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利用日本“核造假”负效应把日本制造推下神坛
摘要：针对日本强行“排核”，中国媒体有必要重提日企造假诸多丑闻，但重提日企造假丑闻并不是简单的对日企造假丑闻回顾与重复，而是必须与日本“排核”、“核造假”紧密联系起来，利用日本“核造假”所产生的“疑”屋及“乌”负效应，把日本制造“低点定位”为“日本造假”，让日本制造声誉扫地与借机提高中国制造声誉，以利于中国制造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
最近，一篇题为“为了省成本敢排核污水的日本，什么偷工减料的劣质产品不敢生产？”网文引发关注(来源：远方青木微信公众号，全文请自行网上查看)，此文不仅内容好，更有借鉴价值的是此文标题好，标题好就好在把两个看似不关联，实则密切相关的内容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与成语爱屋及乌正效应相反的“疑”屋及“乌”负效应，即由“为了省成本敢排核污水的日本”(相当于“疑”屋)联系到 “什么偷工减料的劣质产品不敢生产” (相当于及“乌”)。
从舆论战角度讲，中方针对日本“排核”舆论战，不能局限于“排核”本身，不能就“排核”论“排核”，必须要有大棋局思路。中方在强烈遣责日本“排核”同时，必须充分利用这次日本“排核”所产生的“疑”屋及“乌”负效应，应在国内外广泛宣传日本制造如何造假隐瞒与偷工减料，让日本制造品牌和形象彻底崩坍，这才能以正反对比方式来反衬出中国制造品牌与技术标准的高大上形象，且不说对全球市玚，其码对开拓日本制造声誉最好与日企垄断程度最高东南亚市场影响最大。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方宣传部门与媒体没有很好利用发生在2017年的日本“神户制钢造假事件”及随后不断曝光日本众多大企业造假事件所提供的难得机会进行整体的筹划与应对，导致国内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中，处于散乱与各行其是状态，缺乏一种有合力的合唱效应，值得反思。这次日本“排核”所产生“疑”屋及“乌”负效应，给了中方反制日本制造與论战的一个重要契机，中方不应再错过，中方宣传部门应进行整体筹划与应对，打好针对日本制造“疑”屋及“乌”的舆论战。
一 中国媒体应充分利用日本“核造假”所产生的“疑”屋及“乌”负效应把日本制造“低点定位”为“日本造假”
日本“排核”与以往日企各种造假劣行与偷空减料的造假丑闻，恰有利于中方媒体以“低点定位”策略与“疑”屋及“乌”负效应，把日本人引以为傲的“日本制造” “低点定位”为“日本造假”，以“日本造假”来取代日本制造，使之成为日本的新形象、新名片、新标志，通过对“日本造假”大张旗鼓的外宣与内宣，让国内外民众把“日本制造”与“日本造假”紧密联系起来，使国内外民众今后不再把“日本制造”与“优质”挂钩，而是首先联想到包括“排核”在内的“日本造假”很多劣行，这就能以“疑”屋及“乌”负效应把日本制造推下神坛，让其声誉扫地。
从“排核”的源头即福岛核事故来看，早在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的1977年，即34年前就产生了造假隐瞒的“人祸”，现有公开资料及相关报道显示，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事故发生之前一直存在隐瞒虚报和篡改信息的前科。东电在2007年承认，自1977年起在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等199次例行检查中篡改检测数据，隐瞒反应堆故障，这也是导致福岛核电事故“人祸”的重要因素。核电站事故分为最轻一级到最严重七级，按事后总结，虽说福岛核事故是由九级大地震的意外天灾引发，但天灾毕竟是外因，只能使福岛核事故等级上升为四级，还不算太严重，还在人为可控范围内，抢救成功可能较大。最后却由于造假隐瞒等人祸，使福岛核事故由四级升级为最严重七级。从事故发生、抢救到善后的全过程来看，日本政府与东电公司上下勾结、谎话连篇，不停造假隐瞒堆芯熔毁、节省成本、拖延处理等反智蠢行，内骗日本人，外骗全世界，直到现在强行“排核”，还继续不负责任的用谎言欺骗全世界，“甩锅”全世界，还用700亿日元巨额“公关费”塑造所谓“工匠精神”，掩盖其造假蠢行！全世界谁敢相信日本的检测报告？你们所有的“检测”都是“定制”的，除了氚之外的几十种放射性物质根本就不检测！还不准它国去抽样检测！可以说从2011年福岛事故发生到如今“排海”的十多年时间，就是日本政府与东电公司相互勾结的对国内外造假欺骗史。
从福岛核事故发生到如今“排核”，充分表明了与“核”有关的造假，简称“核造假”的后果最严重，可日本人连“核造假”都肆无忌惮，那还有什么不敢造假？造假撒谎成了这个民族的本能与习惯，于是神户钢铁造假四十年；小林化工造假三十年；三菱电机的空调数据造假三十五年；日本制钢所的涡轮机造假二十四年；川崎重工的制冷机造假二十年……如果从1977年福岛核电站例行检查首次造假算起，到今年8月的“排核”前后数据造假，时间跨度居然长达46年，创造了世界核电史上前所未有的造假隐瞒先例。
