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晨：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下册）

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下册）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和理论基础辩正

前言

　　下册的内容延续中册，是《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公共劳动问题的一个延续，实际是通过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为曾经长期蒙尘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正名，由于它形成的环境，同时也是给党内外小资产阶级上的一堂历史课、现实课、政治课。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新中国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同体建设本来已经完成了对它的改造，是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对前朝的否定运动，伴随改开搞，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才又重新泛滥开来，并随美国的国势日涨，直到08年的08宪章达到它的顶点。只是同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尤其是近年美西方国势相对日渐衰落，再加上这些年中国本身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已日益给中国人民自己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困难和分裂，伴随此，知识分子中的这股小资产阶级情绪才又慢慢衰落。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发展的基本脉络。

　　中国普通民众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要迟滞的多。它甚至只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共同体最终被解体被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人为结果。但到2015年这组文章形成的时候，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涨，也已经处在严重泛滥膨胀上升的时期。

　　彼时，美西方的严重衰落也还没有完全显现，党内党外知识分子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虽稍有收敛但依然牛逼的没边——

　　今天，中国的社会情绪已经大大的改观。党内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或许已经重新产生了些许的社会主义情绪。这主要不是我们宣传的结果，而是这些年国内外资产阶级用残酷的现实教育的结果——这些年中国本身的资本也已经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的阶段，它们正在无差别地无所不在地收割。

　　这个时候依然需要我们的深入细致的工作，需要我们更好的讲好社会主义，讲好历史，讲好现实。

　　《主体论》下册不管讲公共劳动，讲历史，讲现实，讲宪政，都同时是围绕这一工作。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化的群众不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是共产主义的未来。

　　在完成对公共劳动历史问题的正名之后，下册的最后，对造成二十世纪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总根源，也就是列宁脱离事物与世界的关联关系性存在看事物的那种二十世纪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做了最后的总结和补正。

　　2023.01.17

目录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问题是与非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问题是与非》主要跟帖的回复

　　理论杂帖（历史和现实）

　　理论杂帖（文化、历史和共产主义政体）

　　小资产阶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批判

　　关于辩证法和主体论问题回复名哲和士心

　　搞懂马克思的方法看待问题兼对前人的态度

　　只要是彻底的主体逻辑就一定是共产主义的逻辑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问题是与非——为公共劳动正名

前言

　　本文是2015年在**网学术论坛讨论三年困难问题的一组帖文，当时想到哪贴到哪，所以作为单独的文章就显得有些粗糙简陋，后虽经过几次填补修整，但依然觉得不太满意，好在大体还是能起到给公共劳动正名的作用，所以决定还是补充进《主体论》，以作为公共劳动问题的一个补注，顺便也是给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正个名，同时给主席讨个公道。

　　**学术论坛时期还是很有意思的。最早*明学术论坛和*明博客更像是当时的当权派和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的一个反共的知识分子联盟。当时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稀里糊涂的要反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明目张胆的要反共，教授要反共，党校的要反共，境外人员成组织的更要反共。08宪章那会儿搞的最凶，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效用论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那时候他们在*明论坛在凯迪中间地带专门组织人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搞釜底抽薪（有人网名就叫第十九计），结果马克思主义的效用理论一经出来，两个帖子两场论战，从此再无从此一方面的攻击。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宪政民主派（不能简单的把他们视做为争人民民主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别，他们的要害是反共，不是反对一般意义的共产党，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有关共产主义的一切）势微，但他们的反共联盟依然存在。15年左右，通过《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公共劳动问题的提出，通过讨论三年困难问题的这个帖子，通过针对党外小资产阶级的《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通过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问题》，通过针对宪政民主派的无产阶级宪政民主问题的提出，还有对xx冠讥讽十五年赶超讥讽大跃进问题饿死人问题几个主题的直接拍死，基本让他们溃不成军无力反击。那段时间*明论坛几乎成了左派和新中国的宣传阵地。然后，**学术论坛就从此关闭了。

　　所以，这个帖子虽有不及，但还是有些份量的。

　　文中所引资料多是网上共产而来，网上行文当时或有未查明注明出处的地方，而现在又已无从查找，还请相关同志做共产主义的谅解。下册其余篇章如有类似问题做同样处理。

　　2023.01

　　最近闭关了一段时间，主要的原因是发现研究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绕不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三面红旗问题,而三面红旗问题又绕不开三年困难问题。所以，不得不离网一段时间，搞一点调查和思考。现在，已经有了一点点结果。为慎重起见，现征求一下朋友们的意见，尤其反面的意见，希望朋友们不吝赐教。

　　新中国来时的路，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路。

　　这条道路正确不正确,这既要看理论，更要看实践。

　　首先看理论。

一、从理论上给公共劳动正名

　　1.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类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论，认为新中国搞社会主义早了，不具备必要的条件。这类观点现在甚至已经发展到了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个别观点词句，反对十月革命以来所有共产主义实践的程度。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不再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代表的十月革命所开辟的共产主义实践有关，而仅仅是马克思个人的个别语句和教条.他们就是用这种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个人的“主义”——他们依然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来反对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告别革命的。实际就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反对社会主义。

　　但一问他们搞社会主义具体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他们就语焉不详了。

　　或者说“等工业化完成吧”。但工业化也还有个是靠社会自发的完成，还是靠国家和社会有组织的完成的问题。是靠自发的力量完成这个工业化更有条件呢，还是靠党的领导把群众组织起来完成这个任务更有条件呢？这个地方，他们又避开了。因为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从来是不讲实际的。

　　或者，他们干脆搬出马克思的一段话来搪塞，哪句话呢？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如此而已。

　　言下之意，在中国这么个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落后国家，就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违背规律的。

　　你看有道理吧，不过别急。首先，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多数还在书斋里，马克思的话也不是教条，不一定时时处处都对。并且即使有这么一段话在那里，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从来并没有因此就丧失革命信心，要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而是始终如一的积极的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和推动世界革命。

　　然后，你看这话题好像又回去了。这里关键是，社会主义“在它的物质条件的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到底是什么？这里实际是又回到了搞社会主义的具体条件的问题。这里，这些人又要语焉不详了，说多了不过是扯皮。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条件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工业水平的高低？

　　好像是，但又好像不是。

　　好像是，是因为：在马恩看来，现代共产主义正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这个问题的出现和持续发展，就产生不了最终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即共产主义的历史需要。

　　但又好像不是。

　　比如，现在西方的工业水平够高了，如今都要工业4.0了，但也还没有走向共产主义的迹象（有人又会在这个地方扯皮，但关于西方因为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相对后进国家的军事金融和技术优势，成为剥削民族，对外转嫁危机缓和自己国内危机，暂时还没有走向共产主义的问题，已经是另外的话题了，暂时不述）。这说明非人的物质因素，虽然历史的看是社会进步和变革至关重要的根本的革命的因素，但并不就是直接的革命因素。

　　社会变革中，直接的必备的革命因素是人，是迫切需要改变社会的人。只有人，才是社会变革中最革命最能动最直接的因素。一切非人的物的因素的改变，只有通过人的意愿和力量的改变，才能最终产生出变革社会的力量。

　　因而，这里的物质条件不是非人的物质条件，而是人这个具体的物质条件。有了产生了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人少了不行，要很多人，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形成了共产主义的党，还要取得了社会的领导权，得到社会多数人的响应。这才是个具体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当然也是具体的精神条件。这才是可以搞共产主义所真正需要必备的直接具体条件。旧社会的胎胞中如果还没有形成要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人并掌握政权，如果没有形成这个必备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共产主义新社会确实是绝不会诞生的，即使其它物质条件再先进都不能。

　　而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和中国，之所以可以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绝对是有这个物质条件的，它既有共产主义党的领导，又有多数人民群众在阶级斗争中的已经组织起来，和追求平等社会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意愿。所以苏联中国在革命成功以后，诞生新社会，就是必然的了。

　　马克思说的物质条件，就是这个东西。标准的说法，是无产阶级（组织成自己的政党）的登上世界政治舞台。正因为此，马恩才毫不动摇的参与和推动共产主义革命。

　　说到这里，有人立即就要出来制止了：打住打住打住！你脑子没发热吧？人家马恩是在先进国家搞共产主义，你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搞共产主义，你有那个生产力基础吗？或者说：你不是说现代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工业革命吗？中国哪经过工业革命了？

　　好！这个问题问的好。

　　不过，这个问题实际上依然还是上述物质条件论的同意反复，只是问题提的层次又高了那么一点点。

　　首先，中国到底有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呢？

　　我告诉你，有！并且绝对有。不是极左脑子发热，是真的。

　　为什么呢？

　　这关系到对生产力的理解。

　　2.我们一般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的人理解生产力，大多都是从考察人类社会本身的历史变化的角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的矛盾运动方面理解这个生产力的。从这个角度看生产力，因为我们看的是人本身的历史变化，所以作为历史参照物的生产力，往往就是被很多人抽除掉了人本身这个最重要因素的生产力，或者说是只留下了物的因素的生产力。但这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所以，当我们考察这个生产力的历史变化的时候，很多时候往往就只是在看人类各个时期使用价值性质、劳动资料性质、和劳动对象的性质等等物的因素方面的历史的变化。是采猎还是农业，是石器还是铁器，是手工还是机器。实际这是从物的历史变化来看人本身的历史变化的。由于，长时期以来那些占据舞台的理论宣传者多也是这么宣传的，就更加深了生产力物的理解在群众心目中的印象。

　　但这实际只是个错觉，因为考察任何时代的生产力，都不能忽略当时人们分工协作的发展状况，或说人们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发展状况。唯物史观是研究人本身历史变化的科学。在人的历史变化中，物的因素的历史变化，确实在人类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中起到了基础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虽然很多人把唯物史观中的生产力做了物的因素方面的理解，这有些片面，但也无大的过错。但这只能是在观察人或社会的历史变化的时候看待生产力问题的角度。

　　而在现实的生产中，我们看待现实的生产力绝对就不能这么看了。在现实的生产力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应该人。人才是现实的社会生产中现实的生产力中第一位的要素。尤其在机器生产发展起来之前的阶段，人本身的分工协作的发展状况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生产力。而物总是人造的,只要有了人，有了人的需要，有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总会有适当的工具和原材料——也就是物，被创造出来,并适应于人的这个需要。在现实的生产中，人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从现实的物质条件出发，创造性的实现着自己的各种需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地也就创造着自己物质条件的发展。

　　比如，中国人民有发展自己工农业和科学事业的需要。这个需要是第一位的。有了这个需要，我们就搞成了各种规模庞大的工农业工程，我们就搞成了杂交水稻，我们就搞成了人工胰岛素、青蒿素，我们就搞成了拖拉机、汽车、火车、飞机、计算机导弹原子弹卫星激光等等等等。而所有这些第一位的需要，又让中国人民产生了进一步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物质生产条件的需求。于是中国人民又发展了自己的机器制造、机床、生产自动化，能源、材料等等生产行业。而所有这些又总是都是产生了这个需要的人，即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所以，有了人的需求之后，要实现这个需要，作为劳动者的人，就是第一位的要素了。有了人就会有一切。

　　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成了那么多高精尖的东西，按理说我们的物质条件够不够呢？如果要那些物质条件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我们的物质条件一定是不够的。而这个物质条件是等不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也不能死等物质条件。不是物质条件决定，而是人决定。人本身就是条件，有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我们因地致移、因时致移，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就真的干成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在现实的生产力中，物就绝对不是主导因素。

　　这其实和革命年代一样。如果按照物质条件决定论，共产党一开始就几个臭书生，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还打什么天下？简直就是疯了！人民军队也一样，“小米加步枪”，你怎么打的过国民党和日本人的飞机大炮？要是听物质条件决定论的，根本就不要革命了，念头都不要有！但共产党坚信，只要有了人民的革命需要、民族的革命需要，只要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一定会有人。而只要有了人，就一定会有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一切先前所缺乏的必要的物质条件。所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真的成功了。

　　这些人其实没有搞明白，马克思本人其实从来都是在强调人的主导地位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反对忘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只知道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的旧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不过是从人的外部联系看人的内部联系的方法。而这个外部联系就是生产和生产力，它既包括人，也包括物，物先进，生产力自然发展。但主要还是人，人以及人的生产力组织形式还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能动的因素。马克思研究机器工业之前的生产力，研究的主要是各个时期人的交往和分工协作的历史状况，即人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协作、集合力、社会的分工，社会集合力。这里实际马克思始终是把作为劳动者的人作为第一位的生产力看待的。工业革命以后，虽然机器生产发展起来了，但只要人的劳动还存在，人的组织形式，就还是生产力的基础和前提。

　　由此可见，物质条件决定论是多么的荒谬！它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甚至有些人是在故意歪曲。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却恰恰是把自己导入了上面的那个错误的扭曲境地，把考察人的历史发展中的对生产力经常出现的那个以物为主导的理解，错误的套用到现实的社会生产中来。这样，就必然的让他们的物质条件决定论，误入了一种刨除了人这个最革命最能动因素的错误的生产力理解，从而导致一种现实生产中错误的唯生产力论：如果以某种物为代表的生产力不具备，就认为没有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的条件。这一方面是要共产主义处于无限的等待当中，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推向遥遥无期，使自己沦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纯粹现代版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方面必然的导致已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业革命落后国家从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必然的倒退，从而最终又使自己陷入了一种实际的反革命的境地。

　　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这么认为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就是生产力。把人组织起来就是生产力。现实的生产力首先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人本身作为劳动力的分工协作或说组织化。这种分工协作或组织化，不管是由奴隶主组织，还是由封建主组织，还是由资本家组织，还是由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只要把它组织起来了，就会形成特定的生产力。现实的物质生产，本身就是为社会生产的目的需要组织劳动力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社会的性质不在于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在于劳动力组织形式即人们劳动关系本身的性质，同样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组织，就是资本主义，交给共产主义的先锋组织（党委、支部）组织，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从这个角度讲，在中苏这样的落后国家，革命胜利以后由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各级组织，根据各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需要组织劳动力有计划的发展各种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社会生产，就是最有条件的。难道还会有相反的结论，在当时还会有什么资本家的组织，比共产党的组织，更具有对劳动力的组织动员水平和能力吗？

　　懂得了上述，结论实际就不言自明了。在革命胜利的落后国家，凤毛麟角的几个资本家和共产主义先锋队的组织力量是根本没有办法对比的。

　　3.为了生产使用价值，社会化生产的条件无非两个：一是大量可供使用的劳动力，一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组织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劳动力是要靠资本也就是钱组织的，所以资本主义的条件就变成了一定数量的资本或钱，和一定数量具有社会生产组织经验和能力的企业家。

　　我们知道如果不靠坑蒙拐骗巧取豪夺（这些革命也否定了），光凭饼子油条的辛苦劳动，资本的积累一般是非常缓慢的。我们即使不考虑国际资本的作用（其实光国际资本一条就已经否定了落后国家走资本道路的可行性）和小生产对国内市场形成过程中的阻碍作用，单凭私人资本积累的低效，就已经决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落后国家快速工业化的非适应性。而考虑到强大的国际资本的打压，它的生存实际都是成问题的。

　　而企业家也是在资本家普遍的互吃中慢慢形成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成活率太低，淘汰率太高，落后国家初期市场的不成熟（小生产盘踞市场，淘汰掉小生产势力或说小资产阶级势力是有个历史过程的）更加扩大的加重了这一趋势。再加上资本家个人作为人的局限性。所以，资本主义条件下出个真正的企业家是不容易的，套用一句老话，叫一将成名万骨枯，一百家企业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十家八家就不错了！很简单，挣的起赔不起，资本主义企业是一刻挣不到钱都要面临倒闭关门的。

　　而共产主义的生产就不同。本质上共产主义生产是不需要钱这个东西来调度劳动力的。共产主义生产直接的就是根据需要劳动力的有计划的组织调配，是种公共劳动。它的生产组织者，是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各级组织。它不需要资本的积累过程，就可以根据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全面规划直接组织规模庞大的工农业公共劳动生产协作。共有制企业是群众性的公共创业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做事，所谓各尽所能，而它的领袖也是在群众共同的公共劳动实践中自觉涌现出来的，因而这也克服了私人企业整个企业系于企业主个人的作为一个人难以克服的那种个人局限性。而只要各尽所能的群众公共劳动平台有了它的领袖人物，公共劳动就没有搞不好的。再就是公有制企业的生存能力总体上也仅仅是根据它满足社会所需求的使用价值的能力，这与挣钱与否挣钱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是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践历史合理性的理论依据。

　　《资本论》已经告诉我们，社会化生产的条件，就是组织劳动力生产使用价值。在这个有知条件下，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已经可以替代资本调度劳动力，共产主义的先锋队组织，已经可以替代资本家企业家组织生产过程。在这个条件下，还要去死守只有资本才可以调度劳动力，只有资本家才可以组织生产过程的经，就已经是绝对错误的了。难道我国那些在党委领导下的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的金融、工业、科学企业事业单位，不是已经用实践证明着以上事实吗？难道我国曾经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中涌现出的在党委支部领导下的遍布全国的社队企业，它们现在有些已经发展成了庞大的企业集团，但依然在党委支部的领导之下，难道它们的大面积存在不是用实践证明着以上的事实吗？难道我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工业和技术强国，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凭什么说共产主义的党委会支部委员会就比不上资本家的董事会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改进，但这只是说我们本应该可以组织的更好，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本来不行。难道资本家的董事会就没有问题吗？我看资本家的董事会本身就是个问题。

　　所以说在这个条件下，只要有了可以替代资本家的劳动力领导组织力量组织社会生产，就已经具备了搞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的物质条件，就可以不失时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了。这是合于历史规律的。

　　因而，规律不是资本主义这个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是根据需要有计划的把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只要是规律被人们掌握了，规律的表现形式——那些具体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就一定也要变化，旧时代的组织形式（比如资本主义的）就要被新的组织形式所取代。而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代替资本家的领导，只要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已经被组织起来，就有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条件，并且，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关系就也已经是符合了历史发展规律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的了。这已经为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所充分证明。

　　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人类就已经可以结束像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那样的盲动的自发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而进入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自觉的组织社会生产的时期了。

　　由此可见，那种实际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推向遥遥无期的，消极等待着某种物质条件的实际的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荒谬！

　　这些人闭起眼睛来，故意不看中国共有制公共劳动已经在50-70年代快速大规模超前完成了国家工业化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这个结果，说公有制不适合生产力。但如果在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不叫生产力，那什么还可以叫生产力！如果现在回到新中国的起点，如果从零开始，像毛泽东时代一样达到社社有工业，你们认为是公有制来的快快，还是私有制来的快呢？是集体办企业容易，还是私人办企业容易？对农村的工业化，集体或是单干哪个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现在仅凭单干农村一家一户小生产自身的力量，农村还有没有走向工业化的机会和可能！

　　说公共劳动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有竞争力。但中国现在真正有经济技术实力和国际资本抗衡的企业，也还是带有公字辈的企业（虽然它已经开始资本化了），中国经济能独立自主，也还要这些公字辈的企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这点上，私人资本如果没有共有资本的抗衡，还能经受住国际资本进攻吗？

　　说公共劳动不灵活不适应市场经济，还是私有制适合市场经济。但中国的社队企业到今天在市场上打拼也已经三十多年了，有很多到今天也还依然在按照公共劳动的路子在走。难道这还不是公共劳动对市场环境，甚至对资本环境高度适应性的最好说明吗？在社会主义阶段，市场不过是公共劳动间的交换。公共劳动实际并不影响它对外表现的所有权。商品交换是以所有权为前提的，而非是以私有制为前提的。只要保留公共劳动一定的所有权形式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把它搞成私有制来解决呢？

　　这些人不相信党委会的领导。一开始迷信一长制领导，后来则迷信资本主义董事会的领导。当他们迷信一长制私人领导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私人独裁的危害和局限性。即使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都要摒弃它的私人企业的形式，发展平台式企业的形式，为的什么呢？为的是平台成员各尽所能而不是人浮于事，为的是克服企业系于资本家、CEO于一身的个人局限性。而共产主义的企业，本来就是各尽所能的公共劳动平台，现在倒要倒回去成为最原始最落后的私人独裁式的了！而当他们迷信董事会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董事会也不过是只关心关心利润和分成，它没有任何地方比共产主义的党委会高明。实践中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集体的公有制企业，作为公共劳动领袖群体的党委领导干的一点都不差。

　　改革中只要是放弃党组织领导的地方，不管是单干，还是承包私有化，实际无不是放弃党的领导，向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的投降让组织起来的群众散伙掉。

　　4. 这些人实际上是错误的理解了世界市场形成以后,已经并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落后国家的生产力决定。

　　按着这些人的逻辑，落后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决定，就好像是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的落后民族自己落后生产力在孤立的决定，与外界没有任何关系。按照他们的逻辑，落后民族落后的生产力自己当然就决定不出什么先进的社会关系，比如大清朝的落后生产力就不应该决定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更不可能决定出共产党，大清朝的轿子最好还应该满街跑；西藏的的落后生产力，就更不应该决定出百万农奴的社会主义解放。

　　但事实却不是那样。这里的生产力决定其实也已经不再简单是工业革命先进民族生产力决定的问题——那么说也可以解释一些问题，实际是掌控了规律觉悟了的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自己已经在选择和决定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见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就可以自觉的选择决定搞现代的工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康有为孙中山），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道理，就可以自觉的选择决定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恩格斯讲，自由是让规律为人服务。毛泽东讲，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终强调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自由问题。强调只要客体或必然被人类认识了，人类就可以获得对客体或必然的自由（我们以往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只要德国日本认识了工业革命的厉害，就不可能还去徘徊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落后，它们就可以通过剥削关系的资本化，人为推动自己的工业革命。俄国中国本来也是如此，但只要有机缘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再造未来，它们就也不可能放过共产主义这个更好的发展自己的机会。这本身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只是自觉实践和自发实践相比规律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而通过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形式组织劳动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最终组织人从劳动中的解放，就是规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表现形式。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在人民革命后的自觉实践中，绝不是等工业革命完成了再去发展共产主义，而只能是先搞好生产关系然后通过共产主义再自觉的发展工业革命。这就是对那些为什么世界上要先有了工业革命才有共产主义，而中国可以先有共产主义再有工业革命问题的最好回答。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是机械的决定论，一切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只有放到主体认识客体并要取得对客体自由的这个角度理解才是正确的。

　　我们这么说，也并不是说公共劳动的生产运行机制就不需要改革完善，也并不代表当国外工业技术水平还比较高的时候，就不需要对外开放。但这种改革和开放如果完全演变成了私有化，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就一定是走错路了。而这些人实际就是只相信资本主义，而不相信共产主义。说好听点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才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但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到社会主义呢，怎么样才可以回到社会主义呢？他们就支吾了。说不好听点，也是他们的实践结果，他们目的实际就是要反对革命，是对已经取得辉煌成绩的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彻头彻尾的否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

　　当然，这也并不是要反对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还不能满足社会生产所有需要的时候私有制私人劳动领域的一定的补充作用。但那个东西要有个度，也不能成为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社会主义实践中，政策根据情况虽然可进可退，但围绕工业革命和公共劳动关系的自觉的完善这个核心，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以共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依然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方向。一旦这个方向有变，开始以私有化为方向，或说私有制的发展超出一定的度，这个社会的性质就要变化了。

　　而社会主义阶段，要想坚持住社会主义的方向，就要坚决的反对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这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唯条件论的、最后只迷信资本主义的、现代版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实际的叛徒。

　　5.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优势很多，我在《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中已经有讲，这里不再累述。

　　由于这些优势，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实际给我国和世界人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是一条自发的力量在起作用的道路。工业化工业革命要发展，资本的积累就要发展。资本的积累要发展，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和贫困化就要发展。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反过来又要阻碍工业革命的发展。这条道路是条社会严重分裂对抗的道路。

　　我不否认由于世界交往的存在，某些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对外转嫁危机，它们内部在一段时间内好像看似还是不错的。但这个自相矛盾对立最终自爆的趋势，从长远看不会错。

　　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工业革命道路，则是一条自觉的道路。由于公共劳动消除了社会的绝对对抗性，所以它最大化的避免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多数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的痛苦。虽然也不是不会出现失误，但它实现了对社会发展的总体的规划，实现了工业化超常规和高速度的发展。比如，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工业国，后来成为工业科技文化教育各个方面世界一流的超级大国；中国只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也变成了一个世界主要工业国，为后来的进一步跃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朝鲜则从战争的废墟中起家，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是世界中等发达国家，非农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70%。然后，在它的未来发展当中，社会主义还是人类通过工业革命从劳动、资源等自然束缚中解放的直接通道。至于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直接通道，大家知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工业革命进程的愈来愈强烈的对抗，就知道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是绝对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也是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的，而并不是如人们所传言的那么失败。

　　如此，中国人民就更不应该忘记这条来时的路。

　　随着中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越来越资本主义化，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持续发展，随着未来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劳动的持续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在中国最终将难以为继。从现在起二十年内，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生产生活危机，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对中国人民在工业革命中的解放意义，终要重新显现。

　　公共劳动的道路，依然是中国人民未来要走的路。

二、从实践上，给公共劳动正名

　　新中国公共劳动的历史成就

　　从实践看，新中国现在所有的物质基础都是在共有制（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90年代中期开始解体，到今天，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共（公）有制和公共劳动就基本没有多少概念了，甚至在很多人的眼里已经成为“纯属虚构”！

　　但有一点人们是有目共睹的，今天的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具有独立完整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什么都能生产，什么都能制造。即使关起门来过，也能基本做到人有的我有，人没有的我们依然还可以有。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有这么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了，即使美国也达不到。这从此次阅兵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中国在国防工业的发展方面已经基本接近于完成赶超的历史任务了。尤其在攻防高性能武器方面，我们实际已经是走到了世界的前头。这也是近年来“工业党”们所引以为豪的。

　　那么，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社会主义时期的共有制和公共劳动来的。在这个公共劳动中，中央有中央层次的需要和规划，地方有地方层次的需要和规划，社队有社队层次的需要和规划。而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在公共劳动中，就可以要人有人，要物资有物资，要技术就有技术，就没有干不出来的事情，还是那句话，有人就会有一切。所以，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实际是中国有史以来自主使用价值增量最集中的时期，即使和今天相比照样如此。我们刚建国的时候连一辆自行车都造不出来，而到伟人们去世的时候，什么通讯、电力、拖拉机、汽车、火车、飞机（甚至大飞机）、导弹、原子弹、卫星、激光、大型计算机、石油、化工、机器、机床应有尽有，完整的科学、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有很多人迷信私有制，但反思如果当时搞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能在那么短的时间范围内搞出这么多全面跃进的伟大工农业国防和科技成就来吗？这让人不由的联想到今天中国的高铁、电力高压输送和电信。今天只要是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部门，哪个不已经是世界先进！而只要私有化了的领域，不管是技术还是市场，又哪个不已成为国际资本的盘中之餐，赶超又何从谈起呢！（15年那会儿确实这样。这几年如果没有任正非的华为，实际凭私人资本还依然那样）

　　很多人罔顾公有制公共劳动曾经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起到过的那种伟大的奠基作用，盲目迷信私有制。如果现在是刚成立的新中国，如果一开始就要他们按照他们所迷信的私有制的原则去把这个工业化无中生有的搞出来，靠这些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个人的实力和能力，还要从零开始要什么没什么，他们又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呢？恐怕他们自己都够呛相信自己！但集体公共劳动，因为全面解决了资金技术物资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则没有功不克的难关，也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别笑那个群众性的大炼钢铁，没有资金技术人力让你自己炼你还炼不了呢！

　　所以，推崇私有制你都不能推崇原教旨主义的私有制，你必须承认公有制公共劳动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伟大奠基作用。中国私有制几千年了，清朝洋务运动的改开也是私有制，国民党私有制，他们怎么都没有搞成国家工业化呢？所以你即使喜好私有制，你最多也只能在国家进一步的发展中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在这个地方争一争。否则那就叫弱智了。（今天通过所有国有企业包括印钞厂的股份化，私有制最终争胜了，或许使用价值和工业革命还会继续告诉发展，但中国人民却深陷经济危机生不出孩子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民生方面确实有发展，有人说这是私有化带来的好处。应该承认，私有制私人劳动在公共劳动还覆盖不到的地方，对人民的生活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补充作用。

　　但仔细鉴别，真正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还是前三十年。首先，前三十年的粮食增长速度你横竖比较，都要远远的高于改开以后的时期，那个速度你改开是比不了的。到前三十年的末期，在人口增长接近翻翻的条件下人均粮食达到300多公斤，中国实际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了（前三十年不是粮食增长慢，是同期人口增长太快了），而改开也至多是从分配上做了些倾向农民的调整，还是在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允许生一个孩儿的基础上（注：文章是多年前写的，从那到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现在的生育已经不用计划了，你鼓励生都没人敢生了，全国已经开始为人口负增长焦虑），即使这样今天中国的粮食缺口还有百分之十几还需要通过国际贸易进口。所以，你不能也根本没有资格说所有功劳都是你的。没有前边的工农业积累和产量的高速增长，你指什么得瑟。没有公有制，杂交水稻杂交小麦你也搞不出来呀。如果说公有制不好私有制好，台湾到现在人均粮食不到100公斤，你说是搞过公有制好，还是不搞公有制好？

　　另外，中国今天的工业底子和科学技术方面能站在世界前沿的，也大多还是那个时候的老家底。在“造不如买”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实际改开以来的自主使用价值增量相对社会主义时期也并不是多高。并且从吸收外来技术方面讲，真正有能力吸收消化外来技术的企业，大多也还是还带点公字辈的企业，私企往往是没有那个意愿和能力的。（文章写作的时候，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还没有显现出后来的地位。近十年年来，在新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私人资本的增量和实力确实已经有了与国有资本一较高下的实力，中国使用价值的有效增量也确实有大幅提高，但那又如何呢？这些增量除了华为腾讯阿里那样的个别（腾讯阿里还有外资背景），主要的贡献者依然是还公字辈的企业或院校）

　　有人说搞公有制吃不饱饭！

　　那只能说解放前本来就吃不饱饭，解放前哪家没有在青黄不接时节挨饿的经历（当然也还是有能吃饱饭的，但那是地主老财）？你凭什么要求一解放就都能吃饱饭！更何况公有制还让各家各户多生了那么多，有增量也差不多平均没了！

　　有人说，搞公有制我们吃尽了苦头呢！

　　我只能回答，你们那代人就应该吃那个苦头。我们的祖宗没有给我们创下厚实的工业家底，你们那代人在党的领导下，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勒紧裤带一辈子干了几辈子人干的活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不管自觉的还是被动的，这都是对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的光荣，你们受苦了！

　　而此次9.3阅兵，实际上根本的正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业革命路线、对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道路一次胜利检阅，说明两辈人的血汗没有白流，它应该代表着我国诸多工业和科学领域的赶超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因而，我们要喊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工业革命路线的万岁，喊公有制和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路线万岁。而不是其它。私有化路线，搞不出这么全面的跃进，搞不出杂交水稻，搞不出高铁，也搞不出高压输送。

　　也就是说，中苏工业化的成功，已经用实践证明了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成功。我们一定要铭记共和国这条来时的道路。

　　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因为忘记就等于背叛，人不能数典忘祖胡说八道。另方面，忘记了，国家、民族、人民群众、子孙后代就一定会再吃苦头，并且现在是注定要再吃苦头了。

三、被污名化的公共劳动和三年困难

　　然而，虽然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后来的实践上都已经充分证明着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伟大正确，但是长久以来公共劳动却被我们自己人、被共产主义的敌人给污名化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罪名就是三年困难饿死人的问题。

　　长久以来，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被作为三年困难的历史原因看待，已经成了压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头上不得翻身复辟势力可以为所欲为的一座大山。以前，一方面老同志们还在，这些问题为尊者讳是不好探讨的，另一方面一些历史资料披露的也不够充分，探讨起来也有困难。如今老人们多已作古，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也已披露，尤其是《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已经披露。这个时候，为共产主义事业见，为国家民族的未来见，为全人类的解放见，三年困难的原因、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是非问题，就确实有了重新探讨的必要。而恰在此时，洪渊的网文《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已经把三年困难时期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况，不再累述，主要表现为新中国59-61三年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甚至饥荒饿死人。

　　新中国的历史成就也不需要再累述了。从民族的角度，它一改中华民族近代二三百年的历史颓势，让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了，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从人类史的角度讲，新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建立起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全人类20世纪继苏联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标高，即使后来社会主义有历史曲折，但新中国还是为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主要强国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既然如此，新中国曾经有过饿死人的时期，总是说不过去的，总是需要检讨的。当然，我们并不能像那些反革命分子一样，就因此来否定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否定新中国，因为共产党社会主义和新中国的历史成就是摆在那里，你反是反不掉的。也不能像一些糊涂虫，为了掩盖自己个人的历史问题而甘心让整个党和国家的前途让整个共产主义的事业为他们的私利陪葬!这些人实际是背叛。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能是理所当然，不能是凭猜测。那都是谣言制造者使用的计量和手法。我们要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现在看最直接最权威的就是《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所披露的情况。除此，我所知道的还有《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所提供的对它的佐证。

四、三年困难的历史成因

　　三年困难时期，再怎么说，到底还是个粮食短缺问题。所以，首先就要分析造成那几年粮食短缺影响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具体原因的问题。笼统地否定三面红旗是不对的。因为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倾向性错误，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武断否定这两个运动本身，也一定是有问题的。

　　1.首先看59年的春荒。

　　这个春荒，主要应该是58年公共食堂的“敞开肚皮吃饭”，是“敞开肚皮吃饭”把59年春的粮食吃光了，直接造成了59年的春荒。

　　在这个地方，与粮食还不足以最终解决温饱问题时期的公共食堂粮食消费方式有关系，与书记处（这时已经可以代表中央了）农业口负责人的“敞开肚皮吃饭”也有关系，但本质上是个粮食消费计划管理混乱失当的问题。

　　有很多人纠缠钢铁运动问题。不过是说都搞钢铁去了没人种地了耽误了58年的农业生产和收成，甚至耽误了59年的农业生产和收成。但仔细分析，实际这是个虚假问题。

　　我们知道农业生产的特点本身就是有忙有闲，収种忙平时闲。所以只要不耽误収种，平时农村确实是有大量富余劳动力是可以调往别处的，如改开后农闲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从这点讲58年的大丰收，说明大炼钢铁并没有影响农业生产，但部分地区收获季节缺少人手，造成丰产不丰收，说明部分地区是影响了农业收获。我是农村长大的，根据我们那个地方的经验，实际当年的丰产不丰收，很大一部分也是农民对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天真情绪在做宠——多收点少收点无所谓，即使收不了都不怕，有社会主义国家呢！（陈永贵也提到过农民当时的这种天真情绪）所以地瓜随地一埋棉花散落一地，是人为糟蹋了。所以58年部分地区丰产不丰收与劳动力有关，但又不是绝对关系，很大的问题还是和敞开肚皮吃饭一样，是个公共劳动初期的生产生活管理经验问题，即使没有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即使没有钢铁运动，公共劳动初期的这种管理因为管理经验不足的混乱也一定还是会不同程度的发生的，局部甚至依然还会很严重，吃一堑长一智，经验往往都是在吃亏当中增长。

　　而这也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了。在此之后，已经经历粮食危机的各地方，就已经不再可能再犯因大炼钢铁而影响粮食的收获的低级错误了。也没有人反映过59——60两年存在过这样的问题。

　　据我母亲的说法，当时实际还有另外一个生产管理问题。比如说青黄不接时的闹春慌闹秋慌，本不是什么稀奇事，解放前更是经常的事，解放后即使分地了，那时候粮食产量低不够吃也还是经常有的事，但有个区别，集体化前不够吃可以到市场上买，市场上总有买卖粮食的，但集体后国家控制就没人卖也没处买了。

　　这依然是一个公共劳动初期很严重的一个生产管理问题，这个问题在后来的公共劳动实践中实际是通过返销粮解决的。

　　但总体看，虽然59年有一个春慌，但它不应该成为三年困难的诱因。因为58年总归是大丰收的，即使丰产不丰收糟蹋了一些，它实际的产量只要维持在前些年的水平，就不会成为影响全局造成三年恶性循环性质的问题，总归只是一个春慌，很快就过了。

　　2、关于影响59年收成的因素

　　以前传59年收成锐减，主要是大炼钢铁运动造成的，人都炼钢铁去了，耽误了农业生产。这是大跃进炼钢铁运动的一条重要罪状。我们以前也没有证据批驳不了，只能任由人说。但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所披露的情况（网上搜），和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61页的意见佐证，却实实在在的推翻了以前那些不实之词。那些以后只能算作猜测谣传了。

　　59年直接造成粮食大面积减产的原因，实际是59年粮食种植计划的大幅度减少。

　　中共中央（实际是书记处）批转农业部的几点意见中说：

　　“【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中说：

　　“中央书记处指示，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不能缩到十五亿亩以下，播种面积（不包括绿肥）不能缩到二十一亿亩以下，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棉花播种面积一亿亩，油料二亿八千万亩， 其他一亿二千万亩。但是，有些省（自治区）减的面积过多，各省在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数字，合计起来，同中央书记处指示的数字相比较，粮食播种面积少一亿七千万亩，棉花少四百万 亩，油料少一千一百万亩。因为有些计划是省里谈好了的，厅长在北京难于改动，已告他们回去后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考虑增加，保证达到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粮、棉、油的播种面积的 指标。　”

　　从农业部提交的这个《意见》看，实际书记处定的59年全国粮食种植计划面积是16亿亩，比58年的18亿亩本身就少种了2亿亩，而实际执行，各省累加实际比书记处的原计划，还要少种一亿七千万亩。这个报告就是要反映这个问题，这个报告的批转已是59年的二月，很多夏粮尤其北方地区冬小麦实际已种了再无法弥补。这也就是说全国实际夏粮比计划的16亿亩还要少种了一亿七千万亩。实际比58年少种了20%将近4亿亩。《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也有直接说到了“59年夏粮播种计划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的粮食播种面积”（陈伯达口述回忆的不同点是说谭震林负责的国务院农业口制定的59年农业生产计划，应该是有误，谭震林59年四月才任国务院副总理，如果根源是谭震林，也应该是在他任书记处农业书记时的问题，问题还是在书记处，应该是陈伯达记错了，只把责任说到谭，怕也是为当时正居高位者的尊者讳），实际这才是59年粮食比58年实际减产15%的根本原因。这根本就与钢铁运动没有绝对关系。如果考虑到减产15%和少种10%-20%的因果联系，我们前面说大炼钢铁运动不应该是粮食困难的主要原因，就绝对是站得住脚的。

