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男人，被毛主席称为“火箭王”，如果没有他，可能会遭遇中国版的巴以冲突？

　　1956年初，北京。

　　一位从美国归来的教授，受邀参加某次政协会议。

　　这次会议上，他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请他坐在自己身边，亲切交谈，并对大家幽默地称赞这位教授：

　　“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

　　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说起钱学森，我想多数人并不陌生。

　　他是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能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一方面，在于他高深的学术造诣，另一方面，也在于他为了报效祖国，毅然冲破美国当局重重阻挠的决心与爱国情怀。

　　毛主席的评价恰如其分。

　　钱学森用他的毕生所学，用他的实际行动，为中国航天事业、国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系统地了解了钱老的经历后，我想起近来愈发紧张复杂的国际形势，更加感慨他们那一辈科技人才，为祖国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钱老，如果没有那一批宁愿放弃国外丰厚条件，冒着艰难险阻也要回到祖国，为国铸剑的有志青年，我们遭遇到中国版的“巴以冲突”，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决裂，苏联在外蒙古陈兵20万，修筑各类军事设施，放出各种狠话，威逼利诱，一时间剑拔弩张。

　　而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核武器研究取得巨大进展，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嚣张气焰，使得我们国家，能够更加挺直腰杆，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游刃有余地纵横捭阖。

　　诚如一段话所讲：

　　“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今天是2023年10月31日，是钱老逝世14周年。

　　这篇文章，我带着大家，概览式地回顾钱老的一生，以示缅怀与敬意。

　　1

　　1911年12月11日晚，上海一所教会医院里，钱学森出生了。

　　钱学森是“学”字辈，按照家族规矩，名字沿用“木”字旁，父母给他取名“学森”。

　　“学森”即“学深”，饱含了父母殷切的希望。

　　他们希望钱学森长大后，能做到学问深远、服务国家。

　　产生这种期待，或许和钱氏家族的优良家风不无关系。

　　说起杭州钱家，也是个名门望族。

　　他们是古代吴越国国王钱镠的后裔，家学深厚。

　　钱镠曾两度订立治家的“八训”、“十训”。

　　其中包括：

　　“进贤使能则国强”；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家传”等。

　　这些千古良训，深深影响了钱氏后人。

　　因而，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钱氏家族的成材率，特别高。

　　比如：

　　北宋文人钱惟演，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

　　到了近代，有文化学者钱玄同、钱钟书；

　　历史学家钱穆；

　　水利专家钱正英；

　　外交家钱其琛；

　　科学家“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

　　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十分耀眼的成就。

　　由此可见，好的家学家风，对于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是有多么重要。

　　有好的家学家风加持，父母又皆有文化之人，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之下，钱学森的成长不可谓不快。

　　在家里，他每天按时起床，做功课，休息，睡觉；

　　出门了，衣着、书包保持整洁，不邋遢；

　　上课时，他也是认真听讲、尊敬师长、成绩名列前茅，却从不骄傲；

　　回家后，东西都归拢放好，做得是井井有条，挑不出毛病。

　　因为父亲工作变动的缘故，钱学森是在北京上的学。

　　那时候，他曾遇到一位女老师，印象颇深。

　　这位女老师擅演讲，总在全校学生集合时出现，讲时事，谈理想，满满的爱国情怀，感染力和号召力都很强。

　　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人在某次宴会上相遇，谈起此事，钱学森才发现，原来，这位女老师，就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

　　历史就是这么奇妙，总在不经意瞬间，产生这样的梦幻联动，而彼此最初可能并不知道，要多年以后才得以显现。

　　钱学森年少时的求学经历，无疑是幸运的。

　　自打出生起，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他遇到了太多太多优秀的老师，这些老师，对他的三观塑造、能力提升，帮助巨大。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再好的璞玉，也得由合适的玉人雕琢。

　　否则，不能因材施教，往往会误了人才的前途，可惜可叹，这样的例子，历史上还少么？

　　钱学森的大学，是在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读的，专业机械工程。

　　他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交大。起初不很适应这里的学习氛围，但他并没有因此为理由选择逃避摆烂，而是选择适应接受。