中国媒体对当年福岛核事故与如今日本“排核”的报道可以有多个角度.但有一个角度不可忽视，那就是从造假角度讲，从当年福岛核事故到如今“排核”的“核造假”，可以说是“日本造假”的登峰造极之作与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核造假”系笔者自创新词，这不仅因为“核造假”后果最严重，而且“核造假”新词有利于对日舆论战。
实事表明，日本所谓“工匠精神”，就是改标准、改数据，然后用营销手段欺骗全世界。日本任何“检测报告”和“样品”，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但在造假成为本能与习惯的日本人看来，相比于后果最严重的“核造假”，这些统统是“小巫”级别小造假！更可以放心大胆的造假！无所谓
所以，中国媒体在日本“排核”相关报道，一定要从“核造假”的角度来对“日本造假”来穷追猛打，把“核造假”作为“日本造假”顶级铁证来大肆宣传，即日本既然敢无底线“核造假”，那“日本制造”旗下所有日企及日本知名品牌就敢无底线造任何假，这才有助于把“日本制造”“低点定位”为 “日本造假”，通过由此产生“疑”屋及“乌”负效应，让“日本制造” 声誉扫地。
近代以来，汉语吸收与“照搬”了不少日本词汇，现在到了反向输出的日本的时侯，希望过中国媒体宣传，使“核造假”这一新词风靡日本与流行世界，甚至影响世界。
二 爱屋及乌与“疑”屋及“乌”对日本制造、中国制造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效应
海尔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投资设立了一家工厂，生产海尔品牌系列家电产品，工厂经理里韦斯在接受中国记者釆访时说，美国海尔公司生产出的产品没有受到中国制造产品低端负面形象的影响，因为我们包装箱上印有“美国制造”的字样。说实话，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家中国公司，也不知道海尔是中国品牌。
这位海尔美国公司经理讲话表明一点，海尔在美国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自身品质，也在很大程度上沾了美国制造的光。当然，美国企业更是受益于美国制造信誉所产生的溢出效应。有网友“爆料”称，有的美国公司购买了中国制造的产品，然后贴上“美国制造”标志在网上大幅提价出售，居然销路不错。
对海外的中国制造品牌来说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品牌即中国制造品牌，中国制造如同日本制造、美国制造、德国制造那样，是一种国家层面与国家形象的国家品牌。在中国制造这个国家品牌之下，才是中国众多的企业品牌。
国外消费者与用户在购买某个产品时，一般首先关注的是该产品是那个国家制造，其次才会关注是这个国家那个企业制造即关注企业品牌。例如无论是美国消费者购买海尔美国公司制造的家电，还是网购某个产品，首先关注的是产品包装上标注的“美国制造”，一看到是美国制造，肯定不会像看到中国制造那样犹豫不决，而是很快下定决心购买。甚至在美国制造之下的某个企业品牌如海尔品牌，有的消费者都不会去关心和过问，只要是美国制造就放心买回家，这就是美国制造这一国家品牌的魔力。
在国际市场上，企业品牌创建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品牌形象，如果中国制造这个国家品牌如同日本制造、美国制造、德国制造那样成为高品质国家品牌的标志，那么中国企业在国外创建企业品牌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成语爱屋及乌讲的就是道理。爱屋及乌的本意是指因为爱上一个人而连带爱他屋上的乌鸦。比喻爱一个人而连带地关心到与他有关的人或物。成语爱屋及乌中“屋”相当于中国制造、日本制造、美国制造等国家品牌，成语爱屋及乌的中的“乌”相当于中国制造、日本制造等国家名牌之下的某个中国企业、日本企业品牌，如中国高铁、中国海尔、中国格力、日本高铁、日本丰田等。
与爱屋及乌相对应的还有一种“疑”屋及“乌”的现象或者说“疑”屋及“乌”负效应负效应，“疑”屋及“乌”是笔者自创的一个新词，“疑”屋及“乌”负效应是指中国制造这个国家品牌形象在国际市场上不够亮丽，尚未成为高品质的标志，而是在西媒负面报道的影响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廉价低端乃至低质低价的代名词，那么国外用户对中国制造这一国家品牌的疑虑即“疑”屋，就会转化对中国制造旗下所有企业品牌的不够信任，这就是“疑”屋及“乌”负效应。一个很直接后果是，一些外国用户一看到产品上的中国制造的标识，连制造该产品的某个具体的中国企业品牌也不愿看，就决定不买了，那么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创建企业品牌的效果就只能“事倍功半”。
