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教授的三个错误“创新”是当下经济的毒药

　　怎样认识当前经济形势？笔者欢迎贾康教授把现实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联系起来，当然也要和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联系起来。

　　和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创新”一样，贾先生的“丰富和发展”，却是捡起了历史的沉渣：绕开资本对劳动的统治，避开生产方式谈经济，这不仅早就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为假社会主义，也因为伯恩施坦热衷于此，被列宁痛斥：“荒谬的折中主义和对马克思理论的不求甚解”（《列宁全集》3，41）。

　　在理论界，这种不求甚解长期以来避开生产的决定地位谈分配，谈消费、谈流通，将其化身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化身为国企民企集体经济产权、效率评价等伪问题，充斥于宏观、微观经济指导，几十年的后果是不得不解决绝对贫困，又面临大多数人无法摆脱不敢消费的相对贫困，成为阻遏当下经济发展的瓶颈。

　　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2019年成为我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痼疾宣战的元年。解决问题，首先要面对形形色色的理论“创新”。多年来，理论界突破马克思主义立场，从粉饰新老干部的经验主义开始，演绎毫无底线的实用主义，沉浸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御前侍卫”名单可以列出一串，但要求联系马列基础理论，倒是贾康同志的一个小小贡献。

　　（笔者注：本文所引贾康观点，均引自贾康《民营经济发展急需基础理论创新》、《发展中的股份制：以“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资本社会化达成资本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两篇文章）

1，贾康和胡德平等诸先生为维护“民营经济”，强调《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的“消灭”是误译，应该是“扬弃”。暂且不议维护自己人的良善，一干人所理解的“扬弃”显示了不含消灭，或两相排斥。

　　很遗憾，这种研究并没有达到高中程度的“辩证否定”。

回避消灭和否定，“扬弃”就毫无意义。如果扬的是私人生产新的表现形式——由竞争必然走向垄断的股份制，弃的只是分散的小生产，避开资本与劳动矛盾的社会关系实质，重在维护由财产支配的新的私人生产核心，只能是一种伪“扬弃”，一种折中调和手法。

　　——将一个表达发展、进步的哲学概念营造成专门维护旧事物的折中手段，这种“创新”，历史上并不新鲜，和百多年前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异曲同工。对“扬弃”概念的误读，或因思想方法、政治取向而产生的歪曲，也就不能准确解释马克思对股份制的积极弃和消极扬弃的原则差别。这是对经济领域特别是民营经济领域里的共产党员和朋友们的一个误导。

2，必须揭露，贾康教授所提对劳动价值论五个层次的“创新”，完全背离马克思。

　　贾先生的“创新”在于，以剥削社会和共产主义不同社会形态都存在剩余产品分配为由，为按要素分配找出了新理由。按要素分配，是按资分配的外衣，并非创新，这是庸俗经济学创始人萨伊的主张，使剥削合理化。前后两者虽然毫无因果逻辑，却构成了第一层次的依据，但是，如此理论“创新”，一张口就错了。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收入归结为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是要素分配理论的基础。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经济理论借厉某某等的产权改革和分配改革理论出台全国，全要素生产理论也进入经济话语体系，相应的要素贡献理论、要素分配理论出台，其本质是马克思揭露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决定的生产关系和要素分配的“三位一体”公式。

　　这个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带来极大的思想混乱，即使在不承认全要素价值论的一些左翼，也有受到私有化现状影响，脱离所有制，误认为“马克思不主张财富（使用价值）源泉一元论，马克思是财富（使用价值）源泉多元论者”，提出错误的全要素财富（使用价值）论，这就掩护了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折中，成为全要素贡献分配理论的依据，曲线请回了“三位一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私有化现状的融洽。

　　相比以上，贾先生的“创新”要粗糙得多。

　　接着，贾先生罗列《资本论》的各种劳动概念，明明马克思从管理的二重性（社会劳动，价值增殖）出发，对管理劳动和剥削劳动有明确区分，从不否定单纯管理劳动的价值，贾先生依然千方百计，把资本家运用资本的剥削劳动混入与资本无干的管理劳动，掺入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犹如把贪腐高官“夙夜在公”，觥筹交错的劳动计入社会总劳动，归类抽象劳动，黑白混淆，从而重复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荒谬，提出“凡是在社会再生产流程中从事劳动的人，都应具有价值创造者的地位”等谬论（第二、三、四层次）。

　　至于第五层次，在贾先生这里，试图以早期血汗工厂“得以遏制”而对资本剥削存疑，不过是持续了70年代末访欧代表团对欧美穷人丰厚境遇的惊诧。无需分析，这是不懂剩余价值有绝对和相对之别，贫困有绝对与相对之别的误解。又因为“有存款的人通常都有利息收入”，就不能把利息看做剩余价值，否则，聊补家用的大众统统成了食利者资产阶级。这些均暴露贾先生对马列入门知识令人吃惊的陌生。

