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信口开河！“军史作家”刘统对西路军的错误认知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雕塑】

　　战史报告文学作家刘统，最近有一则关于红军西路军的聊天记录，其中的许多结论非常轻率，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甚至迹近传言。而刘统本人则以这些轻率的结论甚至传言为出发点，对红军西路军这段历史做出了许多错误的、违背历史真实的论述。

　　一

　　刘统说：

　　“我们开学术会的时候外国学者问我们，你们长征为了什么呀?我说，为了北上抗日。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我一下答不出来了。”

　　刘统所说的所谓“外国学者”的询问，很明显是在用诡辩逻辑进行挑衅，把并不是长征组成部分的宁夏战役，与长征捆绑在一起，言下之意是指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位子虚乌有。如果依照这个诡辩逻辑，那么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一切行为，都可以用这个诡辩来加以否定了。

　　众所周知，中央红军长征的初期阶段，是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围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确还没有提出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那是甚至还没有“长征”这个词汇，而是用“西征”的名义。但长征的战略目标随着长征的进程不断在进行修订和完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就多次用全国通电和宣言的方式，表达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战略目标。长征开始前，中共中央还先后派出了两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红6军团、红7军团和后来红10军团)先期北上。就在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前夕，上海临时中央局还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1]，重申了北上抗日的政治战略目标。从上述历史事实可知，用红军因受到国民党军的围堵而未能直接到达抗日的最前线这一点，来非难红军长征没有抗日的政治战略目标，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这个宣言的起草者为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王养三[2]，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并不知晓。但这个通电与他们的意图是吻合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研究了“目前时局问题”。在会上，博古报告了从北平无线电收听到的消息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向北平发动进攻，向北平永定门打了5炮，但不能断定日本帝国主义是否像过去侵占东北一样攻占北平，但迟早是要企图占领北平。所以应当加强反对日本帝国主叉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在红军中间。[[3]]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写文章，准备向国民党军派工作人员。[4]

　　中央红军刚完成长征后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为会议起草的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上明确提出：“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5]

　　至于刘统说的“外国人问，宁夏有日本人吗，你们干吗去啊?”，那是个很笑话的问题，红军从中国南部、西南部乃至西北部去抗日斗争的热点和焦点地区，不“以迂为直”绕着弯儿去，难不成能飞过去么?别说他们有没有这个条件，就算有，蒋介石能让他们去么?中共中央在图取宁夏之前不是有过著名的东征战役么?那不正是落实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军事战略方针，朝抗日斗争的方向而去的么?蒋介石和阎锡山难道没拦住他们去路么?

　　东征之后，中共中央选择图取宁夏，除了为改善生环境，创造抗日斗争的前进根据地，也是为了接近和走向“抗日斗争第一线”!那会儿宁夏的确没得日本军队，可绥远有!宁夏离绥远有几步路?绥远是不是抗日斗争的焦点和热点地区?

　　红军东征之后，就连密切关注着中国政情的日本情报机关，已经很在意且注意到了这支出现在中国北方的红军主力：

　　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引者注：指红军东征西渡黄河), 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彻民心。以中国无大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惑，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

　　……

　　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须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故皇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6]

　　5月8日～9日，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概括道：

　　现在形势是抗日与卖国的两极分化，“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地提到了群众的面前。现在群众事实上并不怕共产党的帽子，就是张学良也被逼得快表态了。现在有的报纸一面表示反对“中日联合剿共”，但另一方面还是鼓吹要“剿共”。事实上如果要“剿共”就只有与日本联合，故根据现在形势的分析，中间周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了，这是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现在群众根据切身的经验知道共产党是抗日的，反革命说“抗日就是共产”，实际上这是敌人代我们宣传。有的群众已经看到：“共产党得势之时，即中华民族独立之日。”[7]

　　设想一下，要没有“北出陕甘”，还能把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到了群众的面前”么?