可以设想，如果一家中国企业与一家日本企业生产一种相同的产品，品质完全相同，但中国企业的产品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受中国制造这一国家品牌廉价低端“不良形象”所产生的拖累，让国外用户不仅难以爱屋及乌，反而“疑”屋及“乌”！中国企业仅靠自身努力创建企业品牌的效果必然受制于“疑”屋及“乌”负面效应而“事倍功半”！在创建企业品牌的难度上肯定远大于日本同行，在企业品牌的名牌效应上也就远不如日本同类产品。最后只能陷入“窝里斗”，大打价格战的恶性循环，这就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创建企业品牌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中国品牌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份，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中国品牌梦”是指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制造业上亿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都希望中国制造这个国家品牌，能在国际市场上像美国制造、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那样，成为高品质国家品牌的象征与标志。实现“中国品牌梦”任重而道远，面临重重挑战，所以我们要设法为中国制造这个国家品牌添光加彩，不断提高其档次和价值，这样才可能利用爱屋及乌的正效应来逐步实现“中国品牌梦”。
三 日本媒体如何利用“疑”屋及“乌”负效应来败坏中国制造信誉
2007年，日本发生了一起震惊中日两国“毒饺子”事件，由于食用中国生产的冷冻水饺，导致日本千叶、兵库两县的3户家庭共10人中毒。后查明系河北石家庄天洋食品厂临时工吕月庭，因对工资待遇不满，用注射器向速冻水饺产品包装内注射农药甲胺磷所致。
2014年1月20日，吕月庭投毒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被告人吕月庭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50余人旁听了宣判。
“毒饺子”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体可谓炒作得天翻地覆，日本不少媒体不是将其作为个案来进行客观报道，而是用“以点带面”、以偏概全方式进行歪曲实事的报道，日媒毫无根据地将怀疑目光投向所有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在日本某些媒体的报道看来，所有从中国进口食品都可能存在质量问题、都有可能是有毒食品。这就导致了“疑”屋及“乌”的负效应，即正因为中国食品这个大招牌（相当于“屋”）信誉在日本一落千丈，使绝大多数无任何质量问题的各种品牌中国食品（相当于“乌”）销售都受到严重牵联与影响，即使大幅降价销售也无人问津，中方企业损失惨重。尽管中方一再要求某些日本媒体公正客观报道此事，但某些日本媒体就是不听。
由“毒饺子”事件联想到日本媒体对在日华人犯罪的报道，两者颇有类似之处。在日华人多达几十万，有极个别人犯罪从概率角度来讲是很正常的。但某些日本媒体在此类事件报道中均不作为个案报道，而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在某些日本媒体的报道看来，似乎所有在日华人都有犯罪倾向、都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这同样导致了“疑”屋及“乌”负效应，致使所有在日华人都不同程度受到牵联和歧视。
四 大量日企造假事件是个群体性劣行而不是个案
神户制钢是日本第三大钢铁厂，年产量高达700多万吨。神户制钢造假违规行为可追溯上世纪70年代，神户制钢在铝制品上数据造假行为其实在40年前就已开始，而钢制品则至少要追溯到30年之前，且造假范围是从点到面，最后发展成大规模、全员性与有组织的造假，并且在公司内部对这样的造假操作还有一套完整的操作流程。这说明了神户制钢的“造假之路”是在数十年之前就存在了，神户钢铁造假的历史和企业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神户制钢社长川崎博也等多名高管宣布将引咎辞职，另有几十名中层管理人员面临降薪、转岗等处分。
自2017年10月“神户制钢造假事件”曝光后，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日本制造的所有行业与大企业均难逃一劫。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光一时的日本制造，从技术、质量到数据造假的各类丑闻一直层出不穷。
