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被围攻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严重风险

摘要：这表面上是两种“爱国舆论”的冲突，实质上是政府权威与反权威的较量。第一种本质是服从大局、有纪律的“爱国舆论”，另一种是自行其是、难以控制的“爱国舆论”，从胡锡进被围攻的情势来看，后一种已经存在失控的可能性，尽管大部分爱国者本身并无恶意，但这并不影响潜在的“北一辉”式失控风险。

　　在展开叙述之前，我首先提出一个有趣且相似的问题：

　　如果1941年5月，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为了避免陷入德日的东西夹攻，开始不断向日本示好，试图与红色苏联的敌国日本修复关系，签署对苏联利益生死攸关的《日苏中立条约》时，却出现一群苏联编辑突然自行其是公开发表侮辱敌视日本的官方文章，而且使得斯大林大元帅这项决定性的外交战略失败，那么斯大林会如何处置这个问题？

　　实际上，斯大林绝不会容忍这种没有纪律之对外宣传队伍的存在，当1932年苏联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后，他就始终以严厉手段牢牢控制着涉外舆论宣传的方向，避免涉外舆论影响甚至挟持外交。而这也是他能够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突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围、横扫群雄，支配半个世界的原因之一。

　　这不是斯大林多次为了避免影响外交，枪毙缺乏纪律的涉外舆论宣传人员，这是他在1932年的亲笔信，足见其敏锐性和重视程度

　　1941年5月，日苏中立条约签署现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松冈洋右代表苏日双方签署条约

　　说起来，这次胡锡进先生被“爱国舆论”围攻，很多朋友让我评估一下这对我们国家意味着什么风险，说实在，我本来不愿意写这种东西，因为写出来很容易被人误会与胡总捆绑，胡编是金刚不坏体，见过大场面，我可没有他那种高度。

　　但是，为了不负朋友的嘱托，为了国家利益，我还是说一下吧。

　　在理解这个事态之前，我们必须理解这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爱国舆论领袖胡锡进被另一波爱国舆论疯狂围攻，被不懂事的一些海外媒体人说成是周扬旧事，但本质却完全不是这样，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国舆论之间必然出现的对撞。

　　第一种爱国舆论，是胡锡进代表的有大局观、服从性强、有纪律的舆论队伍，这是一支能够始终服从国家内外战略方针的舆论团体，最重要的是有纪律性，这是现今非常难得的。

　　我观察胡锡进文章多年，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人观点不论，总体而言，是非常有纪律性和大局观的舆论工作者。

　　另一种爱国舆论，则是民间桀骜率性、自行其是、复杂多变的爱国舆论人群，这里面鱼龙混杂，目的多变，有的是单纯的爱国，有的是怀有经济目标，有的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令人搞笑的是，他们对胡锡进围攻的实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者的纪律性和大局观让他们厌恶和蔑视，这些人厌恶服从和纪律，包括对政府的权威也是如此；

　　当这两种都以爱国面貌呈现的正能量发生冲撞时，如何衡量其中的风险，则相当考验政府对事态实质的理解。

　　在这里，我有必要重申一个我多年来不断重复的概念：

　　那就是一种浪潮是否对体制存在危险，绝不取决于它的口号是否贴合体制的偏好，更取决于它是否激进，是否可控，是否容易驾驭，意识形态口号只是形式，真正的实质是可控性。

　　举两个例子：

　　1、沙皇尼古拉二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借助斯托雷平的改革和铁腕消灭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风险，由此在俄国掀起了黑色百人团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浪潮，但是这就稳固了沙皇权力了吗？

　　绝对没有，在1914年7月危机的关键时刻，原本绝不愿意投入战争的沙皇最终走向了战争，为何？因为黑色百人团的激进民族主义领袖舒尔金向自己的君主发出了威胁，他说“如果陛下选择对祖国怯懦，那么人民 （激进民族主义者）将不得不发起革命”。

