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办婚姻，闪电离婚，正在农村泛滥

　　婚恋世界的新“城乡二元结构”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下降被赋予了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因为出生性别比失衡，不仅使人口问题出现了麻烦，亦使婚姻问题出现了变故。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111.3（女=100），其中，20-40岁适婚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

　　在我国适婚青年性别结构严重失配的大背景下，部分男性结婚难的问题日渐严峻。

　　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20》的数据，我国未婚人口接近2100万，其中男性占60.5%，女性占39.5%。

　　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超9亿，占总人口比重63.89%，婚恋世界的新城乡“二元结构”也逐渐形成——农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

　　2015年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报告数据，算是一个具有权威性质的印证。

　　在我国30岁及以上的未婚人口中，除30-34岁区间内农村男性的比例为49.9%之外，其他年龄区间内农村男性的占比已经全部超过了50%。

　　同时调查还发现，“农村剩男”往往家庭出身一般，经济基础薄弱，学历较低，多在外打工，也就是俗称“低学历、低收入、低颜值”的三低人群。

　　与之对应的是，城市女性在各个年龄区间的未婚比例，都远高于农村女性，45-50岁区间中城市未婚女性占比为12.2%，农村未婚女性占比仅为1.5%。

　　而“城市剩女”一般学历较高，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典型的“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

　　根据婚姻梯度理论，在大多数民族和社会中，男女都倾向于与他们处于同一阶层和有相应文化背景的人结婚，并主要呈现为男性“向下择偶”，女性“向上择偶”。

　　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各种制度体系都存在显著差异，农民和市民的经济社会并不平等，这背后还有着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社会福利、教育水平、文化认同的二元对立。

　　比起城市单身女性“不愿将就”而主动选择的单身，农村的单身男性则大多是由于自身条件不太理想，受到婚姻挤压，难以组建家庭，而被迫成为剩男队伍的主力军。

　　“农村剩男”和“城市剩女”这两个群体，一个身处城市，一个留在乡村，在择偶匹配上可以说是两道永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

　　也不难理解，婚姻市场的竞争，往往使那些能力较弱、收入较低的群体，既难以进入城市就业，也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这也是“男光棍”更多地集中在农村地区的原因。

　　实际上，在我国，传统主流的婚配模式一直都是“男大女小”、“男高女低”和“门当户对”，这意味着，即便我国适婚人口性别比是平衡的，也可能存在因为“门不当、户不对、人不配”出现剩男剩女的现象。

　　而出生性别比失衡，则是加剧了这种挤压，使得条件平平的农村适婚男性更可能失去与同年龄段女性结婚的机会，更多地被剩下来，进而扩大了“农村剩男”的群体规模。

　　焦虑下的婚姻策略

　　很多读者可能都注意到了，农村的婚恋模式也在发生转型，一股新的婚恋潮流已经流行许久——闪婚。

　　闪婚，即闪电式结婚，指从认识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的时间跨度较短，通常不超过半年。

　　作为一种最先流行于现代都市年轻人中的爱情快餐，闪婚早已不是新鲜事了，在相当一部分农村，闪婚也已变得不再稀奇。

　　在农村男性结婚难的大背景下，现在很多农村青年十八九岁就开始找对象继而结婚。在部分乡村地区，如果到了二十三四岁仍然单身，就会被认为是“有问题”被“剩下”，被“污名”后，这些青年找对象会难上加难。

　　所以，无论是农村家长还是农村男青年本人，都普遍存在一种年纪大了就娶不到老婆的担忧。

　　相对处于“买方市场”的农村女青年，她们虽然没有嫁不出去的担忧，但长相好、人品好、有房有车的农村男青年毕竟数量有限。

　　所以，她们会有股抢占先机的势头，一旦订了婚就急于让婚姻变成事实，从而消除持续的焦虑感和不稳定感带来的心理压力。

　　这种双方都有的“害怕娶不到媳妇”、“找不到好婆家”的婚姻焦虑，可以说是当前我国适婚男女比例失调、物质现实主义价值导向的社会背景，在婚姻市场的集中反应。

　　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就解决这种婚姻焦虑心理的“闪婚”，自然就流行起来，成为现阶段农村婚配难问题的一剂猛药。