　　优秀如学森，他很快适应了交大的学习氛围，形成了自己的学习节奏，认真刻苦依旧，优秀卓越如常。

　　多数同学的平均成绩，一般都在70分左右，而钱学森却能达90分以上，位列交大“过去五年成绩最优之毕业生名单”中。

　　1930年，因患伤寒，钱学森申请休学一年。

　　养病期间，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的著作。

　　看完布哈林《辩证法底唯物论》等书，钱学森在思想上有了极大的飞跃，他说：

　　“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大转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我脑筋里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而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发生，让钱学森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苦难和认识更深了，爱国主义的情怀也愈发地强烈了。

　　为此，他也参与到学生运动中。父母虽然担心儿子，但也并未完全劝阻，而是让他注意安全，讲究斗争的策略：

　　“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应当大胆地让他到社会的风浪中去闯荡，让他知道当今社会上的一切弊端，更好地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激励自己，努力读书，来报效国家。”

　　有这样开明的父母，人生之大幸矣。

　　1934年7月，钱学森以全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从交大毕业。

　　按照他的成绩，他完全可以在铁道部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月薪在60块大洋以上，比毛主席当年图书馆助理员的薪资，高了好几倍。

　　但正如钱学森所说，他姓钱，但不爱钱。

　　钱对于钱学森来说，够花就好，再则，他家庭殷实，确实也不很缺钱。

　　国家羸弱，该用何种方式救亡图存？

　　他决定转向航空工业，响应当时“航空救国”的号召。

　　为此，他考上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开启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远赴重洋，负笈远行。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一颗航空领域的新星，正冉冉升起。

　　2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乃父告之”

　　这是父亲送给钱学森赴美留学前的临别赠言。

　　学森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他的留美生涯，可用8字来形容：

　　学有所成，不虚此行。

　　1935年8月，在家人的陪伴下，钱学森来到上海的黄埔港码头，登上了“杰克逊总统号”美国邮轮。

　　经过二十多天的海上颠簸，钱学森终于抵美，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攻读硕士学位。

　　和现在许多国内留学生不同的是，钱学森早在出国前夕，便与好友约定：

　　“掌握技术，报效祖国”。

　　在他看来，留学不单是为个人谋得一个光明的前途，更是为了救亡图存，国富民强。

　　年纪轻轻，格局拉满。

　　显然，这跟学森家庭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钱学森说：

　　“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是我留学的最终目的。”

　　在麻省理工，钱学森依旧是最优秀的学生。他足够聪明，足够勤奋，又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情怀驱动他前行。

　　仅仅一年时间，他就拿下了MIT的航空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此时的他，不过25岁。

　　这之后，按规定，钱学森本该去对口的工厂实习，可令人气愤的是，工厂只准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受外国学生。

　　嗯？美国不是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又博爱的国度么？

　　看来不过也只是表面标榜标榜，双标一如既往。

　　钱学森没有灰心丧气，他看学习航空工程的路难走通，那就从理论入手，打开局面。

　　经过仔细思考，他决定主动出击。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到加州理工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下学习。

　　在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钱学森进步飞速。

　　他先后担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后又成为麻省理工的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此时的他，还不到36岁。

　　这期间，他回了趟国，与青梅竹马蒋英结了婚。

　　国民政府对其十分看重，希望聘请他为交通大学校长。

　　钱学森却拒绝了，他对友人说：

　　“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

　　真是天降英才，年轻有为了，政治立场还如此坚定，面对高官厚禄不被迷惑，大写的佩服。

　　顺便提一句，蒋英的父亲，钱学森的岳父，就是曾提出过持久战的观点的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

　　钱学森凭什么能这么快就晋升成为正教授？

　　这当然跟他取得的成绩有关。

　　他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和火箭、导弹等高精尖端科技的研究，单拎出一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说火箭、导弹。

　　二战期间，他曾应美国军方的邀请，担任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研究分析组的组长，与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史都华等中外科学家共同努力，设计并制造出了美国最初的火箭和导弹，试验顺利，发射成功。

