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薇娅直播这些年，到底赚了多少钱
12月20日，“薇娅逃税被罚13.41亿元”的消息引爆全网，震惊全国。
据官媒消息，“直播一姐”薇娅，本名黄薇，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最终被追缴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13.41亿元什么概念？这个数目差不多可以实现国人一人分一元钱了。
有网友调侃：上次听到这个数字，还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时候。
当普通人还在做着“全国一人给我一元钱就暴富”的白日梦时，薇娅光逃税被罚的都要这个数了。在老百姓认知里的惊天数目，对人家来说也就是洒洒水。
能在第一时间拿出5亿元资金用来补缴，放眼全国，手头流动资金能有这个体量的也只有大中型企业，在疫情影响下，甚至有些大型企业都不一定拿得出。
一个月前，网络主播朱宸慧（微博ID：雪梨Cherie）、林珊珊（微博ID：林珊珊_Sunny）因税务问题分别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6555.31万元和2767.25万元。
当时“没见过世面”的广大网友们还表示三观震碎，惊叹于一个带货主播竟然能轻松赚到普通人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
谁曾想，一个月后的今天，紧步雪梨、林珊珊后尘的薇娅更是让网友再次破防，偷逃税额度已经超过了普通人对金钱的认知。
网友们甚至一度怀疑，我们和薇娅用的是不是同一种货币，毕竟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清明节上坟都不一定见过这么多的钱，赢的欢乐豆可能都没有这么多。
从一爽2.99亿，到一冰8.84亿，再到一薇13.41亿，文娱直播圈持续刷新着群众对网红明星们吸金能力的认知上限。
也对，毕竟13.41亿元这样的天文数字，普通人不吃不喝从猴开始干都赚不了这么多。
在网友们吃瓜编段子的同时，薇娅本人的微博被封号，随后淘宝直播间和快手、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的账号也相继被封。
面临天价罚款、社交平台账号全部被封，被官媒点名批评，人设口碑全面崩塌。这种由点到线的全面绞杀力度，无异于宣告这个直播带货的顶流IP走到了尽头，商业版图就此坍塌。
薇娅被重罚，对于整个直播行业来说堪称行业大地震，像一记响亮的警钟声，敲打着每一位网络主播。事后上千名主播纷纷主动补缴税款，开始了“自我救赎”。
一场狂风骤雨过后，让人忍不住反复琢磨的是，薇娅仅仅2019-2020这一年，光少缴的税就达6个多亿，那么请问她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从进入直播行业至今，她的盈利又有多少？她一人尚且如此，那么整个行业的暴利又到了何种地步？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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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娅的实际收入到底有多少？外界至今无人得知精确数目。
但有几次公开场合里，薇娅对自己的收入多多少少有过一些回应。
去年，薇娅曾接受凤凰网财经《封面》采访的时候，回应了年赚50亿的传闻，她当时说，家里都是老公在管钱，收入到底有多少她也不是很清楚，“没那么多，但每一笔都是正常收入”。
有没有50亿暂且不说，但“每一笔都是正常收入”，现如今看来何其讽刺。
同样是去年，郑恺和薇娅一同参加《来自手机的你》，郑恺在节目上问起她的年收入。
她笑着说：" 不到一百个亿。"
记得当时还有人评论说，薇娅这个回答情商高，聪明，不想正面回答问题，所以用“100个亿”这个离谱数目打了个马虎眼儿。放在今天看，这100亿薇娅也许真够得着。
还有一次，薇娅采访袁隆平，薇娅问他的年收入有多少?袁院士无奈地说：“听说你的年收入有30亿，有人说我年收入1000个亿，我都想哭了，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次是巧借袁老之口，回应外界传言她的高收入是不真实的。
但我们来算一笔账，就知道也许传言不虚。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教授范子英对薇娅的逃税部分的收入推算了一把：“个人独资企业纳税时可以按照核定征收的方式去进行纳税，一般税率不会超过5%。从薇娅7.03亿偷逃税、少缴税额来看，涉及逃税的应纳税所得额已不少于17.58亿元。”
注意，这也就是说薇娅光是从2019年到2020年这一年期间的逃税收入，就已经17亿元多，正常纳税的收入部分还并未算入其内。
但这个17亿，也就是薇娅一个双十一的收入。
今年的双十一预售首日，薇娅创下了85.33亿元的天价成交额。目前国内带货主播提成一般在20%~30%，就按20%的提成来算，薇娅光今年双11就赚了17个亿。
2020年，薇娅带货总成交额达300多亿元，在淘宝直播带货红人榜中排名第一，算上坑位费和提成，全年直播收入加起来，年收入怎么着也都是几十个亿打底，更别提再加上综艺出场费、广告代言费以及企业其他的业务收入。