如丰田“刹车门”事件、东芝公司虚报利润、高田安全气囊变成夺命“利器”……一系列有关日本制造造假新的“丑闻事件”接二连三的曝光，简直是沒完没了，触目惊心。2016年4月，三菱汽车承认，对旗下多款汽车的油耗数据弄虚作假，而这一造假行为持续了25年，且自2000年起就开始隐瞒车辆质量缺陷。
这些不断曝光的造假丑闻后续影响决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而将进入长期的“发酵期”。从长远来看，波音公司很可能成为终极受害者。按波音公司说法，从未釆购过神户制钢产品。但波音公司没有直接釆购却有间接釆购，日企一直是波音飞机零部件的最大分包商，波音公司每年在日企釆购的飞机零部件总额高达上百亿美元，如此大的釆购额要做到完全不用神户制钢所提供的金属材料是不可能的。而波音一直直接采购三菱材料公司制造的有色金属材料与东丽公司制造的碳纤维用于军用、民用飞机零部件制造。大型客机使命寿命可长达30年，所以对用于制造飞机零部件的金属材料及碳纤维品质要求十分苛刻，而神户制钢、三菱材料公司、东丽碳纤维所提供的不合格金属材料及碳纤维使用期不可能达到30年，往往会提前若干年就会开始出现各种质量问题，严重的甚至会接二连三导致机毁人亡的惨剧发生，波音公司和相关运营商必将遭遇灭顶之灾。
五 中国媒体如何利用日企大量造假事件所产生“疑”屋及“乌”负效应
现在回过头来看，某些日本媒体在对“毒饺子”事件炒作中，对中方是“穷追猛打”，是有意利用“疑”屋及“乌”负效应对中国品牌的食品来个“以点带面”与全盘否定。中方官员、企业及媒体的被动之处在于，对某些日本媒体的“指责”是不停地解释与自我辩解。虽说这是必要的，但某些日本媒体“指责”什么，我们就辩解什么，给人印象是中方让日本媒体牵着鼻子走。而且某些居心不良的日本媒体就是要对此进行妖魔化宣传，借机败坏中国食品乃至中国制造的信誉，因此中方对此的任何辩解都显得有些苍白无力。而且中方有理有据的解释，日本媒体通常是不会报道的，日本消费者是很难从日本媒体中得到正确信息和了解事件的真相。
对“毒饺子”、“毒玩具”（指玩具油漆铅含量超标）之类外国媒体对中国制造品牌的造谣中伤，中方辩解虽是必要，但中方再怎么自我辩解与占理也是“事倍功半”，未必能赢得外国用户的信任与理解，有理也未必能走遍天下。
从军事与竞争角度讲，自我辩解是一种被动防御手段，仅靠被动防御是不可能战胜对手的，中方还应主动出击，才可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中国媒体主动出击策略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日媒可以利用“疑”屋及“乌”负效应，中国媒体也可用。但中国媒体不是照搬当年日媒“以点带面”方式进行歪曲实事的报道，完全可以以实事为依据进行客观报道。因为进入新世纪后，有关日本制造各类“丑闻事件”可谓层出不穷，年年曝光，几乎涉及日本所有大企业。这就不是某个点、某个企业、某个行业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偶发孤立事件，而成为一个涉及面很广的“面”问题，这意味着日本制造这一国家层面品牌，或者说日本制造这一金字招牌从“面”上开始出大问题了。
与日媒以“以点带面”进行歪曲报道(如“毒饺子”)所不同时是，中国媒体完全可以以事实为依据，把最严重的“核造假”作为一个“造假点”来“以点带面”，即日本既然敢无底线“核造假”，那“日本制造”就敢无底线造任何假！这才有助于把以“疑”屋及“乌”负效应，把“日本制造”这一国家级品牌与形象“低点定位”(或贬为)“日本造假”，使“日本造假”取代“日本制造”，让其声誉扫地。
中国媒体在进行日企造假丑闻的最新报道或相关回顾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日本某企业某具体丑闻的报道，而以“核造假”这个最严重的“造假点”来“以点带面”，以实事为依据来对日本制造进行全方面质疑、批判和分析。中国媒体要让全世界消费者与用户都认识到，如今的日本制造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鼎盛时期日本制造，并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那么完美，而是充斥各种问题与丑闻的制造。这才能以“疑”屋及“乌”与“以点带面”来把日本制造这一国家级品牌推下神坛，让日本制造这一金字招牌黯然失色，这样就可让日本丰田、三菱等各大品牌受累受制于“疑”屋（日本制造）及“乌”的负效应，彻底动摇全世界与东南亚对日本制造各大品牌的迷信。而中国制造这一国家层面品牌则可借助此（日本制造）消彼涨的效应而提高在全世界信誉，让中国制造旗下的众多企业品牌受益于爱屋及乌正效应，提高在全世界市场竞争力与品牌美誉度。
六 对日本制造过度迷信成为中国高铁开拓东南亚市场的最大障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铁路建设发展成就的高度肯定。央视纪录片《辉煌中国》第一集提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时称赞：“高铁，中国产的动车，这个是中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中央领导对中国高铁“走出去”寄予很大希望，但中国高铁“走出去”不会是一帆风顺，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与挑战，在东南亚尤其困难。