　　大家知道，59年同时还有较重的自然灾害问题，如果把自然灾害问题同时也考虑进去，实际钢铁运动和自然灾害加在一起，至多也只是导致了59年没有在58年的基础上继续丰收。而只是保持了58年的水平。而即使这条成立，这与粮食困难也没有必然联系。

　　毛泽东时代把三年困难时期叫三年自然灾害，这是不是完全辩护性的呢？也不完全是。后来的研究资料也显示在建国以后三次自然灾害较集中的时期60年左右确实是其中突出严重的一次，并且主要是在粮食主产区。我家在徒骇河边，当年正是重灾区，地上河，还没有改造，又是平原地区，发生水灾根本排不出去，那确实是60年严重的水灾大面积饿死人，那时候的救灾能力又不是现在，所以天灾的因素一定有，但从全国看，天灾不能被看作主要理由，以前把59年减产15%看作天灾和大跃进，现在发现是少种了2亿亩，夏粮少种接近四亿亩，所以主要的还是在人为因素。

　　而三年困难的真正起始因素，就是59年减少的15%的粮食。本来就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现在又减产了15%，那全国就意味着减少了15%的粮食消费，而如果减少的这部分消费，又仅仅是减少在农村，农村的粮食压力就悲催了。而关键还有个59年中央因为浮夸风脱离实际的高征购，比58年征的还多。58年征1095亿斤。粮食部说，“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3400亿斤，可是征购就拿走了1200亿斤，占（全年产量的）三分之一强”（粮食部七千人大会自我批评）。而《三年困难时期形成原因探究》则说是征了1348亿斤，如此准确，也不应该是空穴来风吧！就说减产了还又多收了，而这一切又都要农民承担。公共劳动初期的管理经验还存在前边说的不足，当时浮夸风还严重，上头反应不及，这直接引发农村地区的粮食危机开始大面积饥荒甚至死人。

　　这时农村粮食留存比58年减少了多少呢，按洪渊《原因探究》计算，即使不说58年是丰收年，58年只按57年的产量算，通过减产和多征，59年农村粮食留存也比58年减少了753亿斤。从此由于饥荒，中国农业进入连续两年的农业生产恶性循环期。就是说60、61两年农业的减产衰退，很大一部分是59年产生的农村饥荒恶性循环的结果。始作俑者就是少种2到4亿亩和严重脱离实际的高征购。当然，这里同时也可以看出国家粮食统购统销在极端不尊重农民意愿和缺乏即时有效的反馈系统条件下的极端情况下的错误极致情形。

　　我们看历史数据：

　　1955年：　18394　 7.84%　　 6.1465　1.95%　　299.3

　　1956年：　19275　 4.57%　　 6.2828　2.17%　　306.8

　　1957年：　19505　 1.18%　　 6.4653　2.82%　　301.7

　　1958年：　19765　 1.32%　　 6.5994　2.03%　　299.5

　　1959年：　16968 -16.48%重欠 6.7207　1.80%　　252.5

　　1960年：　14385 -17.96%重欠 6.6207 -1.51%　　217.3

　　1961年：　13650　-5.38%欠　 6.5859 -0.53%　　207.3

　　1962年：　15441　11.60%高丰 6.7295　2.13%　　229.5

　　1963年：　17000　 9.17%丰　 6.9172　2.71%　　245.8

　　1964年：　18750　 9.33%丰　 7.0499　1.88%　　266.0

　　从这个数据看59—60两年是减产最重的两年，而实际60年到61年两年却是最困难的两年，到62年受《农业60条》出台的影响情况就开始好转了，三年困难时期结束。

　　60—61两年的农业大滑坡，从62年《农业六十条》出台就开始改观看，除了上述党的工作失误，还有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所谓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浮夸风58年主席就反，但59年也没有能刹住，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征购决策的失误；而共产风则让国家不尊重公社的利益，公社不尊重生产队和社员的利益，结果是大大的挫伤了生产队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60—61两年农业生产衰退的政策性制度性原因，也是关系日后农业和国民经济不能正常发展的最严重问题，是这个问题和前面的问题一块叠加，导致了60-61两年的严重农业衰退，致使主席不得不亲自出马调整解决。

　　其它如食堂，作为一种粮食消费方式，它虽然在58年“敞开肚皮吃饭”时期对59年春的粮食危机有影响，但59年以后就不再是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属次主要因素。粮食本来就不够吃，食堂也没有办法，不如分到农户手里，惨点糠菜，更有抗灾自救的能力。

　　以上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主要原因。

五、用三年困难否定三面红旗，正确不正确？

　　改革开放以来，一提到三年困难时期，人们一般会立即把这个困难时期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联系起来，把造成困难的根本原因说成是三面红旗。但从上面这个调查结果看，除了不可控的自然因素，三年困难时期的具体原因，倒只是个党的工作作风、党的工作失误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问题，与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否，实际没有任何必然的直接联系。

　　比如，59年少种2—4亿亩的问题，这纯粹是个农业部和中央书记处人为决策失误的问题，它与三面红旗没有关系。即使这个决策失误的起因是58年的浮夸风，但浮夸风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大跃进与总路线也没有必然联系，不但没有联系，还是主席自始至终坚决抵制和反对的。并且即使有了浮夸风，脑子只要稍微清醒一点也可以选择不信，主席就不信。

　　再比如农业跃进的指标问题，八届三中全会的原意就是《1956年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所制定的发展目标：即到1967年，实现黄河以北400（斤），黄河淮河之间500，淮河以南800的亩产目标，那是给12年以后的1967年制定的目标，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所号召的农业跃进，也仅指为了12年后这个伟大的目标的跃进。主席亲自调研谨慎求证制定的这个纲要吹牛了吗?经过几年的波折，中国农业65年重新达到57年的水平，又经过十年左右年的发展，到77年不也大体达到了主席制定的12年发展纲要的目标吗？但你搞一线工作的搞极左，把牛皮吹的没谱，与农业跃进什么关系！本来67年要实现的目标，结果因为自己极左足足推迟了十年才实现

　　再比如59年高征购和各地的浮夸风和反瞒产运动，这显然是一个时期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作风出了问题，一时失去了实事求是讲真话办实事密切联系群众的老的工作作风，这与三面红旗也没有必然的绝对联系。大跃进在工业上是定了一些比较高的指标，但绝对没有鼓励中央一线领导在《人民日报》亩产万斤的吹牛。

　　再比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任何的运动都会有左右顷错误的问题发生，党对历次革命运动的领导作用也是在对运动左右倾向的调整中实现的。所以，即使有这样的左右顷错误发生，也不能因为这些左右顷错误，就否定整个运动本身，三面红旗也是如此。

　　其它如敞开肚皮吃饭的问题，就纯粹是书记处农业口负责人（谭震林）的个人问题了。而公共食堂问题（食堂是公共劳动的产物，不能说不好，但长期办还是临时办还是要看实际的历史条件），即使它对三年困难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公共食堂本身也与人民公社本身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是后来的实践证明了的，没有公共食堂照样办社。

　　至于钢铁跃进，前面已经说过，59年粮食减产主要是少种了2亿到4亿亩，钢铁跃进跟三年困难并无绝对关系。以前说是大跃进都炼钢去了没了人种地造成粮食减产，如果没有披露少种的这个原因，确实挺唬人，但以后这个地方一定要撇清，根本不是主要的事。再这么说就是造谣。

　　总之，把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说成是三面红旗，确实是错误的，是不严肃的。客观上起到了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帮助反革命分子混淆视听制造混乱的作用。如果是故意为之，就涉嫌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背叛问题了。

　　那，背叛党和人民事业的人有没有呢？

　　有。文革后，这些人不但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归戳到三面红旗，还要把三年困难的责任直接推给毛泽东一个人，作为文革的胜利者，他们作为一个阶层，为了向全国人民彰显自己的一贯正确和政权合法性，把过去一切工作失误错误的责任都推给毛泽东和他的政策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但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私心却同时抹黑了共产主义事业。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为了抹黑共产主义事业，从社教到文革，主席要求他们继续和群众共产，或者他们真的早已打算不再群众共产了，他们要私产，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不已经是他们子孙的私产了嘛。

　　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在反共和非毛。

六、中央的错误就一定是主席的错误吗？

　　不一定。

　　不错，七千人大会上，主席是主动的承担了中央的责任，因为他是党的主席，凡是中央的责任直接的间接的他都要承担责任。不过，考虑到三年困难时期前述中央所应负责任的性质，主席所应付的责任也多是间接领导之责，因为中央当时是有分工的，已经分了一线二线，主席处在二线是不做具体日常工作的，像农业生产计划的审批，粮食统购标准的审批，这些事务性的日常工作应该属中央一线领导的工作范围。

　　一线领导包括中央常委会和书记处的其它同志。

　　搜狗百科“中央书记处”词条起码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

　　1、八大后，中央书记处是中央的日常办事机构，处理中央的日常事务，发文开始用中央名义。负责人是总书记邓小平。这既是为培养未来领袖考虑，也是为主席退居二线减少事务性工作考虑。

　　2、党政军都管。一般性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这里的下达执行当然是以中央名义。

　　3、重大问题不能书记处决定，但书记处也要先拿出意见，再报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也就是说书记处是在中央常委会的领导之下。

　　4、中央常委会由党的主席、副主席、总书记组成。但为了主席减少事务性工作退居二线、为了国家安全和培养未来领袖见，八大也增设了多个副主席。

　　由此可见，八大以后主席退居二线，一般事物性的工作就不再怎么管了，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的日常办事机构就已经可以代表中央。它的权力是很大的。一般事务直接代表中央说话，大的事情基本主意也是它拿。

　　所以，不能一提中央就认为仅指毛泽东，那其实是不对的。中央绝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

　　还有中央常委会，那是中央最高决策机构。它平常也有一名中央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这位副主席就是中共当时的二号人物刘少奇。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推荐刘少奇代替自己做国家主席的时候说：“...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二十年了。”再者，通过后来著名的毛泽东没有参加的西楼会议，我们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确实是中央常委会日常事务的主持者，并在主席不在京期间代理主席的工作的。包括后来六四年邓小平说主席不用参加引起主席不满的那个会议，也都说明，即使主席在京，有很多事甚至中央会议也是经常不参与的。

　　说这些，也就是说八大以后，很多中央的日常事务大多不是主席亲自主持处理的。尤其像农业生产计划，粮食收购计划这样的问题，一般不会亲自过问。从《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所反映的内容看，59年的种植情况，书记处起码是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的。

　　非但如此，因为是退居二线和培养锻炼一线同志的需要，除非关系重大的问题需要把关，或是不得已的问题，一线同志的工作主席一般也不会直接插手。非但如此，还要鼓励大家破除迷信放开手脚干。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瞒产和反瞒产问题出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的左倾问题逐渐呈现出来以后，也就是58年郑州会议以后到59年初。这个时候，不单是运动的左倾问题，主席也应该已经注意到59年农业生产计划存在的严重问题了，甚至已经到了需要亲自给六级干部直到生产队长写信的地步（大家应该注意主席这个动作，如果通过由上到下的渠道还好用，他何须亲自给生产队长写信？说明他的意见在其它主要领导已经可以不听），鼓励多种薄收，这应该已经是没办法的办法，已经是和中央59年的农业计划方针唱反调了。陈伯达知道59年粮食生产计划少种了2亿亩夏粮少种20%，主席不应该不知道。此后，直到62八届十中全会年，主席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主持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右倾问题的调整。而在此之前八大以来的这个时期，绝对是主席放手一线领导工作最民主的一个时期，有谁说主席在这个时期骄傲了独裁了不民主，是没有任何道理的。然而也正是在主席放手启用培养一线领导的这个时期，酝酿了社会主义事业三年困难这样的重大挫折。而在此之前，在从七大到八大之间由主席担纲独裁的那个时期，无论战争的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却从无大的纰漏。大家可网上查查七大以后中央的组织架构，不管是书记处还是政治局那才是主席一个人的担纲独裁，不是像八大以后是谁谁都可以说了算的。

　　下面是八届十中全会主席对这个调整过程的概括：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年下半年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了，然后十一月武昌会议，五九年二、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

　　关于中央在三年困难时期所负的责任问题，七千人大会上，中央主动做了检讨。虽然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可能永远也看不到完全真实的原始资料了，但参加会议的那七千人很多应该还在，真实的历史回音不可能完全淹没。下面是一篇网上流传的历史资料，大体可以体会七千人大会真实的历史情景。现在很多真实的东西也只能在网上了！不过不要对网文吹毛求疵。

　　网文：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走麦城”？

　　七千人大会例来是右派们津津乐道的事。似乎这对于毛泽东是一次走“麦城”。七千人大会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开这次会。其实说来话长。

　　1961 年底，大跃进的问题已经集中曝露（注意，即使左派也已经把大跃进自我否定）。有关62年粮食征购问题提上议事议程。但是各省叫苦连天。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但没有解决问题。无奈，1961年11月10日，中央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专门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这个地方可见，邓再早就是一个一根筋的事务性思维）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一个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打通思想。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可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说了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

　　11月12日晚上，邓小平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改变了大会的方向，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鼓足干劲的大会。提出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他自己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作自我批评，中央各同志都要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他又提出把这几年来的中央各种文件和讲话，首先是他自己的检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出在那儿。这就是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渊源。后来重要的厂矿领导也到会。

　　从这一过程看，七千人大会，首先不是一个后来传闻的”批毛“大会。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几年来有关大跃进的文章汇编《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这次会议中，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屡屡成为众矢之的，邓本人只好写了个检讨。现在这两个文件都无从查找。

　　刘少奇在会议上，也对邓小平提出了批评。说“书记处要负主要责任 ”。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加批说：“小平带的头 ”。在另一场合又说：“书记处最大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 ”。陈云也对邓小平落井下石，抱怨：“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 ，到总理那儿讲困难”。邓小平没有办法，只好做检讨，大会的反应是“不深刻”！ 甚至连他最铁杆的亲信陶铸也不知出于什么心态说：“不深刻”。彭真自然不失时机地帮刘少奇指责邓小平“不深刻”！（七千人大会原来是邓大人的走麦城！）他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书记处的。有些文章把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描述的很狼狈，好像大家都是在批毛泽东。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毛泽东始终把握着会议的节奏。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为绝大多数干部所拥护。他还幽默的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迎来了入会者的欢声雷动。会议的气氛也相当活跃。称得上是基层干部的出气大会。很多干部把积压多年的怨气发了出来。但是，这样面对面的揭露让很多省委书记下不来台了。刘少奇也感觉压力越来越大，也就冒出了那句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多次强调了中央政治局要负责任，指责了书记处、指责了中央各部、指责了国务院也指责了国务院各部。但就是没有一句自我批评，没有一个字说我这个国家主席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在入会者看来，刘说中央要负责，就算是他刘少奇的自我批评了。没有人指名批刘。矛头多指邓。这个过程，在今天一些歪嘴和尚说来，刘所指中央，就是指毛。岂不荒唐？在一些官方资料中，甚至找不到入会者批判“书记处”的字眼。

　　林彪在会议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才造成了严重失误”。那个《毛泽东同志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文件中，包含了毛泽东数年间对大跃进运动过程出现浮夸，冒进等危险所做的指示和批评。入会者都看到了。因此，七千人大会根本不是一个“批毛”大会。但是，这次大会毛泽东高风亮节，主动承担了责任，甚至是过多的承担了责任。反而成了今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口实。

　　刘少奇的发言中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在谈到“一平二调”时，他说：“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毛泽东同志说，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在分配和交换的问题上，在拟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都不能忘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从这段网文可以看出，真正应该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负责的是一线领导，首当其冲是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邓是主席钦点的副帅呀，其次是作为常务主席的刘少奇。主席已经把实际工作的领导权都下放一线，怎么可能随便干涉下级的工作呢。古代的皇帝培养太子都不会那么做。

七、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运动的经验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线领导的左右倾错误问题

　　任何的社会运动，不管土地革命时期的，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不管是毛泽东时期的，还是华国锋邓小平时期的，亦或是现任领导领导的运动，只要推进的是某种社会运动，就都会有左或右的倾向性错误。任何的个人或组织，只要是做事，做事的过程，就都有与预想的过与不及问题，结果和初衷就都会有一定的偏差，做事的过程中就都要有必要调整和纠偏。

　　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当然也是一样。中国是个具有兆亿人口的大国，把几亿劳动人口组织起来，调动这个庞大劳动人口的巨大的创造力，从极度落后的基础出发，“土洋结合”“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尽可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各个方面赶超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家（后来提升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思路，现在看也没任何过分的地方，也是绝对必要的。就是重来一次，基本的思路恐怕也还会是如此。当然，如果真的重来一次，即使把领导权交给后来那些自以为比毛泽东们更高明的先生们来领导，事情就一定可以做的四平八稳毫无差错了？不见得。因为只要叫社会运动，任何的社会运动，四平八稳的事是没有的。所以，面对革命运动中的左右倾向，共产党实际是有自己一套成熟的经验的，就是结合群众路线，一方面要坚决地推动革命运动，一方面又要及时注意和坚决地纠正革命运动中的左右错误倾向。首先是保证和鼓励革命运动要往前发展，事情总是干出来的，不能随便打击（反“反冒进”的原因），然后是在运动中的纠偏。党领导革命一个运动接连一个运动，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建立政权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么过来的。党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套很成熟的驾驭实际运动的经验。所以这才会有像“左倾”、“右倾”、“形左实右”、“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这些对实践运动高度概括性的分析和领导革命运动的术语。当然后来的领导人不怎么再提这些东西了，只能说明后来的领导人领导的运动由于某些原因，已经不好再用这些提法，比如他们要告别革命。或说他们根本没能理解学会这些党驾驭实际运动的方法。

　　对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右顷问题，也要作此分析，不能因为有倾向性错误就否定这个运动本身。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前期一线领导的左倾错误，网上已经有很多，这个地方就不再细讲了。前边已经讲过，任何的社会运动，只要能称其为运动，就一定会有它的左右倾向。从这个理念讲，包括改革开放，包括某一时期工作的加大步伐和随后的调理整顿，包括所谓招商引资，当前的城镇化，都一样，都会有它的过与不及，即左右错误倾向问题。这一般是很正常的。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在应对各种运动中的左右倾向问题上，是有很多切实的教训也是有丰富的经验的。当然，这些领导经验也是系于党的领袖个人的。一般来讲，毛泽东确实是驾驭社会运动的高手，八大以前不管是战争还是建设（八大以后文革以前，除特殊情况实际已经不是毛泽东的一元化领导，主席自嘲自己就是个跑跑龙套的，唱戏的主角是刘邓，毛说过副帅是邓），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革命基本没出过大的差池。而其它领导人驾驭社会运动左右倾向的能力，就差远了。甚至非左即右，根本不懂。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应该是深明运动中可能存在的左右倾向的危险的，所以，应该时刻注意鉴别运动的左右倾向问题。但可惜整个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就充斥着中央一线领导人严重的左倾错误：缺乏积极稳妥，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共产风，取消商品生产，割自留地家庭养殖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尾巴，造成新的基础还没建立好，老的基础没有了，急于穷过度，不懂实际，浮夸风，主要领导人和人民日报一起帮着吹，主要领导登报一块吹，然后是脱离实际的大量减少耕种面积，和脱离实际的延续59-60两年的高征购，包括59年后强化公共食堂伴随的进一步的共产风，都是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瞎作为的结果。本来运动中出现左右倾问题是很正常不过的，但作为主要领导人不知时刻检讨和及时调整，而是深陷其中掉进左右错误中不能自拔，这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主席再早就做过总结，一切左右错误都是脱离实际的结果。实践证明，所有好犯错误的人，由于脑子里没有实际这根弦，所以，他们的实际行动也不是左就是右，不是左的一刀切，就是右的一刀切。当时的很多主要领导人，就是这样，先是左的不得了，看不到一点点危险，打死都看不到。然后等出了问题了，又右的不得了，把问题看的过重吓得要命。先是穷过度，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出了问题了，又要连初级社都不保留了，要完全退回单干（西楼会议）。

　　主席重提阶级斗争，说，这是非左即右，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但很多人不服气。那么，主席是不是错了呢？其实历史已经做出了回答。主席亲自组织人马调研编写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的出台标志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正式结束，和人民公社的走上正规。结果一年全国结束三年困难时期，从此开始共和国历史上的粮食高速增长时期。

　　而经过单干后农业的增长乏力和农村工业化和各项事业的难以为继，主席定性的对与不对，现在看就更加清楚了。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在农业的增产上，在农村地区的工业化问题上，是成功的，在农村地区科教文卫和消除城乡差别问题上，是不二的选择。

　　至于混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把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看作极左错误，就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了。

八、从粮食增产速度看人民公社的成败

　　改开以来，人们的印象一直是单干解决了吃饭问题，还是单干农业增产快，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下边是新中国历年全国粮食产量数据：

　　年度　粮产量(万吨) 增率　人口(亿) 增率　人均粮(公斤)

　　1949年：　11318　　—　　　 5.4167　 —　　　208.9

　　1950年：　13213　14.34%高丰 5.5196　1.86%　　239.4

　　1951年：　14369　 8.05%丰　 5.6300　1.96%　　255.2

　　1952年：　16392　12.34%高丰 5.7482　2.06%　　285.2

　　1953年：　16683　 1.74%　　 5.8796　2.23%　　283.7

　　1954年：　16952　 1.59%　　 6.0266　2.44%　　281.3

　　1955年：　18394　 7.84%　　 6.1465　1.95%　　299.3

　　1956年：　19275　 4.57%　　 6.2828　2.17%　　306.8

　　1957年：　19505　 1.18%　　 6.4653　2.82%　　301.7

　　1958年：　19765　 1.32%　　 6.5994　2.03%　　299.5

　　1959年：　16968 -16.48%重欠 6.7207　1.80%　　252.5

　　1960年：　14385 -17.96%重欠 6.6207 -1.51%　　217.3

　　1961年：　13650　-5.38%欠　 6.5859 -0.53%　　207.3

　　1962年：　15441　11.60%高丰 6.7295　2.13%　　229.5

　　1963年：　17000　 9.17%丰　 6.9172　2.71%　　245.8

　　1964年：　18750　 9.33%丰　 7.0499　1.88%　　266.0

　　1965年：　19453　 3.61%　　 7.2538　2.81%　　268.2

　　1966年：　21400　 9.10%丰　 7.4542　2.69%　　287.1

　　1967年：　21782　 1.75%　　 7.6368　2.39%　　285.2

　　1968年：　20906　-4.19%　　 7.8534　2.76%　　266.2

　　1969年：　21097　 0.91%　　 8.0671　2.65%　　261.5

　　1970年：　23996　12.08%高丰 8.2992　2.80%　　289.1

　　1971年：　25014　 4.07%　　 8.5229　2.62%　　293.5

　　1972年：　24048　-4.02%　　 8.7177　2.23%　　275.9

　　1973年：　26494　 9.23%丰　 8.9211　2.28%　　297.0

　　1974年：　27527　 3.75%　　 9.0859　1.81%　　303.0

　　1975年：　28452　 3.25%　　 9.2420　1.69%　　307.9

　　1976年：　28631　 0.63%　　 9.3717　1.38%　　305.5

　　1977年：　28273　-1.27%　　 9.4974　1.32%　　297.7

　　1978年：　30477　 7.23%丰　 9.6259　1.33%　　316.6

　　1979年：　33212　 8.23%丰　 9.7542　1.32%　　340.5

　　1980年：　32056　-3.61%　　 9.8705　1.18%　　324.8

　　1981年：　32502　 1.37%　　10.0072　1.37%　　324.8

　　1982年：　35450　 8.32%丰　10.1654　1.56%　　348.7

　　1983年：　38728　 8.46%丰　10.3008　1.31%　　376.0

　　1984年：　40731　 4.92%　　10.4357　1.29%　　390.3

　　1985年：　37911　-7.44%欠　10.5851　1.41%　　358.2

　　1986年：　39151　 3.17%　　10.7507　1.54%　　364.2

　　1987年：　40473　 3.27%　　10.9300　1.64%　　370.3

　　1988年：　39404　-2.71%　　11.1026　1.55%　　354.9

　　1989年：　40755　 3.31%　　11.2704　1.49%　　361.6

　　1990年：　44624　 8.67%丰　11.4333　1.42%　　390.3

　　1991年：　43529　-2.52%　　11.5823　1.29%　　375.8

　　1992年：　44266　 1.66%　　11.7171　1.15%　　377.8

　　1993年：　45649　 3.03%　　11.8517　1.14%　　385.2

　　1994年：　44510　-2.56%　　11.9850　1.11%　　371.4

　　1995年：　46662　 4.61%　　12.1121　1.05%　　385.3

　　1996年：　50454　 7.52%丰　12.2389　1.04%　　412.2▲

　　1997年：　49417　-2.10%　　12.3626　1.00%　　399.7▲

　　1998年：　51230　 3.54%　　12.4761　0.91%　　410.6▲

　　1999年：　50839　-0.77%　　12.5786　0.81%　　404.2▲

　　2000年：　46218 -10.00%重欠12.6743　0.76%　　364.7

　　2001年：　45262　-2.11%　　12.7627　0.69%　　354.6

　　2002年：　45711　 0.98%　　12.8453　0.64%　　355.9

　　2003年：　43067　-6.14%欠　12.9227　0.60%　　333.3

　　2004年：　46947　 8.26%丰　12.9988　0.59%　　361.2

　　2005年：　48401　 3.00%　　13.0756　0.59%　　370.2

　　2006年：　49746　 2.70%　　13.1448　0.53%　　378.4

　　2007年：　50150　 0.81%　　13.2129　0.52%　　379.6

　　2008年：　52850　 5.11%　　13.2802　0.51%　　398.0

　　2009年：　53082　 0.44%　　13.3474　0.50%　　397.7

　　2010年：　54641　 2.85%　　13.4100　0.47%　　407.5▲

　　2011年：　57121　 4.34%　　13.4735　0.47%　　424.0▲

　　2012年：　58957　 3.11%　　13.5404　0.49%　　435.4▲

　　按照我的计算方式:

　　55年到78年集体化时期粮食年均增产2.98%；78年到2009年年均增长2.47%。集体化时期增长率高。别忘了55-78间包含了三年困难时期和随后三四年的恢复期，相当于7年没有增长，即使如此集体化时期的增长依然要高于单干时期。

　　如果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完成的1962年算起到79年，整个公社化时期粮食年均增长6.76%；如果从基本恢复的1964年算起到79年，年增产5.1%；而春风初度的80年代年增3.9%，90年代年增1.5%，进入两千年连续七年徘徊不进。公社化时期增产率更高。

　　生产力不能是空话，增产率就是生产力。人民公社化时期不光是粮食增产高，农村所有工业和社会事业，也全面有所发展。

　　再看粮食单产。

　　中国农业大学刘景辉王树安等的《中国粮食单产增长规律及预测 》载：49——58粮食单产增长率为年均4.78%；64年恢复到58年水平，从64到74，年均增长3.77%；从74到82（实际79到82徘徊）年均增长4.41%；82——90，年增2.73%；90——98，年均增只有1.51%。

　　结论：从62到80左右，公社化时期粮食单产年均增长率依然是共和国历史最高时期。

　　从实际数据看，公社化时期的农业真的是失败的吗？

九、从农村工业化看人民公社的成败

　　1、下面是不知那位高人编辑的人民公社时期社办工业的发展状况，遍及农村的中小学教育网络就不提 ：

　　1958年以前，农村没有工业，有的是自给性的手工作坊进行农产品初加工。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后为农村工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契机。当年毛主席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的意见》，意见指出:“地方工业的任务是:为农业服务（这是基本的）;为国家大工业服务;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为出口服务。”提出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以加速国家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加速缩小城乡差别的进程。

　　会议要求以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各省和自治区要使本区的地方工业总产值赶上和超过农业总产值。人民公社办工业，被视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之一。公社、大队乃至生产队都办工业的热潮。

　　人民公社在建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工业化统一的思路。1958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为《从“卫星”公社的简章谈如何办公社》配发的社论中，总结了人民公社与农业社的不同。其首要就是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也不只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是要像城市工矿区一样同时兴办工业。人民公社将逐渐消除城市和乡村的界限，消除工业和农业的差别。除了生产，公社还要自己兴办商业（交换）、信用合作社，举办文化教育包括小学、中学事业，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男性青年和复员退伍军人要编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农商学兵的统一体。

　　这一思路，也体现在1958年12月10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认为，“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到1959年，全国社办工业企业发展到70多万个，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

　　毛主席对社队工业寄予了殷切期望。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主席认为人民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是一致的。6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已得到恢复，出现了农业人口膨胀、农业剩余劳动力激增的问题，向非农产业寻找出路是必然的选择。1966年5月7日，毛主席提出“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社队工业再次获得发展，其产值不断上升。到1970年，达到67.6亿元，比1965年增长了38.3亿元。70年代后，提出了大办地方农机厂、农具厂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其他企业。全国纷纷创办各种规模的农机具、粮油加工、建材、编织、服装等社队企业。1976年，苏南地区社队工业产值已达到12.44亿元，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长34%。 1978年底，全国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产大队办起了以工业为主的各类企业，总数达到152.4万个;社队企业总收入为431.4亿元，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工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385.3亿元，增长127%，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为9.1%（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社队企业安置农村劳动力2826.5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9.32%。在农村工业企业发达地区，已涵盖了以下门类：以食品、饲料为代表的粮食转化行业;以经济作物和林业、牧业以及其他副业产品为原料的农副业产品加工行业;围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小型矿业、能源和建筑材料等行业;传统工艺、各类编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制造、修理行业;为大工业协作配套或拾遗补缺的行业;为城乡市场服务的轻纺、五金以及当地土特产加工等行业;供出口创汇或为外贸部门加工服务的行业等。 （数据参考《当代中国史研究》）

　　2、社队工业企业的发展和现状

　　现在有人开始忘了，80年代的乡镇企业曾经引领当时经济发展的潮流。那些乡镇企业没有一个不是原有社队企业的。虽然后来抓大放小多数成私人的了，但它们的底子还是原先的社队企业，没有原先的社队企业，凭私人饼子油条一样的那点积累，现在有没有这么多私营企业都很难说。

　　不信，你要那些单干村的单干户，也搞几个企业试试！

华西村图片

南街村图片

龙口东江前宋村

十、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败

　　总结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成败，可以这么说三年困难时期除外，其余公社化时期集体农业平均年增产速度，要远远高出后来单干时期的粮食增产速度（前面已算），整个公社化时期的农村经济、社会和技术积累能力，要远远高于后来单干时期（公社化时期积累的农田水利，单干废弃了；公社化时期的普遍的合作医疗，单干废弃了；公共教育也逐渐废弃了；公社化时期有各个层次的农业技术创新，杂交水稻技术也是在那个基础上集体创造的，单干后也没了这样的基础。公社化时期的社队企业，后来成为乡镇企业，但单干村永远也没有集体走向工业生产的机会了）——实际上单干时期的成绩也依然是在继续享受公社时期的公共积累成果的结果。以上所有这些实际上已经用事实证明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共产主义绝对公共必要劳动生产的正确和成功。

　　人民公社后来被污名化了，现在即使一些所谓社会主义者也已经把人民公社看作是极左。在他们看来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止于高级社（生产队）就可以了，人民公社左了。实际，他们并不明白人民公社化，是当时农村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超出农业生产范围，向亦工亦农或工农并举生产方向进军的必然结果。这时候，不单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冠名已经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农村亦工亦农工农并举的生产实际，新的实践也已经需要超出原有生产合作社和村庄范围，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统一规划和领导区域内工农业和社会发展布局。实际上这才是人民公社应运而生的根本原因（参考《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也就是说，人民公社不单是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的结果，它还是代表着新中国农村工农并举的经济和社会（包括现在所谓城镇化）发展方向的。这个方向正确不正确，看一看今天依然保留着集体经济的农村，和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单干农村的工农业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区别就知道了。否定了人民公社，实际也就否定了农村以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为基础的工农并举的共产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因为否定了人民公社，也就否定了农村地区区域性的共产主义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没有了可调配的公共必要劳动及公共积累来源，农村地区一切的工农业（农田水利是农业积累）积累、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就都成了无水灌溉的荒漠。所以，单干后农村地区各项事业的退化，以至于形成后来严重的三农和农村发展方向危机问题就是必然的了。反观当下，全国只有少数保留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地方，工农业和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还是不错的，但因为没有了人民公社的区域统筹作用，也不过零星是几个村庄而已。

　　未来农村的社会主义再革命其实践结果，必然也还依然要指向人民公社的方向——区域的发展没有统一的规划、领导和经济来源，是不可想象的。

十一、这里再提下公共劳动的优势

　　1.动员能力方面的优势。比较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劣，首先的应该把它们看作两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看待。首先它们有共同点，它们都要一头为社会提供使用价值，一头组织调配劳动力进行生产。它们的不同点是动员组织劳动力的方式的不同。资本主义是用资本用钱组织的，资本本身代表的就是劳动力的一种支配权，有多少资本有多少钱就有多大的劳动力支配权。落后国家或者落后村庄通过钱组织调动劳动力，首先要受到钱本身的局限。而共产主义，直接的就是公共劳动中劳动力直接的组织调配。公共劳动实际同时解决了资金、劳动力和技术问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实际完全在它们对社会发展的规划和劳动组织动员能力上。

　　2.公共劳动比私人资本更有利于劳动积累。资本积累是剥削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它受资本本身多少的限制；而共产主义积累直接就是公共劳动中劳动力的计划调配，所以它已经大大的超出了资本本身数量局限的束缚。所以共产主义积累往往一开始就是社会规模的庞大的积累，所以一般共产主义国家其内部财政能力往往都是很强大的，其发展势头是同等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3.公共劳动便于分工协作，所以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可以全面统筹大面积铺开。一些重要事业比如科研，可以组织全社会大面积的分工协作。

　　4.公共劳动便于创新，共有经济体内部没有知识产权概念，所以群众集体智慧可以解决很多个人难以想象的问题，做出近乎奇迹般的事情，比如杂交水稻两弹一星以及很多原先已经废弃了现在却苦于被人封锁的技术信息。

　　5.公共劳动是种公共创业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集体的力量克服了个人力量的局限性。在公共劳动平台上，因为是公共劳动平台，所以它更容易培养公共劳动平台的群众领袖。而只要出现它的领袖，集体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好。

　　而私人企业是私人的。它从一开始就受到企业主个人作为人本身能力的局限性束缚。在纯粹私人创业平台上，这个局限性是很难克服的。私人企业能不能胜出，只能在大小企业，大小老板的弱肉强食中实现。所以，私人企业要最终成功也是要搭建相对的“公共创业平台”的，这就是股份制企业，只有在相对公共的创业平台上个人的局限性才可以克服。

　　6.共有制公共劳动平台存活率高稳定性好。真正的公共劳动企业并不是靠利润生存的。每一个劳动者的劳动也不是为了基础生活资料，基础生活资料实际是供给制的。人们劳动是为了进一步改善提高生活质量。这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者有本质的不同。这就基础的保障了公共劳动主体的稳定性。而另一方面，从生产的组织者的层面讲，即使是在市场上，资本主义的董事会，也不一定就比得上共产主义的党委会，资本主义的CEO也并不一定比得上群众公共劳动中产生出来的群众领袖。至于小型私人资本，更是没法比，集体企业可以从容的培养选拔领袖，而私人资本却深陷企业主本人作为人的局限性。所以资本主义新成立100个企业，10年后剩下10家八家就是高的了。而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主体却可以多数屹立不倒。

十二、大跃进不是三年困难的直接原因

　　说大跃进是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对大跃进和通过大跃进对毛泽东的栽赃。

　　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发起的。钢铁运动的大跃进，作为一场群众运动也确实有它本身的左倾错误问题。但任何的运动都会有它的左右倾向问题，不能因此就否定运动本身。关键，大跃进本身实际并不是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

　　造成三年困难的人为原因，从始至终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的左倾错误，中央的人为错误和党的作风问题。浮夸风、共产风、穷过度、公共食堂、59年比58年实际少种2—4亿亩，其中夏粮少种了20%（根据东方出版社陈晓农著《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和《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这直接导致59年相对58年重度歉收15%——这是引发农村粮食危机的基础原因，然后是地方的浮夸风和中央的缺乏调查研究造成高征购，这个高征购59年直接征走当年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强，直接引发农村地区的粮食危机，所以这个地方是个绝对的错误。再后来的高征购或许还有可以开脱的地方——不得已为了保障城市供给牺牲农村，但也要看以后新披露的资料定性。而60-61两年的农业生产滑坡则是饥荒，和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所造成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下降（粮食主产区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则加重了粮食减产的幅度）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所以说，在整个三年困难问题上，大跃进绝对是无辜的。我们知道大跃进运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集中表现是大炼钢铁运动，这个大炼钢铁运动的是非对错我们先放下不谈，大炼钢铁运动动用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是58年底，到59年底，根据全国的自然资源和交通能力布局，全民钢铁运动所形成的全国钢铁生产能力布局，就已经基本定型，大规模群众运动型的全民炼钢运动，实际就已经收尾了（此后进入冶炼技术提升阶段），即使还有发展，由于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众多，也绝不可能是形成耽误粮食生产的主要原因。前边已有分析，即使58-59动员农村劳动力最多，59年粮食减产15%也应该是少种的2亿亩夏粮少种20%造成的，基本与大炼钢铁运动无关。

　　由此可见，说大跃进造成三年困难，实际是对大跃进的污蔑，而对大跃进污蔑本身不是目的，对毛泽东的栽赃才是目的。因为，只有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可以独自承担责任的，而同样是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其更多的责任尤其其左倾错误的责任，却并不能由毛泽东来负。把三年困难的原因推给大跃进推给毛泽东，不过是某些人玩弄手腕推卸历史责任的移花接木手法。

十三、跃进问题是与非

　　今天的人们一提起大跃进就感觉荒唐的像个是个笑话。不过，先莫笑。我们的朋友中一定有人看过毛选，毛泽东一生智略文章古今中外能比的应该不多，怀疑毛泽东智商有问题的人恐怕不会有。那么以毛泽东的智略，他会搞出个荒唐的不能再荒唐的东西来向全党全国推广吗？

　　如果不会，那么我们就要问问大跃进到底是个什么东东。

　　其实，大跃进是毛泽东以苏为鉴给中国制定的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战略。要理解这个发展战略。起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苏联工业化的优势和弊端，和毛泽东以苏为鉴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调整。

　　苏联工业化可以说开世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之先河，仅用两个五年计划就基本实现工业化，并把苏联建设成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世界主要工业强国，根本的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和格局。这对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无疑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的。所以新中国开国之初，一五期间基本是师从苏联工业化道路的。但苏联道路也有它的弊端，就是由于起初战争的原因片面地注重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发展，结果使苏联工业结构严重失调，而长期忽视轻工业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定是会造成严重社会问题的。

　　毛泽东50年代初期在论述合作化和中国工业化道路关系问题的时候，就深刻探讨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并正式提出发展经济最终要遵循的农、轻、重的顺序问题。当然，新中国刚刚建立，由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特征和强敌环伺的实际国际环境，发展重工业尤其军事工业，在那个时代确实是共和国攸关存亡重中之重的大问题。这样，一段时间内也要突出重工业在国家工业化发展中的地位，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毛泽东并不因此就想偏废了轻工业，因为他深知事关人民生活的轻工业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终极战略地位。毛泽东想出的办法，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主抓重工业，地方则根据各地的实际需要主抓轻工业，中央和地方结合，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这样就既抓紧了重工业，也不耽误轻工业的发展。这叫两条腿走路。而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尤其人民公社这个基层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则进一步为毛泽东的思路提供了组织依据。

　　2.我们前边探讨了人民公社在农村地区工业和社会发展、在消除城乡工农差距方面的战略意义。今天看来，公共劳动中有计划的组织工农业的分工，首先具有的经济意义，就是解决了大面积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资金和技术短缺问题。如果所有的工业都需要国家来办的话，那不但不够灵活——人民的需要是多样的，光凭国家解决不了！还要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还需要国家出资金的，有多少钱才能调度多少物资和劳动力，国家财政也不好承担。而省地县、社、队各层的工业化就不一样了。它首先都是针对地方群众多样化的需求。然后，这个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在县社以下，也只是公共劳动中集体经济组织内简单的劳动力分工和调动，基本是不受资金问题的限制的。这就很大程度的解决了轻工业发展的资金和技术限制问题。

　　毛泽东一直强调，“在生产力中人是决定一切的因素”，这句话以前一直做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解——只要有了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现在看，还可以做经济学意义的理解。资金的问题，其实就是人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集体公共劳动对劳动力的可调配性，很大程度上已经突破了资本的限制，直接的实现了劳动力的计划调配。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挖掘六亿人口这个最大的本钱，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走群众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积累和工业革命的意义，不管是资本积累还是社会主义积累，都不过是劳动的积累，中国六亿人口的富余劳动力太多了，社会主义公共劳动只要挖掘好这个庞大的富余劳动力，就可以实现资产阶级所不敢想象的惊人的工农业和社会事业积累，中国的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只要这点做到了，就可以实现工业领域的伟大的历史性跃进。

　　3.这个工业化进程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的。中央领导组织战略性行业。省、地、县、社、队则在地方工业化中承担组织领导作用。所以大搞群众运动，绝不是传说的那样是什么瞎起哄，而是有组织力量的。

　　4、希望外援，但不依赖外援，自力更生的技术革命路线

　　不管是国家主导的战略性工业部门，还是地方工业，不管是土的还是洋的，都要走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的群众路线，充分发觉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推进技术革新和革命。不光是什么都能造，还要什么都能造的好；不光什么都能造好，还要赶超先进。现在的知识分子老觉得共产党这个法子太土，但中国的杂交水稻、牛胰岛素、大型电子计算机、激光、导弹原子弹卫星，飞机大飞机，总之科学技术方面的跃进都是这么搞出来的，实际那个东西不是土，而是太先进了！小资产阶级是看不起群众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脑子，他们哪里知道群众共同思考解决问题的伟力！而共产党毛泽东却从来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开辟革命和建设事业局面的高手，它们相信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了，人民群众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被组织起来了，六亿人民就一定可以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这也是大跃进的本意。

　　综上，也就是说，在理解大跃进赶超战略的时候，必须在深刻理解了很大程度已经超越了资金束缚的几亿人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积累，它的超常的积累规模和速度，以及群众中蕴含的惊人的创造力，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大跃进是党超越了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中国自己的新的工业化战略模式.如果不是一开始就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危机给它造成的挫折，如果不是敌对意识形态的负面宣传阴影，大跃进的历史面貌将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十四、跃进战略的历史实践

　　上贴说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通过国家主导解决了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问题，而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学内容，通过发挥地方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则同时解决了轻工业的工业化路线问题。应该说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要比斯大林的更成熟更丰富的多。

　　当然具体实践，要复杂些。开国之初百废待兴，轻重工业在中央和地方的分工也不是明显的。

　　典型是大炼钢铁运动。

　　谈到大炼钢铁运动，今天的人们只一个印象，就是个荒唐。

　　荒唐一定有。砸锅卖铁，荒唐不荒唐？一定有嘛!（但如果从支援国防建设讲，难道不也值得敬佩吗！）很多人闹着玩儿了，浪费了很多资源，荒唐不荒唐？一定有荒唐嘛！但返回头来讲，几千万人参加的运动，难道就只有荒唐吗？

　　我看一定不是。

　　首先问题，土法炼钢能不能练出钢?