今年5月，新财富发布《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年仅36岁的淘宝直播网红薇娅和董海锋夫妇以90亿身家成功登榜，位列第490名，与“风投女王”今日资本创始人徐新、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以及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并列。
先不要惊讶于薇娅夫妇90亿的身家，因为这个数据甚至不是最新的。
在2021年10月27日发布的《2021年胡润百富榜》中，薇娅夫妇以220亿元人民币财富名列第302位。
不到半年，薇娅夫妇的财富体量又翻了两倍。巨额财富背后，是薇娅夫妇飞速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
2017年，薇娅夫妇成立了直播MCN机构谦寻，并与淘宝直播签约。不同于李佳琦与美腕之间的商业关系，薇娅背后的谦寻是个家族企业。
董事长董海锋，是薇娅的丈夫；CEO奥利，是薇娅的弟弟；而薇娅则是企业最大的IP。这个核心团队分工明确，董海锋决定公司的战略方向，奥利专注运营和营销创新，而薇娅则奋战在直播一线。
目前该公司已经成为行业最大的MCN机构，公司旗下共有50余位主播，其中包括著名主持人李静、李响，歌手林依轮等明星主播，覆盖美妆、生活、服饰等全品类类目。
而这还只是薇娅夫妇商业版图上的一角。
企查查 App显示，目前薇娅共关联18家企业，在12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职务。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7月、8月，薇娅接连注销2家公司，此前薇娅夫妇合资公司杭州谦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生工商变更，经营状态变更为注销，目前薇娅控制企业共10家。
而薇娅的丈夫董海峰，则担任了19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3家公司高管，控股企业达38家。
依靠薇娅一个超级IP，薇娅夫妇的商业扩张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令人咋舌。
毫无疑问，对于头部主播来说，直播收入用暴利二字都不足以形容。除了薇娅、李佳琦等外，就连后面进场的罗永浩也赚了不少。
早前，罗永浩自述用一年的时间就把债务还掉了一半，2020 年还了 4 亿元，主播们的收入动不动就以亿来计算，可见其吸金能力早已超过了普通人的想象。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张中国网络主播自1月1日到9月26日的净收入排行榜，前几十名主播收入均不低于千万，以薇娅为首的前6名主播收入均超10亿。
作为对比，下面是网上流传的一张明星2017年到2020年这四年的收入，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top1流量的周杰伦，四年下来收入21个亿，平均每年大概5-6个亿，且甩过第二名的周迅一大截。
可以说当下这年头，头部带货主播们要比头部明星们赚的还要多得多。
年薪数亿的明星们，和月赚数亿的主播们，收入水平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且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当下有不少明星们开始纷纷转行卖货就很好理解了。
直播电商行业遍地黄金，也导致入场人数迎来成倍的激增。
据艾瑞咨询《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研究报告》，2020年，直播电商相关企业累计注册数达到8862家，较上一年增长近7000家，直播电商行业从业人数达到123.4万人，增长率高达348.8%。
从市场规模来看，据易观发布的《电商行业洞察2021H1》数据显示，从2018年到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交易规模从1400亿增至1.06万亿。而2021年仅上半年直播电商交易规模就已破万亿，预计2023年直播电商规模将超4.9万亿元。
直播行业日渐崛起，一些主播享受了丰厚的时代“馈赠”，却没有展现与之匹配的法治意识和社会责任。偷税漏税，可以说是直播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大多数主播偷税漏税用的都是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虚构业务，把个人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转变为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所得，从而逃避个人所得税。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年应纳税额超过96万元的，征收45%的税率。一般主播都是用个人名义和平台签约劳务合同，由平台来支付报酬。
但是成立工作室等个人独资企业后，收取的就是经营所得税，并且可以扣除一系列成本，最高税率为35%。
如此操作后，个税税负下降可以超过3成。
因此不少明星、网红都纷纷成立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以此来逃避税收。
