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温儒敏被毙文章：孔庆东和“孔庆东现象”

作者按：本文是半年前为孔庆东新书《国文国史三十年》写的序言，在老孔所谓“三骂”风波之前就写好了。“三骂”闹得满城风雨之时，有报纸约稿，给了这一篇，编辑连连说好，可到了主编那里，拦住了，不敢发表。这能体谅，那就在自己博客上张贴吧。在此之前网上已有转载，也不要紧，这一稿略有修改。

今年夏天孔庆东告诉我，中华书局要把他在北大中文系上现代文学课的录音稿出版，书名为《国文国史三十年》，嘱我写序。还没有看到稿子，我就爽快答应下来。庆东上本科时，我担任过他们的班主任，后来他留校任教，彼此成了同事，比较了解，我乐意支持他的新书出版。我也可以借此机会认真打量一下孔庆东，分析一下“孔庆东现象”。在我眼中，庆东是学者，但更是个作家和媒体人，擅修辞，会说话，才华横溢。有时听他讲演，或俗话连篇，或戏谑嘲弄，或詈骂泄愤，当然更多妙语连珠，颇有一种“痞气”的快感，有意标示“草根”而拒绝“绅士”；他擅用连类夸张，矫枉过正，在敏感部位打“擦边球”，三分偏要说到七分，让你捏把汗，但想到这是创作，是痛快文章，也就体谅且有些佩服。

我不太上网，不爱看别人的博客与微博的唠叨，免得太多的信息与嘈杂的干扰，但我知道庆东的博客影响巨大，有众多“粉丝”。他的博客结集出版后送给我，看过若干篇，越发感到他就是一位很适合生活在传媒时代的作家。“博客式”的煽情，加上网友所热衷的戏谑、调侃、嘲讽，把“北大醉侠”和“孔和尚”凸现为极富个性的言说符号，每当醉侠、和尚亮相，就引发一阵轰动。他非常懂得如何在与读者互动中形成某种“气场”，表达自己的情思，而围观者与“粉丝”也在抢占“沙发”和唇枪舌剑的嬉闹中，得到情绪的宣泄。

孔庆东在博客或者电视上常常 “骂人”，有时骂得很难听，连人家的母亲也捎带上，真让人受不了。特别是想到他是一个教授，据说还是孔子七十二代孙，却那样放肆，的确太出格了，有失身份。难怪许多人要“倒孔”，认为“孔和尚”爆粗口是在挑战道德底线。但我纳闷的是，生活中的孔庆东从来不见他骂人，为何写文章就要骂？到底触碰到他的哪些“大是大非”，才会那样雷霆大发？还有，这明明是 “不文明”的言行，为何仍有众多“粉丝”支持？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对“孔庆东现象”恐怕不能停留于道德层面的辩论，更应当做些社会心理分析，特别是要对传媒时代的社会心态有所分析，才能透过表面发掘其实质。

暂时放下讨论“骂人”这种传媒时代的“行为修辞”，从孔庆东的创作看他的文化追求。他的大部分文字，可以称之为“博客文学”，其特点就在喜用游戏或调侃方式对各种“社会像”——包括自己——进行戏谑漫画，有时他语不惊人死不休，就要走极端，甚至要“开骂”，这走极端或“骂”其实是为了引起注意，意在打破遮蔽、麻木与偏见，具有明显的亚文化叛逆性。我猜想，日后若有人研究这一时段的“博客文学”，大概是不会放过孔庆东的。

但孔庆东和一般作秀炒作的写手不同，他始终关注社会，针砭时弊，为民请命，透过那些嬉笑怒骂和游戏笔墨，你能感触到某种正义与责任。孔庆东分明瞧不起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不满足于当书斋里的学者，他心气高，骨子里还是想通过新的文学传播方式去影响社会，改善人生。庆东好品评时事，语多讥刺，愤世嫉俗，纵横捭阖。有时你会觉得他的痛快文章太过意绪出发，毫无现实操作性，细加琢磨又可能发现某些“片面的深刻”。用传统的心态很难接受孔庆东，但应当想想为何有那么多年轻朋友——还有为数不少的老年朋友欣赏他，这确实是一种新的社会心理现象，就像当年郁达夫被许多大人物视为“下流堕落”，而青年人却在其作品中读出人性的真实一样。

有一段我曾为庆东担心，“劝说”他不要过多接触传媒，应当在专业研究方面多下功夫，因为大学毕竟有大学的“章法”。庆东哪里会听我这一套？他客气地点头称是，转过身去还是我行我素，越发往现在这个道上走了。我也转而说服自己：庆东是在尝试一种新型的带有某些“行为艺术”意味的创作，他已经很成功，很有影响，何况他的调侃、玩世背后始终不失改造社会的苦心！

庆东每次提升职称时，都碰到一些麻烦，有些评审委员看不惯他的“痞气”和时而“出格”的言辞，这时，我就必须出来帮他一把了，理由是：不要刻板地要求一位才子，一位作家型学者。他的“痞气”背后还是有认真的文化批评。如今中文系缺少“文气”，能有多少老师真的会写文章？孔庆东起码活跃了“文气”，何况他收放自如，学术研究水平也高。北大毕竟还是北大，最终没有为难这位才子，孔庆东也只有在北大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才如鱼得水。

