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华：汲取国民党失败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

　　长期以来，关于“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除了民间说法、学者观点之外，历史当事人如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回忆、分析和检讨。张学良参加过国共内战，由于特殊的经历，出于对国共两党的深刻了解，他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对这一问题作了有异于一般学者和其他当事人的总结。这里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的张学良口述文本为主要材料来梳理张学良的相关认识。这一文本所述内容广泛，涉及领域颇多，将岁月抽打过的个人记忆叙述得声情并茂，将长期反复推敲过的思考结论讲得既清楚又深刻。细细研磨，虽然也可以发现有被所处政治生态和群体记忆扭曲的痕迹，但总体上不掩其率性纯真和一语破的的特色。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

　　人们尽管对战略一词内涵和外延的解释古今中外多种多样，但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无人忽略，那就是判断、手段和目的。简言之，战略要解决的是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通过何种手段达到什么目的的重大问题。

　　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采取了依靠强大的军事优势，对共产党采取军事“围剿”，以此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战略目的。张学良在1936年就明确地、不止一次地提醒国民党战略的制定者蒋介石：“共产党您‘剿’不完！”

　　张学良何以作出如此明确并在此后被历史证明了的判断？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任何战略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在暗中操纵着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这就是“中心思想”。国民党虽然一度是执政党，也控制过国家政权，但一直没有形成中心思想。张学良直言：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他分析说，国民党虽然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但“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张学良说：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党首蒋介石也一样。“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好相反，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国民党军队 “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南京政府政策不公，杂牌军不满；共产党看得明白，和杂牌军也不真打

　　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除了缺乏信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之外，政府政策不公瘫痪了前线指挥系统，也是重要原因。张学良以自己为例分析说：“当年我开始时，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他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不一视同仁。1935年末，东北军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明知东北沦亡，还给东北军阵亡将士开空头支票？张学良说：“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那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的目的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

　　第三，几乎所有“非中央军”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所以，前线军队有令不从。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剿共”前线总指挥、副总司令，指挥东北军、西北军。他说：“比如说杨虎城，他也是被我指挥的。杨说，让我们去打，钱呢？”“那马家军问我，副司令我打不打？我打了，你给我补充不补充？枪支弹药我打完了我上哪儿领去？我花的钱，谁给我？兵打没了，不许我再招，那我怎么办？”一个前线总指挥，国民党的一级上将，“儿媳妇一样，我怎么做？没法做了。你没法回答。我怎么回答？那么我只能说你看着办吧。” “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赖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 “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1935年，张学良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在那儿做打油诗。”什么“大委员委小委员，中委，执委，监委，委实无聊”，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

　　更令张学良失望的是，汪精卫遇刺时，“枪一响，大家都吓跑了，连警察、警卫，都跑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另外，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天空战争阴云密布，正在此敏感时刻，国共两大阵营相继发生青年军官枪杀女性事件。先是1935年，32岁的国军上校团长张钟麟怀疑新婚仅两年的妻子吴海兰不忠而在西安将其枪杀，后是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安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

　　这两起事件，在当时的西安和延安都分别引起了满城风波，但两人接下来的命运并不一样：张钟麟杀妻后，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而吴海兰一家四处控告，最终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后者又将此事告到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处，而于凤至则直接把状子递给了宋美龄。“第一夫人”正在热火朝天搞新生活运动呢，一看团长杀妻，这还了得，于是向蒋介石告了“御状”。蒋介石也是大怒，下令将凶手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张钟麟在大牢里蹲了一年后，被判处死刑，但蒋介石表示不予执行——毕竟张钟麟是“天子门生”，黄埔四期毕业，又一直在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任职，很有才干。他继续在牢里蹲着，全面抗战开始了，“校长”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将自己的得意门生释放了，官复原职，上了战场。

　　在蒋介石看来，在为张钟麟奔走的“黄埔系”看来，一个女子，命如草芥，哪能跟“党国栋梁”金贵的命相比？

　　张钟麟逃过了死刑，为了再努力逃过杀妻恶名，他以字为名，改为“张灵甫”——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名字了。

