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事件，但愿不是新的“李光满事件”

　　司马南先生揭开了联想的陈年盖子，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是，这件事有两种发展的方向：第一种方向，演变为新的“李光满事件”，成为一场爱国共富媒体秀；第二种方向，借此契机，深刻反思市场化改革的来龙去脉与未来的方向，脚踏实地奋斗下去。

　　对近期联想这种本质上不新鲜但又突然火爆的话题，笔者向来是怀有极深的疑虑的，换句话说，向来不惮以最坏的结果来预测此类事件。

　　首先申明，笔者对杨柳一拨人没有任何好感。他们化公为私，他们侵占人民的财产，这是非常混帐的行为，司马南先生将这个旧盖子揭开来，非常好。

　　为何又有极深的疑虑呢？问题不在于揭开盖子，联想那些问题是早就存在的，很多瓜众也是知道的。问题在于揭开之后怎么办？事情朝哪个方向发展？这并不是一个在司马和杨柳之间站队的问题。

　　可以想象，皆大欢喜的解决方式是，联想“改邪归正”，在爱国、共富的大旗下做点文章，在三次分配的问题上配合一下，并虚心向鸿星尔克等先进单位学习公关技术，给新阶层们带个好头，坏事立马变好事。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当然，如果联想硬气一点，时间也能解决很多问题。很多人在信誓旦旦地抵制联想品牌，但是，对市场规则下的爱国热情，笔者也是充满疑虑的。我们不妨回顾下并不久远的新疆棉事件，一大波知名品牌参与抵制，H&M之外，还有耐克、阿迪达斯、迪卡侬、puma、新百伦、斯凯奇、宜家……可是，品牌们在华生意依旧火爆，仿佛一切没有发生过。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再者，热点是一波波的，新媒体时代的公关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新热点一出来，旧热点立马消逝于无形。

　　所以，笔者的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司马与杨柳之争有两种可能：如果按照司马南先生所说，严格限于联想本身，只是将问题归结为所谓的资本家而非所谓的企业家（参考文章：能如此区分资本家和企业家吗），则它极可能变成一场纯粹的媒介事件，一场皆大欢喜的爱国共富公关秀。如果要深入进去，又必须突破司马南先生预设的框架，对整个市场化改革进行深刻的反思，对资本家和企业家们进行深入的解剖，而不是纠缠于爱国情怀、分配多寡的问题。这在笔者看来其实是相当次要的问题。

　　所谓媒介事件，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它通常是自上而下产生的，是经过精心策划、细致考量的。第二，宣传本身即为事件，至于真实世界有多大的改变，倒是其次的。既要达到宣传的效果，又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实际代价，这样的媒介事件是最圆满的。说它是“假事件”，又不全是，比如，盛大的庆典和纪念活动、重要人物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本身也能极大地影响受众的心理。所以，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工具，任何阶级、组织、团伙都可以用，本无所谓对错，就看用在什么地方。

　　不说太远，就说近的。前段时间有位名叫李光满的先生，发了一篇正能量爆棚的文章：《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此文不同寻常之处在于：第一，文章表达了对资本的批判，并认为一场针对资本的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第二，文章所谓的深刻的变革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背书，也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无非是表达作者一个愿望、一个憧憬或者说一个想象，李光满本人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此文却被若干官媒齐刷刷地转载，由此引发了民间强烈的反响和舆论巨大的争议；第三，在强烈反响和争议之后，相关讨论又戛然而止，甚至一些涉及此话题的民间自媒体也被封禁，无法再发声。

　　如此怪诞的舆情，的确不多见。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官媒齐刷刷地转载李先生的文章，是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行为，可视为典型的媒介事件。这是一种官方与民间微妙的互动，充满了暧昧，让人浮想联翩。官媒借民间人士之口发出了某种模糊的信号，至于您怎么联想，那是您的事，不会有人给出标准答案。但是，大众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舆论场被成功改变了。键盘上的战争因此而爆发了：有人激动得泪飞顿作倾盆雨，有人惊呼文革回来了。这就够了。至于深刻变革与否，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当然，联想事件和李光满事件还不太一样。司马南先生揭露的事情更具体一些，不像李先生的文章那样虚头巴脑。