　　同时，农村闪婚的群体大多是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

　　随着市场经济和打工经济在农村的深入发展，我国每年都有上千万的农民涌入城市来追求更好的生活，等到春节再返乡过年。

　　这场大规模“候鸟式迁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但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下，城市对民工的“排斥”屡见不鲜。

　　有学者将处在农村和城市间的农民工群体称为“双重边缘人”，因为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人。

　　对于很多民工来说，城市是若即若离的居所，难以长久栖息，他们只是城市里的“局外人”，有时连“有尊严地活着”也不可得。

　　没有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和长期的居住权，要想在城市突破城乡间身份的限制，收获奔向婚姻的爱情，其难度可想而知，纵使有人做到，也并不具有普遍性。

　　因此，很多年轻民工很难在城市里解决个人婚姻问题，他们需要求助家乡父母亲朋的力量，以延续传统婚姻程序和传宗接代的婚姻目的。

　　虽然长期在外工作，流动很不稳定，但每年春节他们都会休假探亲，春节回流人员之多，以至于平日空荡的村落和街镇都能塞车。

　　青年人春节假期的集中回流，正好使见面相亲具备了现实性与可行性，正如村民调侃的“平日里人都看不到，还相个鬼！”

　　所以，农村的年轻男女都将春节作为相亲的最佳时机，一年一度赶场子，经历一个忙碌的“相亲季”。

　　但同时，春节假期的时间又很短，年轻人马上又要外出打工，“女的总不能坐在家里等他吧，男家也怕夜长梦多。”

　　于是，从相亲到确定婚姻关系的速度就变得非常快，通常是半个月左右甚至更短，双方都会“速战速决”地谈妥婚嫁事宜。

　　因此，这类农村青年的婚姻大事，在春节期间基本上就能从无到有、落下定音。

　　在经历城市打工时遭遇的排挤与婚姻困境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倾向于在亲戚介绍和父母包办之下闪婚。

　　而与城市闪婚的“浪漫”、“前卫”和“时髦”比起来，民工的闪婚里更多透露出的是对社会现实和内心焦虑的无奈和妥协。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在很多人眼里，闪婚是传统婚配文化的衰落和个人自由意志的彰显，但实际上，农村闪婚除了在择偶时间上有所缩短外，在其他方面也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婚姻内核。

　　在传统社会，包办婚姻是婚姻缔结的主要方式。所谓的包办婚姻，就是指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达成的婚姻。

　　过去许多人的婚姻都是由家族长者或父母决定，很少有自己选择婚姻伴侣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个人选择的意愿和权利。因此，包办婚姻也被很多人视为落后的封建糟粕。如今的时代早已是“婚恋自由”的了，自由选择成为婚姻缔结的主要方式，甚至很多年轻人都很抗拒父母对自己婚姻的干涉。

　　但目前的另一个现实是，在农村新一代的年轻人里，很多人都欣然接受了父母安排的婚姻。

　　如果说旧时的包办婚姻是带有强迫性和压制性的，那么现在农村青年的闪婚，则可以认为是年轻人自愿寻求父母帮助的新包办婚姻。

　　一方面，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的推力和陌生的农村使很多年轻农民工无所适从，“双重边缘人”的地位让他们在婚姻市场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另一方面，为使子女早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父代也愿意伸出援手，尽管生活水平不高，但“砸锅卖铁也得给儿子说媳妇”仍然是很多农民的主流观念。

　　在城市“推力”和乡村“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村的年轻人接受父母的“好意”，将自己的婚姻交由父母操办，是合理且必然的。

　　同时，受到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人际网络的限制，年轻农民工只能利用年假的有限时间返乡相亲，而他们的父母大多也大多常年在外务工，要帮子女找对象，只能通过“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求助于村庄中的亲朋好友和专业媒人。

　　于是，这便逐渐演变成了新时代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向父母推荐相亲人选，父母根据媒人的信息和自己的要求进行筛选，将自己满意的对象纳入子女的“相亲圈”，子女则主要负责在春节假期时，从父母和媒人挑选的对象中择偶。