　　如果说一些老革命当年戎马倥偬，无暇读书，贾先生等一干参与恢复高考的学术权威，如何疏于马列ABC，热衷于突破底线，丧失立场？自列宁批评伯恩施坦等不求甚解马列以来，我党在1945年清算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防止两种倾向中，毛泽东于1959年，张＊＊于1975年，习近平于2015年又提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特点是不读书，不懂装懂，脱离人民群众。新时代，新特点，习近平提出对待马列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八字真言，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有针对性的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背景。

3，“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建立私有产权还是公有制下的劳动者消费？

　　对于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杜林曾放肆攻击是“马克思观念的混混沌沌的杂种”（《马恩选集》3，472），一百多年后，贾先生也来淌混水，“如果说重建的是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那么实际生活……无所谓重建的问题”，主张“放在以股份制为实现形式的‘社会资本’即‘资本社会化’对私人股权的包容与内洽上来。”

　　不求甚解者没有料到恩格斯对此早有奚落：“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６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５６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马恩选集》3，473，文中黑体为引者加）

　　恩格斯的条件挺宽松：会认字，大于6岁，但符合条件的贾先生就是要一屁股坐在“私人股权”上。手法是两个混淆，一个回避。

　　①，混淆雇佣劳动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性。

　　贾先生和九十年代以来的一批人一样，大谈股份制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他们不懂、不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批判了股份制是私有制的变种，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马恩全集》25卷上，496），他们被“社会资本”所迷惑，不相信股份制是资产阶级巨富的孵化器，开始不懂，以后不愿承认。

　　无论西方两百年，还是中国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无论股本结构多么眼花缭乱，多么交叉重叠、分散稀释，主导运作的依然是私人资本，少数私人受益。

　　他们不理会列宁的警示，看不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对立，脱实向虚中，股份制成为通过资本运作吞噬社会剩余价值的血盆大口。因此，他们当初天真的认为“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如果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自己就成了历史罪人。

　　时至今日，追随厉某某的股份制吹嘘者面对两极分化已极为尴尬，贾先生却不识时务，一头扎进华尔街的资本公募私募口径，对上市go public（走向公共）、对早已破产的“人民资本主义”的“资本社会化”甘之如饴，甚至断言中国“国内的‘资本社会化’与国际的‘资本社会化’必然融合”。

　　以混淆、歪曲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的社会性，混淆、歪曲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性，从而为篡改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原意寻找笨拙依据。

②、混淆公有制联合劳动与一般股份制即积极扬弃和消极扬弃的本质界限，曲解马克思原意。

　　工人合作工厂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自然而然”地发展形成的（马恩选二，520），是资本劳动化变革的起点。

　　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实践证明，实现马克思展望的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积极扬弃，是一个历史过程，首先需要爆发十月革命性质的上层建筑革命，其次要有全面公有制变革的历史条件，其三必须以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为前提。

　　按劳分配生活资料，以奋斗者为中心的劳动者联合生产过程和按资分配的股份制性质截然不同，将经历漫长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剧烈矛盾运动。

　　贾先生毫无分析地讴歌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ESOP），回避金融资本垄断操控下1%寡头家族对99%人民的剥夺，疫情期间财富增长30 ％的荒谬，将其欢呼为马克思的“积极扬弃”，不过是沿着西方经济学脱离政治的惯性，在“扬弃”上大玩文字游戏。

　　其性质，是重复苏共后期“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荒谬，要害是回避资本和修正主义、官僚主义的权力和劳动的社会对立。

③、回避新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管理的本质也是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毛泽东年谱》4，324）。

　　但是，如果把公有制资本化，对私营企业放弃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无论公有资本控股还是私有资本控股，按照经济机制，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依然构成社会主轴；无论依据控股权，还是资本与内部人控制的博弈，雇佣劳动者总是被置于被统治对象，很难持久地、机制性地形成主动创新、积极劳动的高质量生产方式。

　　实践表明，所谓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把企业前途如同赌徒仅仅下注于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上，都是资本拜物教的体现，重物轻人，不仅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也不必然构成振兴企业的充分条件，脱离企业运作实践。

　　我国民营经济领域里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依靠群众，高度审视、牢牢把握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把资本设计为不能流通交换的内部虚拟股权，作为激励创新性劳动、超额劳动的手段，同时，把剩余劳动的交换价值投入科技研发，而不是侧重当期利润分配，压缩虚拟股权形成，形成激励主动劳动的奋斗的生产方式；在分配中，以激励活劳动为中心，把少量的按资分配转向对前期劳动的补偿，压缩虚拟股权分配，令“资本”服务于活劳动，服务于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生产，而不是以增殖为唯一目的。

　　当资本职能转化为主要对当期和前期劳动时间和复杂程度的计量和分配，并作为未来复杂劳动程度分配的基础时，就实现了马克思的“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资本”主要职能和可以流通的，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资本性质已经不同，这个时候，对资本的变革就开始了，这就真正实践了马克思的“积极扬弃”的“过渡”（《马恩选集》2，520）。