　　总结一下，司马南先生谈到的联想问题，大致分为几个方面：一，资本的道德问题，即为美军捐电脑、为高通5G投票、高管高薪等问题，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二，脱实向虚问题，包括持有小贷牌照问题；三，化公为私问题。

　　另外还有“贸工技”问题，这涉及企业发展战略问题，属于拔高而不是底线性质的问题，暂不讨论。

　　下面谈谈以上三个问题。

　　一，资本的道德问题。

　　昆仑策文章《杨柳常青：当代东林的买办江湖》，可谓道德文章的典范：

　　企业家精神首先是民族精神，家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张謇创办民族企业，实业报国；胡雪岩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卢作孚、陈嘉庚毁家纾难，抗日救亡；张小泉、王麻子“良钢精作”，同仁堂“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也说过一句极有名的话：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如何看待企业家的道德呢？笔者认为王健林先生说得相当实在：企业一定要有盈利，企业不赚钱应该说是不道德的。

　　不错，资本家一切道德中最大的道德是获取利润。而民族情绪的波动，恰恰也与资本运动的周期相关。在周期的底部，“民族精神”、“家国意识”往往横空出世；在周期的顶部，全球化、与世界接轨的口号响彻云霄。并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

　　简而言之，穷则“民族大义”，达则“全球主义”。在全球资本积累顺利进行、高歌猛进的年代，全球主义大行其道。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后，各国萧条的经济态势使得生产要素回流，稳定本国经济成为首要目标，以邻为壑在所难免。就连一向高举经济自由化大旗的美国，也居然出了一个公然宣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特朗普总统。

　　一个“大连日式风情街”，本是一个1000多套别墅的房地产配套项目，不足300米，在网以讹传讹，震荡放大，再加上一堆收割“爱国”流量的自媒体添油加醋，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大连在市区繁华地段花60亿巨资打造日本风情街，只允许日本商户入驻，只准许销售日本产品。”“背后都有松下等知名财阀的鼎立支持”“日本风情街就建在当年的旅顺口”一时间满屏都是“勿忘国耻，爱我中华”的标语。

　　令人纳闷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难道不是离国耻更近一些，难道记忆不是更深刻一些，但是怎么会有1984年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怎么会有追日剧、学日语、买日货的热潮？怎么前领导人会掷地有声地说“有利于中日友好的事，要竭尽全力去做。不利于中日友好的事，决不要去做”？

　　这也只能从资本的角度来解释：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资金、技术匮乏，招商引资长期是政府部门最重要的工作。而日本很长时间是我国第一大直接投资国。彼时，维持中日友好大局，理所当然成了重中之重。

　　今天，反日、反美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政治正确，但是，你敢说在当年是政治正确吗？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只是中美关系的折射。

　　周期性的波动是表象。资本家阶级与无产阶级，在关于民族的问题上，是一种鲜明的对比：从形式上讲，工人有祖国，资本无祖国。从内容上讲，则是工人无祖国，资本有祖国。

　　绝大部分工人只能在本国出卖劳动力，而资本则可以全球自由流动，这是外在的形式。

　　而在实质上，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加大，国家愈来愈成为资本竞争背后不可或缺的力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无论资本流动到哪里，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后盾，很难产生伟大的公司。

　　不信吗？美国军方研发自动图像识别系统，正是“苹果”手机和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技术发端。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美国政府就动员了上百个科研机构，120所大学，2万多家企业，先后有400万人参加，耗资约256亿美元，相当于1961~1972年美国联邦政府累计财政总支出的1.3%以上。民用航空（喷气式航空发动机）技术，率先由美国空军和海军军费负担了最核心的研发任务。如果说美国有什么科技神话的话，那么就是超越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时间与金钱的投入。

　　中国资本要想崛起，离开了强大的国家，又谈何优势？

　　而工人则反之。随着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工人则遭受着“逐底竞争”的命运，哪里工资低、待遇差，资本就流向哪里。各国工人面临着日益相同的命运，国际联合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中国工人的加薪行动，可能会给万里之遥的德国工人带来好处。

　　这就是全球化年代“工人无祖国，资本有祖国”的实质。

　　联想的问题，就在于其由没有深刻理解资本有祖国的道理，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崛起之时，没有跟上趟，不知道最大的靠山是谁，仍然抱残守缺，政治上不成熟，犯了右派幼稚病。