　　这是个关键问题。但恐怕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考虑过。

　　我国是世界上炼钢技术最早发展的国家，我国宋代的钢产量英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时候也还比不上。我们那是土法炼钢呀，它练不出钢来吗？

　　集体公共劳动、群众运动，解决的是技术和资金短缺的问题。土技术相对洋办法可能落后点，但相对我们自己的实际水平，那也是高技术，能练出钢铁来，那就是胜利，技术是不断改进的，但东西有总比没有强。更何况浪费还只是初期的事，经过一年全国规模的找矿和群众实际炼钢技术实践，根据当时的资源和交通条件，到59年底全国的钢铁工业布局，就已经形成了. 可以说，这个“荒唐可笑”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是对全国钢铁资源做了一下全面的摸底，对中国自有的技术力量进行了最合理有效的利用，形成了一个合理的钢铁生产能力布局。至于钢铁运动所形成钢铁企业的炼钢技术，也是在进行着持续的技术改造的（《河南省大炼钢铁运动的四个时期》）。所以说，从全局的发展的眼光看，大炼钢铁运动又不是荒唐的。笑钢铁运动荒唐的人，一般就缺乏这种全局的发展的眼光。

　　实际上钢铁运动中形成的钢铁企业，大多到62年还在起着作用。西楼会议以后，由于中央一线领导加上还有个陈云，把当时的问题看的过重（主席认为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一方面在农业上要退回单干,一方面在工业上把所有所谓“效益底”的企业都关停并转，工业上要撵回农村两三千万人，以缓解城市粮食压力。这样县社级的钢铁厂基本就此强迫关闭了（即使如此，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也占到了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胡绳《共产党的七十年》)）。

　　如此，由于一线领导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严重的左右顷错误，主要由于由此造成的严重的全国粮食危机，最终毁掉了大跃进钢铁运动的大多数成果，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同时对工业跃进战略造成了严重挫折。这也不能不说是后来中央分裂的一笔虽不能好算但不得不掂量的重帐。

　　关于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早期，地方自动兴办工业企业的情况，现在已不好考。由于三年困难一定是个巨大的跃退。此后休养生息，加之文革工作重心的转移，直到70年代，中央才重新提出社队重办工业的问题。如此到80年代社队地方企业才开始形成蔚为壮观的一个小的跃进局面，甚至苏南地区的社办企业，已经发展到“小全民“的程度。只是可惜，中央的路线这时候已经变了，没有形成更大的历史成果。有些人闭着瞎眼故意不看公共劳动这些伟大成就，就是固执的认为共有制企业不如私有制企业好，看看当时遍布全国蓬勃发展的县社队企业，这些人又有什么理由呢！

　　当然，这时毛泽东当初依靠地方发展轻工业的思路，高层的人们也多已忘记差不多了，一方面把大多数地方社队企业私有化，一方面几乎一夜之间让所有所谓乡镇企业都转向发展外向型经济创外汇——开始了外汇大跃进！到今天中国的外汇已经太多（资本化不得不向国际空间追求价值的实现），也不知道这些外汇引进装备了多少国家战略性的重工业没有，我看主要的有战略意义的技术，还是要靠自力更生的！没有自力更生的意识，恐怕光凭买或者什么市场换技术是买不来也换不来的。

　　至于国家控制的重工业尤其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80年以前其实一直保持着一种跃进的态势，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外科接肢手术，杂交水稻、青蒿素、激光、电脑、集成电路，甚至光刻机、王选的汉字排版、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核潜艇、甚至大飞机马上就已经搞成了，那是真正的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大大跃进。反倒是整个八十年代直到海湾战争台海危机，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军事工业倒是因为下马下马再下马而一直处于一个停止跃退的局面，好在依然是国家控制，从90年代重新起来，才有今天的局面。

　　今天中国的工业战略，是国家控制战略行业，把关乎民生的轻工业彻底交给资本。这样日子看来暂时混的也不错，但也悄然变更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农村空心化未来还不知道如何走向，毛泽东主义为国家万世开太平避免周期性暴力循环的社会条件已经颠覆。看来，还是毛泽东那种内在公共劳动，外在不排除商品运行方式的生产组织形式为好。

　　总结毛泽东的大跃进工业发展战略，虽然实施不算顺利，但到毛泽东去世也已经为中国建立了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完成了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为后来的工业进一步发展搭好了骨架（没有这个骨架，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就不过只是一堆宣肉，和利比亚没什么差别），也为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安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明末世界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成就。在轻工业的发展方面也比苏联做的还要好些。

十五、其它几个问题

　　长久以来，有些人把毛泽东的罪恶，上推到15年农业发展纲要制定的67年农业产量目标，上推到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其实都是胡扯。

　　首先，15年农业发展纲要制定的只是到67年为止的农业发展目标，这个东西只是农业发展指导性的东西，与三年农业的浮夸风又有什么绝对的关系。如果说主席的大跃进就是鼓励浮夸，那么为什么又是主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浮夸。如果不是主席反浮夸，即使网上诸位也还不知有多少要在饿死之列，或者根本来不到这个世上。

　　后一个问题。反冒进的总理他们，总归是见识短些。分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任何的革命运动一样，初期总要鼓励群众的干劲，总要鼓励大家干起来了等出了成绩了，再针对过左的苗头进行调整。你不能刚开始干就要求人家四平八稳，老是压着还公开口号要“反冒进”的压，那谁还敢干！二是综合平衡，确实不能静态的看待。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起来了，公共劳动确实是可以突破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束缚去突破性的发展各类的工农业生产的。所以，目标也确实不宜把的太死，群众自己会想各种办法。当然，底线是要有饭吃，不要饿死人。只要不是粮食危机，只要能照常吃饭，大跃进即使有曲折，也一定是个胜利的结局，而不会是其它。

　　还有人把59年的高征购的责任，推给庐山会议后反右气氛延续的浮夸风,实际还是要把责任推给主席。但这个地方，首先高征购和自己相信和制造浮夸风的责任，本身就推脱不掉，主席反对浮夸风的风早就吹了吧！然后即使真的是这个反右气氛导致的浮夸风政绩风，对高征购强征购起了作用，这也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总路线没有关系。主席反思：反右不该搞到基层。也承认自己不是全对的。这总比那些打扮自己向来正确一贯正确的人强得多。

　　还就是粮食出口问题。因为这两年出口和前边几年出入不是很大，算是那几年正常的出口量，所以也不做粮食困难的主因。当然，如果能够事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再出口这些粮食会更好。但它不是主因。

　　包括对外援助问题，包括不完善的粮食进出口贸易问题，实际都不能成为主因。

　　当然，说起来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也是要完善的，怎么样统购好，怎么样统销好，还有返销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需要改进的地方。

　　但，即使有一些不够完善完美的地方，它们都构不成否定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栽赃三面红旗，栽赃主席的理由。

　　梳理历史，一切隐瞒历史试图把三年困难的主要责任，都推脱给毛泽东的行为，都是令人所不齿的。而把责任推脱给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三面红旗，则不是敌对势力的混淆视听，就是某些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严重背叛。

最后的话

　　历史上通过否定前朝的方针政策反掉前朝的人马广泛启用被前朝镇压的人马为本朝建立组织基础的案例比比皆是。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否定，实际上正是符合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否定前朝的政治需要的。这在舆论上一方面表现为对新中国历史的根据自己需要的广泛的胡编乱造，一方面表现为，对历次革命和运动中被打倒的被冤枉的和没被冤枉的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和重新组织重用，当然也包括对前朝人马的镇压和抛弃。以至于西藏新疆地方把原先的反革命分子释放出来，重新请进政府政协，而让前朝在革命中培养的革命干部统统下课（胡耀邦的隆中对）。

　　但这样一来，为了一己之私，他们确实也就背叛了自己曾经忠于的事业。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在新中国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那种伟大的创建性作用也就因此而长期蒙尘。以至于当今天中国的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路径下已经可以依稀看到它的结果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重新回顾历史，拂去岁月给它蒙上的尘埃。

　　本论题，以《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ABC》关于现代公共劳动的一段作结。相信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接近某个段落，共产主义公共劳动一定会重新提上历史议程。

　　——公共劳动曾经广泛的存在于古代以各个阶段氏族家庭为基础的各种公社或共同体中。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原始生产力的低下，当时人们还不得不以联合的集体公共劳动作为他们的生存手段。在这些古代公社或共同体解体以后，公共劳动虽然还依然可以从大大小小的各种形式的晚近家庭（它的基础是个体小家庭）内部找到它的残余，但在愈来愈发展起来的更大范围的家庭间的社会交往中，劳动就表现为私有的了。公共劳动，只有在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达到一定的程度，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这个阶段上已经无法保证个人的生存，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合理性时，它的公共性，也就是公共劳动，才在私人劳动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失去其历史合理性的这个条件下，重新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在相对古代氏族公社共同体更加广泛的社会范围内重新回归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时原本意义的共同体也才同时恢复，但这时的共同体也已经是现代意义的共同体——是劳动消灭进程中（最后是劳动消亡后），与劳动的消亡进程相适应的，以自觉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为目的的现代社会共同体。古代是氏族家庭内部的，而现代的则是地区意义、国家或人类意义的了。

　　这也就是说，现代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在它的典型意义上，是以工业革命所导致的普遍发展着的机器生产为前提的。正是这个不断发展着的机器生产，它的超高生产率和它持续对劳动的替代作用——把资本主义的大量劳动人口排挤为社会多余的人口，才迫使资本主义劳动的私有性作为个人的生存手段连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一起，失去了它们的历史合理性，并重新确立了劳动和生产资料的公共性作为生存手段保障社会每一个成员生存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并且，共产主义公共劳动在上面这个前提下，还是与人们进一步自觉地深化机器生产，自觉组织好劳动的进一步消亡进程，自觉的组织好他们从劳动中进一步的共同解放相适应的。

　　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社会矛盾——人类发展过程中这两条主要线索矛盾，总要有个解决。它们不是自发的解决，就是自觉的解决；过去是自发的解决，而在公共劳动重新恢复以后，则是自觉的解决。共产主义作为人与自然矛盾和人与人间社会矛盾的自觉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命题。

　　由此可见，公共劳动自始至终实际都是与人类同自然的斗争和从自然中的解放联系着的，是人类同自然斗争和从自然中解放的终极手段。而私人劳动则至多只是生产力发展了但又还不够发展时期一种历史的阶段性的过渡性劳动形式。

　　总的来讲，共产主义是世界上产生了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根据工业革命消灭劳动摧毁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这个有知，自觉组织工业和社会革命，自觉的组织人们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解放发展的自觉的社会组织。自从人类进入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条不管是对于工业革命先进国家，还是对于工业革命落后国家都必然是适用的。尤其工业革命落后国家和地区，要想迅速赶上要想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社会多数成员无产阶级化的痛苦的总体进步，就更需要这种有知指导下的社会自觉，需要共产主义公共劳动这个唯一可以达到社会自觉进步的手段。

　　2015.07.17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问题是与非》主要跟帖的回复

　　老范说：忘了来时的路，回过头去再走上几遍，就记住了：至少知道不能这么走。未来的路怎么走，发达国家早已经有了 ...

　　回老范：你呀，你就是个小资产阶级！你知道中国真正的资产阶级是怎么想的吗？在他们羽翼未丰的时候，他们不会像你一样愚蠢的对公共资本搞破坏，而是会大力支持靠全民公共劳动起家的国有公共资本，因为他们知道在一定阶段上只有公共劳动中积累起来的这些公共资本，才可以有能力和国际资本抗衡。

　　他们想的是怎么把这些公共资本化为己有，而你们则是幻想从一开始最好没有公共积累，幻想凭你们自己一镢头一镢头的积累就可以发达了！不过是自作聪明。

　　历史上靠私人资本起家的国家是有的。但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体系之后，就没有那样的机会了。你看世界上除了那几个老牌抢夺成性强国，有几个后起国家是靠私人劳动起来的强国哈。

　　中国能经济社会国防科技迅速起家，是靠中国未来在列强中的竞争力集体的力量，是靠公共劳动积累，也依然还会是靠公共领域的成就。私人劳动社会救济，解决不了工业革命后社会的问题。

　　老范说：大跃进也罢，文革也罢，还是土地革命也罢，都是把公有制当成目标，历史证明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回老范：新中国到今天为止的成绩，基辛格说是人间奇迹。是不是人间奇迹呢？我看没有错。

　　但这个人间奇迹，它来时的路，就是公共劳动的道路。是在公共劳动中，进行着规模庞大的空前绝后的工农业积累和社会积累。难道不是吗？你看全国的大江大河，天量数字的水库和农田水利建设，遍及城乡的基础教育卫生科研机构，社队工业，不都是靠公共劳动积累完成的吗？毛泽东时代基本完成的工业化，那些国家的地方的庞大的工业积累，不都是公共劳动积累的结果吗？靠私人积累，你凭什么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会有这样的成绩！

　　这就是共和国来时的路，你们都忘了。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应该刘邓承担）：只要公共劳动，不要私人劳动；只要公共空间，抹杀私人空间；只要公共利益，否定私人利益。自然是走向了极端。对国家社会造成了伤害。

　　但今天像君等，又只认私人劳动，不认公共劳动，只认私人空间，不认公共空间，只认私人利益，不认公共利益。你看农村没有公共积累了，教育卫生科研工业在农村只能用势微这个词说，没有了公共劳动还有发展吗。在城市，医疗住房教育经济金融也是全面私有化，公共劳动也要没有了。而机器生产代替人力劳动的工业革命却继续发展。

　　呵呵，不用多久，西方社会政府没钱社会需要救济的病，在中国就也要重现。

　　改革开放，挖掘私人劳动的作用没错，但废弃公共劳动，就是找死了！

　　所以，我说不要忘记来时路。只有把握好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寸，才能根据各个时期的需要自觉组织好社会的发展进步

　　范老师：

　　您知道我经常提到公共劳动问题，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的问题和您说的所有制问题是直接关联的。在我的理解里公共劳动私人劳动、共有制私有制，本身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是因为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才成其为目的的。正统的共产主义思想不谈，我们只能谈现实的实践，比如苏联中国，它们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后进国家。马克思主义讲实践与认识的统一性，当认识达到一定的高度，实践就要摆脱它历史上的盲动状态，而进入一种发展的自觉状态。对苏中这样的落后国家来说，他要赶超先进开辟人类发展的新的方式，就要自觉的运用好两种劳动手段，公共劳动如果在劳动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就资本积累）和工业革命后社会社会生活中比私人劳动更好，那么就要让公共劳动在这种赶超型发展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在公共劳动兼顾不到的地方，也还要鼓励私人劳动的补充作用。苏中这样的国家，之所以能迅速的发展，基础的就是因为公共劳动的基础作用。当然，要在这个前提下把握公共劳动、私人劳动相互关系的分寸、公共劳动实现程度实现方式的分寸。

　　当然，人们往往容易走极端。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是走了极端。要公而又公，别说留点私人劳动，就是私人空间私人利益集体集团利益，都不允许。确实是极左，栽了跟头。农业六十条以后，才慢慢理顺走上正轨。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有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要私人劳动不要公共劳动，只要私人空间不要公共空间，只要私人和集体利益。不要公共利益。如果真这样下去，不再要公共劳动，人们互相间的竞争，继续发展的工业革命，中国就会失去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机会。回到过去严重阶级对立的盲动的发展状态当中。

　　我提出这个论题的目的，就是向重新梳理一下已经长久蒙尘的公共劳动，它真的就是失败的吗？它的曲折在哪里。以及为代表它的毛泽东重新正名的问题。

　　你说道承包责任制的问题，实际你看了我上面的说明，会发现，承包制，实际是废弃了公共劳动性质的，实际是私人劳动。它实践的结果，必然是像我国农村改革后的情况：公共积累的废止和农村工业农田水利科教文卫等公共事业的停滞状态。

　　回老范：范老师贴比较长，不好回，我捡几个主要问题。

　　1.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确实比较粗燥，所以我们才需要在共产主义实践了近百年以后，对共产主义做比较细致的理论说明。我对公共劳动的探讨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

　　我人为， 你可能还不明白我说的公共劳动私人劳动是手段的原因。您对哲学感兴趣很好。既然如此，你应该知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基础性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什么理想的社会制度，而是为了从自然束缚中的解放，当然要完成人从自然束缚中的解放，它也必须同时完成社会束缚中的解放。在这里，人从社会束缚中的解放只是人从自然束缚中解放的手段，它是因为是从自然束缚中解放的手段，才成为目的的。所以，当共产党人讲把消灭私有制做为他的目的的时候，他的意思实际是上面的意思。消灭私有制--共有制--公共劳动，是机器大生产时代，社会所有成员共同从自然束缚中解放的手段，是因为这个手段才成为目的的。机器大生产、工业革命不变的目标就是消灭人的劳动，在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的条件下，每个人的私人劳动作为生存手段已经越来越不能保障每个人的生存了，这时候公共劳动从而共有制，就要恢复它保障每个人生存的生存手段的地位。

　　由于以往共产主义理论的粗略，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多共产党人和反共人士把共产党消灭私有制建立共有制的目标理解到了形而上学的程度，这是很正常的。很多原先不能正确理解消灭私有制意义的“共产党人”，非左即右，后来反共比原先的反革命都厉害也是这个道理。

　　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反革命分子最多不过是祭出马克思主义的条件论，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有条件的，中国不具备条件。实际不过是说中国要搞一段资本主义。但他们又不知道20世纪的人类历史实践已经起来变化了，进入20世纪，人类已经有了两种劳动积累和工业化道路可以选择，一个是老的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一种是共产主义的公共劳动积累，实践证明公共劳动积累相比私人劳动的资本积累，其积累速度积累规模工业化速度规模，都是无与伦比的。共产党走公共劳动积累从而工业化的道路绝对没错。

　　总起来说，你对我说的意思理解也有误，你对共产党消灭私有制目标的理解也属于有误范围。把目的仅看作过上好日子，也还缺乏一定的高度。

　　2、关于公共劳动和私人劳动的分寸问题，是这么个问题。不管是马克思经典意义的共产主义，还是中苏这样自觉组织自身进步性的共产主义，有一点是同样的，新的社会关系建立的初期阶段，公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还不能适合和涵盖所有的社会产品和服务，这个时候保留私人劳动的一定的补充作用就是必要的。比如当时中国农村，集体公共劳动如果还搞不好养鸡场养猪场，就不如让农民自己利用劳动期间养点家禽家畜，如果集体还不能搞一些副业，就不如让农民自己高一点副业。当然，公共劳动不尽量尝试涵盖所有产品生产，一定是公共劳动本身的组织有问题。至于私人劳动扩大雇佣的问题，当然一方面一定是公共劳动也可以做的，另一方面可以采取一定的积极政策，让它成长到公共劳动中来。既鼓励私人劳动，又修好私人劳动成长进公共劳动的通道。

　　3.我现在户口还在农村。我知道农村基本已经没有积累，所谓乡镇企业也都是公社时期的社办企业，当然现在都成私人的了，公社解体以后，就没有再办起过。招商引资也没有到农村来的。所以，农村的工业化道路断了

　　范老师：在我看来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从自然束缚中解放也罢，从社会束缚中解放也罢，最终就是为了实现人的 ...

　　回范老师：你要从反的方向想。新中国基本是从中世纪一样的基础上白手起家的。一开始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资本，饼子油条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管从哪个行业讲，不管是钢铁电力石油航天航空，不管是比实体还是比技术，都证明公共劳动比私人劳动的强大优势。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现在的各行业公共资本和技术实力在世界的位置，就已经是实证。就是和美国比，虽然美国已经发展了二百年，中国现在也差不到哪里去。

　　范老师说：你说新中国是白手起家，这没有错，这只能说明公共劳动在中国的发展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重工业方 ...

　　回范老师：您能承认在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采取公共积累的方式比私人资本积累的方式，更适合大规模快速工业化的要求就可以了（因为中国这样的国家一开始甚至连私人资本这个东西都等于没有）。你有时候说了些外行话，积累有了，消失不了，多数国有集体企业不能叫倒闭，应该叫改制。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就是化公为私的过程。开放本来是引进技术的，作为落后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和工业化模式是两回事。在中国真有技术创新能力和消化能力的，也还是还占着公字辈的企业。如高铁电力航空航天，各种科研院所。

　　回老范：呵呵，未来采取什么行动，先放放说。当然，再过二十年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差不多了，中国人民是不是要学美国和加拿大吃吃救济就可以了呢，那是要拭目以待的。

　　回老范：不要转移话题，我是说人民公社并不失败。

　　就是在你新的话题上，你也忘了，我也已经说过单产增长率的问题。单产虽不能无限增产，但即使现在也还没到停止的时候。并且，中国现在并不是粮食多的吃不了，而是还很大程度的不够吃。

　　回老范：2014年中国粮食自給率87%，棉花自給率三分之二。

　　回老范：你的眼光脱不出小资产阶级。

　　老范说：国际贸易，互通有无。我们人多，给他们加工工业部件，价廉物美；人家地多，环境干净，生产的粮食质量可靠 ...

　　回老范：呵呵，你的话题也是跑马场！

　　你不是说，改革后吃的问题早已经解决了吗？

　　好歹中国公共劳动中搞出了个原子弹，否则如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人家想扔颗炸弹就扔颗炸弹，你还有吃的！

　　呵呵，对不起，忘了！你挨不了饿，吃加拿大去了，还保险，有救济。

　　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是像真正的资产阶级一样发财，甚至发洋财，跑国外的都差不多属这类。但残酷的现实是，这些人99%是要破产的，只能打打工，或者最后只能把梦想演变成一把救济了。这马克思早说过的。但无产阶级的梦想绝对不是为了一点救济，他是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要公共劳动的意思，就是不要救济，不做可怜虫！

　　回老范：既然有了科技进步，无论私有制公有制，都可以促进单位粮食产量，那么公社化时期相对单干时期的高增产率，就只能证明公社化时期的科技进步比单干时期大了。对不对？

　　事实也正是如此，全世界搞单干的都没有搞出杂交水稻的，只有公社化的中国搞出来了，就是个实例，何况公社化时期的农业科学协作和实践要更广泛的多呢

　　老辛发言：“关键是新中国史作为新中国来时的路，多已被涂抹的面目全非了。而忘了来时的路，未来的路一般也照样迷糊。”

　　——这句话说得很好！

　　老辛说：三年困难的原因是，理论指导上的唯心主义，政治体制上的家长制度

　　回老辛：...老辛，你出的题目比较大，你的水平做不了。

　　说毛泽东搞农业集体化是唯心主义，那你要有根据。承认合作化时期和人民公社化完成以后（以农业六十条推行为标志）粮食是连年增产的，甚至比改革开放以后年均增产幅度还高，这才是实事求是。网上数据都在那里摆着，不根据实际数据，你不能说你唯物。

　　讲实事求是，只要农业是增产的，还在公共劳动中使农村生产向工农并举方向发展代表了农村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成功的。我是从集体村待过的，我得不出小岗村成功，华西村南街村失败的结论。你认为两种典型，哪一个成功呢？

　　老辛说：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 ...

　　回老辛：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解到形而上学的地步。

　　马克思有那样的话不假，但马克思也说过俄国革命的卡夫定峡谷问题。

　　如果按照你老辛的意思，西藏的农奴制现在就还不应该解除，因为它自身埋葬自己的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但可惜解放军这个外部力量来了，就把它埋葬了。

　　按你的意思，大清朝的轿子还应该到处跑。因为它自身还没有产生出打得到自己的力量。但可惜先是白洋鬼子来了，后来连红洋鬼子也来了，它就不可避免的被葬送了。

　　本来中国自身也还没有产出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但马列主义来了，有了共产党就有了这个物质力量。

　　历史上实实在在发生发展这的事情，掩耳盗铃不行。

　　老辛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

　　首先是人民公社搞早了，它不适应生产力，这是第一。然后是 ...

　　回老辛：首先老辛题目错了……

　　再一条，比较任何生产组织形式的优劣，都要看它的劳动组织能力。而只要是组织劳动力，就一定有纪律，不是资本主义的纪律，就是社会主义的纪律。而共产党领导的组织方式，在长远规划在劳动力的组织动员能力上是明显有其优势的。

　　老辛说：现代自由人联合体与马克思的设想差距很小。

　　我们从另一类的合作社里看到了自由人联合体，他们 ...

　　回老辛：不要轻易否定历史，也不要轻易否定现实。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地区的特定的生产组织形式，都是在特有历史条件下历史的形成的，因而也都是具体的，解决着它们各自所面临着的具体的生产生活实际（你不能用西方的股份形式，就可以随意的否强中国现在也还存在着的集体经济形式）。

　　老辛：马克思给出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的预见是科学的，这个预见不仅有它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基础，也有政治经 ...

　　回老辛：你本身就不够唯物。按你说的，中国根本就不会有条件出共产党，甚至连出国民党都不可能。但实际却出了。你的所有的唯物主义说辞，就是忘了一点，人是社会发展生产力发展最核心的因素。只要有了变化了的不一样的人，历史的进程就注定要变了。在中国，只要领导了全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领导和组织力量__这才是最重要的物质条件，中国人民的历史就已经改写。

　　当马克思书写资本论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已经标志着人类发展自发的盲动状态的结束和自觉的有组织时代的必然的开始。而中国实际已经曾经敲开了这扇大门。在这个时代，即使还可以需要有资本的参与，也只是资本外在的形式，其内容已经完全可以大大的不同。历史变了。

　　老辛说：刘光晨网友，三年灾害已成为历史，历史就摆在那里，没有人“否定历史”。现在探讨的是造成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什么，你想证明大跃进不是造成三年灾害的原因。深刻的原因是我党和国家错误地推行了不符合历史条件的要求的，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则进一起暴露出我党在历史观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都是我党在历史观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寻找这个历史原因的目的是面向未来，走好未来的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的新路。

　　1955年到1978年集体化时期粮食年均增产2.98%，而1978年到2009年单干化后的粮食年均增产只有2.47%；你又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完成的1962年到1979年，粮食年均增长竟然达到6.76%，春风初度的80年代年也不过年增长3.9%，90年代年居然下降到1.5%，进入两千年连续七年徘徊不进。你的结论是人民公社好，集体化，共同劳动好。

　　具体分析一下你会发现，62-79年恰恰是非公社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把一切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的结果。80年代的3.9%，90年代的1.5%，2000连续七年徘徊不进。这不是生产力后退的结果，是农业向纵深发展，向多元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民进城支持工业、建筑、商业、服务……的结果。我们的肉、奶、蛋，日益丰富的、四季不断的新鲜蔬菜和种类繁多的水果（世界上有的我们都有）都是哪里来的。80年代末以前，你坐在火车上向远处看，农民住的清一色的都是土坯墙、茅草房，现在你再看看，清一色的钢筋水泥建筑，从2层到4-5层，甚至更高，1-2已非常少见。个人对生产的关心不是人民公社化能够比拟的。

　　你说：“不管从哪个行业讲，不管是钢铁电力石油航天航空，不管是比实体还是比技术，都证明公共劳动比私人劳动的强大优势。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现在的各行业公共资本和技术实力在世界的位置，就已经是实证。就是和美国比，虽然美国已经发展了二百年，中国现在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是我告诉你，差不多的诀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技术“红利”的结果。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且，在这个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不是公共劳动，是资本和雇佣劳动。

　　还是马克思的那句话：“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回老辛：老辛这个帖子算是质量最高的了。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在这个帖子里老辛懂得了试图通过分析别人的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不再是只会说简单的判断句。这对老辛是个进步。但是可惜，这个数据分析，却又是完全猜测的，它只能进一步证明老辛的严重的唯心主义。

　　老辛说：“具体分析一下你会发现，62-79年恰恰是非公社化的结果，同时也是把一切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的结果。80年代的3.9%，90年代的1.5%，2000连续七年徘徊不进。这不是生产力后退的结果，是农业向纵深发展，向多元发展的结果，也是农民进城支持工业、建筑、商业、服务……的结果。我们的肉、奶、蛋，日益丰富的、四季不断的新鲜蔬菜和种类繁多的水果（世界上有的我们都有）都是哪里来的。”

　　我们把62-79的粮食增产是不是非公社化的结果先放一边不谈。只说后来粮食增产速度变化的原因。我只能把老辛所谓的原因归结到：公社化时期高增长“是把一切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的结果”，单干以后我给老辛总结一下，是把粮食用地改作其它了。我给老辛这么总结，老辛没有意见吧。

　　如果没有意见。我要提醒老辛，你的这个分析，看似有道理，但经不住推敲。按你的意见，你实际是在假设粮食种植面积的持续减少，是造成后来粮食增幅下降的原因。照此推理，公社化时期，也应该是粮食种植面积的持续增加，才是公社化时期粮食增幅不断走高的原因了。但实际不是粮食种植面积的问题。这个地方不能靠瞎猜。要有数据。下面我给你提供下62年以来的粮食种植面积数据。

　　1962 121620.0

　　1963 120741.3

　　1964 122103.3

　　1965 119627.3

　　1966 120988.0

　　1967 119230.0

　　1968 116157.3

　　1969 117604.0

　　1970 119267.3

　　1971 120846.0

　　1972 121209.3

　　1973 121156.0

　　1974 120976.0

　　1975 121062.0

　　1976 120743.0

　　1977 120400.0

　　1978 120587.0

　　1979 119262.7

　　1980 117234.2

　　1981 114957.6

　　1982 113462.4

　　1983 38728.0 114047.0

　　1984 40731.0 112884.0

　　1985 37911.0 108845.0

　　1986 39151.0 110933.0

　　1987 40298.0 111268.0

　　1988 39408.0 110123.0

　　1989 40755.0 112205.0

　　1990 44624.3 113465.9

　　1991 43529.3 112313.6

　　1992 44265.8 110559.7

　　1993 45648.8 110508.7

　　1994 44510.1 109543.7

　　1995 46661.8 110060.4

　　1996 50453.5 112547.9

　　1997 49417.1 112912.1

　　1998 51229.5 113787.4

　　1999 50838.6 113161.0

　　2000 46217.5 108462.5

　　2001 45263.7 106080.0

　　2002 45705.8 103890.8

　　2003 43069.5 99410.4

　　2004 46946.9 101606.0

　　2005 48402.2 104278.4

　　2006 49747.9 105489.1

　　这是国家统计局网站查的，62-79粮食年均种植总面积基本稳定在12万千公顷（即18亿亩）左右，基本无大增减；80-99年，基本年均稳定在112300千公顷左右，基本不增不减；2000年以后又是一个数量级别，但基本也是稳定的。

　　所以结论只能是：公社化时期，是在粮食种植面积基本稳定情况下的高增长，单干后也是在各自数量级别种植面积基本稳定情况下的增幅走低。

　　其实这个结果根本不需要分析，在我提供的粮食单产年均增幅数据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个结论了。人民公社时期，粮食单产增幅除51-52战后恢复的特殊高增长，是共和国历史最高的时期。

　　希望通过这个贴，老辛能明白什么叫唯心主义，什么叫唯物主义。你不依据任何事实材料数据，凭感觉凭空想象，就叫唯心主义。

　　回老辛：你这个贴有三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你第二个。

　　你引用了我的话：“不管从哪个行业讲，不管是钢铁电力石油航天航空，不管是比实体还是比技术，都证明公共劳动比私人劳动的强大优势。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现在的各行业公共资本和技术实力在世界的位置，就已经是实证。就是和美国比，虽然美国已经发展了二百年，中国现在也差不到哪里去”。

　　然后你评论说：”但是我告诉你，差不多的诀窍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技术“红利”的结果。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而且，在这个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不是公共劳动，是资本和雇佣劳动。“

　　我现在对你回答：首先，你要承认我国的钢铁电力石油化工航天航空通讯铁路交通，所有重要的科研院所，所有的金融系统，它们首先都是在公共劳动中建立起来的，凭私人的力量你包括那个老范，干不了这样的活。如果仅凭私人的力量恐怕永远也干不起来。当然，您尽可以鄙视共产党群众运动的土包子干法，但劳动只要有了可以有效组织它们的力量，它们确实是干成了。

　　然后，你要承认，所谓引进消化吸收，也是在公共劳动的创造出的我们自己的那些让你鄙视的物质基础上才可以引进消化吸收的。没有土包子铁道部，哪来高铁？没有土包子老红旗车，哪有新红旗车？没有自己的土包子银行，现在中还有自己的银行吗？当然，我们承认在与资本主义企业打交道的时候，中国原有企业也不得不采取资本运作的形式，这是环境决定的。但这完全可以只是形式，它的内容依然可以是公共劳动。难道你能说，我们的高铁、石油化工、航空航天、钢铁，这些大型企业，我们的很多早已切入市场的社队集体企业，它们不依然还是保留了部分的公共劳动性质吗？你能说它们已经完全私有了吗？当然，某些骗子，是想把它们全部化为私有的。并且，即使即使全部私有了，资产阶级也应该记得公共劳动在中国资本积累历史上的功绩。试想国有集体企业破产了被私人收购，但它的生产能力不变，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这些企业呢，哪来它的生产能力。而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新兴资本无不是继承的原有国有集体企业的生产能力。破产就是资本化过程。老范不懂，你能听懂吗？

　　回老辛第三个问题

　　我说的那个”不要轻易否定历史，也不要轻易否定现实“，还与三年困难问题无关，我是说我们历史上所有过的集体的全民的生产组织形式，那也是实现了劳动组织化的生产组织形式，不要轻易否定。它们现在在市场上的外形酷似资本化内核还依然保留一定公共劳动形式的生产组织形式，也不要轻易否定。任何的劳动组织方式，都是历史形成的，新中国历史上采取的公共劳动组方式，就是最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自觉组织工作的，你说不适合，但是历史写就的具有独立完整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国家只有中国。这个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汽车火车飞机（已经有大飞机）轮船火箭卫星导弹原子弹，什么都能造。这是后来只要能引进点技术，就可以消化提升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现在哪来的资本和“中国模式”可以让现在的中国人炫耀！

　　这个地方不谈，只谈你下边的问题。

　　你说：”现在探讨的是造成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什么，你想证明大跃进不是造成三年灾害的原因。深刻的原因是我党和国家错误地推行了不符合历史条件的要求的，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则进一起暴露出我党在历史观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都是我党在历史观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老辛，我对你动不动就要直接扣帽子的理所当然式的判断句，一直不以为然。你凭的什么就可以随意的对一个人对一段历史对一个事件做结论判断呢！你的分析在哪里？

　　我一再讲，如果按照你的意思，不管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本身就“不符合历史条件的要求”，马克思提消灭私有制、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也没有一样”符合历史条件要求“，当10个8个书生宣布要成立共产党，并且要在二三十年内夺取全国政权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简直是疯了，那不是”极左“吗！中外所有的反革命分子也是这么讲的，他们甚至已经怀疑到了孙中山的头上。

　　你老辛和多数人一样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目标本身是不分左右的——它没有对错，只有通往目标的具体道路——那些具体的措施，才具有左右对错。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这个目标左了吗？错了吗？它不左也不错。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具有左右对错。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左了吗？错了吗？也没有左，也没有错，是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道路上的具体的各个阶段的方针政策，具有左右对错。人民公社化也是一样。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能不能说错了呢？不能。因为之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是增产的），各地群众在新的实践中，由于区域性的兴修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的需要，由于农村工业化（合作化时期，有些合作社就已经自动办起工业了）和统一的科教文卫事业的需要，就已经自动的办起了超出合作社和村庄范围大社或说公社。党及时根据群众的首创性实践，总结指引出农村未来公社化的道路，以利于农村地区工农业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给农村地区的发展指明方向，是没有错误的。不但没有错误，简直是英明的。反观我们现在有哪个给未来的农村指明什么样的方向了呢？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是它开始的左倾错误。浮夸风、共产风，大食堂，在集体公共劳动还不能提供所有产品的时候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集体养猪场还没办好，就要废除农民家庭家禽家畜养殖。结果鸡肉都没得吃了。最关键这时中央和地方各级因为相信了浮夸的数字搞了高征购。

　　我在前边的帖子里说，高征购只影响局部，不影响全局，看来不对，我要修正; 浮夸风，58年没影响产量不错，但60年还没有刹住，引起高征购，这就要命了，也要修正。这两天听了下朱天明的意见查看七千人大会资料，看来饿死人主要是浮夸风引起高征购造成的。自然灾害和共产风降低了产量，高征购则是直接害死人。

　　但即使把这些问题都加起来，也不过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和党的作风和人为错误问题，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并没有关系，并不能因为发展中出现了问题就要否定发展本身。实际上，当毛泽东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亲自出马发动全党搞调研制定农业六十条解散公共食堂，纠正了公社化过程中的左倾错误，使人民公社走上正轨的时候，人民公社在发展农业、工业、科教文卫等农村各项事业中的优势就自然发挥出来了。

　　说六十条后的措施是非公社化，是你不懂得群众运动的结果。我在前边的帖子中说了，所有的运动都有左右倾向，都是要经过调整的。你不懂得这个东西，说明你连一个家庭的运动，都没有领导过。你只要领导过老婆孩子，你就知道你在指使别人做事过程中，什么叫左什么叫右了。我在前面说了，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在克服左右倾向中的经验问题，

　　你们现在完全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是左倾过后的右倾倾向的继续，非左即右，一种倾向盖过另一种倾向，一般是规律。除非高明的领导，是非走这一步不可的。但可惜，你们又给不出农村未来如何发展的好的方向，有也不过是任其自流，或干脆就给了地主资本家而已。

　　曲老师：从小生产式农业经济，向现代化农业经济迈进，是一个组织起来发展运作过程。人民公社化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

　　回曲老师：呵呵，有曲老师在，我的心情还好一点。

　　这些人是闭眼不看事实的。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他们还处在否定阶段，并且发誓是绝不上第三个阶段走！

　　左倾右倾，非左即右，他们还处在右的阶段，发誓绝不做调整！

　　老辛：我赞成把历史事件搞清楚。我主张历史让历史学家来讲，政治家干预历史研究是犯罪。 ...