　　而相亲期间投入的烟酒、路费、饭费等沉没成本，无形间加剧了农村父母和子女的婚姻焦虑。如果相亲成功，男方则需要买大量礼品感谢媒人，并需立即支付几千元不等的介绍费。

　　此外，传统婚姻中的“彩礼”习俗，也同样包含在了农村闪婚中，只不过，与传统的习俗文化不同，农村闪婚中的彩礼更多带有了“押金”的意味。

　　男方父母通常会在儿子订婚后，支付一笔钱给女方父母，女方父母接受这笔钱，就意味着同意女儿跟随男方一起外出，孩子们的婚姻关系也随之确定下来。

　　押金实际上是婚姻保证金，女方父母主要基于降低婚变风险的考虑要求男方支付，而男方父母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愿意支付这笔押金。

　　现在择偶竞争的加剧，更使订婚押金水涨船高，为了让儿子能顺利在适龄青年男多女少的残酷竞争中胜出，买房、买车就成了很多农村父母的无奈选择，有的甚至要付出半辈子甚至更多的积蓄。

　　如果从高额结婚成本的角度来看，农村青年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成闪婚，也就不得不寻求父母的经济支持。

　　事实上，父母的经济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男青年婚姻的关键因素，农村的光棍很多都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难以支付高额彩礼和房车费用。

　　所以，在乡村与城市间一年一度的奔波与焦虑中，考虑到投入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很多年轻人都倾向于选择快速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

　　而保守的父辈们虽对激进的闪婚有担忧，但这远比不过无法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闪婚”也得到了保守的父辈的支持。

　　可以说，现在普遍存在的农村闪婚现象，表现出的更多是在面对婚姻难题时，农村子女和父辈们共同做出的选择和努力，是代际间的“合谋”与“妥协”，而非传统社会中父辈单方面的强权。

　　效率还是质量？

　　农村闪婚族队伍越来越壮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闪婚虽然提升了结婚的效率，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以牺牲婚后生活质量的代价来实现的。

　　农村青年男女在素不相识、情感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结为夫妻，显然更有可能留下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率较高的后患。

　　在结婚前，农村青年关于对方的信息渠道主要来是媒人，媒人的说辞很大程度上会左右农村青年对相亲对象的印象与选择。

　　纵使媒人不只是为了媒介费，而是真心认为俩人合适才极力撮合，但感情的事也终究不是旁人说了就能算的。

　　到了婚后，闪婚夫妇本该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培养感情，但婚后丈夫外出务工，妻子在家带孩子的现象却非常普遍。

　　“夫出妻守”在时空上的距离感，不可避免地会给夫妻双方造成强烈的孤单感和性压抑等问题。

　　此外，家庭生活不仅包括两个人的感情基础，还会涉及到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家庭事务等方面的协调与配合，由此带来的问题只多不少。

　　可以说，农村的闪婚婚姻很多都是“先天不足”又“后天畸形”的，在农村闪婚现象逐渐普遍的当下，闪离现象也在有些农村地区变得十分常见。

　　根据此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2000年后的十年间，江苏某村的15例闪婚事件中，闪离事件高达11例，占比73.3%。

　　在传统农村社会，离婚并不为人们普遍接受，选择离婚，意味着要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会遭受到村民异样的眼神和非论，离婚后的再婚更是难上加难。

　　虽然随着社会整体思想观念的日渐包容，现在农村对各种婚姻行为的宽容度已经大大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婚姻本身牵扯到了经济、文化、家庭等方方面面的因素，离婚仍然是一个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选择。

　　很多农村闪婚年轻人会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即使婚后的夫妻生活中未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双方无共同语言，在一起过得并不幸福，他们也无法潇洒地一拍两散。

　　所以，对待农村闪婚现象，仍然是需要辩证看待的。

　　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难题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成了大规模的农村青年回乡闪婚，从这个方面来看，农村的闪婚不前卫也不浪漫，也可能会为日后的婚姻生活埋下隐患。

　　需要意识到的是，不同选择背后都各有利有弊，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婚姻往往并不容易同时实现，既选择了“高效率”的闪婚，那就相应需要承担可能面临的“低质量”婚姻生活以及闪离的后果。

　　这甚至不能算最差的选择，毕竟正如我们之前在《越南新娘，套路越来越深了》里提到的，涉及跨境婚姻诈骗的呢。被“越南新娘”骗局骗钱甚至都不算最差，还有某些国家的骗局，那可是有生命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