　　政治上转过弯了，事情也不难解决。无非就是认清大势，多弘扬爱国主旋律。高管的高薪问题？也好说，捐点款，搞点三次分配。这种事资本家特别擅长。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突围》，那位与国企高管勾结起来侵吞人民财产的顾长明，心狠手毒，杀人灭口的事也敢干，但长得慈眉善目，做事也颇讲信用，言必称阿弥陀佛，其名言是“佛家不打诳语”。相信杨柳等人也能做得很好。

　　郭松民先生给出的解决方案也略同：

　　把自己定位为“财富的看守者”，主动配合“共同富裕”政策，使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的话，“原罪”问题，可以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化解。

　　归根结底，对于资本家的道德问题的批评，最能吸引公众的同情、最能引发舆论的关注，但也是最缺少实际内容的一块。这其实就是个政治正确问题。

　　二，脱实向虚问题。

　　联想控股持有6家金融公司股份，包括6张小贷公司牌照，分别是：1.卢森堡银行，持有股份89.98%。2.汉口银行，持股15.33%。3.正奇金融（此公司持有3个小贷牌照），持有股份86.85%。4.考拉科技，持有股份48%。5.拉卡拉icon，持有股份28.24%。6.翼龙贷，持有股份不低于33.33%。其中3-6项为小贷公司。联想金融收入占了57%以上的比例，它不仅也一个科技公司，更是一个金融帝国。

　　因此，有了对于联想脱实向虚的批评。这种批评给人一种错觉，即做实体经济的公司是好的，做虚拟经济的公司是坏的。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

　　虚拟经济没有严格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没有所谓虚拟经济的概念，只有“虚拟资本”的说法。这里为论述方便，仍采用原概念。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虚拟经济有双重作用：一方面，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为实体经济扩大融资渠道，为实体经济提供了资金支持与保障，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则会阻碍经济发展，会导致投机活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频繁发生，势必会冲击实体经济。

　　因此，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对虚拟经济就只能是又爱又恨，既离不开，又担心它发展过度，进退两难。而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过剩，又迫使更多的资本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加快脱实向虚的步伐。

　　不错，脱实向虚，的确是资本主义腐朽的标志之一。强大如美帝，也脱实向虚，渐渐显出龙钟老态，一天不如一天。

　　但是，虚拟经济导致的金融危机的根源，仍然在生产领域，即生产过剩。我们批评现象是没有用的，危机并不是由金融本身造成的，金融危机只是其表现形式。虚拟资本的内在矛盾促成了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现象上表现为货币信用危机，但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和人民群众的日益贫困上。

　　具体到联想，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PC（个人电脑，联想的主营业务）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而联想又有很多“闲钱”，那杨元庆该怎么办？是将钱投入到虚拟经济中，还是将钱投入到很难卖出去的电脑中，加速内卷，哪种方式更好呢？恐怕前者看上去还要“环保”一些，且能带来丰厚的利润。

　　所以，对联想脱实向虚的批评，局限于联想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联想控股持有的6张小贷牌照，我们不知道哪张是适度的、哪张是过度的，我们只能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发展趋势来看问题，而这不是联想所能决定的。

　　2015 - 2020年虚拟经济在GDP的比重（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尽管我国多年前就提出要振兴实体经济，但是，2015年以来，虚拟经济（主要包括金融业与房地产服务业）在GDP中占比仍未见下降，总量逐渐上升。国家统计局最新资料显示，2020年虚拟经济在GDP中的占比为15.61%，这个数值高于2015年的14.35%，而总量则增长约108.78%，而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2015年的34.11%下降至2020年的30.81%，降低约3.3%。

　　司马南先生想要就联想论联想，区分好资本与坏资本（所谓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之别），在这一点上是行不通的。脱实向虚，是市场经济的老年病。市场经济最大的病根，在于生产过剩。不谈过剩问题，只谈振兴实体经济，是本末倒置。每个人都想返老还童，但年龄不饶人，于是责怪老年斑，有意义吗？

　　所以，在脱实向虚问题上，联想属于“资本一般”，并不是“资本特殊”。就这一点来批评联想，仅具有象征意义。如果要让批评产生点现实意义，则必须突破司马南先生的框架，上升到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反思。

