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会深陷于人口危机之中？

　　近十几年来，日本深陷于人口危机之中。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截至2024年10月1日，包含286万在日外国人的全国总人口为1.238亿，较上年减少55万，连续14年下降；若剔除外籍人口，本土国民人口仅1.2亿，年减89.8万，创下1950年有系统统计以来的最大降幅。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人口动态统计数据：2024年新生儿仅79.9万，连续7年低于80万，总和生育率降至1.25，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15岁以下儿童数量比上年又锐减34.3万，低至1380万，仅占比全国人口的11.2%，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国家，而这一比例在1954年曾经达到28.1%。

　　由于出生人口的不断减少，日本已进入“超老龄化社会”。75岁以上人口飙升至2077.7万，占比16.8%，平均每6个日本人中就有1位古稀老人。在大城市，如东京都品川区，老人占比甚至突破30%。

　　“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日本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

一是正在摧毁社会保障体系。2023年国民养老金缴费人数跌破4000万，而领取人数超过3600万，缴费者与领取者的比例从2000年的2.8:1恶化至1.1:1。由于养老金账户出现的巨大缺口，地方政府不得不将退休年龄推迟至70岁，并向65岁以上老人征收更高的医疗保费。有学者研究指出：当纳税人口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减少，到2040年社保基金将出现30%的缺口，这意味着现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可能面临腰斩。

二是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撕裂。尽管全国的失业率维持在2.4%的历史低位，日本却面临着“岗位求人率”的严重失衡——每100个求职者对应162个岗位，制造业重镇爱知县的求人率竟然高达230%。日本人力资源研究所预测，到2040年日本将面临1100万劳动力缺口，相当于当前制造业就业人数的2.3倍。

　　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催生出大量的“银发劳动者”：65岁以上仍在工作的“银发劳动者”达900万，占该年龄段人口的34%，居经合组织（OECD）国家之首。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本首次允许70岁以上老人担任出租车司机，在北海道，“高龄驾驶员特别许可”发放量三年增长210%。

三是地域人口的“单向度集中”造成灾难。越来越多的人口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聚，东京圈的人口密度达6158人/平方公里，是纽约的2.3倍，通勤列车的高峰时段拥挤度超过200%。而地方城市则陷入“人口减少-商业衰退-活力丧失”的恶性循环。过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正在削弱国家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为了应对少子化危机，缓解人口结构老化，日本持续推出激励生育的措施。2023年将家庭生育第三个孩子获得的补贴，从原先的每月1.5万日元（1万日元约相当于495元人民币）增加到了3.3万日元。在2024年预算中，育儿支援预算进一步增加至3.5万亿日元。但总和生育率却仍然一路走低。在人口超老龄化的拖累下，2023年GDP增速仅1.2%，债务规模却达GDP的262%，创发达国家最高纪录。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模型显示，若维持现有趋势，到2100年日本人口将降至8000万，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40%。

　　种种情况表明，日本这个曾经的经济超级大国，正面临着比经济衰退更严峻的危机和挑战——由于“人”的再生产难以为继，所有的技术进步与制度设计都将失去根基。

　　为什么日本会深陷于人口危机之中？

　　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主要是愿意结婚生孩子的人越来越少了。日本有人调查统计，有超过30%的女性一辈子都不想要孩子，这个比例远超芬兰（20.7%）和奥地利（20.06%）。

　　为什么日本女性不愿生孩子？日本媒体分析主要有五个原因：

一是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2020年，年龄50岁的人中，从未结过婚的男性有28.3%，女性占17.8%。女人不结婚，如果生下孩子大都要靠自己一个人来养，谁还愿意生孩子？

二是贫困人口和非正式员工剧增。日本近20年来，派遣社员（中国称“派遣工”）人数剧增。由于派遣社员收入低，缴纳的是国民年金，他们不仅对现在的生活担忧，还担心老了能否养活自己，所以对结婚和生孩子就不再考虑了。

三是工资涨幅微乎其微。日本正社员（中国称“正式员工”）的工资涨幅很小。例如，20年前大学生毕业后月薪大约20万日元起步，但到现在仍然差不多。据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2021年平均工资数据，日本已经被韩国、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等中东欧国家赶超。

四是养育孩子太难。养育孩子本来就很辛苦，而在日本，大学的学费贵得吓人。国立大学4年学杂费只需280万日元左右（走读），但私立大学（理科）据说是1000万日元前后。而且日本的大学很少有宿舍，学生需要在外租房子，房租也是一笔大开支。如果几个孩子一同上学，单是学费就让普通家庭受不了。

五是价值观多样化。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结婚根本没必要，就更别提生孩子了。不结婚，生活更自由，用钱也更自由。日本满大街的红灯区，只要有点小钱，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不用付出感情。很多跟父母一同生活的年轻人，也不想结婚。跟父母同住，不用交房租，甚至不用支付生活费，就连早晚餐都由父母做好。这样的舒适生活，让不少日本年轻人选择“躺平”，不去考虑独立或结婚的事情。

　　许多人不愿意结婚生子这种现象并非日本独有，全球不少国家都面临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困境。国际上公认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为总和生育率2.1，即每对夫妇需要生育至少2.1个小孩才能保持人口稳定。然而许多国家，尤其是东亚和部分欧洲国家，生育率却远低于这一水平。全球总和生育率排名显示，韩国以每对夫妇平均生育0.72个小孩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新加坡（0.97）和战时的乌克兰（0.98），而中国则以每对夫妇平均生育1.01个小孩，位列倒数第四。

　　目前，世界上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除了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外，还有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法国和英国等国家。这些国家基本都属于人均收入比较高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理来说，国民收入高对于提高生育率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利条件，但为什么在这些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许多人却不愿意结婚生子呢。我认为，虽然各个国家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人们面临的日常压力与职业负担日益加重，而社会支持体系却逐渐弱化，结婚生子所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少。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市场经济不仅带来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也导致企业加班和职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常年加班加点劳累有加，且工资收入不高，已经无力承担养育子女重负的情况下，再加上许多劳动人口就业和收入没有稳定可靠的保障，即使今天在大公司当白领年收入几十万，也很有可能明天就会因种种原因加入失业大军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

　　而政府也很讲“经济效益”，无论哪一届政府看重的都是眼前的“政绩”，谁也不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买单，结果导致政府和社会支持生育的体系逐渐弱化。

　　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生子对个人来说还有多少好处呢？

　　于是，在市场经济强烈鼓励追求个人利益的导向氛围的培育下，生在“钱”社会，长在“私”旗下的年轻一代，谁还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去含辛茹苦养育子女呢？

　　而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己养育的子女，将来很可能也会同自己今天一样，难逃被资本驱使做牛做马劳苦一生的命运。于是，张爱玲说的那段话：“如果孩子的出生，是为了继承自己的劳碌，恐慌，贫困，那么不生，也是一种善良。”便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归根结底，问题的根源出在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分配方式，这种严重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分配方式，不是以“多劳多得”“多生多得”来鼓励劳动人口生育，而是导致劳动人口“越生越穷”，其结果必然导致劳动人口的日益减少，直至资本主义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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