　　回老辛：你这个话有水平，像个理论家应该有的话.

　　不过，中国的文人情绪化的多，真正注重实际的少之又少，所以写历史传历史，多事春秋笔法，都要批判着听。而脱离了实际，就要非左即右，你我也是如此。

　　老辛：“宁要……”，这种思想危害太大。

　　回老辛：提这类问题，包括抱怨毛泽东怎么样整人（迫害人），还有不整人的政治吗！哪个政治人物不整人？

　　还有什么最好的方法是比较——有些事能比较嘛！

　　所以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老范：刘先生这个思想很先进啊，到了共产主义，也要人整人吗？那个时候没有政治了吗？无政府主义了吗？如果有政 ...

　　回老范：呵呵，我这个人比较落后，我属于坚信即使到了比共产主义更先进的时代矛盾也依然还要存在的那种人。那时候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也依然要互相整。就像现在，你瞅机会就要整我两句一样。

　　补充一句哈:小资产阶级往往是看不到矛盾的，所以在运动左的阶段右的阶段，他们都会感觉矛盾突如其来措手不及。如果真的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老范也属这类。

理论杂帖（历史和现实）

　　49.我一直不太看好你折中的思考方法。折中是省事不需要动脑筋，还不走极端，这或许适合做做一般事务性的行政工作 ，但对搞理论宣传就不是好事。追求理论的彻底性，如消灭私有制，并不代表实践中的蛮干。而理论不彻底，就失去了实践的目标动力。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注意的。96-2003年各种所有制职工人数的变化，与私人企业的自然增长无关，是抓大放小把全国县市公有制企业变卖改制的结果。知识青年回城问题，也不是前三十年给后三十年的什么遗留，是新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基础自找的。在社会主义或说共产主义社会，就业问题是个伪命题。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人们将越来越多的从直接的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 ，所以社会主义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发展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工业革命进行到一定程度，社会的工作重心将逐渐向科教文卫偏移。

　　50.两点论和重点论当然可以隶属辩证法 ， 但那也只是针对历史过程的某个节点才有它的分析意义，它还代替不了整个历史过程的辨证分析，并且还要在这个总体过程的辨证分析框架内才有它真正的分析意义。如果不是在这个前提下，认识基础有问题，结论就可能把重点放错，或是表述不伦不类。

　　你的问题是在这个总过程的上 。

　　51.两点论和重点论，是以评价实践对主要矛盾的解决效果情况为前提的。《矛盾论》要求人们看清各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的历史脉络。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变化了，中心任务就要变化。评价实践，是评价实践解决主要矛盾实际效果的情况。两点论重点论必须是解决主要矛盾实际效果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离开了这个前提的两点论重点论，就失去了根基，就是瞎搅合。

　　比如，评价文革，以什么前提评价?首先一条就要考虑社会主义相当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果认可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或者没有任何前提的，或仅仅是从个人的吃喝拉撒出发进行评价，就连一分为二都不要，完全否定是了。如果认为当前阶段依然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党和国家依然处在或是自我更新保持革命成果或是自我毁灭革命失败，这样的主要矛盾当中(生产建设是在这个前提下的生产建设，所以叫抓革命促生产)，那么对文革的评价就要从它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在理论在实践上所已经达到的实际效果评价，这个地方两点论和重点论才是有真正意义的。

　　评价改革，公有制、私有制的作用和意义，也是如此。都是要看它在解决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实际效果如何,是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是在破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在这个政治统帅下同时看它们抓生产的情况。两点论不是随意的两点论，是解决主要矛盾前提下的两点论，否则结论中的重点论就完全可以相反。折中虽然比反面好，但还是没有明确上述前提，就还要出很多错误，甚至根本性的错误，只是在不同意见中的调和，实际没有自己的意见。

　　就业问题实际纯粹是个资本主义命题，社会主义在它的初期是分工问题， 在它的后期是从劳动中的解放问题。

　　52.谈如何看待前后三十年，就要结合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主要矛盾。而这个主要矛盾又是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中国甚至全人类几千年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综合统一着的。这个主要矛盾，既有中国特殊阶段的民族性，又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性和现代性。必须从这几个方面理解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主要矛盾，才能准确理解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是否得当，才能准确的看待前后三十年的实践得失，才能判断各个阶段共产党的合法性与否。

　　(1).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

　　这在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基本解决，但还不是根本的解决。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子问题是没有现代工业，只有工业化完成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才能根本的解决。从9.3阅兵的情况看，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谁包括美国可以敢于欺负我们了。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成就。评价前后三十年，首先要看哪个三十年在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过程中起了更大的历史作用。

　　公正的说，还是前三十年起了更大的历史作用。如果仅凭后三十年，人人为私，整个知识阶层只知道自己吃吃喝喝，是不可能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

　　(2).新中国建立的还是一个现代国家。那么这个新中国的现代性从哪里体现呢?就是体现在它对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主要矛盾问题的解决上。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主要矛盾是工业革命机器生产消灭人的劳动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共产主义革命问题。而新中国本来是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工业革命道路的。

　　衡量前后三十年，还要看哪一个三十年在解决这一世界主要矛盾问题上走的更好。如果完全倒转回去，重新掉进资本主义的那个社会矛盾，还有没有这个现代性。

　　(3).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周期性的生产力争夺集中、暴力革命、秩序重建，所谓“历史周期律”，中国最典型。新中国本意还在通过建立人民政权、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完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杜绝生产力的再争夺再集中再革命，从而彻底跳出历史周期律。

　　评价前后三十年，还要看是哪一个三十年里这个目标更加接近。如果生产力争夺集中重新开始，重新掉进历史周期律，如果武革又成为未来的可能，反对文革的后段，还有没有新中国的意义?

　　后两条，核心的叫人民要革命，但是彻底的革命，彻底的革命就是要子子孙孙不再流血革命。它和工业革命和共产主义问题结合起来，就是新中国的现代性所在，新中国所谓新的意义所在。没有了这些，即使工业化完成，也依然构不成新中国，而还是个旧中国，至多是个资本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美国化的旧中国，今天的中国已经最有可能走向这个前途。

　　评价前后三十年，要看它们都更接近哪个中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工业革命路线的、告别了历史周期律的新中国，还是精英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路线的、重新深陷历史周期律未来一定会因为生产力争夺爆发武装暴力革命的旧中国。

　　53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关系中，人民革命是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前提。在底层的民众被共产党发动起来以前，不管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不能真正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务。

　　然后人民的革命，还是维持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前提。没有了这个前提，即使完成了现代工业化武装，像我们在苏联看到的那样，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都难以维持。为什么?因为走老路子，就必然会有老结果。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徒弟被老师干倒是正常规律。中国新资产阶级的中国祖宗拖不过去，连德国、日本、苏联都拖不过去，你中国新资产阶级走老路就脱过去了?可以肯定，只要动心思瓜分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凭他们的两把刷肯定不行。

　　所以，不管是从维护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角度，还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能否维护住人民革命的成果~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是不注重生产建设，但一切生产建设，一定是在这个政治统帅下的生产建设。脱离了这个统帅，建设也会变质，国家就会变色。这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不过是在用实践证明着这一统帅关系的正确性。

　　54.好与不好，当然都是就主流而言的。前三十年不是没有缺点，比如三年困难缺点就很大，但从解决主要矛盾方面看，不管是建立人民国家，基本完成工业化，还是基本完成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在上层建筑领域提出制定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布局和任务，前三十年的成绩就都是主要的，两点论它的成绩就是重点的，就基本要肯定。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前三十年不但全部解决了，并且解决的很好，还提出了长期巩固的战略规划举措和任务。这在解决中国人民的主要矛盾问题上绝对是伟大的成就，即使暂时失败了，对未来都有参考意义。

　　后三十年成绩当然也是摆着的，不管花费了多少代价，由于对外开放人民轻工业民生用品方面确实已经和发达国家拉近了距离，人民生活比前三十年有了继续提高。

　　但在解决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基本乏善可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逐渐变质，人民的主体地位已经名存实亡，资本的主体地位已经重新确立，人民革命的成果丧失殆尽，所以成绩只能是次要的，错误过失才是主要的。

　　（注：这个评价已经过去七八年了，但即使今天看这个评价，依然不为过。当然，目前中国凭借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战略装备工业，在与美西方的竞争中确实走出了虎虎生风的威势，但只要是走资本主义的路子，即使中国真的会成为一个美国式的当然可能不同于它们的新帝国，但那依然不是我们讲的新中国所以为新的那种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我们每个人阐述问题总是要阐述问题的主要方面，因为主要方面代表问题的根本，没有听说谁要强调次要方面的。

　　比如卡扎菲，他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工业化武装没有搞好，你夸他把利比亚搞成了非洲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富国文明国又有什么用?英法美的炮舰一来，全国人民不都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再比如苏共，它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听主席的话搞好反修防修拒腐防变，你现在再夸它工业化科学技术比中国搞得还好又有什么用?党和国家被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些蛀虫给蛀空了，党也没有了，国家也解体了。主要矛盾这个重点解决不好，次要的东西再夸有价值吗?

　　而中国的问题，不过是历史还没有充分展开罢了。

　　55.呵呵，你理思还是从理论到理论啊。

　　你能把设计师实际的历史贡献搞清楚吗?别光讲些叽叽咕咕的什么理，就你还能理出个道道来?

　　你可以说说，设计师设计了什么没有?

　　农业有贡献了?农业有贡献了，到九十年代为什么农民就过不下去了，李昌平就出来反应三农问题，现在还要进行新的土改?

　　你说工业有贡献了?八九十年代表现最好的社队企业也不是他的功劳啊!那是毛泽东从天上扔了个馅儿饼砸他脑袋上的好不好!

　　你说重工业国防工业搞的好?骗谁呀!国防工业包括整个军队现代化放了十几年羊知道吗?要不是毛泽东弄了个底儿，他自己死后后人再有所发展，08年到今天炸弹早仍你脑袋上了知道不? 难道这次阅兵你们没有闻到火药味儿吗?

　　说对社会主义有功劳?都要散架子了!

　　说对资本主义有功劳?人家朱*基还不服!

　　未来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主，所以，你那些东西都是瞎扯!

　　56 9.3阅兵结束了。兴奋之余其实最大的看点，还是国防工业的现代化跃进。

　　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革命的最终物质成果，就是共产党领导完成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除了人的解放，这是中国人民近现代以来最伟大的物质成就。这次阅兵实际是对这个工业体系的检阅。实践证明，国防工业的跃进赶超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工业体系已经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建国几十年来，国防装备工业一直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崇洋、不媚外，又充分注重国外的经验，敢打敢拼敢超越，才取得今天已为天下先的辉煌成绩。

　　反思如果搞私有制的资本主义能搞出这么全面跃进的伟大成绩来吗?这让人不由的联想到高铁和电力高压输送。只要是保留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部门，哪个不已经是实践先进!而只要私有化的领域，不管是技术还是市场，有哪个不已成为国际资本的的盘中之餐，更黄伦赶超问题呢?!

　　所以，喊万岁，我们也一定是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万岁!社会主义的工业革命道路万岁!坚持住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共产党人万岁!中国社会主义国防工业万岁!

　　57真正尖端的东西是不亮的。快速打击能力和导弹防御系统实际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美国比不上 。这是值得欣慰的!

　　忧虑的是，恐怕这些国有企业重器完成了对私人资本的保驾护航(现在应该已经完成了)，就也要进入私有化的议程名单了。这是资本积累和追求价值实现的现实使然。届时中国国防工业在公共劳动中这种强大的原创能力，将不复存在。

　　58.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和组织化是在土地革命和抗战中由中共实现的。在此之前，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真正的组织起来过。由此说，共产党领导了人民抗战，是没有错误的，国民党确实领导不了底层的人民抗战，它的政权及于县乡就不错了。

　　党学，就是人民群众的组织学。党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则人民群众的组织本身。

　　59.古人说的“民”和共产党说的人民不是一个概念。共产党说的人民，是个政治范畴，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所谓依靠谁团结谁争取谁孤立谁打倒谁，往往是底层多数。不同历史时期，又有变化。古人说的民，往往正好相反，它不是指底层的多数，而是各地方宗法势力的代表人，实际是社会统治阶层的上层少数。比如国民党的民，就是地主乡绅，实际是地方土皇帝。

　　60.关于冒进、反冒进和反反冒进问题。

　　冒进是指什么?是指随着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和完成，随着人民群众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当然也是随着主席破除保守思想的宣传，各地的建设项目指标比以前搞的过高，摊子过大，存在不切实际的情况。

　　总理领导国务院要求压缩一下，这事对不对呢?绝对正确。主席从来也没有反对过压缩不切实际是指标，并且态度还是一贯的。

　　反冒进指什么?

　　反冒进已经不仅仅是压缩指标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决策层领导层内部小面积吹风降温的问题，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压气候的政治宣示，人民日报都已经发了社论要反冒进的。主席的反反冒进反的其实是这个东西。

　　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刚上来，你以中央的名义就到处嚷嚷着反冒进，低下谁还能提出稍微高一点的目标带领大家去干呀，一提就有人说你是冒进了。

　　而实际，56、57两年的实践，把问题就展现的清清楚楚了。老辛说的55年年底的冒进指标，经过国务院压缩调整，56年工农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总理自己也说56年是个跃进。但57年呢?到处嚷嚷反冒进，就没有人提较高指标的东西来了，57年工农业就都表现平平。而主席批评反冒进，也正是在57年各方面的情况已经表现出来之后最终提出来的。虽然他从一开始就明确说过这个东西不对，但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是实践教训一下(这里也还有右派抓住共产党自己反冒进的辫子进攻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说，轰轰烈烈的反冒进也还有造成自己意识形态领域被动局面的问题)，主席的意见，大家能理解吗?不要一提中央，就是主席。也不要以为主席个人，就应该中央的什么事都要都可以负责，哪有的事?反冒进问题，就是明证，主席不是所有意见，中央就都接受的。

　　中央最起码是中央常委会，八大后还要加上书记处。

　　反反冒进问题，主席之所以提出来，其实只是把这个问题作为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领导方法案例提出来的。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都是干部群众在具体做的，你不能一上来就束缚住大家的手脚让他做，而是应该鼓励大家在方针政策原则范围内放开手脚去做。然后再根据运动的发展情况做调整(左右顷)。当然以主席自己的表现看，这个调整最终要归结到具体的规范制度建设。而在最后一条上，中央领导中，不管是刘少奇同志还是总理，都不行。他们领导的事情都是个乱，所以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两个关键时期，实际都是主席最后出来调整左右，制定规范制度的。一是合作化运动邓子恢一开始搞的很乱，最后是主席亲自出来鼓动调研和亲自编辑规范发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迅速解决问题;一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开始刘少奇他们也搞的很乱，最后也是主席亲自出马，组织调研搞出《农业60条》即人民公社条例，迅速解决问题。同时搞出了的工业条例和商业条例，则是替总理的国务院他们搞的。(像这些问题，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法大纲》，《婚姻法》。都是一样)所以，这些地方是见领导方法和具体工作方法水平的。主席在反冒进时期，搞调研一家一家听许各部委的汇报，就能形成《论十大关系》。而少奇同志也搞调研，但却搞不出经得住考验的东西。总理多也只是一个模糊的反冒进，国务院的计划制定工作实际很长时间也没有什么制度依据可循，实际是混乱的。

　　这是从领导方法问题上的批判。

　　其实还有，消极平衡和积极平衡的问题。总理陈云他们的物质平衡要求物资资金年年有结余，不能超了，否则就冒进了。而搞建设，尤其在百废待兴的时代，这本身很难切合实际。

　　比如，按理说当时建设物资的生产能力，在当时应该是赶不上建设速度本身的需要的。但怪事出来了。55年年底盘点，国家的投资资金竟有20亿的结余，钢材水泥木材等物资也有大量的富余，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大搞建设的建国初期时候，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因为有这个结余国务院做56年的生产计划竟然还要降低水泥木材的生产指标，就是说真的认为是多了。对多出的钢材水泥等建设物资，还要和苏联签长期出口的合同。结果主席知道了很生气，刚签的合同一个月内就毁掉了，这还影响到了中国党的国家的信誉。办这样的糊涂事，足以说明总理陈云他们，对什么叫国家建设还缺乏积极的概念。当然，不能说不好听的，但当时也就个账房先生的。

　　而主席主张的是积极平衡、动态的平衡，鼓动大家干起来，什么少了不足了，再加强它的生产嘛。

　　当然，说过了。一切的前提是有饭吃，别弄成饥荒。随后几年本来是很好的事，但设计师领导的书记处和中央常委会的一线领导搞的59年少种了2亿亩夏粮少种20%，还接着弄了个高征购，直接引发饥荒，就实在是不美气了。后来再什么理由，在怎么推脱都没用的。

　　所以，不是主席领导的不好，是这俩干活的实在不给力(主席没有找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林彪粟裕)!呵呵，这就和我们单位家庭类似的情况一样，干活的不给力主席也没脾气呀!烂摊子收拾了，最后还被几个跑堂指责：“菜撒了可不能怪我们啊，怪就要怪老板，是老板让我们送的!”。

　　61. shi对新出台的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什么看法?以后要没有国企了，公有制将成为历史!你还要为他们辩护吗?

　　62.关于55年到66年间中央的权力构成和工作运行情况，还可以搜一线二线问题，和中央书记处词条。

　　根据搜狗百科“中央书记处”词条：七大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这年毛泽东52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既领导决策，又亲自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一直认为，七大选出的书记处最得力，得心应手。”

　　而从八大开始，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分开。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事务。“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

　　这样从八大开始不但是主席，就是中央常委会也只是在重大问题上负责决策，一般问题书记处就说了算了。

　　再看中央常委会的一二线分工：中央常委会由党的主席和副主席组成，从八大开始，增加了党的副主席人数，毛泽东退居二线，实际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从此产生两个结果，一是很多需要中央常委会处理的一般性事务处理权，主席起码是相当部分主动下放给，否则就称不上退居二线了。64年有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建议主席可以不参加，就说明了不参加一定是有先例的，恐怕还不是一次两次;一是从反冒进主席的意见一直被压制的情况，从制止浮夸风主席的意见一直被搁置的情况看，从55年到66年间，既然党的最高中枢机构是人数扩大了的中央常委会,那么主席的个人意见，只要大家不同意，实际就不会成为中央的意见，这已为两例证明。这一切证明了这个阶段主席在中央的作风并非是专断一个人说了算的，领袖在关键时刻的舵手作用，也并不妨害其它领导的正常工作。所以，55年到66年文革前这十一年，把那个阶段中央所范的所有错误全部加给主席，或者说是因为主席的专断压制了正确意见导致错误，都是不成立的。

　　主席66年检讨自己的一二线分工时，谈到这个时期的大权旁落，就是说这个时期很多事情说了不算或没人听。说实在，实际也不是一二线的问题，也不是大权旁落的问题，实际还是选人的问题(有些人就适合跟别人屁股后边干，干个二把手性，挑头就不行了)。文革后倒是部分一二线了，新接班人上来，不也没有培养出能力和威信嘛!

　　那么主席在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干什么呢?可以归结为：建立制度、制定方略、辅助一线，准备退休。

　　如果说53年前是国家建政，那么53-62年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方略，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及其发展方略。从62年人民公社调整完成主席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基本建立以后，开始考虑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问题。并且在关键问题上在关键时刻，主席都是自己亲自出马的。如果60年代刘少奇思想能与主席同步，主席也就退休了。人再有雄心壮志，不过如此!但刘少奇他们不能理解，联系到刘少奇他们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非左即右，主席对这个接班人产生怀疑产生换人的想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63.不用论了。你们已经完全胜利，密集的打虎反腐，结果不就是为了这纸国企改革指导意见的出台吗?你已经可以放心了，以后不会再有让你闹心的国企。我不知道你老辛是干什么的，从中能捞到多少，但你们胜利了。新贵族们胜利了，你们也许能捞点汤喝。

　　南街村的老虎不打也罢，他们大多会自生自灭。当然，或许还有能等到红军回来。

　　64.中国曾经有一个时期，鼓励人民站起来做主人。可能是人民没有做过主人的经验吧，办了不少荒唐事，还没蹒跚着站立两天就又被人家软硬兼施给弄趴下了。到今天多数人民有负面情绪是正常的。但有些人却还要学着新贵的样子谩骂那个曾经鼓励他们做主人的时期，瞎眼看不到是谁们把他们打趴下，并立志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些人确实是自甘矮化，不可救药了。

　　65.再强调一次三年困难的人为原因

　　三年困难再怎么说都是饿死了人，到底是饿死了几十万、百万、千万、还是三千万、七千万，我们没有调查就不能胡说乱传。关键也不是这个数字，而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主席逝世以后，由于政治原因人们都往大跃进和主席身上推，但实际直接的人为原因是59年比58年的18亿亩少种了粮食2亿亩，其中夏粮少种了3.7亿亩(《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再加上脱离实际的高征购，则直接引起农村地区的粮荒。后边两年和自然灾害搅在一起实际是个恶性循环。

　　我之所以说，是粮食少种而不是钢铁运动造成三年困难，还是因为59年比58年实际粮食产量降低16%，与少种的比例基本相符。如果真是钢铁运动影响了粮食生产，考虑到少种的10%-20%，就绝不会是减少16%这么少了，而会是更多。所以这个结论应该是可以经得住考验的。

　　结论：说大跃进钢铁运动造成饿死人，是历史栽赃。而粮食少种、高征购、浮夸风、共产风、穷过度的历史责任人，大家知道了正是那些想着推卸三年困难历史责任后来给主席栽赃的人，而绝不是主席。主席为了保护党未来的领袖实际一直是帮助他们保持秘密的。

　　66.又个一帖拍死

　　1957年11月，主席制定15年钢产量超过英国的目标，15年后，也就是1973年，英国钢产量2665万吨，中国当年2522万吨，基本追平。再过5年1978年超过英国1000万吨。乌托邦了吗?

　　再，如果不是老辛的祖师爷们少种多购弄出个三年的饥荒饿死“三千万”(你们自己说的哈)，破坏了工业大跃进形成的生产能力，这个赶超英国还用的着15年吗?还笑毛泽东乌托邦?毛泽东乌托邦，你辛石冠算什么东西?

　　67.削这个老辛是削他，说到工业大跃进，真是可惜。如果不是被谭震林、邓、刘们在农业上的失职功败垂成了，如果农业粮食方面没有问题，全国工业历史就要改写。那样，既然新中国科学技术方面的大跃进能取得辉煌成功，工业方面的大跃进就也会取得辉煌的成功。社队企业就也不会仅是八九十年代的状态，现在农村的城镇化现代化，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严格说，失败的不是大跃进，更不是毛泽东，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中刘邓们错误的领导和领导方法。

　　68.一个辩论高手一定是个自我否定的高手。自己不懂得自我否定，就一定要被别人否定。

　　由你自己的不知自我反思自我否定，不知细致的调查研究，就可以看到你的祖师爷们是什么样子。从来不怀疑自己，从来不调查研究。跟着导师干，就正着一刀切捅大楼子，让导师跟着擦屁股;自己当了家，觉着正着切不行就180度大转弯，就反过来一刀切，把社会主义搞完蛋。反正就是不懂得调研和实际。瞎干了，还文过饰非，扮演从来正确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自我检讨。

　　大别山也没什么功劳，刘帅不是不能干，就是这个政委压的，结果各野战军中原表现最差。

　　69裤头没了!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胜利的代名词，还有被扒的连头都没有了的吗?别给马克思主义丢人了!

　　70.从十七届三中全会，大家就不断等着翻图，现在图尽了，是指导意见。转变已经完成.还有继续搅合的可能?

　　71.共产主义就是一种人们从自然和社会束缚中解放发展的自觉的社会组织，党、领袖作为它的头脑机构，本身就是这种自觉社会组织的最高表现。

　　2015.09.20

理论杂贴（文化、历史和共产主义政体）

一、文化思想

　　72、中国不能最早进入现代的原因

　　杨先生说汉代以来的经学家们篡改了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并把篡改后的这个经学对中国的统治，视为中国最终落后西方的原因。其实，每代人都在“篡改”前人。包括杨先生自己现在所做的，从一定角度也是在"篡改"。对汉以前也在一定程度的"篡改"(你就只有正确没有谬误了?我看不见得)，对汉以后也在一定程度在"篡改"。其实，历来一样。左往左的方向篡改，右往右的方向篡改，愚蠢的也“篡改”，聪明的更篡改。一是利益，一是理解。篡改是必然的，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即使写到历史书上的话都不是历史本身。

　　所以，关键是看篡改的结果，有退步，一定也有进步，哪些地方退步了，哪些地方进步了，要两开说，只说进步，或只说退步，都不科学。

　　历史，还要看史实。工业革命以前，中国在科学上在文化上一直是世界上最文明先进的地区，是人类的一个标高。说中国是黑暗的中世纪，那么中世纪的世界上就没有光明的地方了。

　　中国没有最先进入工业革命，要从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上找原因。主要中国不是个商业民族。

　　世界上的古老商业民族无不是或是因为土地不适宜耕作或是因为国土面积狭小不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不得不把商业作为他们的生产方式。古代的不说了，近代的如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莫不如此。

　　而中国是国土面积广阔的农业民族，土地生产率极高，生活所需一切自给自足。这是优点。但也是缺点。如果说，对小国寡民来说(荷兰，英国)，贸易的稍微的发展，就足以根本的改变他们旧的生产方式，那么这对中国就不适用。中国唐宋以来就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贸易量够大了!但再大的贸易量对中国的块头来说，也还是难以撼动它的基本生产方式。

　　当然，这不能说中国自己的商业分工没有发展。中国是世界上商业货币成熟最早的地区，汉代、宋代、明代，都出现了世界最早成熟的商业市场。如果这个商业市场能顺利发展，需求集中带动生产集中，中国迟早也会发生生产方式的革命。但可惜中国新生产方式的诞生(宋、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改造旧社会的速度，多数总是跟不上老生产方式本身矛盾发展自爆的速度(周而复始的土地兼并和革命)或异族入侵的速度。即使产生了一点发展，也被旧社会矛盾的自爆给连带爆炸掉了。宋是被异族入侵爆炸掉了，明是被农民革命和异族入侵一块爆炸掉了。

　　所以，世界首先完成工业革命民族的条件：一是有地理之利，其生产方式的革命可以不被异族侵略打断，比如英国就受大洋的保护;一是由于地理之利容易形成为世界性商业民族，有利于形成需求的集中从而生产集中;一是寡国小民，旧的生产方式，从而旧的传统相对不那么强大。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容易最早完成生产方式的变革进入工业革命。你看即使西班牙葡萄牙，也不如英国那样具备比较彻底的条件。这应该是必然的了。

　　所以，寻找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最先进入近现代，一些国家为什么不能最先进入近现代的原因，不能仅仅简单的上文化传统的找原因，文化传统作为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过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这个原因应该上各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国土地理气候条件中寻找。

　　包括对技术的尊重与否问题，其实也是个社会需要的问题。布鲁诺被烧死了，说明中世纪的欧洲主流社会也不怎么尊重科学，欧洲的古人也不怎么高明。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在科学对资本主流社会有利可图的时代，在工业革命中，科学就被人足够的尊重了。所以，也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古人不争气的问题。

　　而近代，之所以人们的思想又活跃起来，包括杨*根先生的思想也活跃起来，加入批判汉代以来旧的经学传统的行列，只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进入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期也是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时期。

　　杨*根先生所批判的汉代以来的坏的经学传统，也不是没有一点用处，它维护了我国农业社会的始终的大一统局面。而欧洲就没有这个大一统。一旦工业革命完成了，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就会重现，支离破碎的不统一的欧洲就会还原到它本来的边缘位置。我们的传统文化基于旧的生产生活方式，看来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73、宋代中央财政税收已经高度适应商品经济，明代晚期也是如此。可见，旧的传统观念总是在或快或慢的变化的。

　　怪就怪中国的体量太大了，总是不等新的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就被旧的矛盾的爆发给爆炸掉了。

　　74、中国古代并不落后

　　先生这些想法都太幼稚了!比如我可以问你，你说世界上哪个民族的统治阶层不是被暴力和阴谋诡计所支配的呢?最文明开化如美国，够现代了吧，不也是被暴力和阴谋诡计所支配的吗?

　　在先生的视野里，中国好像不是个文明开化之邦，好像从来都是野蛮落后的。但实际错了。

　　中国的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世界的近代从宋代甚至从秦代开始。

　　这不是笼统说的。中国宋代是世界的经济文化中心，其生产力发展程度，其商品市场的发展程度，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被看作天朝上国，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心。那时候的世界，包括欧洲，在中国人眼里差不多就是现在的非洲土著。

　　从政治文明上讲，世界的政治文明现代性，在各国都是从搬倒贵族阶层的统治开始的。中国是从什么时候斗倒贵族阶层的呢?秦代废除封建制就已经算是了。后来形成门阀氏族算是新贵，隋唐实行科举，发展到宋代，中国的贵族势力就真正退出舞台了。皇权和民权统一着(王权和民权统一起来共同跟贵族斗，是世界政治进步的共同规律。所以，笼统的否定皇权是错误的。因为它曾经代表了人民对贵族的胜利)，中国人在政治上就人人拥有平等的机会。这个东西是很先进的。日本明治维新才斗倒贵族。英国现在也还有贵族院。你看宋代的时候，皇帝是有限权力的，他实际上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明代皇帝最头疼的是大臣们的朝议。并且明代还出现了初步的政党政治，说是帝制，实际已经近似立宪政体，是内阁制，皇帝不参政也是不影响国家的正常运转的。清人入关以后加强了皇帝的专权（清朝的制度，军政外交，也往往有少数民族的小集团利益考虑，有其特殊性的一面），编历史说明朝的皇帝荒唐不干正事，其实是他们不理解此帝制与彼帝制的区别。但我们今天就不能把这些都混起来看。

　　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曾经是世界学习的楷模，开辟了世界的近代史。虽然因为块头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革命问题上，比西方稍稍落后了那么一点点。但不能由此否定汉代以来的辉煌。除了晋后宋后明后等两三个汉族政权沦丧时期，汉后的中国基本都是世界最文明先进的。

　　75、只要人类还克服不了资源的束缚，只要财富还主要只是由人的劳动创造，人类对生产力的争夺就是必然的。近二十年来资本先是瓜分社会主义的实体经济，现在已经在瓜分社会主义的金融。这倒是资本主义的条件了吧!这个争夺一刻没有减弱，你说它野蛮不野蛮，残暴不残暴!

　　古代也一样。在没有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提供新的生活可能的情况下，土地争夺兼并的逻辑，就是和土地革命周而复始的事情。这些事情，你只以野蛮不野蛮，残暴不残暴论，就太奥特了。阶级社会，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哪有不自相残杀的。

　　中国国土广阔，人民众多，新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的速度，老是跟不上老生产方式自爆和蛮族入侵的速度，这是历史事实。

　　人类的历史在过去只能是自发的历史，不可能是自觉的历史。自觉的历史阶段也还要出现一些反复。你不能要求古人太多。你只能讨论未来自觉的历史是个什么东西才有意义。它是人类在资本逻辑下的自残吗?或者，还是其它?

　　76、生产力的内涵是比较广泛的。如果因为少一个馒头明天就有人饿死，那么这个馒头就是生产力。生产力在过去主要是土地劳动力，现在包括一切资本、生产资料、资源、劳动力。换句话也可以说财富就是生产力。杨先生读经不少，但仅限于古代了，现代的东西当然马列毛的东西是核心的一类了，也最好读读。

　　按照马克思主义，人们的合作与争夺是统一着的。阶级社会就是统治阶级不断的争夺垄断生产资料和从而不断加强对社会劳动力控制剥削的过程，以及统治阶级剥夺到一定程度，当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维持自己生存时奋起革命的过程。中国古代围绕土地的兼并革命再兼并再革命过程，不过是世界历史当中最典型的案例罢了。新中国的历史不过是在添加了资本的这个基础上用短短60年的时间重新演绎着这个过程——革命重新分配土地，毛泽东为了避免上述历史周期率搞社会主义公有制，毛泽东失败，瓜分实体，瓜分金融，最后就是瓜分权力。

　　繁荣期同时就是兼并期，兼并完了就是革命期，进入衰退。这就是阶级社会的历史。

　　未来自觉的历史，就是自觉的对这种周而复始的生产力集中和阶级斗争的对抗.

　　77、中华文化正统

　　对尧舜来说，中华正统是禅让，禹的子孙搞了家天下，不算正统，是衣冠沦丧了;对夏商来讲，周是西方蛮夷了。蛮夷当然也不算中华正统，还不信诸神，入主中原，属失了衣冠;秦是虎狼之国，统一诸夏，也不能说有什么中华正统;刘邦以前的人得天下，都是以贵族以祖宗可推到神话的贵族封国得天下，那才是中华正统。但刘邦这小子以平民之身得天下，实在是也失了中华正统的。以后汉土地兼并出现庄园经济续奴无度，终于在农民革命中崩溃。中间魏晋，最后五胡乱华，鲜卑人进入中国政治舞台，隋唐就是他们的孽种，李世民皇帝说白了也是个天可汗，也不是纯种，中国简直已经就是蛮夷。就更无所谓什么中华正统!所以，寻找中华正统，今天好像已经不好办了!已经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统。如果以衣冠论正统，最好学学猴子，我们的始祖和他差不多，那最正统。古人都知道三代不同礼而各能治平，二十一世纪了竟还有原始人要出来完全复古。不过是为台独壮壮门面罢了!

　　79、华夷之辨

　　呵呵，说白了，金先生还是要共人家西夷的产嘛。你只有共了人家西夷的产，你才可以进入现代。为什么?人家就是比你文明最先进入现代的嘛!你不共人家的产，你所弘扬的中华文化，只能回到清朝以前的文化中去。你说你是要回到明朝的元的宋的唐、三国的，它的哪段文化?!你说回到汉唐，但汉唐之后中国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唐朝打仗中央政府没有几个自己的军队，到宋就不能恢复国家的疆土，明只是维持，如果不是满清的功劳，中俄的边界到长城甘肃了!如果不是腐朽的晚清皇族和平逊位同意五族共和，要只汉族那几个深受反清复明中华文化熏陶的狭隘民族主义革命者，革命的成果就是把国家大卸八块，今天的中国不过只是汉族地区这么大!