　　正因为在企业中树立起了自觉的对资本的劳动化改造，形成了企业依靠劳动员工为主体的命运共同体，就可以抗拒国际资本的利诱和围剿，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充沛的企业活力，和国有企业共同成为民族产业的脊梁，这样的来自生产一线的，依靠工人阶级群众的实践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对民营经济指导的结果，成为民营企业中有志企业家和职工共同的向往。

　　这种实实在在的创新，今天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否定前三十年企业管理的改革折腾中，抓住前期不具备的外部条件，以马克思指出的，从垄断之前具有的“普遍有用性”的“资本的伟大文明”（《马恩文集》8，90-91）出发，“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十五大）上取得的硕果——是按照毛泽东深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方向，继承前辈不畏牺牲的主人翁劳动的反映，再一次证明了曾经的“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选》5,196）规律的客观性。

　　这个创新不归任何设计者，归功于基层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这种创新与贾先生坐在办公室照搬西方盛行的“社会资本”的私有股权“重建个人所有制”，回避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

　　民营经济领域的实业家若按照贾先生的“创新”，在同等外部条件下当然也可以把企业办下去，但通向类似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创新后立即自发地走向蚂蚁金融的高杠杆平台垄断趋势，走向一些平台依据数据垄断，不做一碗饭，没有一辆车，却可垄断国人的吃、行、运的趋势，在中国的市场规模下，有快步晋级世界若干强的机会。

　　但按贾先生主张的“社会资本”基础上的私人股权的个人所有制，私人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中国“国内的‘资本社会化’与国际的‘资本社会化’的必然融合”，坚定地维护的是按资分配和利润最大化，保护的是资本的集中和走向垄断。

　　例如维护联想侵占、稀释国有资本，维护少数权力者个人合法鲸吞巨额剩余劳动，同时维护广大倪光南神圣劳动果实被剥夺的路径；维护的是金钱挂帅，而不是为国家，为民族填补空白，重蹈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买办经济；维护的是当前产品普遍过剩，人民群众不敢消费的相对贫困，而富豪增速超过欧美的的生产方式。

　　在国外市场上，多年前外媒反映中资私企“从国内带来的”疏通上层官僚的惯用方式，引发与当地民众对立的社会事件，曾发生赞比亚中资私企枪击示威矿工致伤11人（2010年10月26日 新世纪周刊），美国内华达州因中资私企征地，引起农场民众与军警武装对峙（新华网2014年7日）等，这些历史事件影响极坏，提供了惨痛教训。

　　但相比而言，贾先生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倘若被理论界接受，无论国企民企，在国际上的未来后果就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无序扩张，毒化共商共建共享，形成超级大国霸权，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前辙。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如果不正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劳资对立，面对民营经济现实存在的两条道路，习近平在最近民营经济座谈会上指出，“民营企业家要增强家国情怀，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营企业要在企业内部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构建全体员工利益共同体，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员工”，准确地反映了时代脉搏。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巨大让步，其中包括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判断的政策性运用，无论五六七八九还是五个九，构成当前工作的实际条件。两个毫不动摇，是从实际出发的政策导向，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但不意味着在理论战线突破马克思主义底线。

　　如把现阶段的政策性运用“按要素分配”，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犹如抗战时期用“减租减息”政策解释“耕者有其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犹如把团结抗日解释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党史上对私有制、资本、剥削概念的貌似“辩证”态度由来已久，如建国后有人提出“欢迎剥削”，如改革后把“一部分人先富”解释为放纵产生大批资本巨富，如新时期把共同富裕解释为只抓分配等，共性是用政策混淆指导理论，归根到底，是不同的经济成分对上层建筑的意识反映，事关搞乱思想，改变党的性质。

　　贾先生哀叹，人们“骨子里”“普遍存在的思维定势”是，“凭借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进而剥削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不瞒贾先生，这种思维无论“定势”与否，估计要存在一万年；贾先生应当自问，知青、当兵出身的自己，为何站在劳动大众“骨子里”“普遍存在”思维的对立面，也站在广大拥护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振兴企业的民营经济管理者的对立面。

　　至于把民族资本家和个体户混为一谈，不过是混淆民营经济成分的手法。

　　十八大后，提出改革开放需要“社会主义定语”，实际上否定了初期回避劳动雇佣化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武断判断，引起美国统治集团的反弹。2018年10月4日，在最近受到我国政府制裁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美国副总统彭斯指责“虽然北京仍然口头上说‘改革开放’，但＊＊＊当年的政策现在却是空洞的……中国的统治者仍然可以改变方向，回归改革开放的精神”。

　　改革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美国人显然失望了。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人们应当有个明确的判断，这是对贾康教授代表的思潮的忠告。

　　2023.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