从世界范围来看，确有不少国家与民众或多或少存在着对日本制造的迷信心理，这在东南亚国家尤为明显，这些国家官员、民众及媒体对日本制造高品质“神话”的迷信，可以说达到了深信不疑的程度。这是因为日本制造各类品牌早在上世纪五十年就进入东南亚国家，日企在东南亚深耕多年，可谓树大根深。同时通过投资建厂与小恩小惠的援助收买当地民心及媒体，且与当地官方、产业界及媒体相互勾结，形成了一个由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来共同对外，抗拒它国品牌的进入。
以泰国为例，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日系汽车生产国，泰国实际上成为日系车殖民地，形成规模庞大的从生产到销售整个产业链的日系车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对中资车企在泰国投资建厂的要求，泰国官方既不支持，更不欢迎，反面暗中设限。其堂而皇之的理由是泰国汽车市场早已饱和，且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别说中国汽车品牌，即使欧美汽车品牌要打入泰国也不容易，现在中国靠新能源车的优势才成功打开泰国市场。
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制造的过度迷信给中国高端制造如中国高铁开拓东南亚市场带来很大障碍。中泰高铁项目自2014年启动以来，签约与正式开工之所以一拖再拖，直到2017年12 月21日，中泰高铁一期工程项目才正式开工，且一直缓慢推进，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确有不少泰国媒体与公众对中国高铁的质量、技术与安全性持怀疑态度。面对来自泰国社会与媒体上的“杂音”，特别是日本的暗中“搅局”，泰国政府即使想与中方合作也面临重重压力。泰国政府为应对来自社会上的压力，也是为了搞“平衡”，泰方准备在另一条铁路线路上与日本合作，泰国与日本于2017年8月6日签署的曼谷—清迈铁路合作备忘录。这条高铁总长度约为670公里，时速为250公里，泰国计划釆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由日本提供低息贷款，工程总造价为120亿美元。当时的计划是，曼谷-清迈高铁于2013年开始兴建，有望于2018年正式开通启用。可是，10年过去了，这条高铁也还没开工，更别说启用了。
但在2023年5月中旬新一轮的中泰铁路建设谈判中，突生变数，泰国提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要求，他们要求这条铁路要按照日本高铁技术标准建设，给出的理由是由于我国高铁的部分标准并不符合国际标准。
客观的讲，由于泰国以前铁路项目基本都是按照日本、欧洲的技术标准建设的，这确实与中国高铁技术标准不太兼容。泰国人所称我国高铁的部分标准并不符合国际标准。实则是指“不符日本标准”。问题是中老铁路项目已于2021年12月开通，9月7日，中印尼合作建设的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开通运行，两地间最快旅行时间由3.5小时压缩至40分钟，这标志着印尼迈入高铁时代。这两个铁路项目所釆用的中国技术与标准已在东南亚产生了良好示范作用，为何泰国某些人至今仍过度痴迷于日本铁路技术与标准，固执认为日本技术与标准比中国更先进？这与日企长期“深耕”泰国市场与暗中资助当地媒体洗脑泰国人有关。由于日本铁路标准与我国并不兼容，只有按照中国标准建设的中泰铁路项目才能与中老铁路相互衔接，实现中泰间的经济合作交流。泰国所提“按照日本标准建设”的无理要求自然被中方断然拒绝，必须按照中方标准，否则免谈。而中泰高铁项目目前已处于暂时停工状态。
随着雅万高铁即将开通，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将高铁计划提上日程，马来西亚也不甘落后。投资（折合）约1800亿人民币宣布重启新隆高铁项目。早在两年前，我国就曾参与竞标新隆高铁（又称新马高铁），但在2021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这条高铁不建了。时隔两年，马来西亚又宣布重启新隆高铁，也许是看到中老铁路的繁忙景象，马来西亚也想通过高铁来发展本国经济。
