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红：当表扬西安成为“大局正确”，我不想再为我的城市说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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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安遭遇疫情突袭，一码通崩溃、小区买菜难等问题频出，许多市民在网络上发出求助信息，我在自己的朋友圈转过“寒冬流浪者”的视频，也在公众号上写过“买馒头被打”的评论，引得一些体制内朋友对我的担心和批评。元旦当天，公众号“荣耀西安网”发表了署名为“李光熹”的文章，标题是《当批评西安成为“流量密码”，我想为我的城市说句话》，其论点和我的这些朋友颇为相近。

　　全市封控后，有市民因没有吃的去买馒头，被防疫人员集体殴打，导致馒头散落一地。媒体有报道且有视频，但我的朋友依然不愿意相信，劝我不要盲目跟风转发，让我“遇事冷静不能一知半解只看表象，即使是记者也要把事实搞清楚再去报道，身为大V更需谨慎，稍有差池又给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我知道自己的从来不是什么大V，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新年第一天下午，西安市高新区警方发布通报，称防疫人员殴打买馒头者属实，决定对施暴者分别处拘留7日并处二百元罚款。如果说我们转发视频对施暴者有所谓的“伤害”，那就是督促公安机关快速处理，依法对施暴者予以相应的处罚。公安机关没有稀泥抹光墙，其鲜明的态度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破损的法治红线通过个案得到了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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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认为即便有殴打他人的事实，即便殴打他人是违法的，但此刻疫情封控才是工作大局，任何事情都应该为此让路。他们甚至还列举了去年央视曝光洛南扶贫造假的案例，指出地方上没有一个人受到处分，反而是央视记者没有大局观念，要担心自己的饭碗还能不能保住。

　　有的人认为批评者“初心”不纯，认为批评者内心并不爱西安，只是为了借疫情出风头“演出”，或者是为了获得读者“打赏”，甚至觉得批评者传播了负能量，属于“喷子”“地域黑”“键盘侠”，暗含反华黑心，是给美国人递刀子，让亲者痛仇者快。其诛心论甚至联想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想象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我认识一位律师，他曾写了几篇批评文章，后被有关部门勒令删除，迫于无奈他也只能让步，但他的心里很不服气。疫情封控有不足，老百姓心里有情绪，如果不让人说出来，怨气则会进一步淤积。缺点不被及时指出来，则可能导致“李文亮事件”再次发生。作为执政者而言，在大灾大难面前，宁愿听百姓一时的骂声，也比事后听百姓哭声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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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正常的社会，本应有政府和民意的良性互动。小区买菜难、特殊人群求医用药、滞留的考研学生和农民工生活困难等问题，政府一开始或许并没有统筹考虑到，正是无数人在网络发声，方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注意，随后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文件。但这些红头文件从纸面到实践，能否快速有效落实尚需要拭目以待，整个过程都离不开老百姓的监督。

　　有些人认为批评西安就是对一线人员工作的否定，但其实一线人员的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大半夜里卸菜分菜，寒风瑟瑟中核酸采集，甚至顾不上照顾自己的儿女。绝大多数市民也都很配合一线人员的封控工作，许多市民也当面表达了自己的谢意，甚至对他们的“疲于奔命”表示了同情。

　　当然，领导也特别辛苦，这些天开会能到凌晨两点。有人说批评者站着说话不腰疼，领导“手里的牌不好”，没有多少可以调动的资源，希望多体谅领导的难处。现在疫情正吃紧，领导已经说了“人在阵地在”，因此并不是讨论责任追究的时候。但如果人人都体谅了领导的难处，谁来体谅那些城中村的农民工、城墙跟下的流浪汉、亟需肾透析的患者、待产孕妇的难处，他们可是面临着无饭可吃、无家可归、无处可医、无处发声的崩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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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甚至说，管那些流浪汉干什么，不要啥都是政府的责任，都等着政府去救助，民间组织也应该发挥作用，小区虽说是封控了，但照样还是有人能出去，你出不去的说明自己没有想办法。但实际上，作为全能型政府，的确有着兜底的法定责任。而志愿者都是守法人，没有能力办到通行证，封控之下真的是寸步难行。

　　有的人觉得热爱西安，就应该表扬西安，多喊西安加油，事实上官方媒体已经制作了许多精美的抗疫海报、艺术家也创作了许多动人的抗疫作品，可以想象，等疫情消散的时候，还会有一场庆功表彰大会。但我觉得在确诊数字仍日增百余例，尚有许多民生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好的情况下，并不需要我们普通市民去说那些漂亮话。

　　我的朋友对我劝说道，“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无须旁观吃瓜”。他觉得我年过三十已经成熟了，应该引领正能量，不能再突然间回到十几年前的热血状态了。我回复说，“底色还是农家身份，该发声还是要发声，只是也不能情绪化”。其实，我的母亲在西安打工，因饭店关停后滞留员工宿舍，吃了上顿没下顿。我的弟弟在社区一线，这些天一直连轴转，跨年夜还在为社区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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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电话，又给我发来信息，“你认真梳理一下，你最近十起微信，真的不理解！你看多少人都在关心你，不合时宜，而且你收集到的都是二手三手资讯，甚至做事初心就不正，你拿起就敢指点发问，好好的日子，宁要折腾。当然我是一烟火俗人，竟再指责你，只是出于内心的牵挂。”

　　接过他的电话，看过他的微信后，我整夜睡不着觉，一个人喝了许多闷酒。人都说，疫情是一场大考，考验的是地方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疫情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各色人等的富贵或落魄。但在我这里，疫情如同一颗试金石，让我觉得自己和许多朋友依然还有很大的不同。

　　我和这些朋友相处十余年了，我从一个泛泛的理想主义者到兼顾现实，多多少少都受到了他们的潜在影响。他们的老家大多在农村，通过个人的不断奋斗，最终在体制内谋得一份工作，并积极参加我所组织的公益活动。我们日常交流很多，我一直视他们为难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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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我突然有一种恍惚感，到底是我这些年变化太大，以至于朋友们已经模糊了我的身影，还是我们本身就不是同一条道路上的人？恰好看到这样一段话，“你敬畏天理，他崇拜权威，这是世界观的不同。你相信良知，他追求物质，这是价值观不同。你想做一个平凡人，他想做一个人上人，这是人生观的不同。三观不同并无对错，但你一定要分得清三观不同和三观不合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尊重你敬畏天地，你理解他崇尚权威，这是君子和而不同。他反感你为了理想而奋斗，你嘲笑他做人上人，这就是三观不合了。三观不合可一定没有必要强求在一起。有的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探，互猜互损，而有的人把生命放眼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的活法，不必强求，人生，做自己最好。”

　　当表扬西安成为“大局正确”，我甚至不想再为我的城市说句话。倒不是担心发言被约谈，而是觉得太压抑与心堵。那么多年的知心朋友，却因为一场疫情而显现出巨大的分隔，这让我感到难以接受，甚至非常痛苦。我固然是要做自己，但我多么希望我们只是三观不同，而不是三观不合。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也许过不了多久，城墙上的灯光秀将会再起，大唐芙蓉园更是一片繁华，提起那次长时间的封控，很多人已经记不起底层的“艰难”，反而会觉得无限的“荣耀”，而我却会记得那些被淹没的求助声，记得自己在醉酒后失去了一些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