当然也会有人疑惑，自己每天勤勤恳恳工作，就算赚几千块，也老老实实缴税，为什么这些赚着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有钱人，却想方设法逃避税务。
答案很简单。我们赚1000块钱，可能交100块钱税；他们赚1000万，可能要交三四百万税。
说句不太好听的，赚20亿老老实实交10亿税剩10亿，和赚20亿花1亿运作然后交1亿税剩18亿，该怎么选？
还是太贪了。
45%看似很高，但相对于他们巨额的收入来说，也不算什么。在制定税收门槛时，本身就会考虑实际情况，哪怕缴纳45%的税，也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
谁都不会嫌自己赚得多，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才是我们的本质要求。这45%的税收，保障的是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主播们享受着高收入带来的好处时，却忘了自己所谓的“成功”是谁为他们提供了资源和保障，那么这钱也就不用继续赚了。
而另一边，某些主播本身的收入就是畸形的，是不合理的，但他们却自信这都是自己应得的。需要规范的不只是缴税纳税的流程，还有畸形暴利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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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乱象丛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无论是大小主播，还是明星网红，再完美的形象，都有翻车的时候：
辛巴团队卖燕窝，实则是糖水，账号被封停；罗永浩直播间售卖的羊毛衫，实际上是假货；
汪涵直播售卖的的汽车，退单率达到了80%；李雪琴直播被刷出了300多万观众，实际上只有11万左右……
当前直播带货行业乱象，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虚假宣传，滥用极限词，这是当前直播带货行业中最大的问题。
今年10月29日，北京市消协和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发布了直播带货消费体验调查报告。在100个样本中，有33个涉嫌虚假宣传。
这些样品来自不同的电商平台直播间，但问题都是一样的，主播通过虚假夸大宣传产品功效，使用极限用词诱导消费者下单。
比如在“瘦身女王郑多燕”的直播间，介绍一个荔枝味饮料，号称“吃一天就有效果”，能够达到“瘦身”的目的；
比如“千尘堂助高实体店”直播间，主播号称自己的增高贴“两个疗程保底长5cm，8岁到48岁都管用”；
再比如网红穆雅斓直播带货时候，居然声称自己的产品得过“诺贝尔化妆学奖”，之后又改口“诺贝尔化学奖”，甭管哪个奖，都不太对劲。
新《广告法》中明确规定，不得有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词汇出现，比如“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但直播带货时，由于长时段播出，说出的话也可以被称为“口误”，因此界定虚假宣传存在较大的难点。
还有些主播，宣称自己带货的商品是全网最低价，其实也不太符合《广告法》的规范。这些主播会通过与其他平台“标价”比价的方式，诱导消费者。
在“韩兆导演（条子哥）”的直播间，主播推销的酒在某平台卖1429元，直播间售价298元。但实际上这种酒市场促销价为每箱420到480元，主播展示的并不是正常价格。
此前，罗永浩在直播间售价2448元的录音笔，其他电商平台价格为2398元，利用信息差，让消费者下单。
因为“全网最低价”，刚过去不久的双十一，还引发了一场大型纠纷。
二是售卖假冒伪劣产品，或者违禁产品。
违禁产品不必多说，经常有不法分子通过直播间明示或暗示网友，来购买处方药、违禁药品，或者进行野生动物交易。这种商家一般只在小范围内交易，一举报一个准，一般都很难逃脱惩处。
比较泛滥的，是知假售假、以次充好，或者贩卖山寨产品的。
今年5月23日，“驴嫂平荣”在自己的直播间带货一款“朵唯12pro”手机，该手机官方售价4999元，而在直播间只要899元。
数码博主“科技小辛”将其买下进行测评，却发现这部手机并没有在工信部认证和备案，是一款山寨机：这部手机宣称有3个摄像头，但只有1个可以正常使用；8G+128G的配置，实际上是扩容的。
其手机生产厂家售卖的同款手机，只要599元，但直播间需要899元。这款手机在直播间销量上万，也就是说，他们售卖这款手机，至少赚了300万。
主播利用已经消失的厂商品牌当幌子，把山寨机当成正品，让不少人上了当。最终，平台对此采取了退款不退货的处理方法。
这不是个例，薇娅此前也被曝光售卖联名山寨假货，但除了赔钱外也没有别的处罚。
去年4月，媒体曝光了国内首个因直播带货被抓的主播。其有百万粉丝，直播销售额几乎场场突破七位数，然而她售卖的都是假奢侈品。在直播中，她故意不提品牌名字，用代号掩饰，价格却低于正品很多。
在这起案件中，涉及的不光是知假售假，还有工厂生产、物流运输等一系列假货贩卖链条。再加上涉案金额巨大，这名主播才被抓。
而当下，很多品牌方都不直接生产假货，而是采用各种方法生产一些低劣产品，来糊弄消费者，规避法律风险。
主播也把自己的错误归结于对产品质量把控不严，还达不到违法的界线。
三是退换货难。
有一位匿名消费者，在黑猫投诉上投诉直播间。他购买的翡翠手镯因为质量问题开裂，并且与直播间内的商品“货不对板”，因此要求退货。