　　刘统作为知名的战史报告文学作家，对如此拙劣的诡辩挑衅，居然会“答不出来了”，这未免就太失之于市井之谈的幼稚浅薄了。

　　二

　　刘统说：

　　“宁夏战役当时就是打开一条从宁夏经内蒙去外蒙、去苏联的通道。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

　　刘统的这个说法毫无根据。

　　早在1936年1月间，毛泽东在于张闻天的通信中就对打通外蒙、苏联的设想提出过重要意见，按照毛泽东的构思，打通苏联的方式应该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8]。这一方式与刘统所说的“实在不行，咱们带着队伍去苏联。”毫无相通之处。

　　1936年5月间，中共中央在陕西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东征战役，部署西征战役，对红一方面军和陕北苏区提出三大战略任务：

　　1.向西面进攻，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向北面打通外蒙、苏联，向南面打通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联系;2.在东面坚持游击战争;3.在南面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打通苏联”不是“到苏联去”，这个区别，很难弄清楚么?

　　在西征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筹划夺取宁夏，进而打通外蒙、苏联的行动。在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最高领导人与彭德怀等军事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方面的多份电报中，都表明当时中共中央对夺取宁夏的行动做了非常充分的战略思考，其中也设想了宁夏战役不成功时的对策：“转而向南发展。”

　　宁夏战役的目标，恰恰是为了实现“北上抗日”乃至瓦窑堡会议的军事战略方针!

　　——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

　　史料已经证明，刘统的那个说法完全是一种带有极大主观偏见的误解误判。

　　三

　　刘统说：“毛泽东跟红四方面军说，你们别来陕北，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

　　真不知道刘统言之凿凿的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

　　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之后，一直希望张国焘能改正错误，同时也一直在争取四方面军能够北上。当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联合北上之后，中共中央不但赋予了他们极大的自主权，并且不断提出各种方案供他们选择。而在这些方案中，中共中央一直将“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作为第一选择，这有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证。

　　中共中央在1936年5月间最初策划宁夏战役时，原准备是由红一方面军单独完成宁夏战役的，因为当时红二、四方面军还没有确定北上的日程。当红二、四方面军开始北上之后，中共中央在进一步策划宁夏战役时，就很明确地考虑了红二、四方面军在战役中可能担负的任务，战役的发起都准备放在三军会师之后了。这哪里有什么“别来陕北”的意思?真要有这个意思，任凭张国焘们呆在西康岂不是更省事儿——张国焘不是也要在此前“建立根据地”么?中央又何必三天两头一个电报规劝他们北上呢?

　　1936年9月4日，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确向红二、四方面军通报了陕甘根据地情况：

　　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行政区现分陕北、陕甘宁两省委，陕甘特区及中央直属保安。各县论地形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有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苏区群众斗争情绪较好，只因地区贫困，经济上不能有大负担，故至今苏维埃除盐税以外，尚未收任何税。苏区西部为宁夏回地，筹粮扩红都较困难。现我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向该方向行动，一部由神府转向陕西东北角之神木、府谷、葭县、榆林四县交界处，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现时该处敌情不紧急，游击战争颇发展。[9]

　　中共中央道出陕甘苏区的困难情况，根本没有半点“陕北根本养活不了你们这六万多人，哪儿有那么多粮食，你们还是在甘肃那儿开辟根据地吧”的意思，中央中央提出并说明这个情况，恰恰是在论证正在准备中的宁夏战役之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个准备中的计划原来的确包括“甘肃西部”，但一个星期后因共产国际批复中明确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以后，将给你们帮助”[10]，所以最后修订为三军会师，共图宁夏。

　　三军会师是在哪儿?不是陕甘苏区?力主“三军会师”的中共中央，有“你们别来”的意思么?

　　反而是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前往陕北心怀叵测，一再制造事端。西北局在岷县会议作出迅速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后，张国焘连夜跑到漳县，鼓动没参加岷县会议的红四方面军军事领导人推翻西北局决定，调动部队要西渡黄河去青海、新疆，——若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希望红四方面军来陕甘会师，那么张国焘的所作所为不正合中共中央之意么?

　　张国焘制造“甘南风波”去奔河西之时，中共中央是怎么对他进行规劝的?看看吧：

　　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以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11]

　　合力还是分兵，是靠近还是远离，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分点歧何在?是谁不想会合，是谁要想远离?

