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非富士康之祸，甚至非河南之罪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
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
—— 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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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曾把河南人称为“中国的吉普赛人”：
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他们和吉普赛人不一样，吉普赛人只爱漂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
“用劳动换取报酬”，这句话对于坐拥中国第一劳动力大省名号的河南人来说，已经越来越非一项赞誉——至少，不是一个暖心的赞誉。
根据中国《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企业十强分别是：郑州富士康、上海达丰电脑、华为终端、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中石化、昌硕科技(上海)、深圳华为、名硕电脑(苏州)、中石油。
除了两桶油和高新企业华为之外，其他均为外资或合资企业，且不少都是台湾省的代工巨头。
其中，作为台湾省超级工厂的富士康系，在大陆独占三席：郑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分别位居第1、第4和第5——后两者分别吸纳了中国华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广大廉价劳动力，而高居首位的郑州富士康则直接聚集了河南本省的茫茫劳动人口。
一个河南省即足够供应一座富士康区域性大厂的劳动力需求，足见河南劳动人口之巨。
根据去年出炉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河南省的大专学历以上人口已经达到1167万，在全国排第4位，这样的总数已接近省会郑州的常住人口数量，和比利时、古巴、瑞典、葡萄牙等国家的人口相当。
但是，相比于河南全省超过一亿的恐怖常住人口规模，河南高学历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1.81%，在全国属于绝对倒数的水平。
建国之初在布局国民经济战略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大工业项目中有八成都落在北方，其中仅东北三省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一（54个），由于资源丰富又有大型重工业基础，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准确的说是在苏联解体之前，这个我之前分析过）占尽了时代风头。
河南省当时看似也分到10个重大项目，但绝大多数都落户于洛阳市，辐射全省效益几乎为零，这使得河南始终未能如东北那般成为桥头堡式的地域，“人多但工业基础薄弱”的痛点一直未能解决。
这个痛点的另一面就是：河南人世世代代永远在做两件事：种地和做工。
时至今日，河南全省耕地面积占比高达47.46%，仅次于山东（48.86%），但总面积（792.64亿公顷）要多于山东（751.53亿公顷），仅次于黑龙江。
作为全国夏粮第一大省，河南也是国家极为重要的粮食储备中心，战略意义重大，其主粮自给率（151%）远高于山东（88%），是国内仅有的五个粮食净输出省之一（另四个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
这或许就是十年前央视颐指气使又傲慢无礼地鞭笞河南“不该扩建大学城”的所谓理由吧…
2
至2018年，全国共有国家级开发区552家，省级1991家，其中河南省分别有19家和131家，相比起江苏（71家和103家）、山东（37家和136家），河南的经济开发区在数量上看似不少，但级别却远远不够。
河南各地在招商引资时，能吸引到的国家或民间资本、技术密集型高端项目相对较少，这又反过来导致当地的产业升级迟滞、城镇规划落后、人才流入乏力、人才出走难阻等一系列弊病。
还是以郑州富士康为例，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号称省会郑州“最好的企业”，但富士康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企业严重阻碍了郑州的产业升级，产值虽然很大、效益也不错，却全靠堆人。
富士康发展得越好，对郑州的不利影响就越深。
然而，郑州却又离不开富士康在贡献税收和吸纳就业两个维度的“脱困”。
客观来说，如果没有富士康，郑州绝对不可能在前两年跨入“万亿俱乐部”。
富士康的出口额在郑州、太原、衡阳、成都、南宁的占比都超过30%，郑州更是以82%的超高占比位居第一。
不仅富士康，许多城市的第一大出口企业都是外资或合资企业，只有少数省份成了例外。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山东、山西、四川、广西、湖南的第一大出口企业都是富士康。
富士康落户郑州是在2010年，那年郑州全市出口总额仅34.56亿美元，次年就飙升到96.37亿美元，2012年狂增至202亿美元，2015年突破300亿美元，2019年接近400亿美元，2021年达到550亿美元。
这就是死循环。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郭台铭为首的台湾资本客，每每敢于在大陆地区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根本原因。
一切上层建筑离不开被经济基础左右，在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奢华面前，过去某一阶段，可以说我们是“噗通”一声给人家下了跪。
一切政策扶持台商优先，一切资源倾斜台胞优先，这在改革开放之后曾是铁律般的统战信条和“招商引资守则”。
自从中国从80年代末开始吸引台商投资后，由于大陆的劳工与土地价格便宜，且政府的“对台行政效率”也高，加上同宗同文没有语言障碍，使得上世纪末段（尤其是亚洲金融风暴后）大批台商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
