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外资品牌是如何吃中国饭砸中国碗的？
3月25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在回答“H&M、NIKE等公司拒绝使用新疆产品声明为何现在引发中国网友的声讨和抵制”时指出，“现在中国老百姓不允许一些外国人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砸着中国的碗”。
此次事件，让那些“吃中国饭砸中国碗”的外资品牌一一暴露出来，引发了全民的强烈声讨与抵制。
那么，它们究竟是怎么吃中国饭的呢？
以美国知名服装品牌耐克为例，姑且不说去年全球“大流行”，中国市场成了耐克在全球实现正增长的唯一市场，仅以2018年为例：耐克全球营业额363.97亿美元，盈利19.33亿美元；而耐克大中华区2018财年营收达51.34亿美元，息前利润竟然高达18.07亿美元。
就算刨除美国税改导致的耐克全球总盈利下降（同比下降54%），耐克大中华区的净利润也能占到耐克盈利的近半壁江山！这主要得益于耐克利用小资崇洋媚外的心理在大中华区的特殊定价策略，真当中国是“人傻钱多”吗？
因为中国民众的抵制，耐克、阿迪达斯股价应声大跌，耐克一夜之间市值蒸发71亿美元，阿迪单日蒸发约35亿欧元。不过耐克似乎并不怎么担心，毕竟有“NBA从遭全民声讨到复播不过短短数月”的“前车之鉴”。
耐克在中国“恰饭”，靠的不仅是中国高利润的庞大市场，自1980年进入中国在北京设立生产基地，耐克已先后在中国设立十几个制造工厂以及众多的代工厂、配套工厂，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在中国生产的运动鞋占到了耐克全球市场的90%以上。
与芯片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不同的是，纺织服装业并没有特别高的技术含量，在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中国已经是纺织业大国，纺织女工更是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女性工人的代表。“以市场换技术”的荒谬逻辑在纺织服装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耐克、阿迪为代表的外资品牌之所以能够成为所谓的“高端品牌”，主要得益于其更加严苛的生产采购标准。当然，这也意味着更高的制造成本，但是在丰厚的品牌溢价面前，增加的这一点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一双成本一百元的鞋子，可以被耐克卖到千元以上——而造就耐克神话的不仅仅是耐克自己，要知道，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耐克就是中国男篮等国家队的赞助商，至今没换过！
当然，耐克大概要反驳了，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它给中国提供了就业机会。事实上，一双成本百元的耐克鞋子，人工成本占比不到10%，耐克的惊人高利润背后是血汗工厂里廉价劳工日复一日的加班！
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存在于耐克身上，也不仅仅是存在于外资品牌身上，实际上存在于整个纺织品服装外贸业。十几年前，我们听到的一个说法是“8亿条裤子换一架波音”，直到今天，这样的局面并未真正改变。
请注意以下几个事实：
1、一个普遍的说法是中国有“3亿农民工”，而据估测，仅纺织服装制造业就吸纳了1.7亿就业——这对劳动者而言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中国纺织服装制造业几乎是低端产业、血汗工厂、廉价劳工的代名词。
2、2018年，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2767.3亿美元，占全球35%；纤维加工总量约5460万吨，超过全球纤维加工总量的50%。这背后其实意味着高耗能、高污染。
3、纺织品总产量中，出口占到了50%（半数内销）。但是，我国的服装及纺织制品出口，基本上就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常年维持在九成左右。直接由外资生产的出口占到1/3以上，而民族品牌基本上就没有出口能力，出口的时候，必须贴上外国品牌的牌子，销售利润都交给了外资。
4、中国近年的棉花消耗量稳定在750万吨至850万吨，占全球棉花总消费量三分之一，而中国的棉花产量仅占全球24%（新疆就占了八成以上），缺口高达200万吨，中国进口的棉花有45%来自美国；新疆种植的主要是转基因棉花，棉种一开始主要来自孟山都，近年才逐步替代；新疆采棉机市场的霸主是约翰·迪尔等美国公司，2018年以后国产采棉机才开始崛起，据说数量已经超过进口采棉机，但大型采棉机还很难涉足，主要是小型采棉机，稳定性、可靠性还存在很大问题。（事实上，中国在70年代已经在自研大型采棉机，只是分田单干以后失去了用武之地，也就中止了）
……
这样的事实还可以罗列出很多很多，纺织品服装业其实只是资本全球化体系中中国出口加工业的一个缩影；纺织业的历史变迁同样是民族工业变迁的一个缩影。
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大潮，浸满了作为曾经的中国女性工人形象代表的纺织女工的血泪。在这段历史发生的前后，正是东南沿海打工潮的兴起与国企老工业区的衰落，与之伴随的是公有制的瓦解与私营、外资的兴起，纺织女工的形象，从曾经的工厂主人变身成了雇佣劳动者。
这样的一幕，实际上也发生在了本号昨天文章提到的我国西部边陲的喀什。
1957年9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开始筹建喀什棉纺织厂，希望在喀什建设一座现代化纺织印染企业，以利用优势资源，改变南疆贫穷落后的面貌。
喀什生活着许多维吾尔族同胞，建厂伊始不仅有来自祖国四面八方支援边疆的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还从当地招聘了大量少数民族同胞的工人。1959年12月，维族女工被派到郑州国棉一厂学习，汉族“师傅”非常热情，倾囊相授，耐心细致地给“徒弟”们讲解示范，从而形成了深厚的师徒情谊，堪称民族团结的典范。
作为公有制企业性质的喀什棉纺织厂，在管理模式上也是完全沿用了广大东部汉族地区的做法，管理者大多来自生产者，都有一线生产的工作经历。不仅是汉族工人，维族工人也享有同等的上升机会，一位维族工人从1958年进厂，到1974年一直干到了厂党委副书记。在这个开放的上升路径中，各民族发生了密切的生产交往，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团结。
1999年，喀什棉纺织厂进行破产改制，其后经历了鲁新公司、新兴公司、新棉集团、雅戈尔公司等一连串的名号频繁改换，产权性质早已发生根本变化，曾经的平等关系变成了上对下的雇佣关系，管理层主要来自内地投资方的汉族，普通工人则失去了上升通道。
喀什服装厂改制的案例说明，所谓的“强制劳动”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污蔑，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恰恰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由雇佣”；这样的不平等与民族没有丝毫关系，只关乎劳动者的“被雇佣”地位。
而这些充当帝国主义打手的外资品牌，一面在市场经济下在中国大口吃饭，一面无端指责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要求彻底拆除维系经济平等的公有制企业，要求进一步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试问，他们这是真的关心中国劳工的状况吗？
不，跨国资本关心的只是自身的钱袋子，为了赚更多钱还妄图继续推动资本化买办化。生产过剩的危机早已蔓延全球，庞大的中国市场仍然是一块足以让他们度过危机的肥肉。从芯片到服装，一切的“砸碗”、“极限施压”，不过是“以压促变”，妄图让中国乖乖配合，彻底沦为它们的危机转嫁地。
面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诘难，中国人民只应该回应一句：滚，QNMD！拒绝外资，拒绝跟外资学来的资本体系，才是中国人民、中国广大劳动者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