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遵义会议看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要坚持哪些真理，修正哪些错误？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贵州指出：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净化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即将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将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至少可以初步提出以下6点：
一、遵义会议精神说明，要正确认识党内路线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习近平同志指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线是和错误路线矛盾、斗争而形成的，它通过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克服主客观分离而体现出来。建党百年来，“左”和右产生的不同认识倾向始终存在各个时空，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今天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中，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初心导向的统一，就是以各项工作为体，政治路线为魂的统一，就是路线为纲，工作为目，纲举目张的统一，不如此，就无法具备跨入新阶段所需的政治感悟力，政治判断力，政治执行力。
二、遵义会议的正确召开表明，正确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贯彻党的纪律的同时，要保护少数人的说话权力和工作权力。真理往往由少数人最先发现的。在证明少数人是否掌握真理之前，要善于团结阶段性的少数人，容纳少数人的观点;在少数人的观点符合实践检验后，要及时尊重社会实践结果，通过组织调整承认当初少数人的正确主张;在少数人的观点被证明错误以后，要给他工作出路，但不能允许翻案，混淆思想是非原则。这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将体现今天一流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文明和视野胸怀，是对初创在苏中落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给社会主义带来专制假象的扬弃。
三、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体现了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百年党史说明，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解决党内分歧。动用武装力量、司法手段解决党内路线分歧的方式，是不自信的表现。采用极端方式，就会解除党内制约的平衡，产生寒蝉效应，引发极端的政治认识和结论，最终失去真理，失去人民支持和历史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像张国焘那样用枪解决路线分歧。共产党人是靠真理立足的，极端手段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压而不服，只能鼓励权力真理观、实用主义真理观，败坏党风，为两面人、野心家和大面积腐败创造生存环境，造成党的建设走下坡路。
四、遵义会议的胜利，实现了正确的党内团结，为以后的延安整风创造了条件。党内对不同认识分歧的解决，存在着遵义会议基础之上的延安整风方式，即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方式;和沿袭王明路线的反右扩大化方式，即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方式。两种方式代表两条路线。反右扩大化方式瓦解党内民主，直接导致了浮夸风、共产风的饥荒人祸，诱导文革进入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混乱和曲折，以及文革后实用主义折中主义的泛滥。辨别在这个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吸取教训，就可以在政治思想路线上，科学地、积极地开展思想斗争，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思想转化第一，组织处理第二，纠正不换思想就换人的专制武断，实现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通过在改造客观中改造主观世界，实现思想统一，从而真正避免斗争扩大化，体现出和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泾渭分明的政治文明。
五、遵义会议说明，读书和从实际出发一样重要，缺一不可。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提出，是毛泽东同志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以往谈到遵义会议，着眼于反对教条主义多，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比较多，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往往忽视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精读不亚于科班海归派。一方面，“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七四页)。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重视由马克思指出并积极实践的，恩格斯首创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升华的道路，即毛泽东去世前强调的“实践——认识——实践，而不是认识——实践——认识”(《毛泽东年谱》1974年5月30日)，这是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实践证明，鄙薄读书，远离马列经典，很容易仅凭一知半解，陷入实用主义和折中主义，导致不应有的实践曲折。遵义会议的胜利说明，我党远大目标的实践对共产党人提出了很高的改造主观要求，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极强的自学能力和联系实际能力，具有极强的联系群众，主客观统一的能力。
六、遵义会议的成功，是正确处理“斗”与“和”的成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总结处理党内外矛盾和对敌斗争实践，写出了《矛盾论》。提出矛盾的绝对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1，一切事物，2，每个事物自始至终。即矛盾的时空意义。而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转化矛盾，达到革命的目的。实践表明，在这个问题上辨证处理是不容易的。建国后一些形而上学无视毛泽东同志批评斯大林同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片面性。从反右扩大化到文革初期的斗争扩大化倾向，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基本点的政治经济平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倾向，从不同的方向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绝对性和对抗性。由于这种混淆，把列宁论述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消灭阶级”(《列宁全集》第32卷469页)的观点，把毛泽东一再告诫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曲折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观点，错误地认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各种社会制度都在致力的发展生产力视作社会主义的本质，错误地把完成社会主义任务的必要条件视作充分条件。在今天，迷信市场经济的“中性”以及所谓所有制“中性”，否认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轴心形成的阶级矛盾，对这些矛盾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中的尖锐反映麻木不仁。在理论上，把社资对立面的统一和改变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折中主义相混淆，例如把社会主义对私有经济的阶段性、策略性的容纳，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实践上，把遏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回归公有制存量主体的宏观控制混淆为微观追责私营企业主个人，从而从实用主义出发，淡化或消极对待公有制主体。由于以上一系列形而上学的混淆，否定、割裂了政治对经济的灵魂作用，禁忌、回避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虽然在十八大以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遏制两极分化，特别是进一步解决人民群众相对贫困，需求不足方面，仍是被动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不能正确把握“斗”与“和”有关。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