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二)：婚姻与家庭问题
1910年，德国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在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上强调了劳动妇女在劳动解放事业中的重要职责，随后的10年间，全球劳工运动高涨，女性工人在斗争中觉醒并担起重任。为正式纪念全球妇女在人类解放斗争中的功勋，俄国共产党人柯伦泰提议将三月八日确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为纪念第114个妇女节，小镇读书会特别搜集了几篇该节日的正式确立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妇女解放运动家柯伦泰的相关文章。
“妇女节”在近几年似乎渐渐恢复了部分它应有的样子。力求与妇女节撇清关系的三月七日的庆典喧嚣大不如从前，有关“女性的称呼”的争辩似乎也少多了。甚至连某些商业场所也打出了“妇女节是庆祝妇女解放”的标语——当然是以另一种商业广告的形式。暂且不论这些商业化的“解放广告”是否会让女性陷入另一种枷锁之中，但至少从形式上来说，三月八日的第一重进步涵义，即“女性权利”，正在重新成为当下人们常识的一部分。我们认为，这和近年来各种进步力量在各个空间领域的工作是紧密相关的。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们向你们、他们，当然也向我们自己致敬。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女性议题越是受到重视，相反的力量越是强大，排斥的声音也愈加尖锐。一方面，一切以保存现有秩序的“老人”极尽污蔑谩骂举报之能事，认为一切的进步运动皆是不怀好心、受人指使；另一方面，制度本身也常常树几尊无害神像，用家国叙事将“女性权利”重新包装。可见，就算是妇女节的第一重内涵，即“女性权利”，其发掘、宣扬，仍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其中的联合与争辩，也必然是难以避免。
但我们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三月八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第二重、第三重甚至是第四重进步内涵，也会逐渐清晰。越来越多的人们了解到，妇女节原来和百年前的美国与德国有关，它远远超出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狭隘界线，这是节日名称中“国际”之内涵；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了解到，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人类解放的天然关系，这是节日名称中”劳动“之内涵；而女性权利、国际团结、劳动解放，断然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实现了的，这需要我们行动起来一同争取，这或许就是节日名称中”三月“之内涵——巴黎人民在三月架起大炮，俄国工人在三月赶走沙皇，march！march！让我们向阶级压迫的历史第一种形式——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宣战！让我们如柯伦泰所说，”为妇女节而庆祝，愉快地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时为她们自身的解放而奋斗！“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1872.03.31～1952.03.09
以下文章转自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译者蓝巴勒。
原编者按：柯伦泰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国际共运中女权脉流之重要一人。诚然，作为一个世纪前的“女性主义者”（她十分反对“女性主义”一词），她的文章不如后现代派般“华丽”，甚或有些“政治不正确”。但她的文章于当代女性主义，尤其是如何理解、处理性别与阶级关系的问题上，依旧意义重大。更重要者，她是布尔什维克妇女部（Zhenotdel）之创立者，是一度使苏联在世上于女性权益走得最前的人。若要使女性主义回归到其革命根源，让女性主义真正成为解放政治的一部分，这段历史，这些思想资源，仍值得承继。
《女性问题之社会基础》是柯伦泰在1909年所著的一本小册子，是她首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品。要理解这篇文章，先应了解当时沙俄女权运动。