　　你说从汉后中华文化是不是出了问题了。本来是本德宗道，后来成了纯粹的仁义道德。所以，后来落后挨打是必然的。

　　从华夷之辩的角度讲，人家西夷最先进入现代文明，思考现代问题。说明人家文明开化的在近代比我们快，人家赶超了我们，是人家先进，我们落后。所以，人家成了华，我们成了夷了!你金然寿本是个中夷哈，你怎么还谩骂人家西华呢?你共着人家西华的产进入了现代，你反骂人家西夷，你有违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厚道哈，是不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当然你以你中夷的中世纪思想品位，随意的评论人家西华对于现代问题的思考(比如共产)，那更是你视野之外的盲区问题了。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要对自己不可能明白的事情随意评价，这才是符合我中华圣贤文化之道的态度。

　　当然，你所要反的共夷，也就是中国自己的共产党人，正是他们真正恢复了祖宗的本德宗道之道，带领中国重返中华，并重新引领人类文明的走向。你如果真的是弘扬中华文化，这是你需要支持和效忠的。在家为孝，在国为忠，这是你所谓中华文化的根本——儒学的基础内容了。不忠不孝如何你自己知道了!

二、 历史

　　80、三年困难时期死亡数字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年终人口数字，不是根据它所公布的计算公式计算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公式，1960年年终人口数当为66902万人，比公布的66207万人，多出695万人。

　　这说明统计局的统计有严重问题，甚至是人为篡改。起码计算方法要统一嘛!即使这个公式不能完全反映实际，也应该追求统一，否则就统一改动，你不能光这一年的数据随便改动。

　　如果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各年实存人口计算(除58、60、61、62之外其它年份算正常年份，可计算出到四次普查的时候的平均存活率89.41%)，58、60、61三年起码有542万左右的新生儿没有统计。而62年则比62年实际出生人口多统计或多登记了680万左右。当然这是贴近实际了，与根据统计局那个计算公式计算结果也接近相符。

　　即使当时中央要求统计局数据要反映“根据实际调查”人口减少情况，可能当时“调查结果”认为是减少了1千万，但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这个数据确实是严重失实的，这实际是严重扰乱了统计工作，按原公式计算本无大错。现在看少登记的新生人口(底限大约在计算的542万，上限在62年多登记的680万或按统计局公式计算的695万之间，)和孙经先求证的360多万非正常死亡数字，也差不多已经可以说明这个1千万的问题了。最起码那几年少登记了542万到近700万人口左右的人口是可以确定的。如果真的认为少了人口，也最起码要把已经大体可以确定的这540万到近700万人口(680多万或695万)_或者就是近700万刨除掉。至于死两千五三千万，不能说不存疑，但多数不靠谱，更不能做讨论问题的依据，因为那个东西，还只是个学术问题，尚不能定论。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1957～1964年“出生人口”统计数据

　　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 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的人口统计数据

　　年份 出生人口数 登记实存数 人口增加与减少数

　　1957 2169.1万人 1,835万人 减少334.1万人

　　1958 1908.8万人 1,906万人 减少2.8万人

　　1959 1650.4万人 1,438万人 减少212.4万人

　　1960 1391.5万人 1,444万人 增加52.5万人

　　1961 1189.9万人 1,150万人 减少39.9万人

　　1962 2464.0万人 1,593万人 减少871.0万人

　　1963 2959.3万人 2,703万人 减少256.3万人

　　1964 2732.5万人 2,529万人 减少203.5万人

　　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计算公式”

　　年初人口数 = 上年12月31日24时的人口数;

　　年平均人口数 = 年初人口数 + 年末人口数 ∕ 2

　　年出生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出生率‰

　　年死亡人口数 = 年平均人口数 × 人口死亡率‰

　　年末人口数 = 上年年末人口数 + 本年出生人数 - 本年死亡人数

　　——公式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再看看用以上“公式”验算1983年公布的“1960年人口统计数据”的结果：

　　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年初人口是：67,207万人;

　　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年平均人口是：66,707万人;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出生人口数是13,915,080人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死亡人口数是16,963,590人在1983年公布的“196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年末人口数就不是：66,207万人

　　——验算的结果，1960年末人口数，只能是669,021,490人!

　　出自《对1983年正式公布的“1960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浅析 (2009-1-18)作者：hzr6》

　　81、跃进

　　你既然把你的一分为二理解成给别人补充补充反面资料 ，那么我们就还讲讲理。你回答几个问题：

　　1.我给你补充了反面意见之后，你还认为十五年赶超英国是“乌托邦”吗?是我的事实依据更具调查研究之风，还是你更具有调查研究之风?

　　2.你至今查不出这个所谓的“解密”资料的出处，反倒是我给你补充了它2012年的出处。你认为你这个“解密档案”有多大程度靠谱?是不是需要存疑的?存疑的你凭什么就坚信它的正确?

　　如果你认为它更接近于杨继绳的死亡数字，所以坚信它正确。那么你可以看看孙经先对杨继绳的调查研究的求证。看看杨继绳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脚。也可以看看死亡三千七百万是怎么出来的，如果是算出来的，公式正确不正确还存疑(孙经先可是数学家)，你凭什么拿这么个东西，当讨论的依据?——我已经说了，可以当事实依据讨论的只有减少1000万，那是党史和国家统计局承认的。而即使那个东西，从后来的人口普查看，在62年上还又重新冒出来近700万人。面对这么多疑问和事实，你凭什么还要从这个存疑的三千万出发判断正确与否?

　　82这些图片(钢铁运动图片)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让我们对党和他所领导的新中国肃然起敬。什么叫群众的力量?这就叫群众的力量。只要有了党的组织和领导，只要有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在公共劳动中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要物资有物资。只要有了人，就可以有一切。新中国就是这么走来的。

　　笑那个时候的人狂热，但从来不提土法炼钢能不能练出钢来。我国曾经是世界钢铁大国，我们旧时用的都是土法，练不出钢来吗!能炼出来为什么还要讥笑。是他自己脑残，让他自己炼他还练不出来呢。

　　83、那时是只要党一声号召，就干起来了。所以那叫公共劳动。现在再发动发动试试，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你国家给多钱?物资场地，你国家给多钱?没钱现在能干了事吗?所以，这些人嘲笑公共劳动那个干法，但现在你想发动还发动不起来呢。

　　科学是在干当中实现的，不干就一定不会有科学。中国那时候为什么科学突破快?包括杂交种子。就是敢闯敢干在公共劳动干出来的。说杂交水稻是袁隆平的，胡扯!是全国种子杂交技术工作者的。所以，主席从来都是先鼓励干起来，然后及时总结归纳制定规范或方针政策，叫群众路线。哪有什么屁顶层设计。

　　84、长期以来，人们嘲笑鄙夷钢铁运动一个预设，就是这个运动造成了粮食减产饿死人。其实这个预设是不存在的。相反是59年的少种多购造成的粮食困难最后拖累了钢铁运动，最后解散城镇两千万人口回农村的时候，把钢铁运动中产生的很多新形成的各种钢厂给解散了。说钢铁运动造成粮慌是栽赃。

　　85、系统性错误还是细节性错误

　　美国的航天飞机爆炸了，没有骂航天飞机搞错了的，因为错了的可能只是细节，把细节搞清楚了，航天飞机就飞上去了。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搞了那么多年，它的导弹防御系统现在竟然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没有说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错了的，中国能搞好，美国就可以继续努力嘛。但中国的高铁出了一点问题，天就要塌下来了，就有中国人开始怀疑高铁，那两年高铁压力很大。当然，只要不是系统问题，细节纠正了，很快高铁奔向世界。

　　所以，错误有系统性错误和枝节性错误之分。失败往往可能并不是由于系统性错误，而仅仅是由于一点细节性或枝节性的错误。但，中国现在的庸人们往往不懂，他们已经习惯于系统性的否定。

　　比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被否定的彻彻底底。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57年被打倒的右派需要系统的否定它，不否定不足以说明他们的正确。党内被毛泽东整过的官僚们需要系统的否定它，不否定不足以证明他们的正确。他们在这点上组成了巩固的联盟。他们当然是没有意愿追究导致问题的关键细节的，并且还要掩饰遮盖这些关键的细节错误，不掩盖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系统性否定的正确。但是后来的中国庸人们还要继续坚持系统性否定的习惯，退化到失去了区别系统错误和枝节错误的能力，这就不知其可了。

　　反正我是认为三年困难问题的关键细节就是59年少种的2亿亩(夏粮少种3.7亿亩)和高征购。只是个细节错误，而不是系统性错误。如果没有这个细节错误，那么对钢铁运动来说，58年试、59年整、60后逐渐改进提升技术水平，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事情。那样中央内定7年赶超英国，就是完全有望的，还哪里真要用15年赶超。所以，研究新中国的得失，就要既着眼它的系统，又着眼它的细节。庸人最容易产生系统怀疑，因为一点细节失误，就开始怀疑整个系统：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怀疑大炼钢铁，怀疑反反冒进，怀疑十五年赶超，怀疑领袖，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公有制，怀疑革命，怀疑文革，怀疑孙中山。总之是怀疑现存的一切。这就是右的一刀(其实他们还会左的一刀切)。其实都是胡扯。喜欢系统性怀疑的人，其实做不了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建设性的事情。公有制公共劳动如果有系统性问题，那么几千年的私有制不就更有系统性问题吗!否则，你让旧中国的地主资本家也搞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看看。都是没意思的事。

　　86、更多的教训有，但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那套系统，那套系统是需要继续的提升完善的，但那需要时间。它也不是什么教训。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居然被你这种头脑简单愚蠢到无以复加的骗子给骗了。现在所有的骗术揭穿了，无法继续在老地方行骗，就挪个地方——反左，实际不过是继续骗，或者是扯块布条遮羞?

三、右派和小资

　　87、资中筠说："如果说过去国营工厂的一些工人做出了一些牺牲，是改革进程中必须的话。现在的改革应该让那些既得利益者做出牺牲，做出让步。"

　　我的评论：毛主席说，水浒好就好在投降。

　　现在看，宋江出卖了工人，接着就要轮到自己喝毒药了。

　　在资产阶级的继续再革命(以前叫复辟)面前，它以前的恩人哥们儿照样要打翻在地。

　　或者另外一个逻辑也是对的，红顶商人靠红顶发家，现在要堂堂正正拥有财产，就要堂堂正正的做回商人。为商人造势，不过是说红顶子阶层要甩掉红顶子了。

　　88、普世价值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没掌权的时候，曾经用普世价值宣传进行阶级斗争，所谓普选权;中国现在又轮到资产阶级利用普世价值进行阶级斗争了。普世总是假的，夺权才是真的。

　　89、社会主义阶段，人民群众的普世价值，其核心的内容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手段;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宣扬的普世价值，其注脚是要搞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所以，普世价值依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篇文章(资中筠《拒绝普世价值的根源是害怕无限权力被限制》)反映的内容，是资产阶级在利用普世价值搞复辟。

　　90、观点大不过立场。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观点的科学性大不过他们的立场。

　　91、那也只能说我们大家都在背叛。

　　我也发现一个现象。为资本主义唱赞歌的人，往往都是些穷孩子。比如，你父母是亿万富翁吗?一般不是吧!但你父母供你念完书，你就可以幻想人人过李嘉诚一样的生活。

　　共产党的领袖很多都是富人子弟背叛自己的阶级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的。站对了人民立场不因为出身就不可以做人民领袖。

　　立场不同，讲理一般没用。马克思的话，有对有不对，但主要还是对的。也不是不可以批，但别学那个吴大江，是马克思的就批，那就一定有脑病进水了。小资产阶级也不是敌我矛盾，更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去教育，因为资产阶级会教育。当你在这里挖空心思的琢磨马克思的时候，资产阶级却正在围猎分食人民最后一点公有财产，正在对农村你父母那点土地虎视眈眈了。

　　观点大不过立场，但立场可以改变。

　　92、只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党派性是立现的。曲老师在这方面就体现了鲜明的党性，这本身不是缺点。需要提的意见是区别好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方式方法。呵呵，人民内部该整的也要整一整，不整不进步，但要方式方法。

　　93、更准确说，无产阶级是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

　　怎么破产的呢，是因为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都生猛的很!你看他们目空一切的言论，简直太生猛了，他们要打倒一切马克思主义，他们要过比尔盖茨马云李嘉诚那样的生活，自信满满，牛逼的无边，够生猛了吧!但在真正的资产阶级眼里，它们不过是一盘生猛的海鲜!在资产阶级的罗网里，小资产阶级蹦的越欢，资产阶级的胃口就越好。

　　都按照无产阶级的意识去做了，资产阶级如何自存!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叫剥削，对小资产阶级，通过新老“圈地运动”，一遍遍的剪羊毛，叫剥夺。

　　94、看来管理员是不想让我的两个帖子通过了，我理解。其实shijd不知道无产阶级在哪里的问题，实际只是他对个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不过不要紧，很多东西是需要历史本身回答的。

　　小资产阶级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历史感。它们看不到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各阶级在斗争中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历史趋势。党内的党外的小资产阶级，它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谁，摆不正自己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历史位置和互相关系，所以他们最终也只能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军了，做不了运动的领导力量。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在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积蓄，资产阶级正在房市上股市上在一切的一切的领域上一遍一遍的剪小资产阶级的羊毛，社会主义的分拆给他们留下的三亩地两间房，总有被资产阶级剪没的时候，马克思说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小资产阶级摆脱不了这样的历史宿命。

　　所以，我最后只说一句话：不管是把马克思主义当经念的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你们普世价值的旗帜，再那写上一个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一点历史感，不要被资产阶级当枪使——你们得不到什么，要和无产阶级或说工人阶级结成同盟军，争取光明的未来。

　　95、我到现在也没说无产阶级在哪里，你到现在还在追问无产阶级在哪里 ，你说谁好笑。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继续发展，社会在持续两极分化，你倒找不到无产阶级在哪里 。

　　那只能一个结论:你一直是在以你有产经济的眼光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难道还会有其它结果吗?

　　96、哲子是个聪明人，以你哲学家的脑子辩证一下，继续革命停止了吗。

　　公式从来都是:革命-反革命-再革命-反-正-反—正，直到永远的正正正，呵呵，那就达到毛老头的目标了。

　　革命不是生产力决定，是生产力的争夺和集中决定。

　　97、做大做强都成屁，鼓掌欢呼是自欺。

　　98、中央党校的叫兽都和老辛差不多水平了，不管是文革武革还会远吗?

　　99、朋友，你以为辛和马立诚臭味相投是偶然的吗?伙计，绝对不是，没有那么多偶然。

　　首先，这些人的思维逻辑绝对是一个路子。比如，只要中国人民不反抗，皇军就绝对是文明之师。皇军纪律不好，是共产党游击队领导抵抗这个左的干扰惹得祸。再比如，只要没有共产党不搞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没有三年困难了，三年困难是共产党公有制社会主义惹的祸。可能在个别问题上走的远近不同，但总能把矛头指向共产党把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一撸到底，这样的狗屁逻辑是完全没有二志的。

　　二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造谣制造中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完全一样。比如那个饿死三千万问题，那个东西本来就是国内国外几个学者搞出的学术问题，历史并无定论，更无什么档案解密。所以，你至多只能讨论这个饿死三千万成立不成立的问题，那没人干涉。但以这个饿死三千万当事实恶搞党和党的领袖，就已经纯属造谣。弄个根本不靠谱的所谓解密档案，还非要人们相信，就更属恶意造谣。如果谁有财力经历，就完全可以把他告上法庭。

　　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有些是明显属敌我的。对敌我矛盾不能客气。

　　100、他们对文革和毛泽东怕的要命。但他们忘了成就革命和毛泽东的正是他们这些蠢货自己。因为革命正是这些蠢货们自己存在的结果。

　　自觉转，向左，是文革;走到哪儿算哪儿，不转或右转，是武革。只要走上邪路，不管文的武的，革是定了，早晚发生。除非现在就能把这些蠢货们先革掉。

　　这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101、 shi说的也还有不准。主要是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右派的区分。

　　左派右派是看对待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支持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的为左，反对的为右。这很明确。当然，实践上还要复杂些，主要是对当权派的态度，如果当权派确实已经变质，有些左派就是执迷不悟的给那些蛀虫开左灯打掩护维持保皇，他们实际就已经是右派，而且是最坏的右派。这样的人是为数不少的，比如中国任何的私有化改革，都会有人出来给它贴社会主义的标签。

　　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是从革命行动是否符合实际的倾向性方面讲的。革命队伍都是左派。但干活，会出左右倾向性错误。代表人物可以称左倾机会主义者或右倾机会主义者。除非右倾机会主义者跑到反革命阵营去，否则不能称右派。

　　所以，老辛的反左，首先要说明反的是哪个左。如果是反对左派。实际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实际辛石冠也正是这么做的。如果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说的，那么辛石冠就是一贯主张私有制要把地主资本家再请回来，制造剥削制造两极分化。实际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人民。中国现在一切的宪政民主派，如果他们真是在为人民挣民主争人权，他们当然是在泛左派之列，但可惜他们反对人民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推崇剥削推崇两极分化，他们实际是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是人民的敌人，是实实在在的右派。中国现在的右派，实际是57年被打倒的右派的历史延续。法国大革命没有留下右派，因为法国大革命够狠，把右派都杀光了。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再反对革命的。但中国革命实在是仁慈的多，57年一个右派不杀，文革基本政策也是不杀，结果等他们翻过身来，他们就大反特反其革命了，是一反三十多年。所以辛石冠不是反别的，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共产党。

　　当然，他可能会说他是反左倾机会主义。呵呵，那请他还是反反他自己吧!

　　他前两天搜的几个老掉牙的帖子，以为发现了什么可以打倒左派的法宝，要向左派叫板。结果他是严重的高估了自己，和严重的低估了他的左派敌人，这在他的反革命行动中就叫左倾机会主义，甚至是左倾冒险主义，结果不管是什么“解密档案”，还是十五年赶超英国是乌托邦，都被反手拍死。这才是真正的左倾机会主义!你老辛不搜不看闭着瞎眼，你怎么就干胡说八道来!

　　接下来，不敢接招了，这叫右倾机会主义。

　　人做事，知己知彼，叫百战不殆。不知己不知彼，就一定会出严重的左右顷错误。而毛泽东同志作为革命导师就是这样知己知彼的典型。我们过去被老辛这样的骗子们说了主席太多的坏话，我们曾经在这个问题上晃荡了，甚至相信了他们，以后要改回来。主席不是没有左右顷错误，但他本人都能最迅速最及时的做出调整，非此我们就不能解释主席为什么可以引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原因。新中国的历史我们也要做重新的思考，骗子们骂的越多的，越要做重新思考。比如合作化，合作化运动是不是增加了产量。增加了产量，就不能说它左。人民公社除过了初期几个“风”和因为少种多购造成的几年困难，如果它增加了农业的产量(人民公社的粮食增产速度不管是总产还是单产都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改开比不上)，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最大的支持了全国的工业化，它就也是成功的，也不能叫左。社会主义建设中，看某些措施是左是右，总要看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没有。你综合衡量，不能说人民公社左。从工业讲，十五年赶超英国、三五计划从65到80年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都是如期完成的。所以，左派不要轻易否定自己的成绩，公有制的成绩是伟大的。也没有任何乌托邦，都是按计划完成。反而是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不了了之，但那与左派与公有制就没有关系了。至于小康现在也变成烂尾工程，现在还深陷经济危机，那是私有制的功劳。

　　还反左，呵呵，要反右了!哪有左可反。尤其老辛这种人，他们想领导全国?自己裤头都没有了，还不把人民领沟里。慈禧反左，蒋介石反左，辛们不过是没带枪的慈禧蒋介石。

四、宪政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政体

　　102、蔡霞此文(《宪政无关乎主义》)，内容对错不说，只看他干的这些活儿，这是一个党校的老师应该干的活吗!由此，就应该知道都是些什么人站在共产党中央党校的讲台上了。请维持派的朋友注意!

　　103、中国需要不需要宪政，需要。但叫社会主义的宪政。实现也很简单，就是承认毛派的存在，恢复毛派的政治地位，共产党实行两派制。

　　这样中国的宪政就可以立即实现。

　　由此，一切支持社会主义的派别，都可以参加这个宪政。

　　反共的派别就另当别论了哈。

　　104、承认共产党从文革就已经形成的两派，实行两派制，就立即可以实现宪政、实现互相监督制约，既不会左的过头，也不会右的过头。并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提升。

　　宪政民主派的先生们支持这个方案不?别是叶公好龙啊。

　　105、呵呵，支持就好。共产党的两派制，对国体伤筋动骨最少，对共产主义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是苦了资产阶级借助宪政民主这个阶级斗争工具复辟的诉求。这对你可能不太有利啊。

　　106、已经不能再相信你们了!哪次私有化改革的出台不是你们出来喊喊共产主义口号给他们打掩护?不管心境如何，但你们的实际作用也就是这样了。你们实际已经成了私有化的帮凶和共产主义的叛徒。你们甚至还赶不上张维迎茅于轼任志强他们，如果全国都是张维迎任志强，中国人民可以一夜觉醒。但正是因为你们这些实际的骗子(你们可能会觉得冤!)，人民才不得不要有很长的路要走。

　　107、文革前期，党内左派试图清除党内的右派，但实践证明清除不了也消灭不了，文革后期，实际是不得不承认它，保留它的政治地位。

　　改革初期，党内右派试图清除甚至消灭党内左派，但从到现在为止的实践看，左右自然分化，清除不了，也消灭不了。

　　现在体制内原本清一色的右翼共产党，除了分化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左翼，多数恐怕已经向资产阶级投降了，仅存的几个真正共产党右翼(如果还有的话，我们现在只能假设还有)恐怕也已经沦落到要重新依靠早已经被轰出“革命”队伍的左翼对抗资产阶级进攻的地步。

　　所以，改革到了今天，是不是也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恢复共产党左翼政治地位的时候。否则，体制内的共产党右翼在资产阶级的进攻面前恐怕已经不仅仅是独木难支的问题了。

　　这也就是说，一方面现实需要共产党的左右合流。另一方面，经过了文革和改革，或是左派掌权，或是右派掌权，经过两个时期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之后，是不是现在也已经到了可以结束共产党政治上不太成熟的时期，进入一个更成熟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3.0的新的历史时期，承认共产党的左右两派共存的局面，和实行共产党的左右两派制。

　　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现实的力量基础。

　　两派共存的前提，都是共产主义党的两派，只是施政上有左一点或者右一点的区别。把施政权，交给两派竞争，总有一个主政，一个参政辅政，互相监督制约牵制，使各自都不走向极端。其它，军队，司法，统统对共产主义最高领袖会议(马列毛主义理论专家会议组织，兼制宪委员会)负责。最高领袖会议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对包括施政在内的一切重大事务具有最终否决权决策权。

　　这样，社会上的左右情绪，总会或多或少的在共产党的左右两派间，得到照顾和表达。社会主义3.0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蒸蒸日上.

　　这样对国体的的变动也最少伤筋动骨。恐怕也是通向未来代价最小的路径。如果实现了，共产主义运动就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么办，共产主义在体制内的右翼高兴吗?永远不存在完全地高兴，但现实的力量对比，在资产阶级的进攻中，他们自己实际上早已经独木难支，如果没有体制内外的左翼，他们恐怕早就垮台了。

　　共产主义的左翼高兴吗?也不存在完全的高兴。但实际搞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个对立面实际是好事，可以使行动更周密稳妥。最主要，无产阶级政权内部的两派制衡，竞争主政，互相监督，在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应该是历史的选项，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走向成熟的表现。主席当年没做成的事，早晚还要继续做。

　　108、现代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的产物

　　孙先生长于分析。但有关键前提性错误，有的结论也有牵强。比如以前就给你指出过，商品交换的前提是所有权，而非私有制。任何的所有制形式，在它的对外交往中都是表现为一种占有权的，即表现为所有权。是这个所有权是商品交换的前提，而非私有制是商品交换的前提。作为一个理论者，当有一定的理论敏感度。

　　再一个，我认为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就理解到对资本主义解释的程度。但对共产主义就缺乏准确的理解。

　　共产主义问题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工业革命是什么?是机器生产对人工劳动的否定。当然这个否定是有个过程的，但这是个一经产生就不会停止的过程。你既然能够明白私有权源于劳动成果的个人占有制，你就应该同样明白，随着机器自动化生产代替人类劳动进程的发展的发展，私人劳动从而私人劳动成果的个人占有制，就也处在逐步的否定当中了。当100个人所需要的所有产品只需要十个八个人劳动就可以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可能因为私有制这些产品还要他们自己占有呢?这就需要新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际就是公共劳动阶段。

　　从公共劳动还是私人劳动讲，包括你说的原始人的石器，即使这个石器是他私人占有的，他劳动成果的占有形式，也不取决于这个石器的占有形式，而是取决于他进一步劳动的形式是私人劳动还是公共劳动，如果是公共劳动，其劳动成果就也还是大家的。

　　从这个地方反推新中国的情况，新中国的公共劳动虽然本身不是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前提上的，但他是建立在世界已经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因而要追赶工业革命的前提上的，所以他和古代的公共劳动就不会产生一样的结果。这是一种发展的自觉，而古代只是一种自发。

　　至于那个时代(新中国)的贫穷，一是本来就穷，一是那个阶段相当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阶段，为了快速工业化要高积累，积累了还多首先是要发展国防工业和生产资料部类工业，生活资料部类即轻工业,必然是后来才可以真正发展起来的(生产资料先行是一般的规律)，所以一段时期勒紧腰带过苦日子是必然的。这和老百姓过日子一样，你们家要买房子，也照样要过几年甚至几十年苦日子。但您儿子抱怨你这个当爹的没搞好全家生活，就是还不懂事没道理。

　　至于官有即私有，私有不如一开始就私有的结论，太武断了。矛盾永远都会有，解决了旧的矛盾，新的矛盾就会出来，而新的矛盾进一步解决了，历史就又一次进步了。

　　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它必然的要催生出全新的人类社会，这个新社会总要或快或慢不断的切割掉它私有制的尾巴，认为私有制千年万代，或试图阻断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

　　109、宪政只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

　　阶级斗争方法是活的，不要堵住自己的路让自己无路可走。

　　110、不能单纯的理解政体形式，而应该把政体形式理解成现实斗争的形式样式。文革结束以后，主席也是承认党内两派共存的。现在也可以。

　　未来一切的政体安排，一定也是基于现实的政治力量基础的。永远不会有什么绝对理想化的政体形式，而只有如何更有利于重新踏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政体形式，我们今天所宣扬的政体形式，应该是我们完成阶级斗争任务的斗争形式。

　　111、文革最重要最积极的遗产，就是主席去世前，在党内初步锻造了一个毛派，把统一的共产党初步分化成左右两派，预设了中国未来的一切变化在坚定的共产主义派别作用下进行的可能。当前共产党能不能重生，共产主义航向能不能摆正，关键在两派的位置能不能归正，毛派能不能恢复当有的政治地位。

　　很多话语都要改写。共产党在以后的话语中不能是自外于人民的组织，它本身就是人民已经组织起来的最高表现。从这个角度讲，共产党的左右两派的存在和消长过程本身就是群众和它的领袖层实现阴升阳降的自然表现。

　　112、立志《南街村访谈纪实》评论：这篇文章记述了南街村公共劳动在分配问题上的实践，是供给制加工资的办法，实际是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结合。

　　以前讲按需分配必须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可以，但实际按需分配必然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产生并生长的。并且从南街村的实践看，也只有按需供给的一定发展才可以最终解决人的私心问题。当然，从公共劳动的劳动力调配来讲，也只有公共劳动平台已经可以基本解决人们的按需供给让人物后顾之忧，公共劳动因老企业的关停并转等问题的劳动力再计划再调度，才会真正顺畅。

　　113、帮助右派回顾历史:

　　老辛这样的人都是历史亲历者，但这些人都是不知道什么叫尊重历史的，选择性的遗忘改编篡改历史，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南街村贷款负债那是南街村的责任吗?那是你邓大爷南海划了一个圈的结果好不好!90年代一个极左一个极右，你的二大爷们就把社会主义改葬送了，还没几天你就忘的一干二净了?

　　南巡后先一个极左，叫什么，叫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实际是放贷大跃进。一时间给已经拨改贷的国有集体企业大量贷款，结果全国到处大上项目大兴土木，全国就是个大工地。结果呢，没出两年，多数项目投资还没完成，国家就紧缩银根一个子儿不放了。全国到处是烂尾楼，到现在很多也还在那里扔着。这你都忘了?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坑下盖楼的也就坑了。但有很多是建厂上项目的!我当时在烟台，当时牟平西关上了一个钢铁厂，一个仿古商城，结果一下就把整个村的流动资金给冻那了。南街村实际也是一个情况。你的资改派二大爷们通过这一个极左，不知道给多少本来92-93年还运转正常的国有集体企业造成空前的运转困难。这与所有制什么关系，就是现在的你们所理想的私有制企业，遇到这种有预谋的算计，都要趴窝倒闭。你以为有几个私有制企业不是负债贷款运营的?

　　接下来的极右是什么?一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紧缩银根，一个就是抓大放小的到处贱卖国企了。

　　你个xx冠，这么大岁数，应该做个厚道的长者才好。你也是亲历者，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当时的历史是怎么回事?!你忘了到处都是的烂尾楼?但你非要有选择的遗忘篡改编纂历史到处造谣。我都不希的搭理你了，你现在除了脸皮厚，还有什么?说重点你就说人家骂你。岂不知你就是个碰瓷儿的无赖泼皮老头，有何值得尊重!

　　南街村上了几个厂，断贷没有被你们折腾完蛋挺过来了，不光南街村很多公有制企业都挺过来了，你们恨之入骨，变着法造谣，你不是说做人底线吗?你的底线在哪儿?

　　114、人类历史的进步都是从打倒贵族特权开始的，古今中外盖莫如此。怎么打倒的呢，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就是王权和民权的一致。秦始皇的皇权和民权一致，中国就进入要打倒大大小小的贵族土皇帝的时代，这个过程到唐宋科举制成熟，就基本完成了。明代中央是内阁制，还形成了初步的世界上比较早的政党政治。英国限制打倒贵族也是王权和民权统一的，日本明治维新完成这个过程也是。所以一切人类政治进步，必然是群众和领袖的统一。没有领袖就没有三省六部科举内阁议会，也不会有革命委员会，而只有黑色的红色的新老贵族。新老贵族反对王权专政，有私货。在古代中国，是想恢复大大小小的封建土皇帝;在英国是恢复贵族;在日本是恢复封建幕府;在现代中国是为了巩固红黑TZ党，他们不已经勾结到一块了吗!

　　115、探讨共产主义党内部左右两派监督制衡稳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个课题当然重要。但和你这样实际行动是在天天反共的人一块探讨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价值。

　　只有马列毛主义的党才真正拥有过政权搞成过现实的社会主义，才可以有你说的这个有意义的前提，你们反对这个主义这个党甚至反这个社会主义，有何探讨的前提?

　　打造共产党两派共存局面的(70年代)，正是你造谣诬蔑反对的毛泽东和他的文革。毛的最大理论和政治遗产，一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方略，一是把共产党升级成两派共存的党，两派能不能尿到一壶里去和怎么样才能尿到一壶里去，那是需要后人进一步展开的。

　　但你们造谣诬蔑反对毛泽东的一切共产主义成绩，还有什么讨论的前提吗?

　　怀疑你们的人!

　　116、“党要有严明的政治纪律”，但它的前提也要是一个统一的而非分裂的共产党。共产党一部分支持搞私有化和资本主义的成员，如果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和公有制，那就不要赖在党内，还非把持共产党，非要共产主义的党听私产党的话行私有化的大政方针。你们搞私有化的时候，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各级党员和全国人民商量过?如果党已经分裂，就承认分裂。你们赖在里边也行，但把不愿私有化大政方针的党员开了，也要允许成立真正代表共产党的新党。共产主义事业也不是共产党一党的事业，他早已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如果你们自己对共产主义失去了信心，也要允许人民群众成立自己共产主义的党派团体。否则，如果共产党不开分店独此一家，那就要承认共产党左右两派分裂并存的局面，允许对立面存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私有化的一方代表共产党，赞成公有制的一方倒是代表不了共产党，岂有此理!

　　117、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统一舆论，而是统一共产党。文革后期共产党分化成两派，有主席在，两派勉强能尿到一壶里去。主席一死，就彻底互不相容了。今天的中央如果能让两派重新往一壶里尿，那是你们的本事和党国之幸。否则如果没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左派，你们自己看这个党还有未来吗?右转一道走到黑早晚天下大乱，不如给党和国家留个未来。

　　118、老田这篇文章(《于光远PK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生存的政治和文化条件问题》)与其说是阐述了资本主义存在的政治和文化条件，倒不如说是阐述了人民群众的组织化与否，对资本主义存续和对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问题。文章实际上是阐述了新中国通过镇反、反对封建会道门、反对封建把头剥削，三反五反等运动，使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从而使资产阶级逐渐失去了社会生产的领导作用。从这个角度，实际是用历史事实雄辩的论证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这篇文章证明了，人民群众的组织化作为社会主义产生条件的历史必然性。

　　这篇文章通过梳理随着人民群众的组织化，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渐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同时为未来共产主义党领导群众的组织化提供了参考。

　　119....

五、共产主义

　　120、对于群众的组织起来，作为资本主义终结和社会主义产生存在的条件，要做一个全新的认识。

　　121、看来我们看别人文章的习惯还是有不同。

　　我这个人看别人文章首先关注的是别人文章的可取之处，转帖文章就更是如此，如果没有转帖收藏价值，我是不会转帖收藏的。

　　至于对别人有没有缺点，我一般求其次的。当然，也分两种情况。首先，人没有不存在缺点，对理论水平和自己不相上下的或低于自己的，他们的缺点有的可以讨论，有的就不必要讨论。而理论水平真正高于自己的，我一般是不会轻易否定他们观点的。这和下棋一样，即使棋高一招，都可以看到你所看不到的东西，何况理论水平的高低区别又往往并非一招两招的区别，它涵盖理解能力、掌握材料的意愿和能力、创造力等诸多方面的区别。所以，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群众、理论能力的高或是低，其间的区别，就是所看到的东西的不同，前者往往能够看到后者所看不到的东西。

　　而寒春老前辈的理论水平，就绝对是在我之上。她年轻的时候是美国科学家，参加中国革命30余年，她既经历过美国的先进，又经历过中国的落后，但她说在中国三十年的革命中尝到了人类未来生活的样子。它是美丽的。你说的毛泽东时代的问题，她知道不知道?我认为她作为亲身经历者，一定也有考量。但她还是这么说。如此，我就只能相信，她通过她的经历，在中国的革命中看到了普通中国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她通过她亲身的经历，或许也看到了我这个水平的人所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资格给她提出问题，面对这样的前辈我确实也提不出来。

　　当然，我倒是很想听听你们作为亲身经历者对那个时代的理论和实践的意见。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改革也是一样，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毛泽东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他看到了哪些我们这些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哪些是他做的不够好，需要后人吸取的?后人对他的批评哪些是真的，哪些是造谣?都想听听你们这些亲历者的意见。

　　122、这篇文章(寒春《社会主义实现妇女解放不是空想》)我看重的有几点。

　　一是，在探讨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真正解放妇女的同时，其中所涉猎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积累(相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积累)，在城市在农村所曾经有过的巨大的社会公共保障作用。我们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这个公共劳动所曾经造成的社会公共保障作为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成绩，是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必需承认和认可的。

　　其中还谈到城镇无单位妇女最终被组织在街道，从事服务社区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这也让人产生很多联想。就业或许纯粹只是个资本主义命题，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共劳动中，就业问题实际只是个公共劳动分配和人从劳动中的解放问题。

　　寒春还谈到计划生育问题。

　　寒春用简易平实的语言清晰阐述了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形式。

　　123、如果说毛最大的错误是选邓，那么首先选刘就已经是问题。实际刘就不是一个善于从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实践中发现新生事物的人，其调查研究也多是流于形式，没有毛泽东把关根本不行。邓的指挥全国就更是指挥大别山的水平，失败的很，大跃进乱(毛泽东钦点的副帅)，改开也还是乱。

　　但我的感觉毛的最大问题不是在这里。

　　我认为毛的最大遗憾，一，是政体上没有实现保证马列毛主义可以实现其领导权的变革。二，如果一实现不了，他进一步的缺点是不能像刘邦朱元璋邓小平一样，通过各种手段把实力派老人们给咔嚓掉(这是秋石客的观点)，从而为新生代领袖们清除路障。这点上邓确实比毛做的好。只是邓三次上来的组织基础是反毛的，代表了与毛不同的路线而已。

　　145、资产阶级右派要宪政，共产党就给他个宪政，但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派别制的宪政。这样对现有国体触动最小，既不违反现有宪法，又不违背党的领导，还实现了党内制约改善了党的领导——王H宁不是说要党内民主吗，这就是。这就防止了共产党亡党亡国的危机，党和国家从此走上善政正途。

　　左派天天喊革命，喊要复兴社会主义，但天天骂大街不行，你要有明确的方案，你要切入主题。左派有了政改方案就是要直取主题。人家右派提宪政民主，你批人家干磨!你支持才对!现在就是不要人民参与的独裁嘛!你反对人家，这叫不会斗争，懂吗!政改有什么错?不政改，只有官僚的机会，还有你社会主义的机会?!讨论政改问题还是人家王H宁同志亦或有人借助王H宁同志的文章提出来了，你没政治责任吧!那不正是你提你政改方案的机会?!你不提，你给这帮死官僚守灵啊!所以，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共(反共都要看是反的哪个共)，只要不是汉奸，如果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不但不是人民的敌人，还是人民的一个部分。

　　很多左翼纠结于宪政民主这个词，但你们查查，从宪章运动到普选权的争取，现代的宪政发展，哪个不是无产阶级或者说共产党(它的前身第二国际、社民党)领导革命争取来的?民主宪政从来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革以后，现在更应该可以是共产主义国家内、共产党党内，路线斗争的工具。就历史来讲，把宪政和民主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我们是资产阶级的祖师爷。

　　有人不是相信党内的健康力量吗?机会来了。和那些老头们讲明白共产党内部派别制对改善党的领导的意义，让他们和大佬们去说，看看他们还有没有用处!

　　149.文革本来没有失败的必然性，探讨文革失败的原因，我认为根本的还在主席。主席的继续革命，一是要群众继续革命，当好主人，一是要共产党的老革命继续革命，兑现和人民共产的承诺。前者一百个正确，后者实践看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等主席一死，他们就立即把国家主人打回原型，再也不提和群众共产的事了。现在看不管是国家的财产，还是dzj的权力，都统统已成他们子女的私产。所以总结文革失败的教训，主席的这个教训是一定要看到的。什么把老干部烤一烤，斗、批、改，70年代后就陆续解放了他们，实际是文革失败的一大教训。

　　其实邓小平是深知主席文革失败之所在的。政治体制改革，不管是军队地方，提拔重用年轻干部，老人们都退休彻底离开历史舞台，省得到处伸手指手画脚。

　　主席如果有邓小平这两下子，文革哪可能失败!甚至连文革的斗争方式都可能完全不一样， 历史或许都要完全重写!