　　但是，中央多次去电报劝说阻止红四方面军西进，反复陈说北上和西进的利害区别，但张国焘却置若罔闻，直至前方侦察报告，黄河对岸大雪封山，部队无法渡河。即便如此，张国焘还竟然还在洮县会议上提出绕道草地西进青海的荒唐意见!只是由于严酷的客观环境，使得原本支持张国焘西进主张的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也改变了主张，张国焘在洮县会议上彻底成了孤家寡人，这才不得不同意红四方面军掉头北上。

　　全国解放后徐向前曾经回顾过“掉头北上”之后他的认识：

　　临洮回来后，我就认识更清楚了，张国焘怕会合。因为会合后，他(认为)他的总政委呀，什么的都没有啦!只有反党头子、张国焘路线嘛，那还不是要撤职。他一次曾给我讲：“这次去呢?军队我不能搞啦，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从此可以看到，张国焘是不愿会合的。他是想把军队抓在手里作工具，与中央对抗。[12]

　　然而这个认识并没有持续下去且得以巩固，在三军会师后的渡河西进问题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合力还是分兵，是靠近还是远离”的问题再次上与中共中央的方针背道而驰。中共中央又不得不再次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13]

　　张国焘制造的这次风波，不仅令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耽误了两周时间，更对红四方面军的士气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西进途中，红四方面军部队居然出现了整连建制不愿西进、擅自脱离大部队的极端例子。

　　可叹的是，多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又自己推翻自己在建国后的认识。

　　四

　　刘统说：

　　“这个时候中央就下了一个命令，说你们组织西路军，打通国际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远方，而且还说苏联在新疆准备了机枪、武器等着你们去拿，你们执行西路军的任务。”

　　这又是一个大有“信口开河”之嫌的说法。

　　中共中央打通国际线路去接受苏联援助的武器和物资，与苏联方面协商并由共产国际9月11日确认的路线，是经宁夏、内蒙，苏联方面的物资从外蒙方向送入，这也是中共中央要组织宁夏战役的重要目的。而新疆、甘肃方向，一直仅是在打通国际路线的远期规划中，作为一条备用路线而存在。所以，在宁夏战役的筹划和准备期间，中共中央从来就没有对甘肃、新疆这条备用路线做出过任何的具体规划和部署，也根本不可能在宁夏战役尚未发起的时候，就先分散有限的红军力量，去让红四方面军去打通甘肃新疆这条备用线路。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也从没有给红四方面军下达过组织西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对宁夏战役的部署中，红四方面军的任务是以主力阻止和打击从南面进攻红军的胡宗南部，一个军相机渡河(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中央同意增加一个军过河)，渡河后北上宁夏，配合红一方面军向北渡河进攻宁夏。而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不愿北上宁夏，擅自以三个军和总指挥部过河。过河后又以北上道路困难(要走四天沙漠)、红一方面军为对抗南敌暂时难以马上向北渡河及他们在“现地难以久留”等等理由，直接向中央提出西进甘北、建立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宁夏战部署一再表示不同意，并对西进给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和预测，并向中央索要“独立行动”的名义[[14]]，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已经形成这种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才同意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西进主张及西路军的名义及组成(注意!是“同意”，不是“命令”)。

　　这都是有档案文献为证的历史事实，要想推翻是不是也没那么容易?

　　五

　　刘统说：

　　“当年红四方面军一听到这个任务(指组成西路军西进甘、新)以后兴高采烈，好啊，我们到了新疆，接收了苏联武器，我们又是红军老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四非常快地执行这一任务，”

　　这又是以自己的主观偏见在演绎历史了。

　　事实上，苏联方面根本就不同意红军主力靠近新疆——既或是在11月3日改变宁夏援助路线而改从新疆援助后也是如此，这有历史文献电报为证。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受张国焘的影响，不顾宁夏战役而决定西进(不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时，苏联方面还没有通知中共中央准备改变从外蒙方向运输物资和在定远营交货的路线。这就充分证明，红四方面军徐陈指挥下的河西部队，去新疆接受武器装备只是一个间接目的，其直接目的则正是依照张国焘的意见，不去配合河东的红军主力进行宁夏战役，而企图在河西走廊“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15]。