但商家却拒绝，原因是“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于是他申请了官方客服介入，然而官方客服表面答应了却没有任何操作，退货申请依然被拒绝。
于是他继续联系商家，他一共下了两单，只有一单退货成功，因此商家同意他把手镯一同退回，钱一起返还，然而却一直收不到退款。客服也偏袒商家，以看不到申请为由，拒绝他的投诉。
此前，不少网友都有过退货难的经历。无论是大小主播，还是大小平台。
他们有的采用“拖”字诀，车轱辘话来回说，就是不理退货的事儿，给消费者逼出了一套“发疯文学”；
有的甚至直接把消费者拉黑，拒不受理退货申请。
卖出去的货，在他们眼里就成了泼出去的水。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直播内容本身涉及低俗、违法等。
比如此前网红主播蛋蛋，为了展示裤子的弹力，工作人员使劲拉扯试穿者的裤子，导致直播中断，提示“出现低俗的言行、表演、惩罚或贴纸。主播正在整改，请耐心等待”。
还有一些主播为了带货，打着“调解情感纠纷”的幌子，编造离奇情节，上演出轨、认亲、私人恩怨等戏码，来“卖惨”吸引用户，其实是为了诱导用户购买商品。什么“刚出生就会叫爸爸妈妈”，“孩子已经交不起学费了”，还有的直接来一出“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闹剧。
既带有欺骗性质，又传播了不良风气。
面对网络直播带货问题多发的情况，行业发展亟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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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日起，《电子商务法》对通过电商进行商品交易活动的行为进行了全面的规制。但是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和传统电商比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
网络直播营销活动，既是一种商业宣传行为，同时又具有个人交流、网络表演、媒体传播等多个属性。
同时，直播带货参与的主体非常多元，有平台、有主播，有参与的嘉宾，有提供在线交易服务的，有提供商品经营的，这些人在直播中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对监管和维权都带来了难题。
从去年起监管部门为了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就陆续对直播带货领域出台了多项规定：
2020年6月，起草了首部全国性社团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及《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
7月出台了《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行为规范》，10月底公布了《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今年5月1日起，《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和《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开始实行。
这些法规对网络经营主体登记、新业态监管、平台经营者主体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重点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这些办法都是基于《电子商务法》，针对网络直播带货行业，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
比如其中明确将直播营销定位为“经营者”。所谓经营者，意味着要对商品质量、来源的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简而言之，就是一旦直播商品出现质量问题，那么主播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以说，这些对加强网络直播带货活动的监管，和便利消费维权，都提供了比较有利的保障。
在针对主播们偷税漏税情况审查时，监管部门普遍采取了大数据筛查的方法。
从1994年起，国家金税工程计划就在逐步建设、实行。今年正式启动的金税四期，最大特点就是企业信息联网核查系统。它搭建了信息共享渠道，企业相关人员、登记注册信息、纳税状态都可以直接核查。
它会通过监控企业的信息往来，做出判断，比如一家公司收入很多，但缴税很少，就会引发系统的追踪核查。
而对于网络主播来说，通过大数据，税务机关更容易对网络的销售行为、打赏情况等进行追踪。他们的税收违法行为的定性、金额等也更容易掌握。
当普通人因为几百块几千块愁眉不展时，主播们却进账如流水。
主播们的流量名气和收入，全都离不开消费者的信任，也离不开大环境的促成。
可有人却不肯履行自己的义务，忘了自己的钱财究竟从何而来。
一个薇娅，就偷逃税款6.43亿，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大数据时代，一个也别想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