新隆高铁也叫新马高铁，连接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全长350公里、8个站点，投资约1800亿人民币，是东南亚史上最大的铁路基建项目。引来中、日、德、法四个高铁大国及韩国参与竞标，从各方面情况来看，中、日两国相关企业将成为两大夺标热门，最后的中标者很可能在中、日之间产生。日方并不甘心于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夺标中的失败，试图在新隆高铁项目中卷土重新，一雪前耻，中、日两国夺标大战不可避免。中、日之间竟争不仅是项目成本与工期的竟争，也是中、日高铁技术与技术标准较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不少官员、媒体及公众看来，中国高铁虽有性价比与建设工期上的优势，但日本高铁在质量、技术与安全性上却更胜一筹。那么竞标中，中国高铁技术与技术标准会不会遭遇类似中泰高铁项目的问题？还有待观察，中方必须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按理说，中国制造在有着“地利”之便的东南亚应更具竞争优势，但日本制造凭着先入者为王和多年深耕东南亚所积累的品牌效应，日本制造更具明显竞争优势，中国制造要打破日本制造在东南亚的垄断，逐步挤压日本制造已有市场份额，将是一场艰巨的挑战。
日本制造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领域，而随着以中国高铁为代表的中国高端制造的崛起，中日两国在高端制造领域对决与较量不可避免，但由于全世界存在着对日本制造不同程度的迷信，即使中国高端制造品质与日本制造相当，国外用户也不会轻易相信与接受，如果中方在报价上大幅降低又会使中方损失应得的经济利益，所以如何消除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对日本制造的迷信与对中国高端制造品质的疑虑？成为中方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七 中国媒体在东南亚高铁项目竞标中的舆论战策略
中国高铁与日本高铁决不是两个孤立的品牌，而是中国制造与日本制造这两个国家层面品牌旗下的两只“乌”。日本高铁这只“乌”由于仍受益于日本制造良好形象所产生的爱屋及乌正效应，其安全性与可靠性在东南亚广受推崇与好评。而中国高铁尽管技术先进，性价比优势突出，但因受制于中国制造不佳形象所产生的“疑”屋及“乌”负效应的拖累，其安全性与可靠性在东南亚一直饱受质疑，这成了中国高铁参与新隆高铁项目竞标的最大障碍。
在新隆高铁项目招标与评标前后，中日媒体间舆论战不可避免，双方都会宣扬各自高铁技术的先进性、安全性与经济性，想说服新招标方釆用本国的高铁技术。但中方在輿论战中不能仅局限对中国高铁与日本高铁，从技术到安全的各项指标的对比与造势，不能仅就高铁论高铁，而应借日本“核造假”来大做文章，从“疑”屋（疑虑日本制造）及“乌”（日本高铁）角度来动摇东南亚与新马两国对日本制造及日本高铁的迷信，以“疑”屋及“乌”负效应来“连累”日本高铁，使其信誉动摇。
在新隆高铁项目招标与评标前后，中方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不能各自为战与各行其中，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电总局应与央企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中车、中国铁建、中国中铁联手制定一个详细的外宣方案来贯彻执行。
从外宣时间段来，针对日本制造及日本高铁的“疑”屋及“乌”的外宣分为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疑”屋（疑虑日本制造）阶段。时间是从现在起到新隆高铁项目正式招标之前，中方外宣重点是设法引导国外特别是东南亚民众逐步产生“疑”屋（疑虑日本制造）心理，逐步动摇与消除对日本制造的迷信。外宣第二个时间段是在新隆高铁项目招标之后的评标阶段，可在国外民众已产生“疑”屋心理的前提下，中方外宣重点是再对日本高铁这只“乌”安全性与可靠性提出各种质疑，这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与火上浇油之效，就可利用“疑”屋及“乌”负效应来“连累”日本高铁，以泰山压顶之势，从上到下(从屋到“乌”)给日本高铁以致命一击，为中国高铁造势。
从外宣报道的集中程度讲，同类性质事件（如众多的日本制造“丑闻事件”）在不同时间段的分散报道远不如在某个时间段集中报道效果好，给人印象深，借用一个军事术语这叫“地毯式轰炸”。集中报道的日本制造“丑闻事件”越多，“地毯式轰炸”效果就越好。
虽说这几年有关日本制造“丑闻事件”接连不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只对近期的“丑闻事件”印象深刻，而中远期“丑闻事件”则逐渐被人遗忘。日本人又善于“遗忘”与“捂盖子”，决不会在主动再提。所以中国媒体不妨采取远近结合、双管齐下的宣传策略，在死盯着近期“丑闻事件”不放的同时，对逐渐被人遗忘中远期“丑闻事件”也要“揭老底”、“掀盖子”、“算总帐”，并通过“核造假”来以点带面，来个铺天盖地式的集中曝光与“地毯式轰炸”。