　　相比之下，黄克功案的判决则是“从重从快从严”，他在1937年10月5日夜间枪杀刘茜后，翌日被逮捕，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人为黄克功求情——黄克功虽然只有26岁，但资历很深：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一个红军战士，一步步升到旅长位置。

　　黄克功是个猛将，尤其是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深得毛泽东青睐的战将。娄山关之战，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进行的关键一役，红军摆脱了当时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也在此役后写下了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等待判决时，黄克功上书毛泽东，恳求戴罪立功，在法庭上他也表示如果难逃一死，愿意死在战场上，“给我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我要死在同敌人的拼杀中”。

　　黄克功案发生时，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在泾阳誓师后开往前线抗击日寇。各部队到前线后迅速壮大，都向延安打电报要求多给他们派些干部。像黄克功这样立过大功又能打仗的干部，自然很受欢迎。但是，找毛泽东说情的，还有建议减刑的，都被拒绝了。

　　史料显示，当时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判处黄克功死刑。还原此案的电影《黄克功案件》有这么一个细节：审判结束后，参与审判的陪审员合议时，抗大训练处处长李兴国坚决不同意对黄克功判处死刑，他认为，黄克功是革命功臣，“不要说一个刘茜，就是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应该说，这是当时不少红军指战员的看法，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产党员和红军的纪律与荣誉。

　　黄克功案最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一封信，这封信在公审黄克功时由雷经天当众宣读。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封信仍然值得重温。此信全文如下：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在电影《黄克功案件》中，雷经天宣读完毛泽东的信之后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死刑，就是判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说罢，他敲响了操场上的一口大钟。剧终。

　　这是一个艺术化的结尾，但点明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力量来源——从严治党。这四个字，既是宝贵经验，也可称得上是血的教训。

　　蒋介石到台湾后，还总结了这么一条失败的教训：共产党有纪律，国民党没纪律。这一点倒是很深刻。

　　张灵甫在抗战中表现确实不错，加上有“校长”罩着，大家慢慢淡忘了那个心狠手辣杀害妻子的张钟麟——在除夕之夜，多疑而残暴的丈夫起了杀机，他命令妻子到后院菜地摘菜包饺子，正当她弯腰摘菜时，他掏出手枪，从背后将同床共枕之人击毙，事后，对尸首没做任何处理，丢下刚几个月大的女儿，马上返回了部队……

　　不能否认张灵甫在抗战中的贡献，但能够因此就忽略他杀妻的罪行吗？不少人进行了选择性的遗忘与美化，津津乐道于张灵甫的英武，还有他最后一任妻子的美貌，而惨死于菜地里的吴海兰，魂归何处？

　　假设一下，如果黄克功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像张灵甫一样“戴罪立功”，走上抗日战场，他完全可能再立赫赫战功，用敌人的血，来冲洗自己手上沾着的那位女学生的血——那位自己爱过却无法得到的女学生。他会成为英雄，甚至有人会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我早说过嘛，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

　　黄克功是功臣，刘茜只是个平凡女生，当黄克功在井冈山和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时候，刘茜还在她的山西老家过着安逸的小日子，但是，这就意味着她的生命比他的生命廉价吗？简陋的各方面并不完备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说：不，黄克功是功臣，但功臣并没有逍遥法外的特权。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何况，“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在黄克功被执行死刑4年后，延安又处决了一名曾经的红军英雄肖玉璧，这个身上留有90多处战斗伤痕的“老资格”，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期间，无视法规，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后来竟发展到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卖给国民党部队，引起极大民愤。

　　被依法判处死刑后，肖玉璧不服，也要求中央看在他过去的战功份上，让他去抗日战场戴罪立功。但死刑同样执行了，《解放日报》就此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1940年，在贫瘠的延安，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至今忆起，依然经典，依然警醒。