俄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肇始于1861年的农奴解放。当时的启蒙贵族与中产女性争赴外国（主要是瑞士）留学，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巴枯宁（Mikhail Bakunin）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们回国后，有的投身俄国民粹派，有的加入当时方兴未艾的社会民主党。简的来说，起初俄国的女性运动是具明显工农倾向的。然而，自1904年后，中产女权派眼见芬兰女性普选权运动的成功，开始投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派，成立了妇女平等联盟（Union for Women’s Equality），尝试推动一个“统一女性运动”。参与者不仅有社会显达、慈善家与中产专业人士，亦有不少社会民主党人。这篇文章不单尝试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性别政治理论，亦是对运动的双重批判：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普世女性”观念；另一方面，批判于女性问题上与“女性主义者”合流，鼓吹阶级合作的党内人士，借此抗击当时于俄国影响力日增的修正主义潮流。时至今日，文中不少对自由派女性主义批评依然十分合时。
婚姻与家庭问题
让我们回到女性问题的另一方面——家庭问题。这迫切而复杂的问题之解决方案对真正的女性解放之重要性已广为人知。为着政治权利、博士学位及其他学位，以及同工同酬的斗争，都并非平等之战的总和。欲真正变得自由，女性需要舍弃现时陈旧而压迫性之家庭形式的沉重锁链。对女性而言，家庭问题之解决的重要性，并不比达至政治平等与经济独立为低。
在今天的家庭，家庭结构由习俗与法律所确定，女性不只作为一个人——同时亦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受尽压迫。在大部分文明世界中的国家，民法都把女性置于一个或多或少依附于其丈夫的地位，而同时不只给予丈夫处置妻子财产的权利，而亦给予他以道德和物理上宰制她的权力。
当于官方与法律上终结了女性被奴役的境况，我们称之为“公众舆论”的力量便发始了。这种公众舆论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神圣产权制度”而创造及支持的。“双重道德”的虚伪则是另一件武器。资产阶级社会以野蛮的经济罪恶辗压女性，仅以很低比率偿付其劳动。女性被剥夺了她用来捍卫自身权益的市民权：反之，却只赋予了她被婚姻束缚或被卖淫紧缠——一种在公众会被唾弃及迫害，而在暗地里却被鼓励和支持的贸易——的美好选项。我们还有必要强调当代婚姻生活的黑暗面和女性于其现有家庭结构的地位中所经历的痛苦吗？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已写了很多，说了很多。文学经常抑压地描绘婚姻与家庭生活的陷阱。多少心理剧在上演着！多少生命因而残缺不全！于此，我们仅仅需要注意现代家庭结构，或多或少，都在全人口里各个阶级各个层面上压迫女性。不论一个年轻的母亲属于哪个社会阶层，习俗与传统也处罚她；法律把资产阶级女性、无产阶级女性与农民女性一律置于她们的丈夫的管辖下。
难道我们至此仍未觉察到所有阶级的女性能就哪一方面的女性问题而联合在一起吗？她们能不团结地与压迫她们的环境抗争吗？难道女性于此共负的悲痛与苦难不可能软化阶级对立的掣肘，并为不同阵营的女性提供共同的目标和一致的行动吗？在共同愿望与目标的基础上，难道不会催生出资产阶级女性与无产阶级女性合作的可能性吗？女性主义正为了更自由的婚姻形式与“母亲权”而奋斗；她们为了保护被所有人迫害的妓女而高呼。看看那些丰硕的女性主义文学如何寻觅新型性关系，并热衷地要求性别间的“道德平等”。虽然于经济解放方面，资产阶级女性远远落后于作为“新女性”先驱的无产阶级女性大军，但于争取解决家庭问题上，女性主义者难道不应获得嘉奖吗？
在俄国，中层资产阶级的女性——于1860年代被投入劳动市场的独立雇佣劳动者——很久以前已在实践上解决了婚姻问题里很多疑难。她们果敢地以更弹性，且能满足那社会层面的性关系形式取代了传统宗教婚姻的“固化”家庭。但个体女性对这问题的主观解决方案并不会改变情势，亦不会纾缓整个家庭生活的惨象。假如有什么力量正破坏现代家庭的形式，那并非相互割裂、较强的个体所作的极大努力，而是毫不妥协地在新基础上孕育新生、无生命而极大的生产力。
资产阶级世界里个别的年轻女性向社会发起挑战，要求没有秩序亦没有枷锁，“敢于去爱”的权利。外国那些更自由的女性主义者与我们这里进步的平权份子都在说教：所有饱受家庭枷锁之苦的女性都应效法这种英勇奋斗。换言之，在她们看来，婚姻问题能在不指涉外部情势下得到解决；它能独立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变革而得到解决。单靠这种勇敢的个人努力便足够了。只要女人“敢作敢为”，解决婚姻问题便势如破竹了。