至2011年为止，在大陆的台商已经超过八万家，台干人数上百万人，投资总金额超过两千亿美元。
这背后日渐形成的就是早已长久深固、尾大不掉的对台依附。
如郑州富士康的党委书记，竟然能够阶级错位的发出这种话，我是一点不意外的：
因为这些党的干部其价值观的塑成，恐怕本就是来源于郭台铭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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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这次富士康防疫乱象来说，舆论场向来有浑水摸鱼之徒，富士康的管理混乱显然不能被定义为“过度防疫”，而恰恰是当地主管部门与企业双双“消极防疫”所致。
简单粗暴又放任自流，这与躺平无异。
富士康早已陷入防疫困境但郑州市进入10月下旬以来依旧官方发布确诊数字不实，这先不多议——甚至，在工人们大面积失序的情况下抛出了一种极度类似于躺平话术的言论，这才是最让外界感到错愕的。
历史已经证明，在封建的官僚阶级和嗜血的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下，工人阶级在夹缝中是没有生存出路的。
一面是隔离管控不力，一面是工厂强行要求“只要不阳就得复工”（乃至用1500元的加班费“刺激”）——除非被组织动员起来，否则工人阶级始终会是一盘散沙。
然而，“组织动员”又谈何容易。
早在2007年，富士康集团就成立了工会联合会，但那实际上是一个管理组织，而非广义上的工会。
那年3月，富士康在深圳龙华工业园区召开集团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由71名会员代表选举产生了富士康集团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时任集团对外办公室专理的陈鹏当选为第一届工会主席——此人是郭台铭的心腹，也是富士康大陆管理团队中受信任的一员罢了。
对于这个工会，当时“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项目的调研报告显示，富士康员工只有44.5%的人知道工会会员有选举和被选举为工会干部的权利；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团工会主席是谁，更有82.5%的工人不知道基层工会小组长是谁，员工在一片茫然中选出所谓小组长。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长期观察富士康，他指出：
从富士康一系列的员工跳楼和罢工事件看，工会的声音听不到。工会成立几年来所做的唯一一次活动就是支持郭台铭，从这样的历史看，富士康整个管理层不懂得什么是工会。
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在调查富士康后也曾表示：
富士康的工会不能真正代表工人。
2013年，中国网曾调查了1736位富士康工人，其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四成工人认为工厂没有工会，大部分人不知道工会的职能……在深入访谈中，受访者大多表示：“没听说工会干的是什么”、“有问题反映了也没用”、“他们和企业是一伙的”……
当然了，这里面自然不仅是富士康集团这家台资企业的问题…
比如这次令人倍觉吊诡的是，乱局爆发时，10月26日最先出来“辟谣”（没有感染两万人）的竟然不是郑州当地主管部门，而是远在台湾省那边的“中央社”……
请问，郑州市委市政府在哪里？郑州到底归谁管？到底谁该为郑州、为这些流离失所的工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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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觉得无奈的是，或许这也非郑州市乃至河南省可以改变的格局性、结构性弊病。
一亿人口的偌大河南，全省竟然一个985高校都没有被划列，211高校也只有一个（郑州大学）。
作为对比，6600万人口的湖南省有4所211（其中3个为985），5600万人口的湖北省有7所211（其中2个为985），8070万人口的江苏省有11所211（其中2个为985）。
就连过去许多年在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上与河南十分相似的近邻安徽省，都有3所211（其中1个为985）。
更不要提，最让人愤懑到无以言说的：
1500万人口的天津市有4所211（其中2个为985），2400万人口的上海市有10所211（其中4个为985），2300万人口的北京市有26所211（其中8个为985）……
可以这么说，这些省市的孩子从小立志要在家乡“出人头地”，而河南的孩子却是从小立志离开河南、考入别人的家乡……
而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纵使你我距离罗马的距离已有差距，但你我通往罗马的路径居然也有分别……
我斗胆吐槽一句暴论：当今中国的「户口」，某种程度上与印度的「种姓」难道真的有区别吗？
我之前在评论“小镇做题家”的文章里有说：如果可以，试问谁又愿意去当所谓的小镇做题家呢？谁不想脱离“小镇”呢，谁又喜欢“做题”呢？
更进一步的追问：所谓“谁不想脱离‘小镇’呢”？
事实上，“小镇”本身是很美好的，在每个人的心中，家乡都是最美丽、最令人眷恋、完全不需要谋求“脱离”的——但是，在私有制主导的城市化进程中，小镇在贫富差距和阶级鸿沟的现实面前，便成了被抛弃的边缘地带。
不论实际还是舆论，小镇（和小镇里的人）在大城市（和大城市里的人）的面前就成了低人一等的下阶位。
所以探讨“小镇做题家”就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将“小镇”和“做题”这两个原本美好的东西（美丽家乡和获取知识）都异化、污化、奴隶化了。
一如恩格斯曾在谈英国工人阶级的教育状况时指出：
资本打造的所谓“自由竞争”，实际是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
河南省的高等教育不比发达省市，作为一脉相承的基础教育、乃至基础素质教育，亦是同样。
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获奖最多的省份，首先是湖南，其次是湖北，然后就是北京与上海——河南拥有数量惊人的基础教育人口，但历年奥赛奖牌总数只能排在全国10位上下。