　　司法公正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生死存亡。这是早有结论的，但是如今许多人对此还缺乏深刻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时候，当英军与清军在珠江口大战正酣，岸边却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冷漠地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敌作战，当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时，居民竟然发出喝彩声。后来英军北上，也有类似情况。到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老百姓不仅围观，甚至还加入到为洋人推车、搭梯的行列。大清国的子民之所以如此不忠，固然与清初的大肆屠杀有关，更与清王朝持续多年的大兴文字狱和清末猖獗的司法腐败不公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没有外敌入侵，清王朝也是难逃灭亡厄运的。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体制设计中，第一，公安机关是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政府首长就可能直接利用公安机关的公权力介入民事经济纠纷。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公安机关介入民事经济纠纷，但仍然时有发生。第二，检察官由地方同级人大任命，检察机关的人财物依靠地方政府解决，检察机关依然经常陷入地方政府违法行政和公检法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很难挺直腰杆实行法律监督。第三，法官由地方同级人大任命，法院的人财物也必须由地方政府解决。由于以上复杂原因，地方政府行政违法，要通过司法公权力制衡、通过诉讼程序制衡，就变得极其困难。看来司法必须尽快改革，请大家在下面留言中建言献策。

　　我认为，司法公正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都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公正司法，牺牲掉的只是少数的权势人物，而赢得胜利的则是整个政权。司法的相对公正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党要加强对司法的全面统一领导，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要畅通人民举报渠道，对司法机关不公正的裁判决要及时直接督促纠正，绝不能转回当地自查自纠，更不能让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变成独立王国，肆无忌惮地暴力违法执法贪赃枉法，对违法执法、贪赃枉法、不作为、乱作为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惩不贷，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建议：

　　1：现在，有不少人民群众有事或有冤不知道去哪里办事告状，国家应该设立国家和各省市政法服务中心（电话100），人民群众不管找政府或司法机关办事告状，都可以打100电话或到政法服务中心咨询交证据资料，然后由政法服务中心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对应的政法机关办理，杜绝各政法机关之间踢皮球互相推诿，造成人民群众跑冤枉路有冤无处诉，导致有些状告无门的人自杀性报复社会滥杀无辜。

　　2：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人民群众的事情无小事，人民群众的事就是天大的事。领导干部应该做到从思想上尊重人民群众、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工作上依靠人民群众。同时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公开最新政府工作动态，让人民群众了解政府工作动向，畅通人民群众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渠道，从事实上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3：纪委监委是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是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力量。在党内监督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增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有效性，进一步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督体系。要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健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发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职能作用。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

　　其中最主要的是应该建立健全群众监督机制，扩大群众参与政法干部监督管理的范围，在政法干部任免中严格执行民主推荐、测评制度。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和考核谈话中，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加，切实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人民群众监督好政法干部的工作，让政法干部更好地为群众办事，更好地发挥好人民公仆的作用。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汲取中国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负伤104万人，牺牲26万人 [6] ，失踪或被俘19万人 。另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从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以查到姓名的牺牲的革命先烈是370多万。

　　国民党军：1950年7月公布的《解放战争四年综合战绩》显示，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解放军消灭国民党正规军5542470人、非正规军2528880人。以上两项总计为8071350人，其中生俘者4586750人，毙伤者1711110人，投诚者633510人，起义者846950人，接受改编者293030人 。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劣势装备战胜了拥有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取得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普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算起，全国为革命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仁人志士共有2100多万。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必须要汲取中国国民党失败的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权，要实行党主民主的政治制度，领导人民选官立法，严格依法治国。要注重社会公平司法正义，全心全意为国为民服务，时刻关心人民疾苦，决不能犯官僚主义，更不能腐败，对官僚腐败的党政干部，一定要严惩，决不能手软，对人民提出的诉求，要及时解决，决不能拖拉不管。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分析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背离和失去民心是致命根源。党中央一定要知道，任何人侵犯老百姓的人权，就是等于侵犯党的政权之逻辑，要取得民心，才能巩固自己长期执政的权力。

　　北京中公法律咨询中心主任陈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