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警惕有人打着“混改”的幌子变相推行私有化

　　过去，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在改革改制中过度、盲目的私有化所导致的不仅是严重腐败与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导致国企凝聚力严重丧失，这已成为装备制造业振兴的一大障碍。国企凝聚力主要体现在国企员工爱厂如家与无私奉现的精神，如果员工连家(国企)都不爱了，无私奉现的精神也不复存在了，那就意味着国企的凝聚力丧失了，再怎么改革改制也是弊大于利。

　　虽然目前没有多少人公开鼓吹“新自由主义”与私有化，但这些人改头换面，打着所谓改革的招牌（比如“混改”），曲解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要大力推进民营化(实则私有化)，要让更多民企(实则是私企)、外企控股国企，让更多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等论调，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

　　单就装备制造业而言，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极力贬低国企的贡献与作用，夸大公有制的弊端，在他们看来只有引入外资、民资之类的私人资本，或将国企廉价出售，或搞合资合作等方式“化公为私”，将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改制成外企、民企(私企)之类的非公有制企业，才能克服国企弊端，才有利于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和发展。然而事实却给出了相反的答案，非公有制恰恰不利于装备制造业的振兴。因为要振兴装备制造业，技术、资金、市场等因素固然重要，然而国企所特有的凝聚力才是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灵魂。

　　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后期，沈阳十多家国有特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如沈鼓、沈阳机床、沈阳电机厂、沈阳重型机械厂等这些曾经不仅在东北，甚至在全国位处排头兵的企业几乎全体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最困难时从厂长到一线工人每个月才拿200、300元，比北京、上海低保还要低。在一家企业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恢谐的顺口溜“人人二百五(元)，共同渡难关”，这就是当时国企情况的真实写照。就是这点少得可怜的钱，还经堂被拖欠，医药费更是一分钱也报不了。这些大厂大批出色的青年工人成了沈阳女孩抛弃的对象，30出头了仍讨不上老婆。当时很多人认为沈阳这十几家大厂必跨无疑，破产只是早晚的事。然而这十几家大厂干部职工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仍然苦熬苦干，虽然有少数人离开企业，但多数人仍然坚守岗位，没有他们的坚守，就不会有今天这十几家大厂的振兴与繁荣。

　　对比之下，外企、民企(私企)企业员工都把自己视为打工者，而不是企业的主人，外企、民企(私企)招揽工人就是为了挣钱而不是为了发展技术，外企、民企发展技术只是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盈利地位，一旦挣不到钱或挣的钱少，就会毫不犹豫地裁员，外国资本家和绝大多数私营企业老板决不会为咱们国家做无私奉献。因此，外企、民企(私企)人员跳槽流动率很高，在保障就业和推进技术发展上也就不那么可靠。如果沈阳这十几家大厂是某些经济学家大力推崇的外企、民企(私企)，那它们早就垮了，因为外企、民企(私企)决不可能靠“二百五”(月薪)留住人才，但是国企就能，这就是国企所特有的强大的凝聚力。

　　据原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期，铁西区90%的国企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90%。虽发不出工资，工人照常上班。关锡友去车间跟工人聊天：“没钱发，干吗还干啊？”工人们回答：“闲着也是闲着，说不定过些日子会好。不干，不更完了吗？”关锡友对此是感概万分，他说：“这里面有一种感情，大家都盼着企业好，包括那些因为生活困难呆不下去走了的人，离开时其实心理都很难受。”国企强大的凝聚力所积淀出的国企职工责任心、忠诚度、归宿感、自觉性和组织纪律性，是国企独有的强大优势，由此让关锡友看到了国企的希望。