从波音客机使命寿命长达30年来看，神户制钢、、三菱材料公司、东丽碳纤维所提供的不合格金属材料后果的“发酵期”将持续多年，且空客公司很可能被牵联其中，这将给中国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提供足够的时间与空间。“神钢事件”等日本制造“丑闻事件”持续“发酵”多久，中国媒体就应关注与报道多久。
中方应充分动员组织中国国际电视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所有的外语频道；纸质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与英文版《环球时报》；多个外国语种版本的《今日中国》月刊等外宣报刊，应对从2000年到如今发生的多起日本制造“丑闻事件”，面向国外特别是东南亚受众，用“地毯式轰炸”方式进行连篇累牍的集中曝光、集中回顾、集中质疑、集中批判、集中警示。这些从过去现在的“丑闻事件”看似与日本高铁没有多大关系，却能让东南亚民众认识到他们所迷信的日本制造不过如此。“地毯式轰炸”集中报道也能使东南亚民众认识到日本制造丑闻频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个体所为而是群体造假，这才能从根本上动摇东南亚官员与民众对日本制造的过度迷信。
只有动摇了东南亚对日本制造的迷信，才能让日本高铁从爱屋及乌光环下的受益者成为“疑”屋（日本制造）及“乌”负效应的“受累者”，才能彻底动摇东南亚特别是新马两国对日本高铁的过度迷信，才能以此消彼长方式提高中国高铁的信誉与竞争力。
成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疑”屋及“乌”负效应也有类似的含义，形象地讲，如果日本制造这张“大皮”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像这现在这样漏洞百出，丑闻盛行，那么依附于日本制造这张“大皮”旗下的各个日本品牌如日本高铁、丰田、三菱等还能根基牢靠吗？还能完美无缺吗？？还能顺利发展吗？只有通过“地毯式轰炸”集中报道，才能把日本制造这个“屋”炸得漏洞百出，则“屋”之不存，“乌”将焉附！那日本高铁这只“乌”还有生存空间吗？还能维持以往的信誉吗？
八 中国媒体对国内民众也要进行“地毯式轰炸”的集中报道
神户钢铁、三菱等知名日企造假持续时间之长骇人听闻，全世界都找不到先例。造假丑闻令日本制造黯然失色。其实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日本制造还是“劣质低价”的代名词，随着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与美国大力抶植，使日本制造借机发展起来。那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巅峰期就开始造假的日本制造为何能让人们产生“日本制造就是质量好”这种错觉？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刻意渲染。平心而论，部分日本产品的确质量高，而擅长于以偏概全的日本媒体则直接抛出“日本制造=高质量”的论调，对日本制造加以神话。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媒体在有关日本制造的报道时，竟然对日媒这一自吹论调曾一度深信不疑与全盘接受，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国内媒体对日本制造的溢美之词更泛滥成灾，有意无意甘当日本制造的“吹鼓手”，严重误导了国内用户与消费者，制造出大批“哈日族”(或“精日族”)，国内媒体有意无意地成为日本制造抢占中国市场“舆论先锋”。今年8月“排核”前后，国内一大批“哈日族”马上迫不及待跳出来，在网上为日本“排核”罪行“辩解”，中国媒体必须对此进行深刻反思与矫枉过正。所以对日本制造多起“丑闻事件”，也必须要面国内数亿受众进行“地毯式轰炸”的集中报道。
一是能通过“内销转出口”的方式向国外传播中国媒体相关报道
改革开放前，在中国处于封闭和落后的时代，有一个大家熟悉的词叫“出口转内销”，“出口转内销”的不仅是商品，也包括国内重要新闻。而在开放与强盛的当代中国，在国内重要新闻报道上则出现“内销转出口”的新现象。如今的中国是外媒关注和报道的焦点，外媒常驻中国的记者总数多达上千人，其中不少人精通中文，天天看中文媒体，中文媒体重要报道与提法往往会被外媒转载引用。中国媒体以“核造假”与“疑”屋及“乌”负效应的视角，对日本制造丑闻事件的大量报道(包括造假丑闻的重提与回顾)也会引起庞大的驻华外媒记者的关注，他们也会进行一定的转载与报道，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与观点。
二是能消除国内对日本制造的过度迷信
由于国内媒体在上世纪过度美化日本制造的“余毒”，或者说“洗脑后遗症”时至今日，国内或多或少仍存在着对日本制造过度迷信现象，日本制造在一些国人眼中仍是高质量、高品质的代名词。这才导致一些中国游客曾一度在日本盲目抢购马桶盖、电饭锅、化妆品之类技术含量不高的商品。甚至抢购日本感冒药和眼药水，后来发现日药疗效好是因为加入了有副作用的激素。某些国人对日本制造过度迷信的心理这不利同类中国优质产品开拓国内外市场并与日本制造品牌竞争，所以消除部份中国用户与消费者对日本制造过度迷信应是中国媒体的重要职责。
