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被贱卖的稀土
3月1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就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举行发布会。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提到：“我们现在稀土没卖出‘稀’的价格，卖出了‘土’的价格，这是恶性竞争，竞相压价，使得这种宝贵的资源浪费掉。”
好东西被卖出白菜价，这确实蹊跷。
以一直被卖超低价的内蒙古稀土为例。
在包头市黄河大街上，“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一直是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在那里，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曾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也曾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目前，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还有就是“黑稀土”的问题，其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李振宏说给出的原因是：“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
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近十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
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在这里，说一个关于苏联鱼子酱的故事。
70年代末，苏联海关的侦缉人员曾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却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
鲱鱼罐头，为什么会装着鱼子酱?
经过侦查后，案情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从1976年开始，苏联政府将海产品经营权从贸易部转移到渔业部)的一大批官员与境外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再由境外人员用极低的鲱鱼价格买下，然后倒手销售。
苏方的参与者会从巨额赢利中分得丰厚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
这样的倒卖活动，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了十年之久。
此类案给苏联造成价值近千万美元损失，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饭店人员，共300余人。
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而直接管辖该市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且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
麦杜诺夫奉命参与了此案，并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
《文学报》当时刊登了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麦杜诺夫极为紧张，多次跑到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
因案情重大，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陈述了事件前前后后，老勃同志看到证据铁证如山后问道：“你看怎么办?”安德罗波夫说：“那就得把麦杜诺夫交法院审理。”勃列日涅夫说：“这可不行，现在我们在克拉斯诺达尔没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去……”
随后，在安德罗波夫120人调查团队的执行下，苏联渔业部副部长雷托夫被处决，1500名官员被起诉，5000多名官员被解职——但是这个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明降暗升，且住进了莫斯科的豪华住宅。
故事，就这样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诸如此类的苏联资源腐败案件，还有克拉斯诺达尔案、海洋案、乌兹别克案等等。
对了，鱼子酱案还有一个巨大的影响：1978年7月，苏共中央分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去世。
在接任人选上，勃列日涅夫眼里有两个人：麦杜诺夫，以及当时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
但前者此后正是因为鱼子酱案而被否决，导致了后者——即当时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成功上任苏共中央委员(分管农业)，从此进入苏共核心权力层。
而他的名字，叫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一罐鱼子酱，可以摧毁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