸英就这样在冲天火海中，走完了他独特而辉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