　　西路军的西进，目的地也不是新疆，而是甘北的安西。苏联从新疆方向运输物资的原计划是送到哈密。而哈密到安西之间，是一片广袤的大戈壁，在当时的客观地理条件下，西路军根本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到哈密。所以中共中央才不得不与苏联方面交涉，明确表示红军不可能到达哈密去接收物资，苏联方面必须将物资至少送到安西，西路军才可能收到。事实上，虽然中共中央也提醒过西路军领导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16]，但西路军领导人一直对此不加以重视，而西路军到达高台之后就走不动了。

　　六

　　刘统说：

　　“这个时候中央一个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既不许前进也不许后退。”

　　刘统仍然是在用结论先行的逻辑，曲读曲解历史事实了。

　　西路军在永昌一线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也是西路军领导人最先提出，中共中央才给予同意的。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后的11月5日，张国焘在破坏河东红军“海打战役计划”后，不顾彭德怀正在筹措的“海原战役”，电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7];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随即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要“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提出的口号是“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18]，随即又向中共中央索要“独立行动”的名义[19];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根据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首长要求授予了西路军名义时，又再三询问：“⑴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20]。可西路军首长拍胸脯打包票的回答是：“二马主力约全数三分之二已受我打击”，“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21]。

　　河西走廊的客观环境和当时的气候条件，使得西路军在西进沿途取得补给非常困难，而苏联方面的物资送达安西，最早也要在1937年的3月左右。那么如果西路军不在永昌一线建立根据地，又如何能够度过河西走廊的冬季严寒?须知西路军失败之前，到达西进最远端的地方是高台，这时还是1937年1月初。高台到安西，沿途人烟稀少无房无粮，两万余人的西路军如何能在那里度过冬季严寒坚持到3月?中共中央也提醒过西路军，“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22]。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的这些提醒，却从来没有重视过。然而客观现实都说明，那种认为西路军可以一路小跑到安西，“把几个口子守起来”(徐向前事后的辩解)，于是就可以安心等待援助到来的想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实际上，西路军领导人对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也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他们在整体战略上，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避战情绪，这就造成他们看不清建立根据地与迅速西进之间的辩证关系。当得悉中央军毛炳文部渡河追击时，西路军领导人就放弃建立根据地的打算，片面地企图迅速西进避战。而河东红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毛炳文部回调河东，给予了西路军巨大的支持。但西路军领导人却没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反而由于消极避战，使西路军步步陷于被动之中。

　　如果说是中央令西路军建立根据地，而使西路军在永昌一线停留了数十天。那么，西路军在此期间有过什么建立根据地的举措么?基本没有!只是在敌人的不断进攻下被动地应战。不但是在这一期间如此，西路军从西进直至梨园口失败的全过程中，主动寻找机会调动敌军、打击敌军的行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时间都只是被动地应战，被迫与敌不断地拼消耗。如此这般，无论是建立根据地还是完成西进，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了。陈昌浩在后来的总结和检讨中，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其某种战略任务，何况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23]

　　七

　　刘统说：

　　“让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打开一块地盘，建立一块根据地，就是留一条后路，如果陕甘宁待不住了，可能中央还要去投奔徐、陈。这是中央和毛泽东预留的一块活棋。”

　　不知道刘统的这个认知从何而来。不过也可以恭喜刘统，他所说的这个观点，与当时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及其政治路线是一致的：张国焘和张国焘路线!

　　如果刘统的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恰恰就从反面证实了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是准确的：没有克服国焘路线的影响!

