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曾贻：改革到底难在哪里？——小岗村参观有感

　　日前，随无锡一个保健品公司去蚌埠参观，顺路到凤阳小岗村，对这个关注了几十年、了解了许多资料的出名农村进行了参观考察。

（一）一日两访小岗村

　　那天由于下雨路途限速，到小岗已经十二点了。按照原来计划，应该立刻用约一个小时参观完再吃饭。但联系小岗村纪念馆说已经闭馆吃饭，要下午一点半再接待。按理说，这么一个村的小纪念馆，参观的人又那么少，对远道而来的客人该安排早些参观。我想像华西村那样的大村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参观也会妥善调整、有专人安排的，而人家小岗纪念馆就好像国家博物馆级别，或自认公务员级别，宁可闲着，也不会照顾安排参观人员。

　　大概由于参观人员越来越少，附近也没有什么大的饭馆和旅社，竟然找不到就近吃饭之所。按照组织者的安排，我们一直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蚌埠才吃饭。然后再开一个半小时车回小岗村，十足可以算是一天二访小岗村。

（二）大包干承包纪念馆

　　去大包干纪念馆等参观都要小岗景区内游览车送。这也是学如今的乡村样板旅游的，其实就步行走并没有多久的路，而且景点都是沿路新建的。

　　馆内进去有最大幅的十八手印电子屏。上面写：“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观全文，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大”的意思，更没有“包干”的说法，只有一个“分田”之说。人民公社是大，生产队是大家的，一家一户只是小。介绍说每人签字按手印，但可以明显看出此文全部出自一个字迹，是一人所书。而且说“我们干部”也反映主要是带头干部所写，怪不得有人总说这是后来补搞的。

　　从后面的资料看，当年内甚至几年实际小岗做法没有得到准许和赞成，而且分地是需要过程和讨论的，看看后来划得七斜八折的某些省的农田就可以知道，那是经过几年折腾实现的。小岗当年肯定这是在原有地上加个大致的划分认可，水沟、道路、自留地、机具没有都分呢。所以，实际那年队长和社员的协议的诉求，只是为了把国家救济补贴分到家。可见当时队里的核算统计也是相当薄弱马虎，这就不得不质疑后面突然出现的半年后巨大收入是哪里来的？

　　凤阳地区也好，小岗也好，农业资源环境条件是不错的，气候合适，水分充裕，土地较平整肥沃，曾经是重要的粮油生产地。朱明朝初期的重要资金税收来源和军粮提供都源于这里，只是此后统治者征战过度、放弃水患治理，养成此地所谓“逃荒”的坏风气。解放后新中国农村建设加快，淮河、黄河被治理，农民组织起来搞集体化，面貌普遍快速转换。凤阳地区一些领导思想落后，一度迁就“靠国家救济”的落后习惯，以开《逃荒证》为荣，致使一些村的面貌改变大大落后于全国。虽然不少村也生产粮豆、稳定增长、生活改善，但还存在小岗那样甘居落后、止步不前的一些村。

　　不管是80元还是55元，这在当时都是不错的收入，因为是解决了口粮后的收入。1957年水稻绝收什么原因？不能都归天，也不能归高级社呀，全国千千万万高级社不都是大丰收哪，问题还是人呀！

　　外流逃荒不是1973年才开始的，自然灾害也不是1978年开始的，为什么不写三年困难时期呢？安徽采取了什么做法？外流多少？

　　此表奇怪，这十年该村人口明明有增加，按照人口下拨的供应粮数量竟然没有变化？这又是哪个学者的统计数字吧，不是小岗自己的数字。为什么没有1977-1978年的表格数据？

　　下面1979年数据同样如此，既然1978年连种子都坏了没有种，那与1978年对照有何意义？为何不与1976年、1977年对比呢？1979年的数据又是如何统计出来？哪年统计出来的？有哪些细目帐？

　　根据后面历史记载，1978年后小岗没有脱离国家各级的资助救济，甚至增加了无数各省市先进集体经济村社的资助，省财政和国家部委各级的资助。包括第一次修大包干纪念馆、牌楼、道路，就是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出资大头。

　　从上述大包干定义看，人民公社已经完全包含了所有内容，而分田脱离集体经济的生产队组织，恰恰是违反这个定义的。因为这里强调了在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组织和经营下，根据统一计划再有承包，而不是分田承包，包括后来的所有经营承包。所以，那个分田做法有几年没有被各级领导批准赞同和进行也是可想而知的。

　　说人民公社没有责任，社员没有积极性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公社时期真是因为有了各级到户到个人的完整劳动责任，才实现了农业农村的飞速进步和生活改善的。生产队实行记工分是对细化到每天每工的数量质量的责任认可，一般生产队对每个劳力核定日工分数，由全体社员讨论确定，在实际计入每日工分时，还是按照每日实际完成的责任情况和所做劳动性质的变化记下的。所以有每日实际工分点的变化。要说存在问题是后期队长、会计、保管员等兼职补助工分的合理程度有不同看法。人民公社的责任是保证对国家、对集体的全面可跟踪监督的责任。而个人承包的事实说明，实现不了对国家、集体的责任，甚至土地抛荒和非法使用。集体创建的资源如灌溉水渠、水库、电机、拖拉机、植保信息网、气象站天气预报等基础资源被分后都丧失了作用。