但没那么英勇的女性会怀疑地摇摇头。“作家精心的在小说里给了那些女中豪杰很大的独立性、无私的友人和非凡的魅力，她们才得以此挑战社会。这都不错。但那些没有资本、工资不足、没有朋友和魅力微弱的女人又如何做到呢？”而母亲问题亦在妨害那些欲争自由之女性的心灵。“自由恋爱”可能吗？在我们社会既定的经济结构下，它能作为一个普遍现象，作为一种得到广泛接受的现象，而非个别的例外而实现吗？有可能忽视当代婚姻中的私有制元素吗？在一个个体论世界里，有可能在不损害女性权益的情况下，忽视形式化的婚姻契约吗？因为婚姻契约就是在她们成为母亲时，好使困难不至全落在女方一人身上的唯一保证。曾在男性工人身上发生的事，现在难道不会再发生于女工身上吗？在未订立限制行会师傅的新行为守则时移除行会规则，终使资本全权驾驭于工人之上。“为了劳工与资本的契约自由”这个诱人的口号变成资本赤裸裸地剥削工人的手段。不断传入当代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恋爱”不能从家庭生活的困局中解放出来，却必然使她负上新的重担——独自而无助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全数的根本改革——使责任从家庭转移至社会及国家的改革——才会创造出可能使“自由恋爱”原则于某程度上得以实现的环境。即使有个多么好多么民主的现代阶级国家，我们能真的期望它负起现正由现代家庭的个体论单位所负起的对母亲与孩子的责任吗？只有所有生产关系的根本转型才会创造出社会前提，保护女性免受“自由恋爱”公式之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现况下的腐败与反常正急以这个便宜的标签矇混过关吗？看看那些坐拥和管理工业企业的绅士们，如何以解雇胁迫劳工与文员中的女性满足他们的性欲吧。他们不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实践“自由恋爱”吗？那些强奸家佣，并在她们怀孕时逐出家门的“一家之主”，不也是遵行着“自由恋爱”的公式吗？
自由婚姻的倡导者反对道：“但我们不是在说那种‘自由’。相反，我们要求接纳一种平等地约束两性的‘单一道德’。我们反对现时的性放荡，并只视基于真爱的自由结合为合符道德的。”但我亲爱的朋友，你认为在现时社会的条件下实践你“自由婚姻”的理想，不会产生与扭曲地行使性自由相差无几的结果吗？只有卸去现时那些产生女性对资本及丈夫双重依附的物质负担时，“自由恋爱”的原则才可以贯彻而不给女性带来新的悲痛。当女性出外工作并达至经济独立，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中薪金较为优渥的女性，都有遇上“自由恋爱”的可能性。但女性对资本的依附仍然存在，而且这种依附会随着愈来愈多无产阶级女性出卖劳动力而增强。“自由恋爱”的口号能改善那些挣扎求存的女性之惨况吗？无论如何，工人阶级里“自由恋爱”不是早已广为实践，以至于资产阶级不止一次警告并反对无产阶级的“堕落”和“不道德”吗？请注意，当女性主义者歌颂那些资产阶级解放女性都加以考虑的新型婚外同居时，她们大谈“自由恋爱”，但当谈及工人阶级，她们便会蔑称为“性滥交”。这已概括了她们的态度。
但对无产阶级女性，不论现时的性关系是否受教会认可，最终都是同样残酷的。对无产阶级妻子和母亲而言，家庭与婚姻问题之症结不在于外在的神圣或世俗问题上，而于随之而生的社经问题，界定无产阶级女性那些复杂责任的条件。当然，丈夫有没有权力管理她的收入，有没有法律权利强迫她与他同居，能不能强行带走她的孩子等等，对她来说亦很重要。然而，民法中的条文并未决定女性的家庭地位，它们也不是使家庭问题变得混乱和复杂之原因。只有在社会免去女性现时无法避免的家务（基于个体、分散的家庭经济），负起照顾年轻一代的责任，保护母亲并在孩子出生后的头几个月让她们待在一起，性关系问题才不会如此痛苦。
“3月8日”是女工反抗厨房奴隶制的日子。打倒家务的压迫和庸俗！
在反对合法和神圣的教会婚约时，女性主义者是在打击拜物教；而无产阶级女性则是向现代婚姻与家庭形式之条件发动战争。在力图根本地改变生活条件时，她们清楚她们同时也是在改革两性关系。这里我们便看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处理家庭难题时的主要之别。
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女性主义者与社会改革者天真地相信于她们可能在当代阶级社会的绝景中创造新型的家庭和婚姻关系，因而在寻觅这些新形式时迷失了。她们似乎在想，若然生活没有生出这些形式，那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想出来。她们相信一定有一些现代性关系形式，可以在现有社会体制下解决复杂的家庭问题。而资产阶级世界的空想家——记者、作者与女权斗士一个接着一个提出他们的“家庭万灵丹”，他们新的“家庭配方”。