　　舒尔金（Vasily Shulgin，左三）堪称沙皇的致命杀手，他名为沙俄激进爱国主义领袖，却在1914年7月以革命威胁沙皇投入战争，并在1917年3月沙皇陷入战争灾难后率先鼓动政变背叛沙皇（他在军人中影响很大），这是1917年3月10日舒尔金联合叛变的将军们向沙皇逼宫的照片

　　2、北一辉，日本二战前著名爱国舆论领袖，在自由主义浪潮被消灭后，他的书籍和语录颇为迎合当时的日本朝野口味，迅速在军人、官员和平民中流传，很多人将之视为爱国主义的典范。这带来了一个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日本的基层军人越来越多地拥抱了北一辉，这些军人喊着北一辉的语录，不断攻击政府，威吓官员，都被日本政府所无视，甚至他们于1932年杀死首相犬养毅也是如此，直到1936年2月26日，他们喊着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歌词，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叛乱，叛军杀害官员，乃至要挟持天皇，几乎完全失控。

　　为什么沙皇尼古拉二世与日本昭和天皇会遭到舒尔金的逼迫和北一辉的羞辱？

　　原因很简单。

　　那是因为，在一战前的沙俄爱国舆论浪潮和二战前的日本爱国舆论浪潮中，是舒尔金和北一辉的文章而不是政府引领了爱国宣传，是他们而非政府渐渐在沙俄、日本的军人、群众和干部中诠释了什么是爱国主义。一旦舒尔金和北一辉的说辞在军人、群众和干部中取得主导影响力，那么他们就能够在这些人群中具备强有力的作用，进而具有政治上胁迫政府的力量。

　　这并不是历史的孤例：

　　最简单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著名舆论领袖马拉和埃尔贝就通过分发免费报纸在巴黎革命卫队的士兵中具有主导影响力，进而多次发动叛乱，挟持议会，威胁政府；阿道夫希特勒敏锐地意识到在军队中散播纳粹式的爱国主义，能够帮助他在德国军队中建立重大影响力，这一敏锐的认知使得希特勒而不是德国政府最终控制了德国军队。

　　舆论工作非常重要，正所谓，名与器不可假人，即是如此。

　　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对于一个真正明智的政府来说，衡量一个舆论工作者好坏最起码的标准，从来不是他的蛊惑力，也不是看他的观点，而是他是否有纪律性，是否有大局观，是否能够在关键时刻不给国家添乱或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当然，也要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胡锡进就是这样的舆论工作者，我观察他文章多年，他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尽可能从大局观和纪律性推进舆论工作，而非自行其是，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么，当前胡锡进被围攻的舆情事件说明了什么呢？

　　刚开始，如果仅仅只是重要媒体发错图、学者说了一些话，被英美媒体和情报机构利用，则只是说明我们的部分舆论工作者缺乏对外斗争经验和敏感意识，这是应该宽容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接下来，胡锡进努力配合近日的对印试探性争取外交举措，做涉外舆论工作，却遭到大批所谓的爱国舆论的猛烈围攻，这就是一个重大问题了。

　　为什么？

　　一方面，这代表了一些所谓的爱国舆论，没有组织，没有纪律，没有大局观，而且难以控制。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在外部环境险恶多变的时代，是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的，否则将来就可能如尼古拉二世、威廉二世那般被失去控制的“爱国舆论”挟持，丧失内外政策的充分选择权。而灵活的外交选择权对避免外交灾难是不可或缺的。

　　我举一个例子。

　　1938年和1939年，斯大林的军队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蒙和中苏边境打了两次仗，苏联伤亡很大，国内充斥着激烈的敌日情绪。但是，到了1940年7月，德国在欧洲打败法国，征服了整个西欧，对苏联构成生死攸关的威胁，德国与日本在1940年9月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形成了对苏联的包围态势，为了避免出现东西两线夹攻的威胁局面，斯大林冷酷地战胜了自己的反日、轻日情绪，千方百计对日本示好。然而，1940年8月，莫斯科的几个编辑擅自发表了多篇仇日、反日文章，影响极大，被德国、英美情报机构利用，造成了日苏之间的极大误会。