三是在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中不能重外轻内，而应内外统筹、统一口经、内外兼顾。即中国媒体不能过度关注日本制造的造假丑闻对国外的影响，更要关注对国内的影响。因为日本作为多年来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日企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其间发生的有关日本制造的造假丑闻为数众多，使中国深受其害。
2017年10月17日人民网题为“日本钢铁造假惊人， 2000年中国三峡工程差点被坑”的报道引起很大震动。坦率地讲，这是个过时旧闻，但2000年时，国内媒体对此事报道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有限，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对日本制造品牌还非常迷信，日本钢铁产品也因此成为爱屋及乌受益者。在爱屋及乌的光环笼罩之下，当时中国社会仅把此丑闻当成偶发事件而未予追究与关注。
而自2017年以来，随着日本制造的造假丑闻大量曝光。现在大概不会有人相信“三峡工程劣质钢材丑闻事件”仅仅是偶发事件，几乎可以100%肯定是日企当时有意造假。日企造假原因只能有两个，一个是为牟取利润，不愿将不合格产品报废而有意卖给中国。另一个可能原因是想有意给三峡工程留下质量隐患。因为有些日本人心理很阴暗，不愿中国在任何领域超过日本，于是想暗中给三峡工程下拌子，即使被中方发现，日本仅就不合格钢材赔一笔钱也能承受。但三峡工程却是中国的千秋伟业，一旦出现质量问题，由此造成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是中国无法承受的。所以对日企来说，这种损人利已的造假买卖是很合算的。
2009年发生在美国的丰田汽车“刹车门”丑闻曾轰动一时，但更早发生在国内的三菱汽车“刹车门”丑闻则被人忽视与“遗忘”。2000-2004年三菱汽车频频爆出丑闻，仅四年当中就刻意隐瞒全球消费者投诉案例高达6万多例。对于三菱汽车的丑闻，不仅是频频造假的事件，2000年由三菱汽车旗下产品帕杰罗刹车失灵事件，在国内导致众多事故车祸发生，当中国媒体和消费者进行追究三菱汽车时，不仅得不到道歉和忏悔，反而三菱汽车一方则是拒不承认的态度实在令人发指。
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当时中国媒体在对三菱汽车“刹车门”丑闻的报道时，是将其对作为孤立与偶发的丑闻来报道，而没有从“疑”屋及“乌”负效应角度对日本制造“低点定位”为“日本造假”，至使当时国内对日本制造的过度迷信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转变，三菱汽车也没有因此名誉扫地，而是一直在销售。
起码自2000年以来，有关日本制造多起造假丑闻给中国用户与消费者造成重大损失，中国媒体应借日本“排核”持续“发酵”之机，对此予以集中曝光与“秋后算（总）帐”，要以“核造假”与“疑”屋及“乌”的视角与深度，进行重新回顾与报道，对内可消除中国用户与消费者对日本制造过度迷信。对外可让日本制造受到来自中国与国际相关报道的两面夹击，把日本制造连带其旗下丰田汽车等所谓世界名牌推下神坛，为中国制造及旗下比亚迪等中国品牌PK日本制造及丰田等日本名牌，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与氛围。
【全文总结】自2017年以来，日本神户制钢等大量造假丑闻的曝光震动全球，而现在重提与回顾日企大量造假丑闻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此丑闻具体细节的报道，而应要有大视野、大目标，在日本强行“排核”时刻，重提或回顾日企造假丑闻，不仅要与“排核”、“核造假”紧密结合起来，还必须从日本制造的层面，以实事为依据，把日本制造这一国家层面的品牌进行全方位质疑、批判和分析。日本高铁、东芝、三菱等日本品牌只是罩在日本制造（相当于成语爱屋及乌中的“屋”）这一国家品牌光环下的若干只“乌”，只有动摇全世界特别东南亚对日本制造（即“屋”）的迷信，用“地毯式轰炸”密集报道方式，才能让日本高铁、丰田等日本品牌从爱屋及乌光环下的受益者成为“疑”屋（疑虑日本制造）及“乌”负效应的“受累者”，才能彻底动摇世界与东南亚对日本高铁、丰田等日本著名品牌的过度迷信，才能以此消彼长方式提高以中国高铁为代表的各类中国制造品牌在全世界的信誉与竞争力。
【文/刘云，本文为作者向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原创投稿。作者电子信箱：liuyun76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