　　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失败的关系，要点在于：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什么?现在大家一说起来张国焘路线，就是闹分裂，但若是去认真读一读当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路线的定性就会发现，张国焘路线远远不是一个闹分裂就可以概括的。中共中央对张国焘路线的核心定性是：右倾逃跑主义。

　　张国焘认为，当前革命处于低潮，所以中共和红军，应该找一个背靠苏联的安全地方，去被动地等待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24]

　　但当时中共中央的观点，与张国焘有根本的分歧，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应该到能领导全国革命的地方去，红军应该到抗日的第一线去!——这个根本分歧，早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即将会师、张国焘尚未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见面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在两河口会议上，两条路线就有了正面的交锋。从那以后，张国焘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各种手段，企图用他的路线去左右中共中央决策和红军的军事战略，要把红军主力拉向偏僻的西康和青海，为此甚至直接与中共中央对抗，直至分裂红军。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联合北上之后，张国焘仍不肯放弃他的西进战略，徐向前在他的影响下，也在北上途中提出过红四方面军西进青海的主张。而张国焘不但制造了否定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鼓动红四方面军军事领导人擅自调动部队西进的“甘南风波”，更在三军会师之后，继续用他的西进战略影响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以至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违背中共中央在宁夏战役中令红四方面军“阻止和打击南敌”的部署，而采取撤退掩护的部署，并在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立即发出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预令，开始了西进的第一步。这时张国焘又再次欺瞒中央，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发出同意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的指示。即便是中央来电阻止红四方面军全军渡河后，张国焘仍旧给已经过河的徐陈发电，鼓励他们西进，“独立开创一个新局面”[25]。

　　西路军西进后，徐陈等西路军领导人，也曾在电报中向中共中央明确表示过，他们的西进“事关中国革命的根本大计”，并希望中共中央率河东红军主力也渡河西进，“主力速来”。[26]

　　看看这些历史事实，中共中央在分析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时，将其定性为“没能克服国焘路线的影响”，何其之准确!

　　当然，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在此明确回答一下：1.尽管没有实施，但中共中央是否曾真地考虑过，把西路军的方向视为“留一条后路”?2.张国焘西进甘北、新疆的那个“后备军”战略设想，真地毫无一点可行性么?

　　问题1：中共中央从来没有把西路军的方向视为“一条后路”!对于甘北、新疆方向，中共中央从一开始(1935年6月间开始考虑这个方向)直至西路军失败，都是把这个方向视为战略支队的方向，从来也没有将其视为主要的前进方向。在宁夏战役筹划期间，中共中央已经考虑了宁夏战役若是不成功，“则转而向南发展”，不考虑向甘北方向。[27]

　　当徐陈率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张国焘的破坏使海打战役计划流产后，河东红军主力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提到了中共中央的日程上。但是，中共中央这时提出在军委主席团成员内酝酿讨论的“新计划”中(不少人歪曲历史，说这个文献表明西路军是中共中央组织的)，除了已经在河西的徐陈所部按照他们自己所提议的向凉州方向前进外，中共中央与河东红军主力的基本发展方向还是向南(尔后向东)，甚至为此做出了被后人称为“小长征”的远征河南的计划，可就是没有刘统所说的那个“留一条后路”的方案!当徐陈致电中央，按照他们认为的那个“根本大计”，请求“主力速来”[[28]]时，中央的回答非常坚决和明确：在抗击胡敌保卫苏区的前提下，主力暂不西进![29]——这么多史实面前，还能认为中央把西路军当成了“一条后路”么?

　　问题2：张国焘的那个“后备军”战略，有可行性么?答案非常简单：根本没有!理由很简单，中共和红军如果真如张国焘所设想的那样，向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结果不但不能等待新的革命高潮，反而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彻底地边缘化。因为革命高潮的到来，是革命者主动促进的结果，而不可能是被动等待的结果。南下川康，最好的结局就是一个“红色刘文辉”;西进河西，最好的结局就是一个“红色马步芳”!断无抗日战争来临之时一步跨过黄河，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前景!

　　在此，很有必要重温一下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那句斩钉截铁的话：“中央不能到打箭炉(康定)去，要到能够领导全国革命的地方去!”[30]

　　八

　　刘统说：

　　“西安事变使陕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军坑了。西路军当时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

　　刘统的这个说法，让人很怀疑他是否真地了解西路军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也很让人怀疑，他是否真地看过与西路军相关的地理资料和地图。

　　西安事变爆发之前，西路军已到达永昌地区，即现在的武威一带，根本还没到刘统所说的张掖地区。

　　此时的西路军，既没有开展建立根据地的行动，也没有集中兵力主动打击敌人，只是一味被动地应付敌人的进攻。因为这时的西路军领导人，正在为如何“度过严寒之三月”而犹豫，同时还企盼中共中央能按照他们所认为的“根本大计”，让河东红军主力西进。

