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牛石：像毛主席那样让人说话
毛主席一生都在尽最大努力践行民主，从来不压制别人的意见。只要不触犯大的带有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他从来都鼓励大家大胆地说话，并因此严厉批评党内某些领导人不允许别人说话的错误做法。
毛主席有句很著名的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本来，说话是人的基本权利。毛主席这样说，意思很明了，那就是有人不让人说话。其实，说不让人说话，只是限于不让人说不好听的话。好听的话呢，在某些人那里，不仅让人说，还要让人说得口吐莲花，香飘十里，尽人皆知。
不好听的话，咋着听都不入耳，甚至有点刺耳，让人闻之，心不舒服，浑身别扭，里外都不自在。
生活里，凡拍马逢迎之言，都裹着蜜糖，自然好听，因此也就大有市场存在；而逆耳之言，大抵都不好听，难免就处境尴尬，不受人待见。凡做领导之人，总是要做事的。他的所作所为无不时时刻刻诉诸于公众视野，是对是错，大家看得清楚，辨得明白，无需多做解释说明。对的，大家自然会给予肯定与赞美；错的，当然会招致腹诽乃至批评。
好的领导，最善于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唯其如此，他才能随时反省自己，纠正错误，把工作做得更趋完美，更富成效；不好的领导，做对事了，生怕别人不知道，一边忙不迭自我表功，一边吆喝人在一边摇旗呐喊，恨不得全天下之人都知道他如何了得。一旦做错事了，不是深刻反思，找出原因，及时补救，重整旗鼓，避免重蹈覆辙，而是设法掩盖，讳疾忌医，生怕别人拿来说事。这期间，要是有人站出来，指出了、批评了他的错误，他不是冷静反省，从善如流，而是恼羞成怒，如同挖了自己的祖坟，挖空心思对说话人封闭言路，打击报复，以致错上加错。
后一种领导，面对自己所犯错误何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他们就是毛主席说的害怕有人说了自己的过失，自己仕途的天就会塌下来，自己的人设会因此跌落。这种人，朝思暮想的不是党和国家的大业，而是个人的荣辱进退。长此以往，势必贻误工作大局，失去人民信任，给国家大业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几乎人人皆知。可有些人拿这话说别人可以，一旦用到自己身上就不行了。他们作风粗暴，老子天下第一，目中无人，唯我独尊。毛主席对这种可恶的官僚主义作风深恶痛绝，痛加鞭笞。指斥这些听不得别人说话的人的行为，是老虎屁沟摸不得，摸一下就翻天了。
中国人似乎历来都这样，喜欢好听的，厌恶不好听的。谁说了好听的，不是报以微笑表示感谢，就是窃喜心头而故作沉默之态；谁说了不好听的，不是面露不悦之色，就是事后寻机报复。这真应了鲁迅先生说的“被誉则默，被毁则报”的“人情之常”了。
正是这潜伏着极大危害的“人情之常”，不仅时时损毁着由来已久的中华文明，直到今天依然在损毁着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
毛主席反对那些不让人说话的领导，因为这样堵塞言路，闭目塞听的做法，会把共产党与广大的人民群众彻底隔离开来，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鱼水般党群关系硬生生变成油水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毛主席主动把国家主席一职让出来，说自己可以静下心来专门抓抓党务，籍此好好研究一下马列主义和党的组织建设，把经济建设的重任交给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
毛主席的国家主席职务辞掉了，可他还是党中央的主席。世人皆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灵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掌舵人。那时党的分工上所谓的一线二线之分，颇类似战争年代的统帅部与前线指挥部之间的关系。而共产党内一些人错误理解了这样的分工，以为毛主席退居二线意味着不再管事了，党和国家的一切大事不需要再向他汇报了，不再征询他的意见了，一线的人完全可以独行其是了。这样，在实际工作中，率性而为自行其是的事情多了，民主化的程序越来越淡化了。负责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不但国计民生工作不向毛主席汇报，不同毛主席商议，就连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也不请毛主席参加了。
因为没有了毛主席的参与，党和国家建设上许多方面的工作便出现了严重问题。官僚习气滋长起来了，浮夸风越刮越猛，粮食产量无原则地放卫星，基层民众怨言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艰难，累积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而严重。党内的民主气氛也越来越稀薄，一些人高高在上，听不到也不愿听来自基层的声音。一旦基层有哪个人敢于如实陈述自己的工作实情，就立马被说成是犯右倾错误。说假话、空话一时成风，上级听不到基层真实的声音，下级不敢把真实的情况向上级汇报。这样的虚假环套，严重败坏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优良作风，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一向忧国忧民的毛主席退居二线以后，决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他时刻都在关注着国家建设的每一个进程。发现问题后，他反复调查、核实、论证，直到掌握真凭实据。尽管这样，他也没有过多批评一线领导，担心会对他们带来不好影响，会给党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因素。于是，他通过各种渠道传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他希望一线领导能引起注意，纠偏补错，拨正航向，正确前行。可一线工作的个别领导却不以为意，对毛主席的建议不仅不予采纳，有时候甚至表现出匪夷所思的拒绝甚至反感。