　　我这么说，很多同志可能不能接受。但如果左派重新掌权，大家认为会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难道还会是文革一样老的斗争形式吗?一定不会。文革的目的，是在共产的路线下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防止共产和群众当家做主这两个问题的任何一点的异化。从这点总结，文革对待大小老革命确实有过分的地方，而反过来对他们又寄以过高的期望(对刘少奇不报希望，对小刘少奇们为什么要寄那么高的希望呢?刘少奇，方法不对，改也难.小刘少奇们不也是同样的道理吗)。

　　所以，如果仔细分析，无产阶级重新上路是一定的，但文革旧的形式再来可能真的没有必要。

　　150.唯物主义

　　精神和物质孰先孰后的命题本不是马克思的命题。这个问题可能还要争论很长时间。

　　把精神看做一种物质存在，就像在观念上取消精神和物质的对立一样没有可能。因为主体和客体的对立，是取消不了的。即使你进入佛道的修证体系，也依然是主体在修证，主客体的消融也只是观念中的禅定中的一瞬。

　　自从有了生命，主体对客体的自由，就是生命实践活动的中心，当然也是人类活动的中心。这里唯物还是唯心，其实只关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方法，是从客体事物与世界的现实联系出发认识它，还是从自己的臆断认识它。只有从客体与世界的实际联系认识它，才是正确的认识，主体才可以在实践中取得对客体真正的自由。这就是唯物主义。

　　151.李老师能出此言，说明你还没明白三权分置的厉害所在。他们的算盘打的是经营权的确权。只要经营权确了，所有权承包区就都是屁了。这样就可以摧毁农业仅有的社会主义残余。这就是上层的算盘!哪来评价高的问题!人家挖了个坑，你们就被绕进去了!

　　摧毁仅有的社会主义残余，是有违于中国新兴资本的根本利益的。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一旦不再是农房农地承担，而是资本承担，中国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就会迅速上涨，中国的工业制造成本就会大幅提高，对外加工工业资本就要外逃，工业化就要停滞去势。土地不是公有了(经营权说了算，就等于没有了公有)，中国的土地价格就要飞升，国家的基本建设就会因成本过高而停滞。

　　所以，要坚决反对上层这次祸国殃民的私有化运动。谁有权力就弹劾他们，把他们撵下台。这帮家伙是些连几千年的官营盐业都敢出卖取悦裙带资产阶级和只会买房子置地的封建余孽。在这个问题上工农和新兴资产阶级完全可以结成联盟，最起码可以制造共同的声势。

　　152.中国从9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以来所走的这条外向型经济路线，完全是条以走出经济危机为目的的危机时期特殊经济路线，根本就不能作为经济的常态对待。转型是早晚的。近几年来世界市场疲软，中国经济下滑，实际是重新回归危机而已。有些人把经济危机说成什么新常态，简直是胡说八道。只有走出危机，实现了经济真正的正常状态，才可以叫常态。否则危机时期怎么可以叫常态呢。这次特朗普上台，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必然要大大的抬头。中国外向型的经济必然的要陷入更深的危机。这条外向型对外转移危机的经济路线，显然是走到尽头了。最起码中国人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这篇文章(《共产主义早期的货币金融和价值生产》)的意义，实际就在于此。

　　首先，它准确的解答了中国这些年之所以取得对外经济成就的优势到底在哪里。是社会主义残余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价值价格和土地价格几近于零。而这个优势在以后，不管是出于管控国内经济服务国内经济的目的，还是出于同国际金融资本竞争、斗争的目的，都是要继续保持的。而要保持，就要坚决地反对现在中央层正在推行的这条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残余体制的私有化路线。这条路线实际上既有驳与工农的利益，又有驳于中国新兴资本保持其劳动力价值土地价值优势的利益，是极其愚蠢的。对外向型经济路线本身都是自掘坟墓。可以说，当前的经济管家们，既蠢且笨。

　　然后，它还重点指出了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具体方向和主要的经济管理办法。即农业农村就是工业的中国经济管理基本原则、积极剪刀差这个经济管理工具，及它们在中国运用的大体历史过程和基本经验。

　　153.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宗教宗派的区别，主要归结到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争论，是不懂马列哈。

　　其实马克思主义和各大宗教的区别，主要在于如何有效的改造世界，为人类某幸福，是这种路径上的区别。所有宗教只是把幸福寄托来世往界，而马克思主义则要立在当世当界。佛陀他老人家古今真智者也，他看到世间太多的苦，要渡大家离苦得乐，但当他仅是把人类幸福寄托来世往界的时候，以他的智慧甚至不能让他自己的印度子孙们继承他的衣钵，如果没有中国这个还好争争的民族，佛祖在历史上也不过是个叫释迦摩尼的老头而已，书都不一定留下几本儿，谁还记他是佛祖不佛祖!

　　你反毛，但毛泽东的传统文化功底绝对不在你之下吧。毛泽东为什么取马列主义而不取儒释道?我告诉你原因。因为他知道儒释道组织不起改造中国和中国穷人命运的物质力量。没有组织群众改造世界的力量，你佛陀孔夫子王莽曾国藩纪由春的想法再好，听说是真理，但顶个屁用!愿望而已，精神鸦片，至多留两本儿书，没有用!你看印度，种姓制度，佛祖能让他绝种吗!所以，当蔡和森提出只有走苏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才可以组织群众的时候，毛泽东才抓住了这个东西。而等马列一到，在西藏佛祖解决不了的奴隶制，就真的绝种了。

　　你说毛泽东不好，你反毛。没用。毛泽东已经重新组织了一个新中国，结束了国家近代以来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状态。至于能不能十亿神州尽舜尧，现在就不是他的事了。反正你今天可以自由自在的反反毛哈，不用反军阀反日了，是不是!

　　个人受了点苦，按佛教讲，是你自己上辈子这辈子作的孽那个因结的果，是你自己的因果，不要错上加错，与主席无关哈

　　156.是啊，哲学有什么用呢?即使猜测出世界本源问题又有什么用呢!不过是又多了几个愚痴。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哲学最终不过是解释人类的历史实践，并根据这个有知把过去人类运动的盲动状态改变成有知指导下的一种自觉状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运动的实质。

　　106

　　160.张。。老师的战略直觉度是很高的。是的，美国人民在世界金融资本的心脏地带成功的造了一次这个心脏地带的反。这确实是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深深地震撼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都应该支持美国人民，希望这只是个开始，希望金融资本从此开始衰落下去。但这要打个问号。

　　首先世界资本的力量已经东移。它现在就在中国。金融资本在美国的衰落是必然的。但这个衰落只能说是金融资本在美国的衰落，但它在东方却在崛起。一个老帝国相对衰落，一个新帝国却正在崛起。

　　所以，我总是感觉张老师的很多战略意见，总是给人怪怪的感觉。

　　如果无视现在上层的破僵尸企业、确三权的土地政策这些继续瓦解瓜分原有社会主义残余的政策，无视这些政策背后坚决的反共本质，您为他们提的很多很马列主义的政策建议，我就只能感觉是为中国的新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确实都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有的是故意的，有的则是无意。

　　希望张老师对此做个分清。

　　161.在主体对客体自由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外部联系，决定主体的内部联系。外部联系变化发展了，内部联系就也要变化发展。总之，是内部联系能动的反应外部联系，内部联系随外部联系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人与人社会关系相对人与自然关系如此。人对自己生命的自由，也是如此。外部联系切断、主客体的对立消除，内部联系即升华。所谓跳出三界超然物外的修炼过程(禅定)，即内部联系的升华过程。总之，不管是人作为主体对自然客体的自由过程，还是对自己肉体生命的自由过程，都要从外部联系的改变开始。

　　162.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在基本的路径问题确定之后，在群众的实践中找寻解决各个阶段具体问题的办法的方法。反对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倡导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是其具体的运用。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这里，人民的力量、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力量由无到有由弱到强，一步步发展壮大。

　　邓没有确定不已的路径(什么是社会主义还没搞明白、晕着呢!)，他的实事求是已经不再是如上的方法，而是困难和借口的代名词。如果按他的实事求是，共产党当初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实事)，趁早散伙拉倒(求是)，一群穷棒子还打什么江山!他的实事求是，就是共产党根本没有条件干过蒋介石和日本人，还是跑吧.这就是邓小平的实事求是。邓小平也不相信本本，他只相信自己手里的客观条件和实力。这个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死后，就是认定中国根本没有搞社会主义的资格，穷吱吱搞个屁社会主义!不管黑猫白猫，能弄顿饱饭就得。结果这种实事求是，无一例外最终都把原来既定的路径给干掉了。这就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起码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这就是邓。

　　邓的实事求是和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根本的区别在这里。

　　164、已经看过《xxx的事业》，现就两点给H教授提点意见。

　　一、进入两千年以来，中国经济本身也已经产生出了自己的虚拟资本，中国自身的富余资本为了自身的积累，也已经进入对外扩张的阶段。所以中国和美国的矛盾，已经并不再简单的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虚拟资本之间的矛盾，主要的已经是新金融资本与老金融资本的矛盾，趋向是新帝国和老帝国的矛盾。如此您对中美矛盾的分析，树立中国产业资本反抗美国金融资本剥削的正义性,客观却起着掩盖中国金融资本对外扩张趋向的作用，就似是为中国资本的新帝国主义走向服务的了。实际上，资本的矛盾，不管是金融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矛盾，还是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矛盾，总归还是资本内部的矛盾。

　　为资本扩张服务的民族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不管是为老帝国服务，还是为新帝国服务。

　　中国现在要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挤破”，也不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挤破”(如果是社会主义，它就绝不会是不为自身需要的生产)，而依然是中国在资本主义路线下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挤破”，当然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被“挤破”时，不管是世界的资本主义还是中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就都要混不下去了，为了继续混下去新的世界战争就要出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特征就会重新显现。

　　从这点讲，当前已严重资本主义化的中国，是不可能如您所愿能带领世界走出危机的。它只能加速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的到来，只有危机才能革命，只有革命产生全新的社会，危机才可以解决。

　　我刚刚看过了温铁军的《八次危机》，放下它的缺点不谈，温铁军这部著作算是中国30年来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了，可以说温教授是分析中国政治经济趋势的高手，但他依然是要为中国的新帝国主义走向服务。但是，全体中国人民真的要上资本新贵们的贼船，为中国资本新贵们的利益扩张，而甘当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吗(不管是哪种形式的帝国主义战争)!

　　中国今后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已经内涵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一定阶段上，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将上升到中国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方面。而严重的是中国的新帝国主义分子，往往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

　　所以，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不断检讨：我们是要通过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看来很多事要重新搞)通过扩大社会主义的阵地来挤破资本体系(斯大林)，促进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还是如当前这样通过自身的资本化挤破?是为共产主义服务，还是为中国的新帝国主义走向服务?

　　二、我对先生假借马克思来否定恩格斯，实质是拿资本论第三卷否定资本论的第一卷，也不以为然，认为先生走偏了。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给人印象，社会主义好像不需要自己的经济基础，只要做掉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的实体经济基础上就可以建立社会主义了。或说中国现在这个样子，资产阶级为了自己挣钱拼命把中国天量的劳动剩余往外输出(自己的金融资本还在急于在世界上寻找出路)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了。

　　只是，这好像并不像是马克思本人的事业。

　　一个学者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没有回声是令人失望的。有了回声，但不一定悦耳，又是必须承受的。希望不同的声音，能深化H教授的思考。

　　2017.03.05

小资产阶级问题

　　中国当前还处在小资产阶级情绪上升的时期（本文是2015年的文章，从那以来已经七八年了，今天大众的小资产阶级情绪应该收敛多了），以后相当阶段小资产阶级也还要占有相当的比例。一般小资产阶级不知道自己是谁，这篇文章就是给他们的。

　　1.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是一个阶级?

　　答：他们不是一个阶级。

　　小资产阶级一厢情愿的认为，自己就是资产阶级。

　　在事业上升的阶段，这个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比资产阶级还资产阶级，他们个个都是追星族，他们的偶像是李嘉诚、比尔盖茨，是马云。但你也到香港搞搞房地产看看，李嘉诚不踩死你才怪!呵呵，好像现在李嘉诚跑了!不要紧，没了李嘉诚，还有张嘉诚、刘嘉诚。

　　所以，这个小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也就必然的看不起工人，更看不起社会主义那个东东，认为那个东西不实际——空!

　　这个阶级只有在频临破产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谁。

　　2.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答：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羊毛和被剪羊毛的关系，是被剥夺和剥夺的关系。

　　对股票内行的人可以讲讲，庄家们是怎么样一遍又一遍的剪小资产阶级的羊毛的。

　　呵呵，活该剪!谁让给你老想学庄家制造的明星们发财呢!不剪你的羊毛，资产阶级发谁的财去!

　　股市只是个特例，实际资产阶级在各行各业时时处处的一茬茬地剪着小资产阶级的羊毛，小资产阶级也痛并快乐的被剪。直到剪无可剪，羊排也一块贴上。

　　马克思在讲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几乎没有讲一句资产阶级怎么样剥削无产阶级的，而是从头到尾的讲着资产阶级怎么样残酷无情地剥夺小资产阶级(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羊吃人)。实际资产阶级的原始积累的形式要丰富的多，在中国就包括化公为私的运动，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盯着农村曾经甚至现在也还在对单干赞歌不断的那点土地了。等农村那点土地也改没了，等完全进了城了，看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们还牛气个屁。

　　所以，资本的原始积累，很大的一部分是靠剥夺小资产阶级完成的。

　　至于越来越发达的机器生产，在工厂内不断的大面积的对工人排挤(东莞不是机器人了吗)，在工厂外靠其廉价商品不断的大面积的对手工业小资产阶级排挤，这更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着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必然的趋势。那时候，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才会逐渐消退，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会重新开始抬头。

　　3.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什么?

　　答：很简单，就是在剥无可剥剪无可剪的时候，一茬茬一茬茬的被抛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不是在人才市场人力市场上待价而沽，就是靠社会的救济过活。

　　以前经常看到一些‘国士’编纂的西方传说段子，说中国的老太太到欧洲的公园，发现总有特定的地方地上仍很多硬币，去捡，被子女阻止，说那是人们专门救济穷人用的;说美国人喝咖啡，都要专门买一单挂墙上给买不起咖啡的人留着;甚至近些年国外都传进来很多慈善机构，比如狮子会什么的(呵呵，这是某公子请进来的吧，赚足资本的人都会玩儿慈善!)。我以前就曾经感叹过，怎么我们中国人就没有欧美人思想素质这么高呢!

　　现在终于明白了：是他们欧美人有那个现实需要，他们一旦穷了那叫赤贫，反道我们中国人暂时倒是还没有那个需要。我们没有那样的“道德标准”，不是我们的耻辱。

　　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分拆当中，在农村分拆出无数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新生工人阶级的真正的老根儿（多是进城农民），这些小资产阶级是实实在在的有生产资料的。这些小资产阶级再穷困，也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穷困到没有饭吃要靠别人救济的地步。而中国正在形成中的的新工人阶级，它的大部分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小资产阶级的这个根，所以即使它劳动条件再差，即使国家的经济环境再差，即使经济危机产生，他们也还有个社会主义在农村给他们留的生命灵魂家园可以回归。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几近于零(基础费用农业农村承担着呢!)，这是所谓中国模式不怕经济危机中国商品亨通世界的根本的原因。西方有这个东西吗?没有，所以西方国家国内国外经济环境一旦恶化，留下的就是大部分人口的赤贫化了。

　　中国城市的社会主义分拆，最差死，也给城市居民留下了实实在在的住房。中国是世界上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国家了。这或许也是有些人在中国找不到无产阶级的一条原因吧，从这条来讲，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也确实比西方的无产阶级要幸运的多。

　　当然住房是生活资料了，不能当饭吃，有产无产是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分拆没有了生产资料以后，下岗工人们，就实实在在的已经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了。90年代下岗工人的苦，其中滋味只有重新做了无产阶级的下岗工人自己知道。

　　这么说来，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工人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优势。但别急，已经形成政治经济气候的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开始向着小资产阶级和新工人阶级即使乱世也可安身立命的那个的共同的那个老根——实际是农村土地依然不够彻底的社会主义分拆，派出挖掘机了，已经开始向着国家仅剩的一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这是中国人还可以维持低成本生活的老根儿，派出挖掘机了，一旦此一轮剥夺完成，中国的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所有新工人阶级将进一步完成它的无产阶级化，中国人民的生活成本将大踏步提高，那时候我们在西方看到的那种赤贫现象,在中国就会大面积地出现，整个中国社会就会日益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当然，那时工人劳动力的价格也就要急剧上升了，经济危机也就不再会是什么软着陆，是硬生生的着陆，所谓中国模式也就要灰飞烟灭的了。全世界就一个模式，资本主义的模式。

　　还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属于被越来越进步的机器生产排挤出工厂的工人，或者是被资本主义复辟抛出社会主义体系的工人，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自谋生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做一些小生意。

　　这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总之，不管哪种来源的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他们是没有单独的前途的。他们只有和无产阶级组成坚强的同盟军，阻止已经形成气候的资产阶级以各种名义对依然还保留着社会主义名义的公共财产(包括农地)最后的掠夺，才可以保留他们现有的成果，才可以有他们的前途。这个同盟军还要为争取更高的社会权力(历史上的社民党)和建立更高层次的全新的社会(共产党)而共同奋斗!

　　明白了这些如果还要有人嘲笑社会主义，那就要请闭嘴了!

　　小资产阶级的梦想最终不过是有房子住、有饭吃、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能做到这些就已经不错了。当今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完全凭个人奋斗，能切实实现这一目标者，十不足一。

　　而区区这么个目标，社会主义的工人在几十年以前，就已经人人做到了。

　　中产阶级，这个词，是骗人的概念，千万别被人忽悠上那个当。

　　中产阶级以居民的收入情况作为判断依据，掩盖了背后隐藏的丰富的阶级内容。

　　如果按照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中国最稳定的中产阶级绝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在社会主义公有企事业单位上班的工人或普通劳动者，这些人在中国今天的生产力条件下都完全可以有车有房了。但迷信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忘记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公有一旦变成私有，中产终要成空。

　　西方国家那些靠航母和白条美元白条欧元，在国际上抢点骗点维持着快意生活的的所谓中产阶级，更不要沾沾自喜，来路不正，那玩意儿早晚是要崩盘的。

　　人人有股权，更是骗人的鬼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人有股权，股权就不值钱了，就像中国人人涨工资，涨的工资也就不值钱了一个样。

　　即使有点股权，也挡不住资本剥夺积累的步伐，那不过是说权力可以更自由的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羊毛可以剪的更加理直气壮了。所以都是片儿汤。

　　总之，在资本一切通吃的时代，不要心存任何资本不会通吃的幻想。

　　要想争取美好的未来，就要破除资产阶级幻梦，和无产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团结起来共同和资产阶级斗。

　　2015.06.08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批判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二十世纪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两个方面的缺点。一是，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论特质，丢掉了主体论的特质，二十世纪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看就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后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的时代特点不相适应的，不但不相适应，它实际最终还拖了时代的后腿，成为了修正主义以马列主义名义借以瓦解群众的联合主体成功实现复辟的工具。一是，列宁在辩证法问题上翻拍黑格尔得来的脱离事物与世界的矛盾关系性存在看待事物及其质变运动的那种方法，即既不把事物看做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其发展也与世界进程的继续发展无关，即使没有了与世界的矛盾关系没有了自己的存在条件和存在条件的变化，事物依然可以自己存在自己运动的那种所谓的事物自相矛盾运动论。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一直在人与自然联系的理解上缺乏深入，换个说法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最严重的缺陷是其政治经济学尚缺乏对使用价值效用更新和自觉的工业革命方面的必要的理解，还无从作为共产主义时代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社会关系自觉组织工作的理论指南，而在共产主义实践中缺乏自觉地使用价值效用更新又使群众的实际生活获得和实际生活感受长期低于西方群众从而使共产主义在群众中逐渐失去吸引力——这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挫折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因，要承认这个原因，如果说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应该及时的补充上相关的这些内容但却一直毫无作为，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依然是二十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做派固步自封死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效用无关的信条，如果如此，那么在列宁这里，就大体可以找到它的总根源，它总的方法论基础了，即脱离与世界的矛盾和矛盾运动关系孤立地看待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那种方法。既然不依赖于与世界的矛盾性存在关系事物都可以自己存在自己运动，那么在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只关注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就行了，事物与世界的矛盾就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可有可无可不与深究。这大体就是受列宁影响的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论的基础。

　　过去主体论问题说的比较多，所以文中不做详解，而围绕事物与世界矛盾性关系存在的辩证法问题则还要多填些笔墨。

　　马克思对两个问题实际是都已经解决了的。之所以会出现后来的问题，主要应该是马克思缺乏一些必要的概括总结，马克思早期的一些作品发表的也比较晚，后人的理解也不到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论

　　对马克思本人哲学观点的理解，基础的应该依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总起来看，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经过《1844手稿》，到《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基本完成了从对神本思辨哲学的批判到主体论实践新唯物主义哲学的整体构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则是更晚提出的）。如果说，马克思在主体论上还有什么缺点，那就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叙述，虽然暗含坚定的主体论意绪，但在表达上也还是很有些晦涩（或说有欠火候），缺乏必要的总结概括，甚至需要读者自己前后左右地互相联系，除了几部重要作品发表的晚，这应该是后人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主体论特质缺乏理解甚至多有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马克思要建立的关于人的科学，今天看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科学，但也必须前后联系着才可以得出结论。再加上马克思后来的精力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主体论问题逐渐退出视野，致使前期的主体论（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逐渐淹没于后期随政治经济学研究而渐显的本体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代表）当中。

　　所以，对马克思的准确理解，就还需要后人自己来综合它的《提纲》和《序言》、主体论和本体论。

　　而这本身也就反证了马克思当时这样一种思想状况：即马克思实际对主体论还缺乏其最终的理论自觉。而大家知道，自觉的主体论，和尚不够自觉的主体论，其最终的效果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马克思这个状态，或许是由于对黑格尔过强唯心主义主体性意绪的一个矫枉过正，但却也已经解决了唯物主义主体论的主要基本问题。

　　这实际和他在辩证法上的问题是一样的。他实际也已经解决了他辩证法的几乎所有的基本问题，但却也没有达到最终的理论自觉，缺乏必要的总结抽象和概括。所以给后人在此一问题上的误入歧途留下了后门。

　　首先，马克思的哲学是在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家族的颠覆性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从踏入哲学和社会批判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个也是一直在批判的就是黑格尔系那种在玄想中把事物、观念拟人化主体化从而自然目的论化的与世界的外部联系无关的事物、观念自相矛盾运动的玄想思辨哲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意识的生产》中说自己的历史观，是从现实的个人的直接物质生活出发解释整个社会历史，而“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44页”

　　这实际是在说，黑格尔系的思辨哲学无一不是抛开了人现实的生活矛盾、抛开了人与自然界的这个外部联系，看待历史运动的。而脱离了人、事物与世界现实联系的历史运动，也只能是哲学家玄想中事物的自己的运动。它与事物真实的历史运动无关。

　　马克思说“黑格尔善于用巧妙的诡辩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像从一实物推向另一实物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想象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神圣家族·思维结构的秘密）。比如，黑格尔在有论中，从玄想的纯有（即纯无）到限有的玄想的发展，就被玄想成了纯有本身的一个自相矛盾的主体自为过程。在这里，事物是玄想中的事物，它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的世界联系，它只能继续玄想的自己运动，而与它与周围世界的真实存在无关。因为，它本来就不依赖于真实的世界矛盾而存在。

　　马克思说“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具自己论证自己的自动机器......历史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个性，即形而上学的主体...”（神圣家族·绝对批判的第一次讨伐）。

　　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眼里，黑格尔系都是些唯心主义主体论者，他们把非人的东西拟人化，其所言的运动，无论是真理、绝对的精神、绝对的批判，还是观念玄想中的事物，都好像自己有了人的生命一样，都不需要任何现实的世界联系就可以自相矛盾自相异化的运动发展。

　　马克思曾经在《神圣家族·思辨结构的秘密》中，举思辨哲学家“把他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是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运动”的例子，以揭露思辨哲学的把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谈到思辨哲学是统治阶级的哲学的时候，马克思又一次拆穿这种把戏：

　　他们先是把统治者的思想和作为统治者的个人分割开来，从而完成统治思想与其所由以产生的现实经济社会矛盾的切割、确立思想的统治。然后寻找历史上各个统治思想之间的继承关联性，此即概念的自我规定。再然后，把思想打扮成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完成自我异化自我回复自己运动的把戏（55页）。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一系，不管是臆造与人的实际生活无关的思想观念的历史，还是臆造与人这个真正的主体无关的把思想观念主体化拟人化的所谓的自己的运动，都是捏造，都是不可以当真的。

　　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者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马克思说：“人始终是主体。”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人才是自己一切历史活动的主体。只有有生命的人，才可以具有真正的主体性和目的性，才可以真的自己运动。而一旦承认了人本身历史活动的主体性目的性，就不可能再有与世界实际联系无关的什么纯纯的自我运动了。马克思说人是主体性的存在，马克思又说人是对象性的关系性的存在，马克思说人是主体性的存在就等于说人是与客体世界对象性关系性的存在。没有客体对象性的存在，就无所谓人为我主体性的存在。所以，主体所有的自为自己运动，都是围绕主客体矛盾的运动，人所有的自为的运动，都是人它为的运动，它从来不是什么纯纯的自己的运动。人类的意识、交往、分工、政法上层建筑，肉体发展历史、社会组织发展史——作为人的内部联系的自组织活动及其历史，都要从人与自然世界主客体联系的历史解释。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人类精神领域的活动和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时，是这么说的。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而这明确就是人与自然的主客体联系。马克思开宗明义就提出人与自然的主客体联系。并且这种主客体联系还是随人的主体条件和自然的客体条件而不断变化的。开宗明义，主客体的联系、主客体矛盾的对立同一，主体条件客体条件，都提到了。为了生存这个前提，人类任何历史第一个要确定的，就是人与自然的主客体联系。任何的对历史叙述和解释，都应该从这个主客体联系及其历史变化出发。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唯物史观的基础前提。但它不是抛开了人与世界的矛盾关系性存在的人纯纯的什么自己运动，而恰恰是围绕主客体外部矛盾和联系的运动。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区别人和动物。”马克思说：随便你了。你怎么区别都行。但是“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马克思说，这里不管你们怎么说，最终还是要从人与世界的外部联系的变化，看人内部联系本身质的变化。

　　“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也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加上上面一条，这就是外部联系决定论。是主体与客体的外部联系的状况作为各个时代人具体的存在条件规定着主体本身的状况，它的质和它的变化。

　　下面马克思接着谈，围绕生产的交往、围绕生产的分工合作、围绕生产的争夺、所有制、阶级、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总之，是谈人内部联系围绕人主客体外部联系的运动，是从人主客体的外部联系解释人内部联系的变化。

　　而围绕主体外部联系的运动论，即主客体外部联系的决定论，同时也就是主体外部联系的动因论。

　　有些人分不清自己运动同外部联系决定和动因论的关系，在关系性存在中，人事物自己的运动，就等同于它与世界的矛盾的决定和动因运动。

　　马克思在历史这部分对动因问题讲的更加直接。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为了需要，这明确就点出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矛盾的终极动因。

　　马克思再早提人本性力量的外化。人的本性力量是什么？不过是人作为一种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在动物界那里就已经内化成人本能力量的作为人与世界主客体矛盾的生命本能需要，扩大说，人已经开始自己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资料生存条件它对自己实际的存在条件和更好的存在条件的需要，再扩大，它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价值需要。但不管是哪种需要，它都立即表现为人与世界的主客体矛盾，或重新表现为主客体矛盾。所以，再怎么说，主客体矛盾始终是动因。人作为与世界的一种矛盾关系性存在，你不能脱离人的这种关系性存在谈人的动因，比如脱离这种关系性存在谈什么自己的运动。

　　接下来，是为满足上述需要，引起的新的需要（包括对新工具是需要）。

　　为了家庭的需要。

　　围绕物质利益关系的社会关系的需要。

　　而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是代表作为主体的人的一类的主客体矛盾。所有的需要标示的都是主客体矛盾。

　　在这里，人与世界（不管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类世界）的主客体矛盾，这个外部联系，总是作为主体的人本身历史活动的动因。

　　所以这个地方，就不但已经是彻底地从外部联系看人的内部联系，而且是完全的没有了黑格尔系割裂事物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玄想事物、玄想它的所谓的自相矛盾自我异化自己运动的任何的影子。

　　并且，马克思接下来，还说“只有现在，当我们考察了最初的历史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也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意识。语言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出来的。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被删除句）。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

　　在这里，马克思又一次提到了 “需要”，即主客体矛盾。

　　马克思说，即使语言、黑格尔他们说的精神意识，都是主客体矛盾的产物，都是随主客体的矛盾运动、随人的社会实践而变化的，都是主体围绕与世界的矛盾关系主体为我自为的内部自组织运动，它何曾脱离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性存在而自己的运动，它反应的正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的运动，当然也是人主体性的运动。在人与世界的关系存在中，人主体性的动因，就是主客体矛盾的动因。

　　马克思在随后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及社会组织形式的也是如此，都是主体内部联系（思想观念、生产关系、社会形式）随主客体外部联系（人与自然的生产力关系）的矛盾运动，而非缺乏关系性存在理解的与外部联系无关的生产关系自生的什么自相矛盾的运动。包括对生产力的看法也一样，也不是生产力的什么自相矛盾的纯自己的运动，照样是人与自然主客体矛盾的运动。

　　以上是马克思的。马克思基本的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

　　当然马克思对自然界的辨证运动基本未做涉猎，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位奠基人物恩格斯做了。虽然最终对辩证法的总结不完全理想，但也基本把那种非关系性存在理解的事物自生的自己的运动挡在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哲学之外。

　　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所以，恩格斯的辩证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阐明整个自然世界的联系即运动过程。所以，他并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有限事物的辩证法上。但即使如此，恩格斯对待有限的作为世界联系片段的事物的运动的态度，都是很明确的。他是把事物放在世界的普遍联系当中，并看待它的运动的。

　　恩格斯赞赏狄慈根的“凡自在之物，都是幻想之物”。

　　关于事物的关系性存在，马克思实际在1844手稿中也曾经有过一个基本完全相同的论断，大意是，凡不以整个自然世界为存在条件和背景的自在之物，都是幻想之物，凡非与世界关系性存在的事物都是幻想之物。

　　世界上哪有自在之物！人是关系性存在，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中的关系性存在，它们的运动也要从这种关系性存在中理解。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质问杜林：所谓原则能从他的思维中自生吗？（哲学·分类。先验主义）。说黑格尔《逻辑学》存在论部分纯有（即纯无）的自己运动是“热昏的胡话”（反杜林论·自然哲学·实践和空间）。

　　在《自然哲学·有机界》部分，再一次批判杜林所剽窃的黑格尔“内在目的论”，及其所导致的“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的自然神论（把自然界人格化）。证明正是杜林们所试图否认的有机生命界的生存斗争、适应变异、自然选择，这一生命主体与自己客体世界的主客体矛盾运动，促进着自然界物种的千差万别的不断发展变化。

　　这里，又没有内在目的论的自相矛盾的自己运动什么事了。当然，只有进入有机生命界，思辨哲学家们在自己脑子里臆造的各种自然界的精神的历史的拟人化捏造出来的主体性，才真正具有了由低到高的逐次发展的真实存在的活生生的生命主体性。但一旦承认了有机生命界的生命主体性，那么它的运动，就一定不可能再会是非与世界矛盾关系性理解的与世界的外部矛盾关系无关的什么自在自为的自己运动。所有生命的自己运动一定是因为它与自然世界的主客体的矛盾对自己客体世界的运动。从生命（即蛋白质）的“主要机能（即其运动）——通过摄食和排泄来进行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导出所有其它最简单的生命要素：刺激感应性...；收缩性；成长能力...；内在的运动...”，总之，它总是在世界矛盾中为了保有自己而建立与世界联系的运动。

　　所以，当恩格斯抱怨说生命的定义还很不充分的时候，他实际是忘记了从生命主体性探讨生命现象。因为，只有生命主体性才可以代表生命的基本特征。

　　上面是自然界。而接下来，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则进一步在人类形成的自然历史中阐述了生产劳动这一人与自然主客体联系的运动在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这里依然是主客体外部联系对人机体内部联系的形成这一历史运动的作用，依然是外部联系中的运动，而不是脱离外部联系只在内部联系中的什么自相矛盾自生运动。

　　再接下来，关于人类社会运动的部分，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上述已讲的了。

　　所以，明白了这些之后，我们就可以谈列宁的事物的自己运动，为什么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入死地了。

　　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的成功，在他的《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论》完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战略的理论来源，是《资本论》的完成或续论。全世界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正因为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才叫马列主义。因此，忘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不是共产党。所以，我们今天谈列宁在哲学上的错误，首先就要明确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和马克思等量齐观的伟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说他在哲学上的个别问题，并不应该影响到他在其它方面的成就和历史地位。就像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析其他导师的学术问题不会影响他们的历史地位一样。二十世纪的实践出现了巨大的挫折，其中必有理论的原因。总结过去，是为了提高未来。我们是在这个前提下讨论这个问题。

二、列宁的错误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影响至今的事物的自己运动，出自于他的《谈谈辩证法问题》。正是这篇短文，短文开宗明义的事物在自身矛盾的对立同一中运动的观点，基本的规定了甚至是限定了整个二十世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面貌，甚至因此给辨证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带上了紧箍咒。

　　列宁很直接。文章开头第一句，也就是第一段：“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

　　第二段大意：对立面的同一，作为一种认识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它在辩证法中的重要性，在过去往往认识不足。“对立面的同一，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都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

　　下面是“两种基本的（或两者可能的？或两者历史上见到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源泉、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源泉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灭亡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列宁影响整个二十世纪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就在这短短的几句话。

　　有一种说法，说列宁的事物自己运动是黑格尔那种纯有的自己运动、绝对精神的自己运动的唯物主义翻拍。结合列宁《哲学笔记》对黑格尔《逻辑学》存在论本质论的相关笔记，主要是关于本质论143-147页（1956年版）列宁的相关论述，大概确实如此。在这个地方，列宁实际已经把事物的自己运动，作为他探究黑格尔辩证法的出发点了。而主观逻辑部分的238-240页那段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辩证法核心的著名的话，也唯独没有涉及这种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统一同其外部联系的关系问题。

　　看来，列宁只是把黑格尔的观念的自己运动翻拍成唯物主义的事物的自己运动，是确定的。

　　那么，把马克思恩格斯同时都批判过的黑格尔想象捏造的纯有缺乏外部联系的自相矛盾自己运动照搬到唯物主义，换上唯物主义的名词，成了无视事物作为与世界关系性存在物的事物的自己运动，是不是就可以正确了呢？

　　不一定。

　　它的核心的思想有四。一、把事物看做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体。二、实际是把发展看做是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同一。三、把运动纯粹看成是事物内部联系自相矛盾的自己自生的运动，从而完全地否定了事物在普遍联系中作为与整个周围世界的关系性存在物与周围世界的那种矛盾关系性存在。四、把事物内部联系的对立同一看做辩证法的核心。

　　列宁是矛盾论的开辟者，这点需要肯定。但他关于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恐怕立即就要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反对。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分工、马克思对本体论不愿多做言论，起码立即就要引起到恩格斯的反对。因为这种观点完全是撇开了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对事物本身发展的作用来看待事物的发展运动的。并且，因为是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这个事物与周围的世界是完全无关的，它不是世界历史的产物，它没有自己的存在条件，它进一步的发展也与周围世界进一步的历史进程从而它存在条件的变化无关。因而它完全是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之外，是完完全全的成了与周围世界无关的自在之物，是在这个前提下谈事物的自己运动。总之，它不是从世界的历史进程和普遍联系当中产生和继续发展的。但这可能吗？

　　这里只能用马克思恩格斯狄慈根他们的话说：一切自在之物，都是想象之物。

　　所以，把事物看做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统一体，应该大体不错。但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从发展的角度，从事物在发展中的同时要肯定自己和否定自己的两个同时并存对立的矛盾倾向看这种矛盾对立的，而不是从静止的事物的内部结构看这个矛盾。

　　把发展看做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同一，这没有错。这确实可以看做辩证法的核心。但完全的把它看做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同一，说事物的动因就在它自身，而与它周围世界的外部关系性存在无关，从而仅从内部联系中的矛盾运动看待运动，明确把事物内部矛盾的对立同一看做辩证法的核心，就已经错了。因为它已经完全的割裂了事物与外界事物与世界历史进程的联系。

　　前边说了，恩格斯的辩证法由于主要是为了说明整个世界的历史过程，所以他星辰大海一样浩瀚的大脑并没有把有限事物的的运动和动因问题作为他的主要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对整个物质世界来说无所谓动因问题，因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种物质特性，物质世界总是在运动，没有不在运动的物质，也没有不在运动的事物(反杜林论·自然哲学·天体演化、物理化学)。

　　当然如果单纯这么看也还是有其缺点的。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从来都不是针对整个的物质世界，而只是针对对整个物质世界的运动来说仅是其极有限的一些片段，即一件件极有限的事物。所以，基于此，基于要认识这些有限事物的方便，在恩格斯普遍联系的宇宙观前提下，在辩证法上探讨有限事物的运动规律和动因问题以为认识事物的方法，就是极为必要的。并且，基于此，辩证法也确应以事物运动的辩证法为核心。在这点上，列宁在辩证法上首倡这个问题，绝对是正确的。非如此，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可以为我们实际观察方法的唯物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

　　然而，恩格斯虽然没有把有限事物的运动作为自己辩证法的中心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实际的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只要是涉及到有限的具体事物，只要科学已经可以解释的地方，恩格斯都是明确的论述的。比如，关于随着热的得失的这一外部联系，水的固态液态气态的变化的例子。比如关于有机界生命界的例子。生命的运动，都是生命的主体性运动，都是从周围环境摄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的运动。且，生命物种的发展也都是在生存斗争、适应变异和自然选择中实现的发展。人更是如此。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根本就没有脱离了外部联系的变化而在内部联系中自相矛盾自生变化的任何的例子。在生命界这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脱离了与自己客体世界对象性关系的主体本身的纯纯的自己运动。相反，都是围绕外部联系矛盾运动的内部联系的矛盾运动，都是主客体矛盾运动中的自己运动，都是它为同时也是自为的运动。

