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
我在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段话：
正是因为认可、支持、拥护动态清零政策，我才会更加反对这种有悖于清零内涵的做法。
往小了说：一刀切＝躺平
往大了说：集体主义≠整体主义
有读者同志追问：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集体主义，是充分重视群众的力量、充分解放和动员群众的革命热忱与能力，让群众参政议政、投入到大型社会运动中来，让群众管理与自我管理、监督与自我监督；而整体主义，则是拿群众当毫无生命力的工具、当毫无感情的“被管理者”，只知盲目地要求“服从大局”、“遵守纪律”。
如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的：
我们已经夺取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和困难，就是要了解从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的主要任务，过渡到“管理”这一主要任务的特征。
这也正是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精髓。
至于工人阶级如何实现管理与领导，其前提是必须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汤寡水的“学术培训”。
反之，如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那么工人阶级就不需要懂政治、学政治、掌政治，而沦为一批批为生产力服务的机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要求群众离政治越远越好，要求群众只需要勤劳、听话、精通技术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资那就更好了。
1975年时，82岁高龄的毛主席仍有思维敏捷的批判：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学技术是渗透到生产力各个要素之中的，是通过提高各个要素的质量来发挥作用的，并不是与生产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独立要素，并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不能与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让群众参与政治、成为国家机器的政治主体、充分实现“集体主义”，而不是沦为生产力的奴隶、国家车轮滚滚前进的牺牲品，这就是毛主席提倡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还要「保卫社会主义政治」的缘由所在。
关于集体与整体的区别，我可以给一个更为精炼的概述：集体主义所尊崇的依旧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效果为“凝聚”；而整体主义所尊崇的则是“将人民管理”，其效果为“统一”。
权力的持有人究竟是服务者还是管理者，这是决定人民主体在政策执行落地时会以如何姿态呈现的关键。
毛主席晚年时常与秘书、警卫员等谈起：
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如我开篇微博里所言：
（官僚主义式的）一刀切＝（投降主义式的）躺平
毛主席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过像：
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应当看到，整体主义叙事的一大逻辑硬伤，便是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讽刺案文：
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资产阶级的“整体主义爱国论”贯穿了近现代史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中也对戴季陶有过精准总结：
他的主张，实际上是追求诱发资本家‘仁爱的性能’和智识阶级‘智勇兼备以行仁政’的热诚，来替农工民众革命。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而且是要想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简单些说，便是上等阶级要利用农工群众的力量来达他们的目的，却不准农工群众自己有阶级的觉悟。
关于这一点，早在1943年，毛主席同样就国民党的虚伪政策给出过辛辣评价：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对于今天某些“笔杆子”的落墨做派，我只能说，把他们扔到百余年前，他们或许也能在《中央日报》或《南京日报》上着文几篇，讨几块官赏。
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关于发动与践行群众管理的民主思想已经根据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进阶，他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让人民“监督”政府，更需要发动人民来“管理”这个国家。
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阅读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还由力群同志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
在读到第23章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毛主席给大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
他还在这段文字旁特意批注：
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
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启幕之前，曾随毛主席重登井冈山的王卓超，有过极为深刻的感悟：
记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井冈山精神是什么。
我们回答说：艰苦奋斗。
他笑了，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向，只是一点，还差两点，要从制度方向想。
汪东兴加了一条：支部建在连上。
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
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
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那是1965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时隔三十八年重上井冈山当然不是单纯的怀旧革命，而是在追求继续革命。
五年后，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六十年代的历史，雄辩地证实了毛主席这一伟大的预言！
所谓的“社会制度彻底变化”，就是指人民群众拿起被垄断和剥夺的权力，真正意义上得实现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建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至于如何保证这一群众模式的效益，唯有那坚不可摧的四个字：阶级斗争。
革命者，有可能蜕变为反革命者；
解放派，亦有可能蜕变为当权派。
因此，回答黄炎培“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的问题，本质就是回答“什么是革命”的问题。
需明晰什么是革命，才能笃定革命为了谁，以及革命的成果如何捍卫的历史性囿局。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经认为：
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革命战略的大师，毛泽东满可以是一个“天生的列宁主义者”，但在理智上，毛泽东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门徒，因为他从未真正成功地用一种纯粹列宁主义的方式解决“觉悟”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
他的党(和它的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化身，但却被与之相抵触的信念，即“人民(特别是农民)群众是知识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真正源泉”的信念，削弱和淡化了。
这就是之所以一生“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毛主席会说出这样的话：
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真正至生命终点时，濒近晚年的老人家更是如此悲叹：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回到关于“集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讨论。
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整体国力、国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
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和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即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与中国传统“上治下”的文化氛围极为类似，列宁和他的党曾面对的困境极其凶险，俄皇卡萨林就颇懂得中国孔子的教义，有一次就对莫斯科的总督说：
当我们的农民要教育的日子到来时，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在俄国严峻的国内情势面前，列宁曾高声鼓励布尔什维克：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一般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
但是半个世纪后的苏共，已经蜕变成了“维护整体主义”的暴力机器。
1962年的诺沃切尔卡斯克城反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斗争、1963年敖德萨码头工人抗议食品涨价的罢工、1965年埃里温人民的斗争、1968年克里米亚鞑靼人在奇尔奇克城的游行示威、1967年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1968年至1969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橡胶制品厂举行的罢工、19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矿工争取面包的斗争——此起彼伏的反对声浪，丝毫没有触达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思，反而召来了国家武装力量的镇压。
同一时空当中的毛主席，当时在批评工作组时就反复指出：
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动路线”其要害，就是镇压群众。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能拯救中华民族？原因就在于其并未发动民众的集体主义，即毛主席在1919年就早已点明的：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
至于民众的出路，青年时的毛主席同样清晰挥墨：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数年后，北方以北，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之一斯大林同志，在同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著名谈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
斯大林的话其实非常贴合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论述：
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已主义。因为共产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再重新体会一下那句脍炙人口的话：
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它的原话是《共产党宣言》中的：
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那样：
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比如争做一颗默默无闻的无产阶级螺丝钉，雷锋的历史形象永远是奉公献己的集体主义战士，而非无谓殉葬的整体主义燃料。
内在私有制孕育的官僚主义框架，和内在公有制孵化的共产主义家园，打造的民众图景一定是天差地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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