做题游戏式的奥林匹克比赛这东西有没有卵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其关乎小镇做题家的制度评析，此前已议），但可以看出的是：河南省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已经远远落后于教育发达省市，尤其在资源分配层面。
我可以把同一代的研究样本追溯到历史深处，拿2005年前后的河南省小学教育资源数据作为参考。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05年全国小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北京市4811元，上海市7958元，河南省757元；
2005年全国小学生人均基建教育经费：北京市203.42元，上海市170.56元，河南省18.5元；
2005年全国小学生人均校舍建筑面积：北京市10.37㎡，上海市7.18㎡，河南省4.54㎡；
2005年全国小学生教职工师生比（理解为：平均一个教职工管几个孩子）：北京市8.1人，上海市10.8人，河南省19.7人。
…………………………
郭台铭们为什么会盯上河南，河南又为什么会成为郭台铭们垂涎三尺的肥肉而局面经年难改，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人愿意去解答。
因为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摆在那里，却无法言说。
学者科尔曼曾经在对教育不平等的各种表现的表述中有过这样的总结：
教育机会均等应该等于教育资源投入均等+教育资源对学生成就产生的效力均等+教育产出的均等。完全的机会均等，只有当全部差别性校外影响消失时才能实现。由于存在着差别性校外影响，机会均等只能是一种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实现……
格瑞赛伊更是有过一句看似平和、但极为辛辣的论点：
所谓“公平”概念，只有在服从于集中解释时才有效。
说白了就是：对不同地域、不同人群搞多重标准，这注定与「公平」无缘，以致于今天徒步回家的富士康工人们，看似触目惊心、难以理解，但其实都在时代的逻辑叙事中。
种地也好，给台企资本家当一个流水线螺丝钉也罢，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都不可能改变命运、更遑论改变家乡。
小镇做题家制度的弊病我已写过太多，但是在本身很难扭正船头航向的环境中，做题家与做题家之间却也境遇如云泥之别，这就异常让人绝望。
同是省会和人口大市，郑州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可能还比不上武汉一个东湖高新区；往下看，安徽省会合肥这两年又在科技赛道快马加鞭（特别是合肥的高铁大动脉，近年来直接对冲了郑州曾经的中原交通枢纽优势），可谓形势催人紧。
省会如此，整个河南呢？无需多言。
跋
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曾提出过一个“木桶原理”，认为：
整个社会中最脆弱的环节就是收入水平最低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温饱的边缘，如果阶层流动受限使得这个群体通过正常渠道改变生活现状的希望破灭，他们可能会萌生从根本上颠覆整个社会的想法，届时经济社会将不能够正常运行，发展也将陷入停滞或倒退。
在“洋葱头”一般的社会阶层结构下，阶层固化潜滋暗长，使各阶层之间流动缓慢甚至停滞，呈现“出碎片化、断裂化、层理化的特征。
碎片化，是指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以无序状态促成原本凝聚为一体的族群主体产生思想和形体的割裂；断裂化，指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层理化，指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但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交流和身位置换。
罗尔斯也曾鄙斥过某些捍卫“现存秩序”的人：
我们应当反对这样一种论点：“制度的安排总是有缺陷的，因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会环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转移到人类的制度安排之中。”
这种思想有时候被用来作为对不公正熟视无睹的借口，仿佛拒绝默认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样。
我认为，自然的分配无所谓公正不公正，人们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不公正。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实。
公正或不公正，在于「制度」，以及「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
批评嗜血如命的富士康？曾经“十连跳”时就应该将其拍翻，但是拍翻了吗？
批评产业升级迟滞、劳动人口转型缓慢的河南？十年前郑州市一届班子成员用仕途换取龙子湖，但是之后有跃进吗？
用列宁在《告选民书草案》中的两段话收尾吧：
只要资本的统治存在一天，那末任何平等，即使是小业主、农民使用全民土地的平等，都不能使人民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只有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在劳动者群众的支持下，才能粉碎压得各国工人喘不过气来的资本的桎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由和平等就不是骗人的空话；劳动者就不会因为小规模的单独经营而被分散；共同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将造福人民群众，而不是压迫人民群众；劳动者的统治将消灭任何民族、宗教或异性之间的任何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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