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假结束，聊聊旅游业背后的资本与分配

　　国庆小长假，已经结束了。有关数据显示，1日至7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15亿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70%，比最初预计的八成要低一店。实现国内旅游收入约3890亿元，同比减少4.7%，考虑到新中产们的出境旅游的需求被疫情扼住了咽喉，很难实现，境内旅游业绩没有恢复到以往，说明疫情的影响犹在。

　　尽管如此，假期出行，我们看到的仍然可能是：

　　人人人人人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从狗从从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

　　不管是疫情前还是疫情后，选择黄金周去旅游的读者朋友们，不说是直面内卷的勇士吧，也肯定有一定意义上相似的阶层特征，比如，都是劳动阶层——要知道，除了自由职业者，那些真正的有闲的剥削阶层，是可以全年任意择时出行的，所以黄金周旅游领域统计的几乎是两种人：要么是有点小钱但平时没时间的，只能在节假日出游；要么是没钱但希望趁节假日领着一家老小出游，且都会在这个宝贵的时间段面临相似的窘境：热点城市、热点景区的人满为患，吃住行成本的水涨船高——不说浇灭一个普通收入人群的旅游热情吧，也够憋屈的。

　　今天的话题有吐槽成分，也是借旅游，聊分配问题。

　　旅游的本义是拥抱自然、增长见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可惜的是，并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体悟，因此在这统一量化的世界里，姑且说，旅游是一项消费活动，是要花钱的，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审视下，就如马克思所说的“消费直接也是生产”，就这个意义上，旅游这种消费活动——被认为是劳动力的再生产的方式之一，因为社畜已经非常辛苦了，利用假期时间，坐上火车飞机去看看这个世界，是一个不错的解压方式。

　　虽然笔者推崇能够“看到广阔世界”的旅游，不过老话又说，你只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而已。这话听着低情商，但在市场经济社会里，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一切对生产力的评判、价值规律，都笼罩在你私人的闲暇生活里，你只是逃到别人输出商品的地方，逃不掉啊。

　　作为一个评判生产力的事件，劳动者能出去旅游，其实是非常晚近的事。哪怕是上世纪初的各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里，旅游还仅仅是富裕的有闲阶级才消费得起的生活方式，用老欧洲人的说法就是那些从美国来的没见过世面的暴发户。但今天旅游被普遍接受，纳入产业规模计算里，一则离不开交通业的发展，二则是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但不能忽视的，是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上马了疗养院制度，工人阶级有了二十多天休养期的福利，反过来影响了欧美，随着二战后西欧各国经济恢复，阶级斗争也愈演愈烈，为了缓和这一形势，国家出来承担了部分满足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功能，使得欧洲各国逐渐建立具有社民主义色彩的福利体系，民众不需要为自己退休的生活有过多的担忧。同时，这些国家的福利体系建立在高税收的基础上，储蓄也得交税，那么存钱的必要性降低了，还不如把钱花在爱琴海沙滩的日光浴上呢。

　　接下来资本都开始发展旅游业，开发旅游景点，包装为商品，培养专业人才，让旅游和酒店业、房地产、金融以及色情业等沆瀣在一起，称之为第三产……这些于当代人都是熟悉的配方。重点讲讲中国的业态。

　　咱们国家以前的旅游业形态是什么样子呢？可以回家去问工人和其他体制内的长辈，有条件的可以翻翻长辈相册，应该能找到很多“XX地留念”的照片，当时没有什么“开发商”，也看不到过度商品化的“旅游产品”，看不到现在的人山人海，那会主要就是单位组织的长程团队游。有的单位把节假日旅游当成福利，很多单位的工会一年到头也就组织几次，只不过他们可能并不把自己的行为称为“旅游”，在他们看来，那只是到处走走而已。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余留，各地政府组织开发的旅游资源，还是比较实在地选择自然风光或者人文历史，没有那么多花哨，另一方面来看，是体制的福利，被视作是第三产业停留在低水平。

　　由八九十年代的开发模式形成了我国第一批的旅游城市，存下了口碑。九十年代以后，又有了双休和黄金周。在这些条件下，旅游也是分配调节，让第二产业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借着外地人来不断消费，这些城市自己的第三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在大概十五年前左右的样子，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同时，由于全国公路网建设达到了一个崭新高度，各种旅行团整车往里运，快进快出，周边就滋润了起来。

　　两千年后，因为旅游业增量迅猛，稍有嗅觉的资本都会扑上去一顿猛啃。旅游业迎来了——美其名曰大众旅游的时代。传统的开发模式是门口修个游客中心、停车场和一个小道，到了旅游爆发性季节就承载不住。

　　所以现在很多的景区都不是由政府主导的了，而是引进上市公司进入，例如黄山景区；有很多存粹是旅游开发商直接包揽，同质化、重复建设化严重。景区和旅行社合作，仿佛能降低游客的旅游门槛和成本，实际上最后都会走向购物。从导游到景区的和尚道士，能出钱就眉开眼笑。