为此，毛主席曾经对人发过这样的牢骚，他说某领导七年不给我汇报工作，说自己耳聋，却在我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老坐在距我很远的地方。试想，党中央的核心成员连续七年不给党中央主席汇报工作，这正常吗？更令毛主席生气的是，毛主席偶尔出席一下政治局会议，刚要发言说话，或者讲话还在进行，就有一线领导插话说阻拦，要他尽量少说话。更有某一线领导事后对毛主席说，你以后还是少参加会议吧。难怪毛主席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无抱怨甚至夹带愤恨地说，你们一个要我少说话，一个要我不参加会议。我是党中央的主席，我也是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又参加中央会议的资格，也有说话的权利。据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载，1965年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手拿宪法和党章，直对着某些一线领导质问，你们为何不让我参加会议和少说话？由此看来，党的组织纪律在一些人眼里根本就不存在了。
这里面暴露的绝不仅仅是一线领导的做法对不对问题，而是事关党的民主生活原则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当年给全党制定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此时竟似乎荡然无存了。不仅对一般人无存，就连党的中央主席也无存。这实在太不正常了！
一个时期内，自中央到地方，一些党的领导者，压制民主，听不进任何意见，官僚主义习气日益严重。从不允许党的主席参加党的会议、不允许党的主席在会上讲话这样的事情看，当时的党内民主多么怪异，政治空气多么压抑。如此下去，先不说事关路线方针等根本性问题，就是一般的民主状态，也到了令人难以言说的危殆境地。
毛主席奉行的民主，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也表现在某些重大严肃的场合。五十年代，毛主席与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的那场公开争论，多么感人，多么令人历久难忘。
新中国成立不久，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十分牢固，维护政权是所有热爱国家的人的应有之责。梁漱溟是毛主席的老朋友，他希望毛主席接受他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严厉批评，并拿古代孤直之臣犯颜批麟心态，要毛主席给他道歉认错，接受它并不符合实际的意见。毛主席没有答应，两人便在会场上唇枪舌剑，互不退让，激烈争论起来。可以想见，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会那样吗？他允许那样吗？绝对不会。老蒋绝不会公开与一个民主人士你来我往地进行辩论，不仅不会，以老蒋独断自私偏狭的个性，梁漱溟之行无异冒犯天颜，是有意不给自己面子，属于严重的大不敬。老蒋当场一定会让他难看，让他下不来台，直至把他彻底打进冷宫。
可毛主席没有那样，他没有接受会上多数人的意见，阻止梁漱溟继续发表意见，只是平等地与他辩论，允许梁漱溟把自己的话说完。事后，毛主席只是站在维护新生人民政权的角度对梁漱溟的错误言行给予了适当驳斥。自那以后，梁漱溟安然无恙，政协委员照当，丰厚待遇犹在，照样履行委员职责，继续参政，继续四处考察照，继续提出自己的建议。晚年的梁漱溟，回忆起当年之事，心中不无愧疚与遗憾。他深为自己当年的莽撞和任性懊悔，也深为自己当时犯古代直臣以冒犯天颜赚取美名的错误负疚。他真诚对人说，毛主席是我毕生最敬佩的伟人。
毛主席与梁漱溟之争，不仅没有遮掩毛主席的伟大，反而更加显示了毛主席朴实真诚、不矫饰、不做作、不霸道、不自大的纯真个性。
毛主席逝世以后，当内外不少人从一己之私出发，极力诋毁毛主席。说毛主席是什么“暴君”，搞什么“一言堂”，听不进他人意见。这些纯粹是胡说八道，无中生有，与毛主席平生事实截然相反。毛主席学识渊博，幽默风趣，善解人意，处事随和，从来不打官腔，不摆官架子，不搞任何类别的形式主义。毛主席最厌恶那些作风粗暴、压制民主、听不进逆耳之言的官混子、官油子、官呆子、官架子。
司马迁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纵观毛主席一生，凡是心底坦荡无私之人，无不敬佩毛主席，无不热爱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始终坚守人的本性，把握人的尺度，释放人的能量，践行人的操守，恪守人的本色，是一个真实的人、大写的人、本能的人、高尚的人，更是一个伟大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身心绝没有任何低级趣味的人。他是一个大而化之的圣人，更是一个圣而化之的神人。
传承毛主席的优良作风，恪守毛主席的谆谆教诲，让人说话吧，不管是好话还是坏话；让人说话吧，不管是正确的话还是错误的话；让人说话吧，不管是入耳的话还是不入耳的话；让人说话吧，不管是善意的话还是恶意的话。
毛主席反复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他不是我们的敌人，只要他不是别有用心，就让他说吧，说个通透彻底，说个淋漓酣畅。说不定，他的话里，有催你清醒的良药，保你健康的秘方，催你奋进的力量，使你不蹈前人覆辙的秘籍。
2021·12·30
【文/伏牛石，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首发微信公号“188金宝搏体育官网站”，欢迎扫码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