　　三，化公为私问题。

　　化公为私，涉及到资本家们的“原罪”。中国资本家们有原罪，这个事实是勿庸置疑的。

　　根据2012胡润富榜中国私企（原文写作民企，我们还是叫作私企好）500强中的一个统计数据，有459家私企可确认“第一桶金”的来源，其中直接来自于国企改制的151家，占32.9%，另有141家企业也参与过国企改制，与国企改制有关系的共292家，占63.6%。119家企业为集体所有制改制而来，占25.9%。而189位通过所谓“自主创业”发家的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国企改制。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可确认“第一桶金”的来源的私企与国企改制或原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有关。

　　被司马南称为“企业家”而非“资本家”典型的曹德旺，也是靠乡镇企业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起家，零元承包，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汽车玻璃事业。

　　甚至在文革期间，别的社员老老实实劳动，曹德旺却继承了曾在上海叱诧风云的大资本家父亲曹河仁的生意经，倒卖白木耳、树苗，挣下数万元的巨款，藏在床底下不敢露富。而到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工作，也是受到父亲的指点。资本家父亲的眼光就是不一样。

　　“原罪”没太多争议了。剩下的是如何追究的问题。

　　自由派学者的方案就是所谓的“零点方案”。2002年12月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式上，自由派经济学家大将张维迎就曾针对当时政府加大对富人纳税监管力度的活动指出，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实行一个税收特免，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过去的事既往不咎。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比如，2004年1月2日颁布的《中共河北省委政法委员会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中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

　　而在2002年12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5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明确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通过法律追究“原罪”之路堵死了。只能从政治高度来解决此问题。

　　郭松民先生作为当年的亲历者，总结得颇有高度，不愧是1万5千米高空的飞行员。郭松民先生回顾了十余年前的关于改制问题的大争论：

　　时隔17年，回过头来再看，这场大讨论至少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后果——

　　第一，这是主流经济学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虽然他们仍然把持着教学、研究的重要岗位，但在民间舆论中，却失去了光环，被视为一群不诚实的人，他们为瓜分国有资产而炮制的种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冰棍论”、“吐痰论”、“靓女先嫁论”等，都在民间成了笑柄。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也开始下降；

　　第二，国企改制中的主要政策手段“管理层收购”被叫停，做优做大做强国企，开始成为非常强势的舆论和政策，一些国有企业在此后的几年中陆续进入世界500强。

　　最后，郭松民先生总结说：

　　显然，大历史留给“新阶级”的道路并不宽广，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被历史超越的阶级，他们要在历史面前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选择并不多。

　　郭松民先生的意思是，十多年前，左翼的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已经进行了一场成功的阻击战，国企由此崛起，现在，我们应该从胜利走向胜利，开展“新的大讨论”，因为大历史留给“新阶级”的道路并不宽广。（公众号“高度一万五千米”：郭松民|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司马南质疑联想）

　　郭松民先生的这个愿望，笔者是非常赞成的。但是，“大历史”究竟距我们有多远，由谁来开启，郭先生并没有明说，给人留下了遐想的模糊空间。

　　郭松民先生的一些说法是过于乐观的。

　　首先，MBO被叫停，“做优做大做强国企”成为非常强势的舆论和政策，这是事实，但是，从工人阶级的角度来讲，这并不能称得上是胜利。

　　2009年，通钢工人在阻击建龙集团的私有化收购后，有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们打跑了日本鬼子，但国民党仍在啊！在工人看来，通钢集团的领导们和建龙集团的老板们，是“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区别。

　　国企改制，无论是卖给私人，还是最终保留下来，都是工人阶级的失败，区别只是失败程度的不同。私有化的不用说了，改制“成功”的国企，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成了另一类资本的奴隶。另有数千万国企下岗工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进行了悲壮的抗争，没有挽回失败的命运，这是事实。国企改制的大方向，不可能因为几个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论战而有根本改变。

　　郭松民先生谈的“做优做大做强国企”，有着非常深刻的时代背景，即国企改制已近尾声，国有经济无论从占有GDP的份额，还是从就业和税收等指标来看，都已不敌私人资本。此时，对于少数关乎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国企，已经不是简单的私有化的问题，关乎到市场经济的长治久安。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新自由主义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破产，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神化破产，也为全盘私有化敲响了警钟。

部分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充当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传教士的角色，现实经济活动中并不一定能有效代表资本家们的利益。保留部分关乎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国企，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有益处。我国的煤矿甚至铁路也曾向私人资本开放，事实证明，搞得一团糟，除了一夜暴富者外，对谁都没好处，还是由国家来承担这块职能好。