　　然后，即使不谈具体的例子，单从普遍联系的角度，也已经推翻了整个宇宙进程中有限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普遍联系的。所有的有限事物，都是物质世界的历史进程的局部片段，都是在物质世界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它的历史联系产生出来，并在它和世界的横向联系中进一步发展的。在这里，脱离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和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变化看待事物本身的产生、存在（条件）和运动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恩格斯用各种形式的能的互相转化，从而也就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来描述整个世界的历史过程。这本身就已经给出了作为历史和世界片段的具体事物，它的动因的具体答案。

　　实际上，恩格斯也确实已经很明确的在理论上给出了这个答案。在《自然辩证法·辩证法·因果性》（在马恩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一版是第三卷550页。下面网上搜索的一段，前后顺序有颠倒，但大意不差）——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恩格斯说：

　　“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注意恩格斯所提到的事物存在条件和存在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事物的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起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下面是恩格斯用人类实践对因果率的两个例证）”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来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学的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化、有机的生命，这一切，如果我们现在还把有机的生命排除在外，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种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是运动的总和始终不变。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就在于他没有形成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只看到事物，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陷入混乱。第10-14页210）。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达到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果。”

　　所以，正是在这些地方，列宁犯了错误。事物是在世界历史中产生的，它也必然在世界历史中、在与周围世界的普遍联系和互相作用中运动，既在与周围世界进程的对立同一中运动，也在内部世界的对立同一中运动，但首先是在与周围世界进程的对立同一中运动。

　　所以，这就很清楚了，无视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列宁不会是不知道这个外部联系）的自相矛盾自我生成自在自为的自己运动，在黑格尔一派的思辨哲学那里不正确，把它翻到唯物主义这里来，也照样不正确。所以后世以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为核心所构筑起的那种辨证唯物主义，就是很成问题的，起码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成问题的，现在应该重新订正。生命界、人，可以谈自己运动，但也是主客体外部矛盾运动中的自己运动。而无机界、事物，根本无所谓谈自己运动，更不能脱离它们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关系和这种关系的继续变化谈论事物的运动或自己运动。

　　列宁，包括后来形成的辨证唯物主义，之所以会得出事物自己运动的结论，或许是因为唯物主义否定了上帝的推动，因而世界当然要自己运动。历史上唯物主义为了反对有神论，先是搞出泛神论，后来干脆连泛神论都不要了。这样，世界当然就是自己运动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主要的是讲自然世界如何自己运动的机制。但实际既使如此，也不应该影响到作为世界片段的有限事物本身在世界历史进程当中与周围世界关系的为它的运动。都是关系性的存在物，都是它为中的自为，受动中主动。

　　根据后来形成的辨证唯物主义体系，首当其冲也是谈世界的普遍联系。但这个普遍联系不是像恩格斯那样，谈世界各种事物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不谈互相作用是事物真正的终极原因，不是谈世界各种运动形式、各种能的互相转化运动的互为因果的关系。

　　然后谈具体的事物，又只谈它内部联系的对立同一关系，而不是从事物与世界的的关系性存在把事物看做它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统一体，从它外部联系的对立同一、进而外部联系的对立同一引起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对立同一，再到内部联系的对立同一，总之不是从它与世界内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关系来考察它自身的运动。这种割离了外部联系考察事物的片面的方法，必然要导致对事物认知的片面失实的结果，实际已经脱离了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貌，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真正需要的那种认识方法论。而在真正的辨证唯物主义中，实际一切事物作为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性存在都是世界历史过程的结果，也必然随其与周围世界外部联系的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变化。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才能沿着列宁提出的关于事物运动的辩证法的道路，把辨证唯物主义真正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我们需要的高度。反过来看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实际总是列宁个人的一份私人学习笔记，而非正式发布的文章，所以即使它在矛盾论上有所意义，也不一定就完善，用它来代表列宁的最终态度，并不一定完全附和列宁的心意。所以，我们这些后人如果能以分析的而非盲从的态度对待这份理论遗产，可能更加符合列宁的心愿。

三、对辩证法的新概括

　　恩格斯把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他在叙述的时候，用的却是自然科学的而非哲学的语言。所以，我认为既然问题已经基本清楚，用哲学语言对问题进行概括还是必要的。所以，我建议不妨重新引进古人物质存在与虚空并存对立的范畴，以便于问题的阐述。当然，这看似好像又有点想像中的成分，但实际不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由物质存在和宇宙虚空共同构成的。把虚空只说成物质的广延性，把运动只说成是物质的存在形式、属性，实际只是唯物主义发展史上用自然界的自己运动反对超自然力量的终极作用的一个在当时还可以有一定的解释力的不怎么算坏的办法。而一旦恢复存在和虚空同一共存的世界模式，那么在存在和虚空的对立同一中，虚空就成了物质存在的动因，就既不需要造物主的作用，也可以在物理学的运动属性说之外，从另一角度即从哲学的角度，说明物质世界的运动了。这是哲学概括的一种高度。

　　哲学的概括可能还是有些猜测想象的成分。也正因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表示，随着科学的发展，哲学应该退出对自然界的解释。但实际世界是无限的，而自然科学又总是有太多局限，这就需要哲学的必要的补充。并且，恩格斯也说过，哲学的概括高度往往比一般的科学站的要高些。所以，既然如此，既然从恩格斯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对自然界发表意见、且总要继续发表些意见，那么在哲学表述中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概括推演猜测的成分，就不是不可理解的，只要它是建立在到今天为止的科学成果基础上、能囊括到今天为止前人的所有认识成果就已经可以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真理。当然，我们这里的有无和黑格尔的有无也是有本质区别的。黑格尔的纯有和纯无没有任何区别，实际是一个东西。而我们的有无，则是对古代唯物主义先哲的存在和虚空对立、把世界看成是由存在和虚空共同构成、把虚空看做物质存在动因的历史传统的一个恢复，对把存在和虚空的对立同一，它们各自向对方地位的转化、扩散、回归看做宇宙运动的本源的恢复。在这里，在向虚空地位运动转化过程中，物质存在总要分裂成光热和各层级的世界有形物态，在光热的得失中、在本身的排斥和吸引能的各种形式的互相转化中，在与虚空的关系中，无休止的运动。

　　当然，这也不是要描述一个简单的宇宙模型。面对无限的世界，人类当前可知者总归有限，但人类未来认识的世界样式却有无限的可能性。一切交给未来解决，我们只关心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这样，这种发端于列宁的关于事物的辩证法以恩格斯普遍联系的辩证法为背景和印证，就可以简述如下：

　　首先，世界是物质的。

　　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物质存在——也就是有，向无物质存在的虚空——即无，地位转化的过程中，分裂了的有各个部分之间必然发生的、前后相继的、纷繁复杂的互相联。

　　因而，事物即联系。是分裂了的有，各个时期、各个部分之间阶段性的暂时的联系。

　　所以，一切事物作为阶段性的联系，都注定处在有向无地位的继续转化进程当中，因而注定都是要消亡的。消亡，是事物所必须面对的自然。

　　（以上，言事物所以为事物所依赖的存在条件，和这种存在条件的暂时性）

　　并且，在这里，一切事物都是它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统一体。一切事物又都是在其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内在和外在的统一体）

　　其中，事物作为阶段性的有，它自身历史地必然地要向虚空地位的继续转化，和它必须要与同样处在同一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周围外部世界必然要发生的互相联系，就决定了事物内部联系的必然的变化。同时，受否定自己的外部联系变化影响，事物为保有自己对自身内部联系有意无意地自为性影响，使事物的内部联系也必然的要产生一定的变化。

　　所以，一切事物作为与世界的一种矛盾关系性存在又都是它它在和自在、它为和自为的统一体。是事物与世界矛盾关系中的这个消亡它和保有它的矛盾运动，对事物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规定着内部联系矛盾的状况和发展。事物内部联系的矛盾斗争只能站在事物“自为”保有自己的方面被动地能动地围绕反映和支持外部联系消亡它保有它的那个矛盾运动，并随外部联系矛盾运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自在和它在，内在和外在的矛盾运动）。事物本身也参与其中的它与世界的外部联系的变化发展（量变）超出一定的度，内部联系即发生质变，旧的内部联系让位给新的内部联系，旧的规定性让位给新的规定性。旧事物灭亡，新事物诞生。

　　所以，要从这个地方看事物内部联系（内在）为什么会同时处在否定旧的自己和保守旧的自己两个矛盾方面的矛盾对立。这是它与虚空联系与它周围世界进程联系矛盾斗争（外在）的必然的结果。是事物为应对要消亡它的自然对自己内部联系自相矛盾自组织的结果，是它与世界矛盾关系性存在的必然结果。但绝不是与外部联系无关的什么纯自生的结果。

　　所以，所有事物的存在，都是有其特定的世界历史联系作为其条件的（它在中的自在）。世界的历史进程超一定的度，此事物即不复存在。所谓无中生有，有归于无。在这里不过是说事物作为阶段性联系本身的生灭问题。是前后相继地不断由一种物质存在形态向另一种物质存在形态过渡；由一种规定性向另一种规定性过渡；由一种事物向另一种事物过渡。而不是真的凭空而来，又凭空而去。（是从它在中的自在，谈具体事物特殊的运动形式。也是从外在中的内在，谈具体事物的内在对其特殊的外在形式的影响）

　　以上即外部联系（即事物与世界的矛盾）的决定和动因论。是关于事物、世界动因问题的一个哲学总结。它认为事物作为一种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 ，其历史联系即世界的历史进程作为遗传因素，规定事物即有的内部联系，事物与世界的现实矛盾——世界要消灭它，而它要保有自己，即其外部联系，则规定事物内部联系的进一步变化，事物与世界的外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因。

　　这并不是说在与世界的关系和自己的发展中事物本身一直处于一种消极的地位，而只是说作为与世界一种关系性存在，事物在自己发展中它在中的自在它为中的自为围绕与世界矛盾运动中的自己运动，这样一种与世界关系性存在和发展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自己的运动等于为它的运动，自己的动因等于与世界矛盾的动因，而不能脱离与世界的矛盾关系这种关系存在看待事物和它的运动。

　　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不是有异于此的其它的什么不同的东西。而是物质世界发展到生命界以后，尤其是在人类产生以后，随生命主体性的进步外部联系决定和动因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物质世界的早期，在无机界那里，无机物自在自为的成分还是很低的。无机界至多还只是靠无机物本身的惰性、属性来迟滞着自己作为阶段性的有向无的转化。实际是无可避免地处于被外界自然分解、裂变、衰变、消亡的过程当中。只能说是暂时性的还存在着而已。即使这个暂时性的时间很长。

　　而到了有机生命界就不同了。即使只是最简单的蛋白质，它都已经可以从周围的环境当中吸取着保有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养分。即使存活的时间很短，再简单的生命都已经可以通过代代传递的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对抗必须要消亡自己的那个自然过程（所谓人定胜天也是此意）。动物界发展出了能动性，可以自由地选择环境。而人则开始直接的驾驭物质运动（恩格斯说的支配自然过程）生产自己的生活和存在条件。

　　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能保有和发展自己、越来越能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反必须要消灭自己的自然而动，能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越来越发展出自己对于客体世界的主体能动性，并经常性地占据主要矛盾方面。这就是生命的主体性。

　　自从有了生命界，就已经有了生命界相对它客体世界的这种生命主体性。有了这种生命主体性，生命界与自然世界的外部联系，就演变成了主客体的关系，即生命主体为保有和发展自己，要取得对客体世界自由的这么一种为我对象性关系。然后是生命主体意识——即意识的出现，随内部联系的质变，生命主体性得到越来越明显地加强（一切意识，都是主体意识，主体对客体世界的为我对象性关系性意识。主体意识不能单从反映论讲，那是旧唯物主义对意识的理解），直到最后人类出现——生命主体性达到全新的高度。

　　这也就是说，生命界与世界主客体关系性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

　　可以说，自有生命现象以来，世界上一切生命活动的核心，就是要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这当然也是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核心内容。然后是与人类社会现象联系着的更为复杂的主体论——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

　　在马克思主义主体论中，人和所有的动物界一样，依然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是与世界主体性的关系性存在，主客体的关系性和主体性已内化于人的本质力量当中。在这里，主体的决定就是主客体外部联系的决定；主体与世界的主客体矛盾作为外部联系，依然是人机体、观念、生产关系、人与人内部联系的组织形式——总之主体的内部联系、主体本身变化发展的动因，主体所有的动（包括质变运动）依然是围绕它与世界的主客体矛盾。

　　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哲学，之所以要重新梳理过去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否定掉它脱离与世界的矛盾这个外部联系看问题的事物纯纯的自相矛盾运动论，重新确立事物发展的外部联系动因和决定论，除了文章开头说的原因，就是为了便于阐述上述主体论问题的原因。因为脱离与世界关系性理解脱离外部联系看问题的事物内部联系的自己运动论，已经与此产生矛盾了，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主体论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有颜色。

四、主席在辩证法上的问题和成绩

　　主席是矛盾论的主要发展者。

　　主席延续列宁继续讲内因论。如果说，列宁主要的还是在事物为什么动的原因上讲动因，那么主席则已经把为什么动深化到依据什么动、怎么样动、为什么会怎么样动讲动因。主席的内因论在侧重点上主要回答的就是事物依据什么动和怎么样动的问题。就此而言，主席的内因论当然是有其合理性的，放在人的发展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主体论。但主席又完全继承列宁不是从事物与世界的矛盾关系而是仅从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理解事物的质变运动，这就实际的导致了他在动因问题上犯了列宁同样的错误，主席虽然也说了唯物辩证法并不排除外因，虽然也说了外因是条件，但细究却并不把外因的作为动因当真，关键在于，主席暗含——实际这也是一切内因论者共有的缺点，就是认为事物即使没有它特定的存在条件即使没有它特定的外因变化照样可以自己存在自己运动，归根结底，实际还是老问题，就是实际的还并没有从事物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看待事物及其运动，根子上实际还是列宁的那个自外于自然世界的自在之物，或其变种。

　　要准确地把握主席在动因问题上的观点是困难的。它既有在为什么动层面上内因还是外因谁才是质变运动动因争论的一面。实际只要停留在为什么动的层面上看动因，就不会停止这样的争论。也有在怎么样动依据什么动层面上，已经内涵接近把二者统一看做动因，一个作为运动的条件，一个作为运动的根据，共同促成事物质变运动的一面——虽然这个想法还只是灵光一现。既有想照顾事物间的普遍联系的一面，也有把内部矛盾的自己的运动置于普遍联系的前面，打乱事物与世界、自己运动和与普遍联系的因果关系，或者认为二者根本没有关系，即使有关系也只是内部矛盾的自己运动影响着普遍联系，好像事物不依赖自然世界历史进程给它提供的特殊环境和环境变化即不依赖于它自己的存在条件及其变化，就可以自己存在和自己运动似的的一面。所以，总还是有些问题的。主席相对列宁虽有很大的进步，但归根结底还并没有突破列宁的限制，还只是在为列宁修修补补，作为一个矛盾论者他依然没有把事物看做一种与世界关系性存在的世界历史的产物，也还在与世界的这种关系性存在中继续历史的发展（对主席做这个结论仅限到今天依然对人们的方法论起着无比巨大影响的《矛盾论》一文），而依然仅是从事物的内部矛盾看待这种发展，甚至倒果为因的从事物的自己发展看普遍联系。这样做本身并不是错误的，但在它没有对事物做与世界关系性存在把事物看做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的情况下，它在根源上却是错误的。主席虽然也说了外因是条件，但也还没有真正的把事物的自己运动上升到条件的运动。所以根本地讲，从内核上他确实还只能确定内因作为质变运动的动因，虽然他也说了外因是第二位的因素，但实际只要内核上打乱了事物与世界、自己运动和普遍联系的因果关系，说外因是第几位的因素，就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实际只要深入到事物怎么样动依据什么动的层面，就会立即看到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对事物质变运动同样不可或缺的规定。

　　我们在关于事物辩证法的新的概括中，总言事物与世界外部矛盾或外部联系的动因。事物作为一种与世界关系性的存在，在它的发展中，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环境的变化可以看做事物质变发展运动的外因，事物本身——已经包含了支持其性状规定性的内部联系，可以看做事物质变运动的内因。任何的事物（作为自在和它在的统一体）、事物任何的性状都是有其特定的存在条件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环境的变化作为事物的存在条件的变化，即外因，总是事物及其性状否定性的因素，事物本身作为内因总是事物自身及其性状肯定性的因素。看似外因规定运动的形式内因规定运动的属性，任何事物都可以有万千多样的存在或运动形式样式但有唯一不变的属性，实则外因的任何一次变化，都是对事物性状的一次质的否定（外在性），而事物本身为了保有自己借变化的环境也在积累自己内部联系质的变化向新的自己跃升（自在性）。世界环境通过改变事物的存在条件否定改变事物，事物本身通过否定改变自己原有的内部联系原有的对外性状实现新的内部联系新的对外性状肯定保有和发展自己。所以，这里是可以说事物的自己运动的，但是事物与世界外部矛盾运动中的自己运动，而不是脱离事物外部联系的自己运动。因此，事物与世界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就同时包涵了要否定事物和要肯定事物、事物要肯定自己和要否定自己、为了肯定自己才要否定自己的两种截然对立的矛盾的运动。所有的事物都是在事物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这种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引起内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内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反应支持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内在和外在的矛盾运动，自在和它在的矛盾运动）。从质的量变的积累，到质的根本的变化，从旧事物消亡，到新事物诞生，无不是事物与世界外部联系这种矛盾运动的结果。

　　所以，没有永恒不变的世界和环境，也就不会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性状和属性，事物、事物的性状都是随它存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如铁是铁的属性，铁可以有氧化铁的形式，硫化铁的形式，单质的形式，固态的形式、液态的形式、离子态的形式。这些互不相同的存在形式都是不同的世界外因条件造成的，而铁外因条件引起的哪一种铁具体存在形式的变化，相对于它旧的存在形式而言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质的变化呢？当环境的变化还只是限于温度的变化至多只是电子量的得失的时候，铁还只是存在形式运动形式的变化，而当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已经是原子量的得失的时候，铁甚至都不再是铁了。人也一样。人类运动的客体条件——它的客体对象——马克思说的人化的自然界——生产力，所引起的人类的具体存在形式，有采猎时代的形式、有农业时代的形式、有工业革命后智能机器生产逐渐否定人的劳动时代的形式，甚至人生产生活工具的任何的一次变化，比如手机互联网的出现，都会引起人存在形式的一次新的变化，其中任何一种客体条件所引起的人存在形式的变化，都包涵了人本身质的变化。当动物还只是适应物质运动或说自然过程生产自己的时候，它是动物。当动物驾驭物质运动或说自然过程生产自己的时候，它就变成人了。当人驾驭物质运动还只是改变劳动的形式和劳动的能力，人就还是发展中的人。而当人驾驭物质运动的能力已经可以否定人的劳动本身的时候，人也就不再是今天发展中的人，而成为最终意义的实现了的人了。包括那时的人类社会，也不再是今天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而是最终意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否则，只要劳动还在，哪来真正意义的自由。

　　所以，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动物到人类，自然界这一系列的发展无不是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环境变化的外因促进了事物本身不断的质变和事物自身为保有自己的内因发展了它与世界的联系方式的结果。

　　所以，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作为自在和它在的统一物，在整个变化发展着的世界面前，有限事物本身包括它的内因从来不是像以前说的那么伟大，好像它自己就可以规定自己整个的产生存在或运动方式了。事物内因只是动因的一个方面，绝对不能夸大内因在运动中所应该具有的作用。

　　外因也没有以前说的那么渺小，世界的变化世界的历史进程是真正的动因，它也是运动的依据，千万不要小瞧了外因对事物的存在和存在形式对事物本身质变所起的最终的作用。一切事物都是它在的。没有世界进程提供的特殊存在条件，事物本身都不会存在，且事物本身也要根据世界条件的变化不断调整发展自己才可以继续保有自己。唯物史观的一个侧重点，研究的也是随人的存在条件——客体条件（人化自然、生产力）的变化，主体本身的如何质变的变化，当前就是随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进程重建共同体的主体组织形式的变化——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作为世界潮流对各国运动质的影响。

　　当然反过来讲，内因又确实很伟大，外部条件再怎么变化，它也不可能绕过已经同时开始自在存在的事物为保有自己的内因内在条件这个根据起变化。所有的外在化过程都是事物本身为肯定自我而否定自我的内因内在化的过程，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再怎么出现质的不同都是事物自我实现的结果。只有用事物自己这种内在性内因和世界环境条件的无限多样性的外在性外因的矛盾运动，才可以说明世界本身的无限多样性。

　　尤其对人来说，人本身就是随生命界与自然的矛盾运动——自然界要束缚生命、生命要否定自然条件束缚，生命主体性自己发展的最终结果，并且人所代表的这种生命主体性至今也还没有发展完，人永远是自己一切实践运动的根据和主人，永远是人根据自己主客体矛盾和主客体条件的变化在自己改造自己的主客体世界。永远是主体创造新的客体条件，新的客体条件也反推主体本身的发展。马克思说 “人改造环境，环境也改造人”，这都是说人与世界矛盾运动中，人本身质变运动以人自己为主主体和客体的两个因素——主体和客体，人和世界，两个都是动因，但以人为主，也是说在人类这里围绕条件受动的运动和为我自己的运动的特殊关系。围绕条件受动的运动是人之前或人之外的自然界所有的事物主要的运动方式，因为在人之前人之外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是自然世界的历史过程本身在给它提供或者改变着它的存在条件，所以在那里永远是条件的运动或条件的运动下的自己的运动。但发展到人这里，已经是人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存在条件。马克思说，“一当人开始自己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换个说法就是一当人开始自己创造自己的存在条件，它就把自己和动物界分离开来。马克思说，人是什么样的和它的生产什么和怎么生产相一致，个人是什么样的和他物质生产条件相一致，换个说法，人是什么样的和他的存在条件相一致。而人的存在条件，从人诞生的那天起，除了自然界提供的日月星辰气候地理物产的条件之外，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不再仅仅是自然赐予的。在马克思看来，客体物性，不过是外化了的人的主体之性——主体性。因而，在人类这里，即使依据围绕条件受动的运动很大程度也已经成为了为我为了条件的运动。严格来讲，人类的运动是为了条件的自己的运动和围绕条件依据条件的受动的运动的统一。所以，在人类这里，从人自觉地整合自己的受动条件自觉地组织自己为我的运动讲，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人已经完全是经常性地占据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人主体为我的内因往往在自己的发展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所以，在这里也是可以讲内因论的，但已经是人与世界主客体矛盾关系性存在中的内因论，而不再是以往无视这一关系性存在只讲事物的内在性不讲事物的外在性的那种内因论了（没有外在的内在，没有它在的自在，可能吗？）。这里的内因论主要是强调人自己在自己发展中的主人的主体的作用，主要是从人这个主体的方面看问题，但也不是忽视世界环境变化的受动因素对人主体现实实现和发展条件的规定的作用。因为要从主体方面看问题，才更要关注从主客体矛盾的方面看问题和从客体方面的问题。在唯物史观中更要看中特定的历史存在条件客体条件对各个时期的人的质的规定作用。总之，人主体性的存在从来就等于人与世界主客体矛盾关系性的存在。只有在这里，内因论才是真正正确的。它实际就是在主客体矛盾运动中的主体能动论，是围绕与世界主客体矛盾运动的主体内因论。主体作为一种与自己客体世界的矛盾关系性存在，作为一种内在与外在的统一体，源于它自己的动因，它的需要，它的本性的力量，就是主客体矛盾，或从动物界那里就已经内化成它本质力量的它与世界的主客体矛盾，是对存在条件和更高的存在条件的一种持续的渴求和需要。它的自己运动就是围绕主客体矛盾的运动，是为了条件的运动或为了更高存在条件的运动，也是依据条件受不断变化的世界现有条件（人化的自然，或尚未人化的自然）制约的受动的运动。在受动的运动中，人是关系性的存在，在自主的运动中，人是主体性的存在。人是关系性存在中的主体性存在，是为我自在的运动和为它它在的运动的高度统一。在这里，绝不能把内因论重新理解夸张到极端的程度（在关系性存在中也不存在那种可能），因为人虽然已经开始自己创造自己的存在条件，但终只是部分，人本来就和所有的事物一样也是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部分以整个自然世界作为自己的存在条件的。最关键，不管是自然界提供的条件，还是人自己创造的条件，即使人自己创造的条件，它只要被创造出来了，它就也已经变成了约束人的需要人继续改造的自然的一部分（人化的自然界）。总之，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总是受制约的，总是受动的。马克思强调首先是人在改变环境，但也从来没有否认环境也造就人。所以，在这里，在唯物史观中，主体和客体、主体条件和客体条件、内因和外因，总体还是要理解成以主体方面为主互为因果、互为动因、互相推动、对立同一的关系。这就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了。甚至唯物辩证法中，事物和世界都可以是互为因果互为动因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说列宁和主席的内因论还有积极的成果，都要从事物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中重新理解才行。

　　由以上而言，主席虽然对事物与世界的矛盾关系性存在对事物存在的条件论还缺乏真正的理解（再强调一遍，对主席的评价仅限于《矛盾论》的文本，因为当前和今后长期对方法论产生持续强大影响的永远只是这个特定的文本），但他对内因是依据外因是条件的那个虽是直觉性的内外因互相关系定位还是想当经典精准的。但也仅是为条件的运动开启了一道很小的缝隙，还需要做基于事物与世界矛盾运动关系的深入阐释。

　　以上，即为这个阐释。

　　主席的内因论如果是以上述为前提的，只是为了突出人或事物在它们与世界矛盾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它无疑就是正确的，但这需要确认它对事物与世界的矛盾关系性存在的理解。主席的内因论就它正确的方面讲，它的实际价值就在于它在还没有提出主体性问题的时代提出了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在与自己客体世界的矛盾运动中的主体性的地位和作用，实际就是那个时代的主体论。当然，它实际是以列宁事物与世界非关系性存在理解的事物内部矛盾论为其理论依据的，这是它的缺点，今天总不能还要继续脱离事物与世界的外部矛盾关系脱离世界的历史进程看待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至于到今天为止，是不是还会有人要继续坚持没有自己存在条件的事物、没有外因变化的运动发展，或者即使离开了自己的存在条件及其变化，事物照样可以自己存在和自己运动的那种只有内在没有外在的自在之物（列宁式内因论或者它的毛泽东形式必然会导致有些人会继续循此思考问题），就不再是实践唯物论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了，因为那实际已经成为玄学的问题。另外，哲学是为实践的，现在主体论已经归位，现在再用实质的基于列宁的那种源于自在之物理解的事物内因论代行主体论在实践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没有必要。主席的内因论，就它正确的方面讲，是列宁的事物自己运动论结出的唯一正确的果实。

　　总的来讲，主席如同列宁实际还是切断了事物与世界的历史进程看事物的存在和自己运动的。而我们今天则是试图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研究事物的这个运动。主席的解说框架还仅是基于列宁的事物与世界无关的事物内部矛盾的自相矛盾运动，而我们的则是事物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和事物内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其实，这才是矛盾论的完备形态，是它的最终的发展。

　　所以，结论只能是，事物在它的关系性存在中变化发展，事物与世界外部联系的矛盾性关系性存在是动因。在与世界的矛盾运动中，不管是自然界事物围绕条件的外因引起的运动，还是后来到了人类这里人自己创造自己存在条件的为了条件的主体自己为我内因的运动，都是它们与世界的矛盾运动，引起事物或人质的变化的都是它们与世界的矛盾，动因都脱不了它们与世界矛盾的外部联系的动因，区别最多就是内因或外因谁占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从事物人与世界的矛盾即从外部联系看动因，总不会错的。当然，关系性存在中，事物与世界矛盾的动因，也是它自己的动因。

（在事物内在和外在的统一中，是外在是动因，还是内在是动因？回答或者只能是，内在也动因，外在也是动因，内在的动因就是外在的动因，外在的动因就是内在的动因。但理解必须也只能从事物外在中的自在开始，是外在中的自在的自在中的外在的理解）

　　到今天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不管是为复辟服务的理论界，还是为社会主义再革命服务的理论界，在动因问题上还都在搞两张皮。他们在脱胎于政治经济学的公式化唯物史观上搞一张皮，在唯物辩证法上搞另一张皮。在唯物史观上他们忘记了从主体这个内因方面看问题，只知道从客体方面看问题，也只知道从客体方面找动因，甚至只知道外因论——即唯条件论唯生产力论。而在唯物辩证法上，又只知道无限地夸大内因或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作用，而实际的无视世界历史世界环境对事物或人类主体存在条件及其变化的规定作用。前者跑回旧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界是重灾区），而后者则实际的跑到唯心主义。前者成为复辟运动的理论基础，后者则导致己方的唯意志论主观主义。两种情况都要批判，两种情况都要批透，都要从根源上找原因。

　　主席相对完善的是实践论认识论。矛盾论成功在借助内因论发挥的人的主体性问题、成功在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两个问题在革命实践中独特的方法论意义。但动因问题总还是有一些缺憾。实际这也正是主席对矛盾论直觉不满意，而又最终无奈的根源所在。实际只要不动及列宁非关系性存在看待事物的根本，只要不是从人事物与世界的矛盾这个外部联系看动因，矛盾论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且，也只有这种外部联系的决定和动因论，才真正可以使主要矛盾的历史变化问题落在实处。

　　主要矛盾不是随便变化的，是随主客体矛盾的外部联系变化的。

　　比如，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主要外部联系和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同中国以外的外部世界的联系和矛盾——工业革命的影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传入；一个是同自然的矛盾。同自然的矛盾深入进去，实际是同自然化的社会的矛盾——实际就是中国内部的土地矛盾，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同整个封建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矛盾。这就规定了中国人民需要组织起来，尽量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内国际力量，反帝反封建、建立现代人民国家、建立现代工业体系，实现民族独立和强国富民的任务。是在这两类外部联系和它们的交替中，看内部联系中的主要矛盾的变化。

　　这样，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主要矛盾，接着封建帝制因适应不了反帝矛盾而成为主要矛盾；北洋军阀成主要矛盾；十月革命影响新文化运动，人民的启蒙成为主要矛盾；进入土地革命时期以后，整个封建地主阶级和它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也成了主要矛盾；日本侵略，土地矛盾退后，反帝又成了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在抗日中基本组织，在紧接又成为主要矛盾的土地革命中完成组织，在又成为主要矛盾的抗美援朝反帝战争中打败十七国联军，革命成果得以保护反帝任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前期能不能建立足够强大的以装备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保卫新生的人民国家，成为主要矛盾；后期，能不能让全国人民过上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更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生活，成为主要矛盾；前期的技术追赶，靠苏联技术外援时期，内部联系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后期靠西方技术外援时期，内部联系的主要问题又在哪里？所以，改革时期经济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是错的。国际环境变化了，内部体制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最大化的学习和赶超任务。错在别处。错在另一条中国人民的外部联系——他们与自然的联系与自己生产力的联系，已经悄然变化，他们原本公共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已经被悄然的公然的剥夺，以至于当今天物质方面的赶超任务已基本完成，人们却突然发现通过生产关系体现的人们同自己生产力的自然矛盾又重新成为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需要二次革命。这说明人民主体的国家人民主体的社会已然失落（?)，而文革曾是主席这个问题最早的解决尝试。

　　所以，中国人民的主要矛盾，在今天也还依然需要在两个外部联系的变化中权衡交替。

　　毛泽东在动因问题上虽还有问题（实际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只能对列宁进行一些稍微的修补），但另辟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提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提群众路线、提各个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在建党建军建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项运动中，总结和提出了一系列认识和指导运动的科学方法，加上其内因论对人主体性问题的发展，实际是在实践中最终发展和完善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内容的实践唯物论——毛泽东是实践唯物主义最终成型的主要奠基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实实在在的一个发展，这些东西，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好好总结。

五、公式化唯物史观问题

　　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共同的问题，是都没有在理论上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论特质（所以主席才用内因论代行主体论的作用）。恩格斯的功绩在对世界历史过程的解释，在从唯物主义角度对历史的阐述，总之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本体论哲学的体系构建。列宁关注的是事物辩证法，实际依然主要是本体论。毛泽东关注的是方法论。主体论实际一直隐没于哲学理论体系之外在实践中隐秘的潜行。

　　我们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为其叙述原典的。这个原典本身由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需要，它主要不是为了研究革命，主体论的成分就少些，本体论的如何解释世界的成分就多些。再加上无休无止的抽象化、简单化、公式化，最后就形成了教科书式的公式化唯物史观表述。在这种公式化唯物史观表述中，生产力又有了被拟人化主体化的倾向，可以代替人这样那样了，反而是人什么都说了不算。而实际，在主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永远是人围绕自己的主客体矛盾,根据自己实际的主客体条件,在自觉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当然包括自觉组织自己的生产力——阶级斗争也是一种自觉地组织。但公式化唯物史观，却只片面地强调作为客体条件的生产力的发展对人这个主体的改造和决定作用，只强调客体条件怎么样改造主体，实际上成了单纯的外因论。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可以一定程度的解释一下过去自发时代的历史，并且它也确实是只在解释过去时代的历史，但对眼下虽有挫折但已经开始还依然在进行着的群众共产主义联合主体的主体自觉实践就不好办。关键是在它的极致化形式上，这种公式化唯物史观实际已经是唯条件论的、唯生产力论的、唯经济决定论的很方便被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所利用来告别革命毁坏革命毁坏社会主义的东西。

　　就过去公式化唯物史观不从主体方面看问题,和只是在试图解释世界（当然包括解释历史）讲，它很大程度已经重新掉回到马克思批评过的旧唯物主义那里。马克思说过了，过去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共同问题，是不从主体方面看问题、而仅从客体方面看问题，仅知道如何解释世界，而不知道是人要改造世界。

　　所以，新唯物主义要从主体实践的唯物主义解，历史唯物主义要从主体论的历史观点解。

　　在把唯物史观公式化方面，苏联时期的教科书体系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也要承认也正是它们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普及，我们自己长时间不能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是我们自己研究不够。

六、朝鲜的主体哲学和主体思想

　　金RICHENG和朝鲜劳动党提出以主体思想作为朝鲜革命和建设一切事务的指导思想。首先要肯定，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时代当家做主的大众，就应该有建设自己联合主体社会的自信。并且。也只有社会主义的大众，才真正敢于有这种自信。

　　金RICHENG 金ZHENGRI主体哲学的缺点，是他们同普遍的情况一样，是对马克思的主体论尚缺乏必要的理解。他们所批评和援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还仅是苏中旧的教科书体系。所以无法和马克思真正对接，他们仅是立足革命实际工作，所以也缺乏理论的系统性。

　　其缺点主要表现有几个方面：它所言之主体，不是基于主客体的对应关系提出来的。它最开始的被提出来，可能仅是基于不事大、不做大国附庸、自主根据本国需要和国情搞自己的革命和建设，体现的主要是一种自己做自己主人的主人意识。这或许也正是它最大的优点，它直接是从人民大众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革命实践而来的。这正是共产主义时代哲学主体论的核心。然而它暂时没有客体概念，这总是个缺点。由于这个缺点，作为理论体系来讲，它暂时就很难提供一些更多的更系统的东西。没有客体的概念，起码很难准确理解和表述人的主体性，包括人的主体意识。不理解主体组织形式历史的变化，也很难真正做到从主体哲学出发阐释历史。

　　它的优点，是在各国共运因领导层而出现挫折的时候，划时代的高扬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开始，一个人民主体时代从而人民主体哲学时代的开始——社会主义时代是人民主体的时代，人民群众已经是自己历史的主人、是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是自己革命和建设的主人、是整个世界的主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是人在决定一切。每个群众都应该在思想上树立主体，以肩负起建设守护自己主体时代的历史责任，以此塑造每一个社会成员成为守护自己主体新社会的真正主人。

　　这就是人民主体时代的哲学。不管它暂时还有多少缺点。一条、并且仅就这么一条，就已经足够。它创造了世界历史。

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人学

　　中国80年代以后的主体问题讨论，其主流主要是受只关注个体人权从而反对集体人权的现代西方人本论影响产生的，其总的结果就是90年代以后出现的人学。所以，虽然这个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没有有益的影响。比如它从主体视角方面已经对客体视角的公式化唯物史观开始产生了松动，在主客体的关系上边敲碎打的弄出个价值论，已经意识到历史的决定论和人的目的论选择论的统一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浅了，始终不敢提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没有主体论这个总前提，零打碎敲的提出些问题，当然也就难言对主体论问题的深入和完备。最关键，它始终不是真正为群众社会主义的联合主体服务的目标，而是牵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共意识形态的目标，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人学”配合某种更整体更完整的“人学”，在中国搞它们所谓“尊重人、说清人、塑造人、关注个人的生存”的某种关于人的“现代化”的启蒙（主要参考资料为中央党校研究生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结果最终把中国人民都“塑造”到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或下海“捞鱼”去了。这也就是说，80年代主体问题讨论，其最终实际的效果，并没有为社会主义的改革改善群众的联合主体、为大众的社会主义联合服务，而是实际的投靠资产阶级为解构群众社会主义的共同联合主体及公共劳动服务了，是为资本主义的运动服务的。因而，实际并没有起到多少革命性的作用。它只能为未来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论哲学准备一些素材。

　　这也就是说，在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实践中，是主体性问题的探讨和公式化唯物史观的极致化倾向（唯生产力论、唯条件论、经济决定论为社会主义早产论、告别革命论、资本主义合理论和补课论提供理论依据）共同构成了复辟运动的理论形态。当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完全复辟，复辟运动的理论形态也就就此走到了它们的尽头，那种最完备最理想的人学怕是永远也看不到了，因为资产阶级人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历史正在重新呼唤人民联合主体的时代和人民联合主体时代的哲学。

　　2019.10.20

　　主要参考资料

　　《神圣家族》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列宁的《哲学笔记》

　　《毛泽东选集》

　　金正日的《关于主体思想》

　　《主体思想问答集》

　　金正日的《关于先军政治》

　　庞元正董德刚主编的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研究》

关于辩证法和主体论问题回复名哲和士心

　　文章贴出来，首先感谢老朋友的回应支持。

　　名哲的问题：

　　关于主席的内外因问题，我也还在思考当中（后来思考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问题批判》当中）。一点是确定的，事物与周围世界的矛盾这一事物的外部联系在事物运动发展中的动因和决定作用是没有错的。这个动因和决定作用，同时强调事物本身在这一外部联系矛盾运动中的规定性作用，所以它已经包涵了主席的内因是根据。主席的内因是根据，实际是把重心放在事物本身对自己发展中的规定性作用、此运动方式所以为此运动方式的根据，是在此意义上言事物的动因。这样做固然对，但仅如此说还不够，还够不上事物发展完整的动因，事物发展完整的动因只能是事物与世界的矛盾，事物自己或世界环境作为内因或外因只能说是构成事物完整动因的两个矛盾对立的致使事物动（物理运动和质变运动）的因素。当然，最终还是事物自身已经具有的受到它一定内部联系规定着的特质占据规定性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事物与世界的矛盾作为外部联系动因问题的成立，也不影响这个特质，包括规定这个特质的内部联系，或说这个事物本身，是事物历史的外部联系的结果，也还在随外部联系的状况继续变化发展。在事物的历史中，没有固定不变的质（内部联系），也就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如此，才可以谈事物的发展，才可以解释世界由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以及生命主体性的产生和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至于只试图从事物自身的矛盾，所谓内因，而不是从世界的历史进程和事物与世界的矛盾寻找事物的动因，那一定是错误的，实际是唯心主义的。它解释不了世界和物种的多样性，世界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只能从事物存在条件或者世界环境的多样性也也即世界本身的多样性回答。