　　事后，斯大林下令枪毙这几个编辑，此举深深感动了日本外相松冈洋右，这扫清了双方的疑虑，促使双方在1941年5月达成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最终使得苏联避开两线作战的灾难性风险，也确保斯大林元帅赢得最终胜利。

　　从1940年8月到1941年5月，斯大林为了讨好日本外长松冈洋右，对其极尽迎逢，这是他们当时的合影，足见亲昵，这种照片在斯大林一生中是相当少见的，如果考虑到松冈洋右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则更加难以想象

　　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一些所谓的舆论浪潮，打着最为响亮的口号，开始试图从政府手中抢夺关于爱国的主导定义权和领导权，这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一旦发展下去，就必然会出现舒尔金和北一辉凌驾胁迫政府的情况。

　　众所周知，胡锡进经常替政府发声，且有政府官员的身份，表面上是个媒体人，实质上是代表了部分政府权威，对胡锡进的围攻，其真正实质是这部分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挑战政府威信的必然尝试，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正所谓虎壮食人，即是如此。

　　因为一旦他们成功过一次，就会具备更大的胆量和势能，不仅这种舆论更加难以控制，而且还必然还会接着出现挑战更高权威的情况，这是当年北一辉式爱国浪潮早期曾经出现过的征兆，我们必须警惕。中国建国后这种类似的情势也在多次左右浪潮中反复出现过，我们不应该陌生。

　　事实上，当今时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时代，完善爱国舆论的引导工作，使之更加可控、有纪律和大局观，至少不添乱，对国家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在资本的浪潮下，贫富分化、代际分化越来越严重，志气甚高、一无是处的青年人越来越多，这本身就极易产生激进情绪，蕴含着潜在的激进风险，并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不论是那些叛乱政府挟持君主的昭和男儿，还是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他们都是先从最基层的政府权威开始挑战，然后当时的政府由于同情或缺乏对这些风险的理解，宽纵并使之胆子越来越大，最终冲击最高权威，酿成了灾难性后果。这方面我们必须未雨绸缪，不能被其口号形式所惑。

　　第二，在外部环境越来越险恶的环境下，国家外交需要充分的灵活性，才能避开英美的包围网，而这种灵活性，最离不开的，就是一个可靠、可控、有大局观的爱国主义舆论氛围。

伟大的斯大林能够随时与德国、日本、英美在敌友之间灵活切换，避开危险，而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和近卫文磨却只能在以一当十的对抗绝路上一路狂奔走到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斯大林的爱国舆论宣传工作是可靠的、可控的且有大局观的，而威廉二世、尼古拉二世和近卫的爱国舆论工作则是太阿倒持，受制于野心勃勃的舆论家。

　　所以，从这两个意义来讲，完善爱国舆论宣传工作，建立可靠、可控、有大局观的爱国舆论宣传工作机制，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这对内部稳定和外交大局都具有关键价值。

　　否则，一旦中国与英美之间未来陷入难以妥协的重大内政和外交危机，失控的舆论就会催生出灾难性后果，逼迫政府走向自我毁减的道路。这方面的历史借鉴，血泪斑斑，数不胜数，需要引起重视。

　　我们必须明白：

　　不仅仅促使苏联灭亡之索布恰克不可控自由主义浪潮是国家稳定的重大威胁， 促使日本帝国、沙俄帝国、清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灭亡的不可控民族主义同样也是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更有迷惑性，更难遏制，更容易发生，造成的灾难更多。

　　毕竟，任何思潮，只要走向不可控，都是危险的。伟大的俾斯麦亲王说过，“政治观点只是一些并不重要的形式，对国家的态度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一次，激进浪潮只是妨碍了我们的对印外交争取尝试，下一次呢？如果他们未来妨碍了中国的《日苏中立条约》，该怎么办？

　　这就是一个教训啊，而且不仅仅是外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