　　有人说，钱学森是美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名副其实。

　　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这样高度评价钱学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钱学森的帮助下，大大落后于德国的非常原始的美国火箭事业过渡到相当成熟的阶段，他对建造美国第一批导弹起过关键性的作用。

　　他穿上了军装随同盟国军队进入德国，去研究由希特勒的工程师们设计的可怕的空袭武器。四年以后，他就成为制订使美国空军从螺旋桨式飞机向喷气机过渡，并最后向遨游太空的无人航天器过渡的长远规划的关键人物。

　　钱学森的贡献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得到美国官方的赞扬和确认。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尽管钱学森在美国收获了无数名誉，前途一片光明，但他从未忘记生养自己的祖国。

　　有朋友劝他存保险，以备晚年退休后用，钱学森却很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待了整整20年。这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他们感到奇怪。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读到钱老这些话，我不觉想到，如今的许多润人、公知、香蕉人、恨国党，那跪舔嘴硬的奴才相，实在是让人无语汗颜。

　　1949年，国内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腐朽的国民政府终于倒台，新生的人民政权，屹立在东方。

　　钱学森知道，自己是时候踏上回国的路了。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美国政府的谜之操作，让的他的回国之路变得多舛困难，遭受了5年迫害。

　　那时候的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

　　什么是麦卡锡主义？

　　简单来说，是指1950年到1954年期间，以美国参议院麦卡锡为代表的美国国内极端反共、极右势力，恶意诽谤、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是一切具有不同政见的人的政治运动。

　　可以看成是美国一个特定时期内的“路线斗争”。

　　钱学森等一众优秀的科学家，成了这所谓斗争中无辜的牺牲品。这些人还包括大名鼎鼎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等。

　　“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共产党中国。”

　　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恨恨地说道。

　　钱学森迎来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所有行李被扣押，人身自由被限制，钱学森被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的特米诺岛的移民局拘留所。

　　在拘留所里，钱学森被禁止与任何人交谈。

　　到了晚上，守卫每15分钟故意亮一次灯，让钱学森没办法好好休息。

　　如此折磨下来，半个月时间，他的体重整整下降了三十斤，平均一天两斤！

　　瞧，这就是号称自己是重视民主与人权的自由灯塔。

　　当涉及到自己根本利益时，所有的一切都不算话了，这进一步暴露了美国政府的双标甚至多标的本质与真相。

　　在家人朋友的竭力争取下，钱学森终于被保释出来，但事情还没完，他相当于被软禁了起来，做什么事必须提前申报，相当于失去了人身自由。

　　这样的遭遇，换在谁身上，都是不好受的。何况是一位归心似箭的游子！

　　在这幽暗的岁月，父亲的信，给了钱学森继续坚持下去的信心与勇气：

　　“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

　　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

　　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钱学森振作起来，他一面耐心地等待机会，一面潜心著书立说，用几年时间，写出一本洋洋洒洒三十多万字的《工程控制论》。

　　这本著作意义重大，是继美国科学家维纳《控制论》之后，对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也在不知不觉中，创立了一门新兴学科，难怪毛主席除了称钱学森“火箭王”，还叫他“工程控制论王”了。

　　实至名归。

　　经过5年时间的耐心等待和不懈争取，尽管曲折往复，但钱学森终于还是得以回国。

　　那是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告别了恩师冯·卡门，告别了他在美国的朋友，携着全家，和许多中国留学生，踏上了归途。

　　在轮船上，钱学森接受了《洛杉矶时报》记者的采访：

　　“我非常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当局刻意地延误了回祖国的时间，其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政府。

　　将来我要竭尽努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3

　　归国后，国务院和中科院专程派代表接应钱学森，并有专人保护。

　　到了北京，周总理邀请钱学森夫妇到中南海做客，亲切交谈。

　　钱学森感受到了莫大的重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但是，那时候的新中国，刚成立也没几年，经济还在恢复时期，创业维艰，关于国防事业的发展，也才刚刚起步，简言之，一切要从零开始。