　　其实在国企呆过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国企常常是一家三代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依赖国企生存。特别是老工人，在同一国企工作了几十年，对国企的感情非常深厚。这是因为国企是属于国家的，归根结底是属于工人们自己的，而不是属于某个或某几个“资本家”的。在国企工作的员工都有一种出自内心的为国打工、为国贡献、为国争光的自豪感、荣誉感，人人都有强烈的振兴国企的使命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主人翁精神和意识。中国革命的成功靠得是推翻资本家、地主对工人、农民的剥削。没有什么人肯心甘情愿为资本家打工、被资本家剥削，都愿意在国企为国打工。正因为此，即使“二百五”(还时常拖欠的)低薪，国企员工就会坚守岗位，与企业同生死同共命运，不会受当代“资本家”的高薪诱惑。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沈阳这十几家大厂一些技工因生活所迫曾离开企业到南方沿海地区三资、私营企业打工，而后来随着沈阳十几家大厂生产形势的全面好转，当企业要求他们返厂时，他们全都无条件返厂，这让南方企业的老板们很不理解，我给你们开这么高工资，你回沈阳国企收入要低得多，为什么还要回去？为什么就低不就高？其实人活在世上不光为钱，也有精神需求。沈阳国企技工在南方打工收入再高也感到自己被“资本家”剥削，收入再高也是一个打工仔，找不到在国企为国打工的光荣感和归属感，钱虽比国企挣得多，但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并不愉快，故他们宁愿拿国企的低工资，也不愿拿“资本家”的高工资。他们对国企的热爱和奉献精神让人感动。沈阳这十几家特大型装备制造企业从濒临破产到现在重振雄风，重新成为行业排头兵和沈阳经济的领头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国企强大的凝聚力和国企员工的奉献精神是最重要，这可以说是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灵魂。这也是南方老板们永远理解不了的，更被某些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所忽视。

　　国有装备制造企业改制成外企、民企(私企)之类的非公有制企业后，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是国企原有的凝聚力和国企员工的奉献精神彻底丧失。因为原国企员工发现国企改制后被国内外“资本家”所控制，大锅饭倒是被“彻底打破”，收入差距也随之被拉得很大，那些改制后企业高管能拿几十万、上百万的年薪，企业红利基本上被“资本家”们瓜分一空，这使员工们感到很不理解，心理非常不平衡。

　　国企改制后固定工制都被废除，并实行强制大规模裁员，可下岗一个就会使一家三代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受牵联，更别说一家下岗几个，弄得人心惶惶，谁也无心钻研技术。员工们都有一种被出卖和抛弃的感觉，感觉国企改制后，自己沦落成被国内外“资本家”剥削的打工仔，国企主人翁意识和自豪感、责任感荡然无存，谁也不愿为国内外“资本家”和拿几十万年薪的高管做无私奉献。既然自己成为打工仔，那就只能一切向钱看，只想尽快尽多地挣钱，干活时动不动讲价钱谈条件，不仅不给钱决不肯干，给钱少了也不肯干，而且这山望着那山高，如果外面那位老板给钱多就会毫不犹豫地马上跳槽。

　　于是过去国企那种人员相对稳定、低流动率局面被打破，人员跳槽与流动急剧增加，大家是人心浮动，谁也不愿像过去那样以“十年磨一剑”方式安心钻研技术，于是企业技术能力出现下降的趋势，产品质量越来越不稳定。而装备制造企业的研发与生产靠得是一个稳定的、环环相扣的人才链条，特别是关键岗位，那怕一、两个技术骨干跳槽，都会给生产带来不同程度甚至很大影响。因为装备制造企业所需的人才并不是经几天培训就可到血汗工厂干活的农民工，要的都是市场最稀缺的，有“十年磨一剑”经历的高端技术人才，一旦技术骨干跳槽，重新招聘有经验的技术骨干难度很大。如招聘无经验的本科生与技校生，由于没有“十年磨一剑”那种相应技术能力和技术经验的积累，短期内根本无法胜任工作，使企业生产和产品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界和企业界弥漫着产权“万能论”和“科斯神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科斯定理是建立在产权明晰使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上，从而推导出“私有化最有效的神话”。但实事表明，对装备制造企业来说，私有化并非最有效的，弄不好还会降低效率。从沈阳十多家国有特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现在的发展速度和效率来看，丝毫不逊色那些外企、民企(私企)等所谓产权明晰的非公有制企业，甚至还超过他们。仅从“十年磨一剑”技术特性与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性来看，国有装备制造企业也不宜改制为外企、民企(私企)，还是应保持装备制造企业公有制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