　　前些年，旅游开发商往往圈个山头，划个田地，从义乌进货特产，起名xx风景区，门口设一个售票处，就开始收钱，人多了就考虑涨价。当然，很多标准的景区的门票价格是由政府限制，然而实际上自然景观类景区尤其是山岳类存在相当多的隐性门票或者二次门票的收费现象，比如让旅游车票比门票贵。很多新晋的A级景区，会在距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修一个接待中心，所有人须从这里开始坐当地的旅游车，当然你可以选择走进去，对于那些千里迢迢赶来的游客，几乎等于没有选择。

　　存在着这样劣化的旅游生态，底气在于庞大的再生产需求又不错峰，试想中国十四亿人，哪怕十分之一有旅游的需求，一个景点每人去一次，一年接待百万，都要上百年才能接待完，根本不用指望回头客。

　　宰了再说。

　　近几年还有一种资本运作模式，就是把旅游业当房地产来搞，打造古镇以及度假村，往往是大手笔投入，动辄上百亿，集精品酒店、会所、购物、餐饮、娱乐、五金为一体的业态，实际上我们在大理丽江的古城就能看到，它们已经变成酒托的天堂。现在则是砸钱迅速打造一个网红旅游地，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后续的地产项目才是压轴。这种套路虽说对穷人消费者没啥影响，但对于当地来说，士绅化的过程中破坏性是十足的，会导致大量本地社区的消失。高房价让本地人生活愈发艰难。

　　同时，像前面提到了八九十年代名声鹊起的那批旅游中小城市，15年后也逐渐面临了危机，疫情更让其雪上加霜。按理来说，高铁的全国建设会提升这些旅游城市的竞争力，但实际上也会不成比例地增强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的竞争力，使其吸收相当的人才和资本，在营销上创造的众多网红打卡地，涌现出众多抖音网红城市，虽说多数的体验都是消费主义的浮华，但是符合年轻人的胃口，也说明大城市有着远超其他城市能提供的娱乐服务，还有低廉的物流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

　　那些娱乐业发达，还是著名的女性友好的城市，成都、长沙等，就在此轮营销中崛起。年轻人发现，即使这些城市的景点同样太拥挤，也能当酒店专业户，受罪程度低于那些“来都来了”的自然景区；像疫情前，有点钱的小资和新中产们索性热衷于境外旅游，以此构建阶层逼格。

　　而老旅游城市其实优势不如以往，在高竞争烈度下，本地商家竭泽而渔，致使社交媒体曝光的不良事件多了起来，名气就越来越不佳。这些城市，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好过，实际上它们已经被第三产业改造过了，典型的例子像桂林，以前风光海外的那会，搞个体商店或者民宿，虽说挣钱，但同时制造业基础基本上已经自废。很多旅游城市本身资本投资第二产业的渠道不足，就投资到房产和消费上，这里点名海口三亚等诸多城市，导致这些旅游城市的房价、物价都比同等规模的其他城市要高。

于是我们看到，过去的发达工业地区往旅游城市转移支付的分配途径就不灵了，后者相对衰落，完全依靠旅游业甚至养不活本地人，加剧人口流失。而身居中东部的多数年轻劳动力，但凡遭过罪的，大抵不会有兴致挤黄金周的景区了，同时相对来说，亦不像父辈们那样热衷于自然景观（虽说这和没钱也有关系），就像过去很多的旅游节目，其实发源于上世纪的反思现代性，回归自然，灵修的白左思潮，节目从喜欢拍摄雪山、森林、峡谷风光，逐渐让位于红男绿女，都市生活的便利和享乐。这一点也要归功小红书、抖音之类的对年轻人闲暇观与审美的塑造。

　　怎么办？

　　如今回归了社畜生活，相信还是有人会怅然于没有好好的放松，以后也未必有机会。这里分享笔者多年来规避人潮和消费主义的经验：可以考虑去胡焕庸线的西边，因为国人大多堆在胡焕庸线东边，不过这意味着要放弃几天对吃喝住的物质要求；亦可反向考虑，以公共交通系统所达的现代化地区的人文风土为审美对象，但别去什么网红城市，要去就去假日旅游人口输出城市去深度游，因为这里待腻的市民中产们大多跑出去旅游了，比如笔者十一去过湖南某市容建设相当不错的城市，坐拥中国城市第一湖，人比平时少很多，马路宽敞，公园奇多，旅游体验绝佳。

　　受疫情冲击，境内旅游的数据很难回到巅峰时期——这还是在出境游大幅度减少的背景下的结论。笔者前面举西欧这些例子，也是想说，与其在供给端，整出五花八门又和旅游本义毫无关系的收钱项目，不如从劳动力再生产的角度去考虑旅游问题吧，比如严格要求企业执行劳动法，保证好双休、年假，能让劳动者能错峰出行。双休就近，年假长途。

　　笔者忽然想到，中东部季风区的三、四月初的春季、十月中下旬的秋季，正是气候适宜的旅游季节。广西自治区三月三放假，那会广西人出行旅游，不用人挤人，住宿价格也美丽。其实每个省都应该像广西一样设立一个本省的专有节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