　　起初，钱学森也感到了这种迷茫，他在日记里写道：

　　“既没有研究工具，也没有研究设备……这时候，我的思想转了一百八十度，从乐观一下变为悲观，真是觉得作科学研究寸步难行，简直急死人……

　　我不知道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找出路，怎样白手起家。”

　　话虽如此，但钱学森并未就此停滞不前。

　　相反，他顶住压力，竭尽所能，为新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筑基。

　　他是怎么做的呢？

　　归国的第一年，他开始组建一所专门用于研究应用力学和国防用途的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机构。

　　这名字听起来确实挺高大上的，但从零起步，设施十分简陋，简陋到整座大楼里开始只有一部电话还算有点“科技含量”。

　　钱学森的办公室位于四楼，电话在一楼，为此，他常常跑上跑下，忙得不可开交。

　　为了方便研究人员开展研究，但又考虑到经费不足，研究所购进了一些手摇式台式计算机，虽然颇为原始，但总算能用。

　　在那样一种艰苦的环境下，很难有人想象，不到十年，在外人觉得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居然就研制出了核武器！

　　这一切的根源，或许跟钱学森的到来，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为他的聪明才智，他所作出的种种成绩，他那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给新中国打了一针强心剂。

　　越是艰难困苦时，信心越发的重要。

　　钱学森，给了中国政府这样的信心。

　　而他自己，也在短暂的迷茫后，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进发。

　　钱学森深知，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想做成大事，就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

　　这一认识，在他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愈发地巩固与强化。

　　在力学研究所，他的时间一半用来制定研究所的研究目标，一般用来参与所里不同研究分支的学术研讨会。

　　每周他还主持学习班，培训来自地方各大院校的科学家，相当于为我国储备好相应的人才。

　　之后，他还和中苏上百名科学家，联合拟定了中国未来12年的科学发展计划，扮演了重要角色。

　　何祚庥说，钱学森确保了国防工业中——原子能、导弹、计算机科学、半导体、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这几项关键领域得到特殊重视。

　　并让中国政府意识到火箭导弹的重要性，从而将发展火箭导弹作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发展飞机则次之。

　　我们不得不佩服钱老的远见，也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定力与决心。

　　从1956年到1970年，短短十四年间，新中国在一穷二白、一无资料二无技术、中苏决裂苏联撤走专家的地狱级别的困难模式下，居然硬生生地克服了困难，独立自主地设计、制造、试验并成功发射了导弹、原子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

　　如果没有亲历那个时代，很难想象，地狱般的开局，却能取得如此梦幻般的结果！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从此，中国不再是那个在国际舞台上无足轻重的角色，相反，开始向世界军事强国迈进，而这一切，又为中国之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根本保障。

　　钱学森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并不是所有项目都直接参与，但他的价值和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筑基，发掘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科技人才，完善了新中国科学研究的体系建设，功不可没，可谓一代宗师。

　　不过，对于外界的种种褒奖，钱老却看得很淡然：

　　“一个人的工作是不是够得上‘世界级’，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定的，而是需要人民最后评定的。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4

　　钱老的一生，经历了几次关键的转折，走了许多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成了许多别人没有做成的事。

　　报考交大，学习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是受到了孙中山先生“实业救国”的思想，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独立做出重大决定；

　　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学习航空，为的是能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不再让日本人肆意侵略，做到航空救国；

　　冒着风险，毅然归国，为的是响应祖国的号召，为新中国奠基航天工业，打造国之重器，御敌于国门之外，让中国人能更加挺直腰杆。

　　……

　　表面看起来，这些阶段各有不同，但仔细想想，内在其实是由一条连贯的主线串起来的。

　　那就是：

　　永远不变的，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我实际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需要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钱学森”

　　正是因为有像钱学森一样的一批又一批中国的有志青年，才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了可能，成为了正在发生的既定现实。

　　我们如今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享受的种种成果与便利，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发言权，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凭空而来的。

　　懂得感恩，吾辈当自强。

　　新的时代，新的挑战，唯有踔厉奋发，勇往直前。

　　“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