（三）沈浩纪念馆

　　沈浩纪念馆是在原沈浩工作居住地造起的。沈浩作为省财政厅干部2004年下放担任小岗书记说明了省对小岗的财政支持多年没有实效的责任落实的做法。

　　注意这是2004年的状态，20年的经济发展状况真该列个表呀！沈浩所以一开始就做了大量调查，追求根本性原因，终于发现关键在人，在制度，搞个人私有是没有出路的，应该重新走集体化之路。所以沈浩组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出去学习的都是华西、大寨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

　　沈浩呕心沥血，为小岗的新改革发展作了艰苦不懈的工作。期满离去时，村民集体挽留，促使其继续留任，谁知劳累操心殉职。可叹！

　　走出沈浩纪念馆有买礼品的店。我看了，问一下有书卖吗？回答“有呀”，带我去看一个柜。我说要《沈浩日记》有没有？可惜那里没有。在纪念馆里实际大量的展出了沈浩各种日记和笔记的原件，非常细实的调查的一手资料。而这里卖的书，都是一些记者写的大包干报道之类。

（四）改革之路的难点

　　中国的改革不易，中国农村的改革艰难，到底难在哪里？

　　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所以，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超阶级的积极性，只有具体的积极性，是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还是搞私有化的积极性。农村搞社会主义，要激发的是农民中蕴藏的极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而不是其他什么积极性，更不应该是搞个人和私人小生产的积极性。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是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农民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其中有些不深入实际的领导搞浮夸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一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但这不是人民公社挫伤的，而是反对人民公社的规则产生的，并且被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当年反对“三自一包”，反对的是自留地过度，即一些地方和干部超规定划分自留地，把优质地都划给自留地，鼓励一些社员把主要精力和劳动花在自留地，这样一些违规倾向，而不是取消自留地；自由集市我国一直存在，新中国不断发展繁荣，反对的是统购统销产品物资不按照国家计划上交而流入自由市场，自由市场中投机倒把哄抬物价的倾向；自主经营的个体经济也是允许存在的，反对的是把集体和公有的资源交给个人经营。承包做法是经营和分配中的一类具有分散特点的管理方式，比如计件外包的生产方式，一些手工业就是采用承包外包的方式的。但在公有制经济内搞个人承包是破坏体制的做法，也是极大破坏损害生产效益的做法。公有制的责任是对整体的负责，是全过程协同合作的负责，不如此做，难以发挥公有制最大的优越性，也难以实现现代化。可惜后来搞得落后的承包方式泛滥成灾，甚至高校任务也成为级级承包，学校整体要完成的科研任务承包给各学院各系，各学院各系又让各位教授分配承包，称为“一包就灵”。

　　所以，实际的农村改革难度在两方面：第一是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走什么路的问题，是集体化还是私有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原则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这个到农村，说法就有了几种演变，“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才是自己的。”三种说法看来区别不大，但也反映认识程度的差异。这次在小岗的临村看到的不多的标语中，就有这一条。实际上要从集体分到各家个人是容易，因为几千年来农村就是个体经营的，但要从个体恢复进入集体就难了。沈浩所做的最难的工作，我们从电影电视等看到的，就是重新说服村民回归集体经营，有个别钉子户就是不愿意，反复工作耗尽精力。

　　改革第二个难度，就是发展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目标不是一个简单的眼前的“富“，而是全面发展，包括青山绿水、改善生态，从小康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发展。而走什么道路达到目标，更是必须发扬中国精神，在党的领导下走公有制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讲究科学。在小岗的邻村墙上的大标语，我们注意到有“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这个习近平主席的寄语在那里，应该是很有深意的。

　　而我们许多农民兄弟好像相信富裕好日子是可以等来、要来、送来的，是可以有快速简便的致富路子的。小岗的改革中其实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当初张家港长江村支援小岗，希望他们踏实搞好传统优势农业，但小岗人要求快速致富，就帮他们联系了葡萄酒厂种植做酒葡萄赚大钱。谁知把地改种葡萄苗，长成葡萄后，人家厂家以各种借口不收和压价了。快速致富梦破灭，长江村又帮助他们把种葡萄改成只能吃的水果品种。后来沈浩力主的大项目，也是应村民要求快速致富又省力，招标引来甜叶菊项目。这是一位有美国多项专利的华人搞甜叶菊提取的。准备建立种植基地和生产厂在小岗，希望让国内今后所有快餐和饮料中添加的非蔗糖甜味剂都用小岗的。到沈浩牺牲时，这个项目基本投入了。但谁知快餐饮料行业基本是外资控制的，人家美国下个禁令，不用你的甜叶菊，这个梦想就大打折扣了。现在看到小岗把种的那么多甜叶菊有不少又挖了改种大豆了。项目上又把甜叶菊改成做茶等产品，反正是一类代糖品，但销路不佳。

　　所以，要不要崇尚艰苦奋斗？要不要自力更生？要不要适合具体本地的资源创新发展？不仅是小岗的问题，更是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大问题。听说小岗的农业承包给央企北大荒了。但我们只在进村前的地里看到一片按照北大荒建三江模式的庄稼，就是地里夹种成标语的那种，并没有看到大片有北大荒种的田地。两个不同体制不同规模的实体的结合如何实现，还应该是新课题吧。

　　现在小岗的农业已经恢复传统优势的大豆和水稻等，这是改革路子走来不易的实践成果，希望能坚持走好。观附近几十里，商业很薄弱，土地不时有抛荒之处，对那里这么大片良好田地，感觉真是发展国有大农业的好地方。其实历史上这里有过国营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