这些婚姻配方听起来多么的乌托邦啊。想到我们现代家庭结构的灰暗现实，这些缓和疗法是多么的无用啊。在这些“自由关系”与“自由恋爱”的公式可以付诸实行之前，必须根本地改革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再者，道德与性规范，乃至整个人类的心理皆须彻底进化，当代人在心理上真的能接受“自由恋爱”吗？那连最好的灵魂亦会一并吞噬的嫉妒又怎样呢？那不只要拥有对方的身体，更要拥有对方的灵魂，深植其中的财产观念又怎样呢？无法尊重对方之个体性又怎样呢？不是服从于爱人，便是要驾驭爱人的习性又怎样呢？因爱人离弃而历经那苦涩绝望的孤独，陷入无垠的寂寞，这又会怎样呢？一个骨子里的个人主义者在孤独时可以从何寻求慰藉？个人情感和智力的最佳出路便是那众人共享着欢乐、沮丧和抱负的集体。但现代人能够与这个集体合作，以至感受大家的相互影响吗？直至目前为止，这种集体生活真的能取代个人的小确幸吗？没有这“独特”、“独一无二”的双生灵魂，即便是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也会在现在这个对立的世界里感到寂寞；只有在工人阶级中我们才能瞥见未来，及更和谐更社会化的人际关系。婚姻问题就如生命一般复杂和多面向。我们的社会制度没有能力解决它。
其他的婚姻公式亦被提出来了。一些进步女性和社会思想家视婚姻结合不过是一种繁衍后代的方法。他们坚信婚姻自身对女性并没有任何特别价值——成为母亲才是她的要旨、她神圣的目标、她一生之重任。多亏像路芙·彼尔（Ruth Bray）与爱伦·凯（Ellen Key）这些启发人心的倡导者，视女人为女性而非人类的资产阶级空想取得一种特别的进步光环。
外国文学热切地高举这些进步女性提出的口号。即使在俄国这里，在（1905年）政治风波以前，在社会价值被重新检视以前，母亲问题也吸引到报纸的注意。“母亲权”的口号并不会在最广泛的女性人口中激起什么回响。因此，虽然女性主义者就此提出的建议无不异想天开，但这个问题本身十分重要，十分合时，女性不得不关心。
“母亲权”是一个不只关乎资产阶级女性，亦触及无产阶级女性的问题。成为母亲的权利——这些是会直接打进“所有女人心”，并使她们心跳加速的至言。以自己的乳水喂养“自家”孩子的权利、见证他苏醒一刻的权利、照料他细小的身躯，从生命首步的荆棘中保护他柔嫩的灵魂，以免他受苦的权利——哪个母亲不会支持这些诉求？
看来我们又碰上可以使社会各阶层的女性团结一起的议题了：看来我们最终发现了连结两个敌对世界中的女性的桥梁了。让我们看清楚进步资产阶级女性对“母亲权”的理解是怎样。这样我们才得看到事实上无产阶级女性能否接受资产阶级平权斗士预想的解决方案。在其热心的辩护士眼中，母亲拥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性质。为了粉碎那些因法律仍未认可而给进行自然活动——分娩——的女性贴标签的虚伪偏见，争取母亲权的斗士便把棍子折向另一面折：对她们来说，母亲已成为女性生命的目标。
爱伦·凯对母亲及家庭责任的投入令她认为即使在一个以社会主义路线转型的社会里，孤立的家庭单位仍会继续存在。她眼中会变的，便只是随之而来的各种便利，或是物质利益被排除于婚姻以外，并通过双方意愿而非仪式或是礼节结合两者——爱情与婚姻会真正的变为同义词。但这种孤立的家庭单位正是现代个体论世界中的竞争、压力与孤独的结果；家庭是可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然而爱伦·凯却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家庭续命！诚然，现时血亲连系往往是生活中的唯一依靠，于困难与不幸中唯一的避难所。但在未来它们于道德上于社会上是必要的吗？爱伦·凯没有解答这道问题。她太热衷于“理想家庭”了，而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拥护者都会很崇敬这种中层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单位。
但不只这位天才却古怪的爱伦·凯在社会矛盾中迷失方向。在社会主义者之间，大概没有一个问题比起婚姻与家庭问题可以产生更大的分歧了。假使我们尝试在社会主义者里进行调查，那调查结果很可能十分有趣。家庭会消亡吗？认为现时的家庭失序只是过渡危机的想法有根据吗？在未来社会中，现有家庭形式会得到保留，还是会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一同被埋葬？这些问题都会换来很不同的回应。
当家庭的教育功能转移至社会时，维系着现代独立家庭的最后一结将会被松绑；瓦解的过程甚至会加速，而未来婚姻关系的模糊轮廓将逐渐浮现。我们可以怎样描述这些深受当下影响而潜藏的模糊轮廓呢？
还要重复地说，现行强迫的婚姻形式将会被爱人的自由结合所取代吗？那些解放奋斗的女性所渴想的自由恋爱理想，无疑与社会即将建立的两性关系规范相呼应。然而，社会影响太复杂，而其互动又太多样，以至我们不可能预言当整个体制彻底改变时，未来的性关系将会如何。但两性关系慢慢转趋成熟的演化已清楚表明了，仪式婚姻与强迫性的独立家庭将注定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