　　士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开始系统化，过去确实定基于恩格斯，这是要承认的。另外，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也不应该包括马克思所有各个时期各个年龄阶段的各种想法和思想内容。中国人很容易把马克思穿开裆裤时的牙牙学语也要搬出来考据考据（当然，对马克思这样的人，对他任何可能的话都不要轻视），好像非要把马克思搞成黄帝一样的“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实际是很没有意思的。

　　马克思的1844手稿不管有多少优点（注：手稿后来我完整看过了，虽然还没有提纲的高度，但确实是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的重要补充性文献），它只要还说劳动自己对自己的异化，都是黑格尔在存在论中言存在或有自己和自己异化观念自己和自己异化的老路子，都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己的东西——起码这点上是这样的，这也是我批评列宁翻拍黑格尔搞事物自相矛盾运动的原因。任何事物都不是可以脱开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它同世界的矛盾关系自己跟自己异化运动的，任何事物都是在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在与周围世界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否定自己调整自己的，人的观念也是围绕它解释世界和人类实践的能力运动的，哪有脱离此外部联系的毫无来由的什么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自己跟自己的异化，一切都是在与世界的矛盾中的自相矛盾运动。这样才是唯物主义的。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区别。

　　哲学的时代的发展，都是各有其功用的。今天提主体论提外部联系决定论动因论提从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看人的本质，都有其功用。比如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比如商品产品效用所反应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进步的质。脱离人与世界的主客体矛盾看意识并把这种与主客体矛盾无关的意识放到核心的位置，不但不符合实际，也达不到这种功用。

　　关于主体论。

　　主体论的建立，必须从相信人可以改造世界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的那一刻开始。而康德的不可知论达不到这一标准，黑格尔的心思更不是放在人身上(实际依然是放在神身上)，费尔巴哈还只及人本。西方主体论只能从人要改造世界的马克思开始。

　　谈到中国古代主体论的历史贡献，我本来是想做一个专题的。但最近家庭经济出现问题，暂时搁浅，不过可以浅谈。

　　中国有文献记载的文明历史，不管周易，还是六韬春秋史记还是老子论语庄周，都崇尚圣贤也就是人本身的力量，讲天下是人人之天下，讲文明教化人人学尧舜禹做圣贤。这种主体论文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首先就是中国人在这种文化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结束，就由秦朝终结了贵族时代（现代性的产生）。而这个贵族时代直到现在在英法日本周边也有其尾巴。自此之后，中国人治国，或用荐举制，或用科举制，选贤任能，虽然还有个皇帝，但到宋代就是有限皇权，明代更是发展出内阁制(这种内阁制英国日本还在用)，皇帝管不管事国家照样运行。中国主体文化向西方传播(传教士)，直接催生了欧洲神权的逐渐崩溃，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实际是在中国主体文化制度的震撼下产生的，查看历史脉络，欧洲主体论或说马克思的主体论，实际是中国古代主体论西传影响切合了其社会革命需要的必然的历史结果。

　　中国主体论改造欧洲，欧洲主体论(马克思主义)回来改造中国，中国改造马克思主义主体论然后再次改造世界。主体论的历史脉络大概如此。

　　（2020—12—13）

搞懂马克思的方法看待问题兼对前人的态度

　　1、人是主体性的存在，这等于说人是与世界主客体关系性的存在。按照马克思的意思，意识存在本身就等于说人的主体性存在，或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性的存在。

　　2、只要是把人当成主体性的人看待，不管叫主体论哲学还是主体人哲学，实质就是一样的。区别最多就是认识的深浅和快慢先后的不同。如蒸馒头一样，火候到了，熟了，都一样。

　　只要承认事物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产物，只要承认事物都是与世界关系性的存在，那么在动因问题上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至多是在生命界这里，生命主体与世界环境的关系已经是一种生命主体性的为我关系性存在，即主客体矛盾关系性的存在。总的动因都是与世界（对人是人化自然世界）的矛盾。在总动因中，表面看世界环境作为外因规定事物的存在样式，事物自己的内因规定属性，实则都是外因通过否定事物存在的条件否定事物，内因通过否定事物旧的属性实现新的属性即通过自己的发展保有自己。

　　如果你们也已经考虑到事物依据什么动的动因，你们也会看到事物自己和世界环境的改变两个动因，也会看到事物与世界的矛盾运动和事物自身内因条件和世界外因条件的矛盾运动、人主体条件和客体条件的矛盾运动。如果看到这些，你们就不会再认为我批评列宁和主席是错的。

　　3、、世界进程（包括人化自然世界进程）的强制性和人的主体能动性，共同构成主客体的矛盾运动。

　　4、、如果不接受主客体概念，可以换个说法，人与世界的矛盾是人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这里，说人是人发展的根本原因，和说人与世界的矛盾是人发展的根本原因没有区别。具体，你们说的内外因只是人与世界矛盾这个总原因的两个因素。你们只能争论在这个总原因中两个因素哪个因素起到主要的作用。实际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人和环境的关系中已经说过了，总体要从主体方面看问题，当然主要的还是作为主体能动性的人起着主要的作用，但马克思并不因此就否定环境对人质变的作用，也不可能否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顺序安排是，“人改变环境，环境也改变人”——在这里说，马克思说的环境实际是人从历史那里继承来的特定的资金和生产力环境，或说特定的人化自然环境，换个说法，也可以是人改变生产力，生产力也改变人。在这个地方，人和环境或说作为环境的生产力作为人质变运动的内因和外因对人的质变运动都是起了作用的，你不能说只有内因对人的发展起了质变作用，甚至如果退回到一般事物中去，你都不能争论在在事物的总动因中内因和外因是谁对事物的质变起到主要的作用，事物和它的环境，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质变过程中各有各的功用缺了谁都不行，另一方面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确实不好分辨事物和世界在事物的质变运动中谁起了主要矛盾方面的作用，所以争论这样的命题多是虚假命题是争论不完的，也没任何意义，你只能说在人的发展中主要应该从主体的方面看问题是作为主体为我性的人对自己的发展起到了主要方面的作用，但还不能否定外因的质变作用，甚至都不能否认世界变化的外因占主要矛盾方面人的主体性已经降低到尘埃的那种情况，在外因占据主要矛盾方面的情况下，当然是外因对事物的质变起到主要的作用。比如，唯物史观讲人整体主体尚未建立的自发时代市场或生产力对人发展强制作用的那种情况。所以，只能是总体主要的应该从主体的方面看问题，你不能否认世界变化有占据主要矛盾方面的那种情况。否则，我们就否定掉了唯物史观中生产力环境的变化对人质变的决定的作用。而这正是内因论者往往自相矛盾的地方。

　　总体，可以把人与世界矛盾的动因看做生产力矛盾的动因，一个是生产力需要，一个是生产力条件。是两个因素共同促进着人的质变发展。

　　5、生命的意义本来就是反自然而动保有和发展自己。人作为生命的最高形式，当然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取对世界客体的主体地位。

　　6、现实的个人，当然是处在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人首先要生存，这是自然关系。为了生存，人们合作也争夺，组织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或加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也破坏一定的社会关系。

　　这里，生存矛盾，或人与自然的矛盾，总是核心。共产主义革命也是以此为核心。马克思主义不是这么讲的吗？

　　7、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不光如此，人的自然存在还决定人的社会存在。比如，你和你儿子的关系。你生了它，这个自然关系就决定了你和它的社会关系是父子关系。他作为幼子要存活，这又是一个自然关系，这个自然关系必须要依赖与你们的父子关系这个社会关系来加强他要存活的这个自然关系。所以，人的自然关系总是出发点 。

　　8、有吃有喝衣食无忧，闹革命干什么。共产主义说白了还是为了吃喝。共产主义的要求，就是人的自然存在决定人的社会存在的典型案例。社会存在的合理与否永远要用它满足人的自然存在的状况评判和调整。主体论人根据自己的自然存在自觉调整自己的社会存在，就是不断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为了改善人的自然存在的，人与自然的主客体矛盾总是动因。

　　9、你生了你儿子，这就是自然关系，是这个自然关系决定了你们父子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除了传宗接代，本身就是人与自然的交换。马克思说自然是人化的自然，社会关系是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 ，你能理解吗。

　　10、你的问题不过两个，你其实可以问问自己。一个，人和世界的矛盾是人发展的动因，这个命题你能不能否定的了。否定不了，就学着接受，不要管我是不是草根儿。社会主义史上的理论家从马克思开始没有谁是专业的，在真正的理论家看来有谁说自己是专业的反而要笑死人了。另一个，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是人在改造世界发展自己，人是自己与世界关系的主人，是世界的主人（不要理解到形而上学的程度，这是表达一种精神实质）。这个事你也可以问一问自己可不可以成立，能不能否定了。

　　你可以存疑，但不可以不正视这是个值得慎重对待的问题，未来可能不可知，但在过去的历史中人是成功一步步取得对世界自由的，未来人会取得更大的自由，人定胜天是过去历史的结论，也是未来的结论。

　　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呢。至于你们自己内因还是外因的争论，不过是自相矛盾罢了，你们满脑子形而上学，在辩证法这个地方你们死硬的坚持搞内因论，但一挨到唯物史观你就立即坚持工具论条件论的外因论了。你们的这种自相矛盾，实际是到我这里才给你们解决的。

　　11、我再强调一遍，人和世界的矛盾，注意是这个矛盾，是根本的动因。这里哪个地方只说环境是动因了？怎么就成了外因论了？是人和世界的矛盾，两个因素当然都是动因，但单独提哪个都不是完整的动因。

　　12、我的意思只是说，我说的根本没有超出马克思观点的范围，批评我，首先需要批评马克思。我引述注解马克思，只是为了说明在马克思那里也是从外部矛盾看内部矛盾从主客体之间的这个外部矛盾看动因，不管是对自然的需要，还是对人与人交流的需要，都是人与世界的矛盾，是与世界的这个矛盾产生出劳动、语言、意识和人内部社会组织的变化。这些引述都是为最后否定列宁单纯把事物的内部矛盾看做动因做铺垫。最后是说明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之间的矛盾运动的运动机制。从事物与世界矛盾的这个动因看事物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之间的矛盾运动，才是矛盾论的完成形态。内部矛盾是矛盾运动，外部矛盾也是矛盾运动，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之间还是矛盾运动，总动因是事物与世界的矛盾这个外部矛盾。就是为了说明这个。

　　13、或者大家再看看，事物与世界的矛盾是事物的动因，人与世界的矛盾是人的动因，能否证吗？

　　只看到内部矛盾一定不是矛盾论的完整形态——再说一遍，人是与世界的一种关系性存在。

　　其它不争论了。如果事物与世界的矛盾是事物的动因没错，那么作为特殊事物的人，就也一样，人与世界的矛盾就是人的动因。人与世界的矛盾不过是人的自然矛盾社会矛盾，就是生产矛盾生产力矛盾生产关系矛盾，总之唯物史观所言的那些矛盾。

　　14、看主席给刘少奇的那封信也要批判着看，他批的不一定全对。起码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不一定全对。人是有自己的自然本质的。这个自然本质，就是他自己说的人会用工具，就是马克思说的人一旦开始自己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就是恩格斯说的人对自然的驾驭。

　　15、我不知道把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是从主席开始的，还是从哪位高人开始的，但他们起码没有理解马克思原话的意思。马克思说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话多数关乎的是历史发展中不同阶段人类社会的具体性质，比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性质，这里无关作为与动物的相区别的那种人的本质，也无关只有我们中国人才有的作为一种理论癖好的也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搞懂的那种人性论，中国人争论了几千年的人性性善还是性恶论，现在又多出个人性兽性论还人性论，实际即社会性论，看来这是要发誓把祖宗的留下的老玩意儿继续传承光大下去。但这不正是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的抽象的看待人理解人吗！

　　提人与动物的区别，不管是承认人多层面本质如马克思，还是只承认社会性单层面本质如主席，都要从自然本质来谈。

　　16、认识是个无限接近的过程。每一代人对实践的认识都应该有所推进。不要把前人的认识当教条。那是没有出息的表现。要批判性的对待过去一切的认识，当然也包括自己的。

　　17、把人的本质抽象成社会性的从来不是马克思，马克思甚至很少如你们这样抽象的谈论人的本质，这样做派实际多是中国人自己。马克思是说人是社会存在物，但也说人是自然存在物，说人的存在即人的本质，它的前提是人的关系性存在，是说人的本质要从人的与世界的关系中，从人与世界关系的总和中，这当然要同时包括人的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从这里边寻找。马克思在这里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各个不同时代人特定本质问题的方法。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现实性上是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无关你说的人的社会性，以此作为常识贻害无穷。当马克思谈人的本质的时候，主要是服务于他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批判的是反革命的社会和思想现实。他哪里会关心你们那些闲的蛋疼的泛泛之论。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老是从抽象的人直观的人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你们把社会性当做人的本质来泛泛而谈，你们不是从抽象的直观的个人出发，你们是从抽象的直观的人类社会出发。但马克思会这么做吗？他不会，他会拿出一本叫资本论的书，然后拍拍书告诉你，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本质，它是具体的现实的，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8、有的人出口就是经典，如马克思，这是他从一开始对自己的观点对别人的观点都持有一种自始至终的批判性的思维，是他知识去伪存真真知长期累积叠加的自然表现。有些人出口即错，如你，这是你对自己对别人缺乏马克思那种批判性思维知识多伪当然也是长期累积叠加的结果。所以，如果我说的你的问题如果不错，你对过去知识的去伪存真是有一个相当的过程的。

　　19、去伪存真，从常识开始。

　　20、人的本质既有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的东西，即历史发展中的各个时代的具体的本质，又有恒久不变的东西，即有就社会存在而言，又有就自然存在而言，当然可以是多层面的东西，就看你从哪个方面说。

　　21、我们平常所接触的常识，往往是添加了他人和我们自己奇奇怪怪烙印理解的常识，多伪不实——比如你对我强加到那些理解，以及我批你的那些问题，这些都需要一个去伪存真的自我批判过程。

　　22、当然，很多问题刨除了个人的问题之外本身暂时都没有定数，只能靠我们自己在批判中逐渐的接近真实。

　　23、现在发言老是不太方便。

　　你承认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是主席或者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根据马克思添加了自己的理解提出来的就好。马克思提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提人的存在即人的本质，或者提人的关系性存在，其实根本没有给人的本质下任何定义，而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人本质问题方向方法，马克思实际从来对你说的那种人的本质问题不如何感冒，我们理解马克思实际只能是从他的方法上才可以理解他整个大略一般。马克思如果有详细说人的本质，那就是资本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24、我提炼的从人的主体性存在看人的方法，或马克思的从人的关系性存在看人的方法，本身也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马克思看问题的方法。一定要懂得方法才可以梳理理论家们哪个地方说的好哪个地方有疏漏。不过，既然你明白了这点，即社会性做人的本质只是从中国人才明确起来的，是历史的后来才发生的，当然我也不反对，那么你就应该懂得它是后来的常识。如果你要建立起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和现实的理解，这些就都应该是你批判着吸收的东西。所以我说批判从常识开始。

　　25、对你说的人区别于其它事物的那个本质，我认为我是有发言权的，马克思对这样的东西一摞而过，是因为他认为这除了教育孩子没有什么理论意义。但我是做过认真研究的。当然，我也不是吃饱撑得，我是为了研究共产主义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方向包括生产生活资料的效用方向问题。我认为要搞明白这些问题，必须对人的本质问题做个彻底的研究和说明，否则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最终建立。所以，如果理解了对同一问题历史上不断发展着的理解，那哪个是内涵永远特定不变的常识呢？常识是随内涵的扩展而不断更新发展的。有唯一不变的那个区别，但对它的理解在不断发展。

　　26、很多东西都要重新批判着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力有特定的定义吗？生产关系也是。价值倒是有定义的。但马克思的价值和斯密李嘉图的价值完全一样吗？马克思的价值理解包括它的汉文翻译，对现实实践的描述就已经足够精当吗？如果足够精当，我就不提要从劳动时间和生活时间的统一、劳动量和生活量的统一理解价值和交换价值问题了。

　　这就是说，思考研究阶段需要重构常识理解。理解了马克思的这个方法，自然知道把社会性看做人的本质甚至当成中国人的人性论讨论的局限优劣甚至荒诞。

　　27、中国人的理论常识，在辩证唯物论上深受内因论之苦，在历史唯物论上深受外因论之苦。理论要发展必须从方法论上批判性的恢复马克思的方法论才行。

　　28、马克思否定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了吗？没有。马克思只是强调首先是人对环境的塑造作用。马克思也没有把人本身的作用无限夸大，马克思说的是人主体性存在中的人与世界关系性存在问题，环境也改造人，当然是对人的质变性改造。

　　29、我说人与世界的矛盾是人发展的动因，不可能否认人在自己发展中的规定性作用；我说事物与世界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因，也不可能否认事物对自己发展的规定性作用，即你们说的内因是根据。我是左翼主要的主体论者，不可能否认人在自己发展中的主体性作用，但我们不是唯心主义者，我们不能把主体的发展只看做主体无缘无故的什么自己运动，而只能从人与世界的主客体矛盾看待这种运动。所以说主客体的矛盾是主体发展的根本动因，这与主体在自身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并不矛盾。

　　30、另外，现在看来要把内因是根据，和列宁主席只从事物内部看待事物的动因问题做个切割。内因是根据一万个正确，但脱离与世界的关系只从事物本身看待事物的动因则一定是错误的。只从事物自身的矛盾看事物质变运动的动因，正是列宁的辩证法问题和主席矛盾论开篇的的基调。

　　31、这个对动因问题的新概括，是在主体论前提下的概括，应该已经包涵了以往理论所有合理的成分。

　　32、你认为人与世界的矛盾作为人发展的动因是错的，那你认为是应该抛开人与世界的矛盾看待人和人的发展了？那你是唯心主义，还是我是唯心主义？我感觉我是唯物主义，你是唯心主义。大家好好思考这个问题，要不要从与世界的矛盾看待人和事物。

　　33、关于动因问题其实争论的声音一直有。社会主义要再出发，对过去的理论就要有大批判精神。列宁主席错了就是错了。矛盾论的价值在主要矛盾问题不在动因论，主席活着也要对矛盾论进行改写。

　　34、动因问题的争论，在马列毛本身就有，马克思谈人的对象性活动。男人见色心起想的是打洞，女人见色心起想的是被打洞，内因本性固然对各自的运动方式起到规定性的作用，但动因还是见色心起即主客体矛盾。恩格斯谈事物的动因，归根结底是事物间的互相作用。马克思谈首先是人改变环境，然后才是环境也改变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到列宁就成了单方面的事情，主席也是受列宁影响，这早晚要有人调整。当然，只要不影响理论的进步，可以尽量不提。但提一定是没有办法回避。

　　35、革命理论的权威，在于它的真理性。没有真理性的革命理论，不会有权威性。因而维护革命理论的权威在于深挖它的真理性，而不是护短。革命的辩证法，就是不敢革自己的命就革不了敌人的命。革命的理论随实践总是要发展的，丑遮不住。革命导师都深谙历史的辩证法，他们深谙一切书都是旧书的道理，他们自己的书，话，只要写出来说出来就都是旧书旧话了，他们自己都要批判，何况后人。他们会高兴后人对他们积极活跃有所建树的批判，而不是把他们的旧书旧话当教条神谕。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天天说旧话，就只能做旧事得旧的结果，而不可能得新的更好的结果。导师们会看不起这样的后人。

　　36、内因论在当时条件下就是共产党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或说主体性主体能动性的依据。除此其它，完全的内因论早已经和后来的系统论相抵触了。和中国古代天地人世界观的辩证法都抵触。

　　37、这个地方是你自己承认的。实际整个人类都是动物界为否定自然条件束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何况一个婴儿。内部联系本身不但是外部联系的产物，它也还在随外部联系不断变化发展，发展到一点程度，量变化质变，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事物内部联系，即你们说的内因，还是要随外部联系变化。外部联系是动因。内部联系随外部联系动是定的，区别只是已有的内部联系，即你说的内因规定着它动的方式。鸡蛋是鸡蛋的运动方式，人是人的运动方式。但动因都是事物与世界的外部联系。

　　38、人的内部联系，人的思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植入人脑的人与世界矛盾，是实际的人与世界矛盾的产物。所以，人的内部联系，无产阶级的内部组织，都是为了解决主客体矛盾的。都要随主客体外部的联系而变化。变则通，通则久。内部联系不随外部联系变化，就意味着死亡终结。是在这种随外部联系的变化中，理解事物人自己在自己发展中的规定作用。

　　39、主席是要谈内因论的，但直觉只说内因不说外因不行，所以临时起意直觉性的对外因问题加了两句补充，但没有做任何的理论说明。所以到现在对外因问题大家都还是糊涂的，都是拿主席的一句话做着自己对内外因问题的演绎。

　　不过，主席直觉性的这句话表达确实是很精确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任何的事物、事物任何的性状都是有其特定的存在条件的。外因通过改变事物的条件改变事物，内因通过改变自己的性状通过发展保有自己。

　　40、你不能用你个人对动因问题的演绎代替主席的看法，说主席又不是内因论者了。

　　41、主席内因论的看法确实和你很相似，就是没有外因事物照样发展。实际就是说事物没有它的存在条件照样存在。这正是所有内因论者的症结所在，就是非关系性的看待事物的存在。但这就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没有自己存在条件的事物。你们都可以就此问题问问自己，再看看马克思在1844手稿是怎么说的。这就是我说要恢复马克思方法论的原因。

　　42、所以你们也就是说包括主席对外因问题确实是有自相矛盾的，既然事物可以不依赖它的条件存在，既然事物可以脱离世界的历史进程和矛盾关系自己存在和运动，当然就可以不把外因是条件当回事，外因是条件在你们那里就是个摆设。

　　43、我当然是知道主席是说了外因的。我说的主席没有真正承认，没有当真，是因为在内因论者看来，事物不依赖外因不依赖它的存在条件也照样可以存在照样可以自己运动。

　　44、在马克思那里，人与世界的矛盾运动人改变环境环境也改变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但在内因论者看来， 这个矛盾运动就成了问题，他们只承认人内部矛盾的矛盾运动，不承认人与世界的矛盾运动，是脱离与世界的矛盾抽象的谈人自己的运动。看来只会背语录一样的背背主席的东西不看马克思的东西不行啊！

　　45、把矛盾问题扩大到事物与世界的矛盾、人与世界的矛盾，才是对矛盾论的真正的发展。今天还固守在事物内部的矛盾，矛盾论就没有任何发展。主席活到今天也会写出新的矛盾论。

　　46、化学分解没有条件吗？物质腐败没有条件吗？什么事物、事物什么样的状态不需要一定的条件呢？

　　47、你们这些内因论者都是两张皮。在唯物辩证法是一张皮，在唯物史观上一张皮。一遇到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问题就不再坚持内因论了，就信誓旦旦要坚持作为条件或环境的生产力环境的决定论不再坚持主体内因论了，为什么？一遇到辩证法问题就又反过来开始迷信从主席那里来的教科书支持人自己的内因论不承认外因，骨子里又开始迷信事物可以没有自己的存在条件也可以存在。左也是你们，右也是你们，都是一帮人。但真的都是马列主义的吗？马列主义说一切书都是旧书，都要批判着看。但你们看书吗？主席的能看一点，但也是当语录看，马克思的怕选集前三篇一篇也看不进去。。。

　　48、能不能说，人性论并不完全等同于人的本质论？如果不完全等同，那么人性论算是中国人相对马恩开辟了一个新的论域。从不完全等同于人的本质论的人性论讲，人性的社会性还是对的。这实际应该已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问题。？

　　如果人性论是与人的本质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那么代表人性的当然只能是一元论的人的社会性。如果二者没有区别，就人的本质问题讲，刘（少奇）的自然本性问题即使只一个词汇即使诠释不当，也还是可以讨论的，人当然有在自然关系上所体现的本质问题。

　　把中国人的人性论和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论以及中国人在马克思基础上的人性论发挥，搞清楚。

　　不要把主席和少奇同志探讨的人性论问题和人的本质论问题混同。更不要错误地把主席的社会性人性论移植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论中去，二者完全是两码事。

　　49、你的意思我明白，研究特定的事物或它特定的阶段，当然要研究它特定的具体。

　　但问题是，你这么看只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什么？因为你忽视了在理论领域抽象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你看看政治经济学领域由于抽象的力量，就没有几个真正懂得辩证法，都一式的外因论形而上学者，辩证法领域，由于列宁的和主席的抽象，则一式是无视事物与世界的关系性存在看事物的自相矛盾运动者，由于这些抽象所导致的一种延续百年的强大方法论倾向你想改动半分都难。这都是抽象的力量。包括黑格尔对辩证法的抽象，至今都是理论史标志性的事件，它甚至影响列宁都走偏了方向。这反过来讲，二十世纪的理论之所以会出现一些问题，本身就说明马克思在抽象的方面做的很不够（列宁说马克思没有大写的逻辑）给后来的偏差开了后门。所以，抽象的力量只能用抽象的力量拨正，《哲学史问题批判》目的就是要抽象，它不需要研究具体。

　　另一方面，也还要看到，理论本身在它的一定阶段上都需要抽象，哲学更是。哪有不需要抽象的理论。不但如此，理论抽象的精当程度，还代表了理论成熟的程度。所以，只有抽象的精当与否，没有需要不需要抽象。即使不够精当，也要能服务与历史赋予的任务。重归书斋，我们现在面临需要拨正二十世纪以来的方法论回归马克思方法论的任务。

　　50、由列宁影响的二十世纪的方法论，是脱离与世界的矛盾性存在脱离事物的存在条件看事物的自己运动。现在就是要加上去这一矛盾，从事物与世界的矛盾，从事物的存在条件，看围绕条件的运动和自己运动的关系。或许是在这个地方，我之前没有下最后的结论，也才可以有继续讨论的意义，或许在自然界那里是围绕条件的运动，到人类这里条件的运动已经完全有能力寓于人自己的运动之内？这个地方我没敢下最后的结论，只算是大部分的一般意义的承认。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思考思考。自然界里的事物，是自然界的历史本身给它提供和改变它的存在条件，人已经开始自己创造自己的存在条件，但也不是全部。

　　如果这个地方可以结论，或许文章还可以改动几笔。

　　51、下册改了两笔。不需要急着看，你留作资料。

　　自然界是围绕条件的运动或围绕条件运动的自己运动，实际就是外因的运动。人一般意义的可以讲自己的运动，但也不要理解到极端，人虽然自己创造自己的存在条件，但也只是部分，人依然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都是以整个世界为自己的存在条件的。人总还只是自然的部分，有些东西逾越不了。另外，除了人也离不开自己的存在条件，自己的运动也总还离不开条件的运动。

　　但不管自然界外因条件的运动，还是人内因自己的运动，都脱不了它们与世界矛盾的总动因，人与世界的矛盾的决定和动因论总不会错。这对批判二十世纪的方法论就已经够了。

　　52、看马克思的书，要看他三个方面的含义：已尽之意，未尽之意和由于行文顾此失彼隐含遮蔽之意。马克思主义主体论关键点不单在主体论，不单在客体论，在主客体矛盾论。因为在主客体矛盾论，才在主体论，也在客体论。主体论和主客体矛盾论属马克思应尽而未尽之意。

　　2020.12——2023.05

只要是彻底的主体逻辑，就一定是共产主义的逻辑

　　1、提倡推介主体逻辑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真能理解接受主体逻辑，中国以后就一定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性质的经济，无论它要不要把资本作为发展经济的拐棍。

　　但这里还是要有一个主体批判的问题，在现实中还有没有那个占据领导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包括它的主体意识？如果还有那个主体和它的主体意识，它为什么会把医疗教育住房公共服务甚至印钞统统交给资本？

　　2、主客体矛盾和你说的主体矛盾的关系我这没有展开，实际就是马克思说的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主体本性力量外化与客体世界的矛盾关系。

　　3、主体论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主要都在上册说过了。

　　关于市场经济。如果说资本主义相比它之前的所有生产方式在推动生产力方面的进步主要是它推动使用价值效用更新和工业革命方面的进步，那么只要共产主义也具备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这项能力，它就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组织而不再有必要拿资本主义作为发展自己的拐棍儿。

　　这是条根本的主体逻辑。

　　除此之外，市场经济还有什么要共产主义必须吸取的呢？

　　4、主体逻辑，就是主体自觉的组织工业革命自觉的组织效用更新，即自觉的组织生产力，并围绕此自觉的组织自己的生产关系内部联系。

　　主体总是根据自己与自然世界的矛盾即生产力矛盾自觉的组织自己的内部联系即生产关系，并用新的内部联系支持新的外部联系的。

　　理论基础有了，剩余的就是实践，就都是主体逻辑完成了。

　　5、主体本性力量的外化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主体的本性需要并不等于它可实现的需要，它可实现的需要是由客体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代表他本性需要的特定可实现程度。人根据自己的主客体矛盾，就是根据它最后所可以实现的需要，而不完全是自己本性的需要。我们的本性需要是超越时空束缚，但结果我们可以超越时空束缚的手段只能是自行车，在这里自行车需要就是我们主客体矛盾的具体结果。人只能根据自己可实现的需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它当然一定程度的满足了人的本性需要，但并不完全等同于人的本性需要。当然，也正是本性需要和实际可实现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构成另一层级的主客体矛盾推动生产力矛盾的继续发展。

　　6、说主客体矛盾的决定，还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变化的，而不是死的，变化的世界本身就应该是人变化的行动的动因。所以，这里总不是完全根据人自己的想法，而是根据人与世界矛盾变化着的现实。所以，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我说人与世界的主客体矛盾是总动因，人本质力量的动因——内因，代表世界（包括人化自然世界）力量的动因外因，作为动的两个因素都囊括在总动因之内。

　　7、是可以把一般生命体与其环境的矛盾关系说成一般意义的主客体矛盾的。辩证法是叙述历史进程的一种方法。人的主体性是从低级生命的主体性动物高级生命的主体性发展来的，它现在本身也还在继续的发展和实现过程当中，现在的人也还是发展中的人，还不是最终实现了的人。这本身也还要求要把人的主体性放到整个生命界主体性的发展过程当中考察，人的主体性只是整个生命界主体性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当然是最高级的阶段，但它的发展还远没有完结。

　　人对辩证法的理解深度是有区别的。有很多人并不能把辩证法理解成分析历史进程的方法。但从黑格尔到恩格斯到列宁，他们各自的辩证法都是要叙述历史过程的。不能把辩证法理解成历史方法，总还是一个缺陷。

　　8、方法论要求一个统一的东西。生命主体同世界的主客体矛盾不过是普遍事物与世界矛盾的一个发展。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生命现象，它们各自与世界的矛盾作为它们各自发展的动因不会变，变的只是事物本身对这个总矛盾的反应方式，也即事物本身，非生命界是被动的反应，生命界是逐渐生长和发展的主体性的反应，人只是生命主体性发展的最新阶段。

　　9、起码在我的辩证法中，看事物总是从事物与世界的矛盾关系看事物的。马克思把一切事物看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实际也这个意思。不要冠什么本体的名头，多些名词不能让人更明白。

　　统一的都是事物在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它与世界的矛盾中发展，辩证法是解释它的发展机制，它是怎么样由无机界到有机界到生命到人发展的。最终是为说明人最终实现的那个界限或限度服务。非此就难以真正的究透人与自然的联系发展的本质和方向。我也是从这个角度说过去的唯物史观还并不是建立在人与自然深刻透彻的理解基础上的。

　　从黑格尔到列宁，他们不是不想解释历史，是他们的观念的事物的自己运动，纯是自己的运动，而非是在世界的历史进程当中事物与世界矛盾的运动。事物的运动当然可以说是自己的运动，但必须是在与世界矛盾运动中的自己运动，是在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之间矛盾运动中的自己运动。

　　你可以再看看那几篇文章的相关部分。看事物是如果由一种质过度到另一种质的。辩证法最根本解释的是事物质变的运动，所以才是解释世界历史运动的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起码要懂辩证法是一种历史方法。

　　10、列宁和主席在矛盾论中都强调的是解释质变的运动，即历史运动。总要先能解释历史的运动，才可以有如何准确的谈你说的事物的矛盾或人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否则具体谈它的外延内含都可能是不完全准确的都是含糊的。这也是我对过去唯物史观提出的问题。

　　11、是的，以前的矛盾论只强调事物自身的内因对事物质变运动的作用，那种解释根本解释不了世界和物种的多样性。世界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只能从环境即条件的多样性也即从世界本身的多样性解释，这都要说事物与本身就在变化发展着的多样性的从而有时又是特殊的世界环境的矛盾运动。

　　12、作为一般和基础的只能是事物与世界的矛盾，研究任何事物，包括人，它们的质的规定和质的变化，都应该从它们与世界的矛盾过程入手。

　　主客体矛盾只能作为生命主体性产生以后生命主体与世界矛盾的一种事物特殊看待。这种特殊是主体性的生命界主要是主体性的人与世界的矛盾，在这里才产生主客体矛盾。在非生命主体性的事物那里它与世界的矛盾，因为事物本身的无主体性就无世界的客体性，因而不能叫主客体矛盾。

　　不管事物与世界的矛盾运动，还是主客体的矛盾运动，当然都是对立统一的，它们都是一种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对事物或生命主体本身来说，当然就是它的外部联系或外部矛盾，它是对立同一的运动。事物或人还有它的内部联系，也是对立同一的运动。事物或人内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当然要围绕它与世界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支持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事物就在自己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

　　在这里可以说，生产力总归代表的是人与自然联系的能力，代表外部联系，生产关系是人的内部联系，人们的生产关系作为人内部联系总是围绕人们生产力的实现和争夺，总是围绕人与自然世界的主客体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实际就是人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逻辑，就是人围绕自己与自然的主客体矛盾的自觉解决自觉地调整组织自己的生产关系。

　　在共产主义的矛盾共同体主体逻辑中，只有认识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如果工业革命的规律使用价值效用更新的规律都认识透了，就没有共产主义生产做不到的事情，也没有了还必须以资本主义做共产主义拐棍的必要。

　　13、阶级斗争属围绕自然矛盾即生产力矛盾主体内部关系的调整。整体主体性还没有实现的自发时代，是盲动地对抗地调整；整体主体性实现后，是自觉地调整。

　　14、特殊矛盾寓于特殊的事物和事物特殊的变化的环境当中。

　　15、由阶级的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体的生产目的的对立，到重归于社会主体的生产目的，首要的还是要重建共同体。如果没有重建的共同体，说再过至多只算是划个大饼。

　　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作为共同体管理的内容和重建共同体做个对子。但当前主要还是应该强调重建共同体，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已经给大家重建了一个个人所有制了。

　　文章是值得肯定的。只要是主体逻辑，就是共产主义的逻辑。

　　16、主客体矛盾，主客体对立同一中的矛盾运动，主体本性力量的外化，主体对象性的活动，主客体关系性的存在，实际都一个东西，都是指生命主体，主要指人，根据变化着的环境为我性的自觉能动的那种存在。生命主体主体性的存在方式，是一般事物发展到生命主体阶段的一种事物存在特殊。特殊矛盾（主席）只能用具体事物特殊的存在方式和它特殊的变化了的存在条件解释，但统一的辩证法不会变化，都是事物与世界的矛盾。主体性的存在就是生命主体与变化着的世界（变化着的自然界，人化自然界）的矛盾性存在。这就是生命主体或说人的外部联系。人和一切的一般事物一样，都在自己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对立同一，外部联系中人与变化着的世界的对立同一，内部联系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必须否定旧的自己发展保有新的自己的两种现实对立态势的对立同一，所以主体矛盾运动是对立统一运动的一个系列组合，它始于人与世界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人就在自己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这种矛盾运动中发展。

　　共产主义共同体也是一样。必须从这里理解共产主义共同体主体逻辑的运动，它是现实的运动，也是历史的运动。

　　17、列宁和主席因为最终还不是从事物与世界的矛盾分析事物，所以他们对内部矛盾的对立同一也还仅是从内部物质结构的角度理解，什么正电和负电的对立同一，地球南北两极的对立同一，其实是面对世界矛盾为保有自己必须否定旧的自己实现新的自己这种现实矛盾力量的对立同一。这点上黑格尔才是对的。内部联系中这种面对改变了的外部联系否定现状和为保有自己继续发展两个对立方面的对立同一，在自发时代是通过那种真正可以给主体带来革命性质变的革命阶级以阶级对抗的形式实现的，在自觉时代是通过社会整体主体性即共同体的共同主体性的自觉调整实现的。作为社会结构的阶级对立不一定是那种最终可以引起主体质变运动的阶级对立，比如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农民和地主的对立。虽然它们也直接地间接地推动了历史进步，但这些进步最终都是由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完成的，只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才是历史上可以否定旧的主体实现新的主体对革命阶级。因为代表工业革命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原因，现代无产阶级也是一样。

　　18、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矛盾运动，实际也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

　　19、卢卡奇就有很大的偏颇。卢卡奇不懂得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统一性，也没有看到恩格斯唯物主义的解释世界过程在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对人类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伟大的作用。马克思除了说劳动异化，还说人精神的异化，即宗教。在人类的精神解放中，恩格斯的贡献不可替代。

　　20、得出辩证法是对立面的和谐，是基于不从与世界的矛盾观察事物的旧的辩证法缺点的，不单纯是他不从阶级斗争看问题。停留在旧的辩证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类似的问题。解决类似问题，只能基于事物存在条件的历史变化，和事物根据自己存在条件的这个新的变化其内部必须否定旧的自己发展新的自己才可以继续保有自己的这种不可调和的斗争，这种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才可以解决。在主体论中，真正的革命性阶级总是代表主体本身发展的质变因素的。

　　2023.01

【文/刘光晨，本文为作者向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原创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