　　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是把国企定位为国家战略安全，按照杨帆教授的说法是：“我们的目标是超越所有制之争，在发展国家战略产业的过程中，实现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加工链条实现与民营企业结合。”他们和主流经济学家是德国李斯特和英国亚当斯密的争论，是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争论，其目的是怎么样把市场经济更顺利地发展下去。事实上，国家是采纳了杨帆教授的意见的。但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应该把国企定位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基础，计划经济要求生产有规划而不混乱，公有制要求工人是主人翁而不是雇佣劳动者。所以，郭松民所说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令很多人记忆深刻的是1998年的大下岗，但很少有人知道2009年更大规模的下岗潮。

　　郭松民先生对于联想的未来，有两条建议：

　　第一，推动中国的科技水平，全面赶上并超越西方。但联想通过自己的“贸工技”路线，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这就是司马南能够一呼百应的根本性的原因；

　　第二，把自己定位为“财富的看守者”，主动配合“共同富裕”政策，使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的话，“原罪”问题，可以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逐步得到化解。

　　郭松民先生从“国企 - 私企”二分法的角度，来论证过去取得的胜利，以及未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可能，这个高度是够高的，能够带给人无穷的遐想和精神鼓舞，也不违悖中央“两个大力发展”的精神，让不少朋友兴奋得五体投地。

　　建国初，毛泽东刘少奇之间有一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1951年6月3日，陶鲁笳作为亲历者，记下了刘少奇在华北局的讲话要点，可以概括为“杀猪论”：

　　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纵然如此，我们也不怕，因为有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站在我们一边。富农一定会发展。大一些多一些有无关系？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它。（陶鲁笳：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

　　刘少奇的观点很简单：先发展资本主义，待养肥了再剥夺之。世界上的事，果能如刘主席设想的这般美妙，当然好了。

　　我们当然能希望“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由公有到国有，由国有到私有，工人阶级曾付出过多少伤痛和代价。剥夺剥夺者，恐怕更为艰难，不是郭松民先生想得那样乐观。

　　一万五千米的高度，按照人眼视角约120°简单计算一下，则俯视地面看到的面积约2,120平方公里，可以将整个首都城区一览无余。

　　郭松民先生如果能回到地面则更好。

　　最后，说说英雄问题。

　　陈先义先生怀着极其激动的心情，主张若司马迁再生，当作《司马南列传》。陈先义先生说：

　　之所以大家赞成司马迁为司马南做列传，是因为当下可以说司马南一个人搅动了一个大世界。往近处说，这是一个人和一个大集团的鏖战。观战者，则是中国十四亿老百姓。为什么观战？因为这件事，直接牵动着亿万百姓的家国情怀，牵动着每个人相关的利益，如今这些利益被人私下倒腾到个人手里了，或者出卖给洋人了，这是何等大事。但是这大的事情，却是司马南一个人作战。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远古蚩尤大战、到战国时代七国争雄、再到三国鼎立、到后来五胡十六国的混战等等，你见过这样一个人的作战吗？没有，所以这样一场作战，应该载入历史。（陈先义：若编“新史记”该有《司马南列传》）

　　司马南先生揭开了联想的陈年盖子，是一件极好的事。但是，这件事有两种发展的方向：第一种方向，演变为新的“李光满事件”，成为一场爱国共富媒体秀；第二种方向，借此契机，深刻反思市场化改革的来龙去脉与未来的方向，脚踏实地奋斗下去。

　　最后说一句：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不需要付出危险与代价的英雄是不存在的。举个例子：2002年初，由辽阳市铁合金厂的工人为核心的多家工厂的职工，为反对非法改制，抬着毛主席像，打出了“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的横幅，要求中央惩治地方贪官污吏、保护国有资产以维护职工基本权利。最后，工人代表姚福信、肖云良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罪（网文：辽阳铁合金厂的改制过程和工人的反腐维权斗争）。但是，辽阳工人拖欠工资和医疗费用问题得以解决，全国城市低保政策得以加快落实。可见，即便是有限的改良，也需要工人阶级付出高昂的代价。

　　路漫漫其修远兮。是做时代的裱糊匠，还是做人民的英雄？这就是笔者要谈的问题的关健。

　　（作者：五百二，本文转载于：激流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