是的，孔庆东的本业做得出色，学术研究有水平。我可以随意举出几个例子。比如庆东研究曹禺的《雷雨》，率先探讨了这一著名话剧的演出史。他查阅民国时期大量报刊史料，第一次系统清理了《雷雨》演出的复杂历史，以及这一剧本付诸演出的复杂的修改变化过程。在这个方面，庆东的研究至今仍是为学界赞许的。他对通俗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十几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超越雅俗》，厚积薄发，已经有严家炎先生等给予了高度评价，至今仍颇有曲高和寡的味道和独特的学术价值。庆东曾和这个领域的“宿将”范伯群先生联手，写过一本《通俗文学十五讲》。过去的文学史对通俗文学不重视，也不给位置，研究这方面需要搜寻清理大量史料，要下死功夫，又要有文学史的眼光，是拓荒性质的工作，很不容易。孔、范合作的“十五讲”别开生面，在高校影响很大。此外，在鲁迅、老舍、金庸等作家研究方面，庆东都有不俗的建树。读他的这些论作，有时可能会感到很大的“反差”——这是那个在博客上嬉笑怒骂的“孔和尚”的论作吗？庆东的一些文学史研究早已抵达现代文学的学术前沿，而且总是有一些出乎意料的新观点闪亮呈现，只不过这些实绩都被他的博客盛名掩盖了。

这些年来，孔庆东在北大中文系主讲过几次现代文学基础课，想必他的课会大受欢迎，来捧场的“旁听族”也一定雀跃。据说学生“民选”北大十佳教师，孔庆东高票当选第一名，真羡煞我也。我在北大教了30多年书，也没有这个“福份”。 他的课有亲和力，生动有趣，贴近学生，所以得到学生的喝彩。庆东把他讲课的部分录音稿给我发来，我看了，果然如此。感觉有这么几点是特别值得称道的，不妨说说。

庆东讲现代文学喜欢“穿越”，讲着讲着就联系到现实生活。他讲“五四”联想到现今对这份遗产的不重视，甚至扭曲、颠覆，太可惜了。讲鲁迅必定论及“国民性批判”至今未过时，而且还很迫切，现实社会许多乱象早在鲁迅笔下就讨伐过了，现在又沉渣泛起。讲左翼文学，他用很多精力阐述左翼精神的当下意义，联想到当今类似“包身工”的残酷现象，让人感到一种很沉重的民本情怀。总之，孔庆东的文学史是鲜活的，思想饱满的，带有现实批判的锐气。相比之下，现今许多碎片化的、琐屑的的研究，那些 “穿靴戴帽” 仿汉学的文章，就愈加显得无聊与苍白。我并不认为讲课非得处处联系现实，但作为一门时代感与思想性都很突出的现代文学课程，本来就是很“现实”的，它的生命就在于不断回应或参与社会现实，和现实对话，参与当代价值重建。

我曾在一些文章中谈过，这些年拜金主义流行，加上学术生产体制的僵硬制约，形成普遍浮躁的学风。从以往“过份意识形态化”到如今的“项目化生存”，刚解开一种束缚却又被绑上另一道绳索。还没等喘过气来，许多学人就再次感受到无奈：学问的尊严、使命感和批判精神正日渐抽空。现代文学研究很难说真的已经“回归学术”，可是对社会反应的敏感度弱了，发出的声音少了。读了孔庆东的论著，我愈加感到这些问题的严重，而孔庆东文学史的“穿越”现实，也就更显出其价值。他的文学史灌注着一种责任心，他的“穿越”是在重新强调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责任”，思考如何通过历史研究参与价值重建。这种“穿越”或者“对话”，能使现代文学传统得到更新，也使得本学科研究具有“合法性”和持续的发展动力。

孔庆东讲课思路非常活跃，他不满足于只讲文学史，同时要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或者说，他要通过文学来讲“国史”。这个志向大了去了，未必都能实现，却也体现一种文学史观，一种叙史的方式。其实对此我是有过怀疑的。几年前，我曾写过文章表述，思想史不能取代文学史，那是考虑到当今宏大叙事仍然太多，动不动就把文学史作为思想史文化史的填充材料，忽略了文学研究审美的、个性化的探求。这种状况现今仍然很严重。但值得宽慰的是，孔庆东的文学史虽然在几种“史”之间穿梭，但基点始终还是文学，重点还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他对不同作家和文学史现象的分析，是紧扣着创作来进行的，这种分析并不只是为了以文证史，也为了显现各种不同的审美风致，启发与导引审美的愉悦。

更显个性的是孔庆东的那种放达，他把博客文风带进了课堂，打乱了常见的有板有眼的授课系统，弱化了直线性的史的脉络，不时插入轶闻史事，又不断以“问题”冲击思维，使课堂氛围极为活跃。不只是词采的活跃，更有思想的活跃。现在大学老师的心思很多都不在教学，学生上课也往往提不起劲头，庆东能把课讲得有趣，激发学习的兴味，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我也有些担心，这样会不会“跑马”太远，收拢不及，枝蔓过多，妨碍主线；而“问题”频繁时，难免有非此即彼、缺少分寸感的发挥（可能是修辞手段），也可能超出大学低年级学生的接受水平。倘若把握不好，就会天马行空，一堂课下来，只有满天星斗，而缺少条分缕析的“干货”。基础课嘛，毕竟要注重“基础”性，注重教学中的接受规律，加强学生的基础能力培育。有些思辨性的内容，可以留到研究生阶段解决。

也许这只是我看讲稿的多余想象，是提醒其他人不可随意效仿孔庆东。如果大家已经熟悉写博客的“孔和尚”，那么就再接触一下作为文学史家的孔庆东吧。

此文写于2011年8月10日，11月23日稍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