　　西安事变爆发后，因各方情况不明，敌军为观望形势，暂时停止了对西路军的进攻。此时中共中央根据总的态势判断，向西路军领导人提出了东返的建议。从后来的西路军历程上看，这是西路军摆脱困境的一次最佳时机。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出于不愿返回河东的心理，一面向中央表示西进已无大问题，一面对东返建议提出种种中央难以做到的要求作为东返的前提条件，如要求中央与张学良商讨，要兰州东北军于学忠部派飞机给西路军空投弹药物资，派六到八个团的部队接应、配合西路军的东返行动。即便在中央已经明确态度告知西路军以东返为有利时，西路军领导人还要中央考虑他们提出的这些条件，为此磨蹭了三天不肯最后做出东返的决心。

　　因西路军提出的东返条件中央无法做到，又根据西路军所说西进有利情况，中央遂告知西路军，同意他们西进，并赋予了他们西进的自主权。为东返磨蹭三天不肯下决心的西路军，在接到中央同意他们西进并赋予自主权的电报后，当天就拔营而起!

　　实际上，“西安事变”的发生，恰恰给西路军提供了一个“知难而退”的最好时机，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有东北军出于自身利害的配合，有红军主力的策应，有河东中央军部队徘徊观望的游疑，西路军主力完全可以在保留基本力量的前提下“接通兰州”。

　　西路军幸存者之一，原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也认为：

　　接通兰州是否有可能呢?我可肯定的答复有绝对把握。为什么呢?第一、那时西路军的基本力量存在;第二、正当西安事变，部队中士气高涨;第三、当时敌人虽然迫得很紧，但还是有点害怕我们;第四、永昌到兰州不要十天，几个夜行军，即可达到。当然开始的四五天时间内，敌人是会猛追的，但到五六天以后靠近了兰州，他自然不会来了，就是在追击中我们可以打他，甚至集中力量来打，还可以取得胜利。[31]

　　在西路军“拔营而起”继续西进一周后的1937年1月2日，西路军前锋红5军占领高台，这里才是刘统所说的“张掖地区”。西路军领导人当天给中共中央发去很乐观的电报，表示要在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若敌军来攻，则“部署肃州”打击敌军。[32]然而，就在两天之后，西路军领导人又给中央发去了态度完全相反的电报，表示西路军在现地非常困难，高台“以上甚荒凉”，西路军也不能按照中央所建议的那样“齐打齐进”，[33]，急盼有外力增援!仅仅两天之后，西路军领导人的态度就有了极大的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在这两天之内，西路军一方面得知，高台以上到安西的路途，正如中央早已经提醒过他们的，是“穷十八站”，大军无法到安西立足;另一方面，西路军主力在甘竣堡突围中受到了损失，敌军兵力集中气焰嚣张，围堵、攻歼西路军的决心十分明显。而西路军领导人面对这种局面，却失去自信，他们一者不顾中央已经授予了他们西进的自主权，片面地推卸自身责任，一方面又盲目地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毫无根据的外部支援上，完全不顾客观实际，提出要远在千里之外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前来增援!

　　对于西路军领导人推卸自身责任的行为，中共中央严肃地指出：“中央级没有变更你们的任务，也没有要你们停滞不前。”[34]对于西路军领导人不顾客观实际的增援请求，中共中央也严肃地指出：“四军、三十一军路途三四千里，沿途阻塞，何能来援助你们。请勿做此想。”[35]、“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36]

　　虽经中央批评，但西路军领导人并未改变其错误认识，继而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却盲目地部署与敌“决战”，又对敌军主攻方向严重误判，造成高台失守，红五军全军覆没。在更严重的不利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方寸已乱，进退失据，对西进和东返犹豫不决，连龙首堡战斗的胜利也无法利用，只能一再被动地与敌军拼消耗，直至最后失败。

　　从上述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西路军根本不是如刘统所说，因西安事变而在“张掖、武威这一带，既不进也不退，待了将近三个月。”而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在总体认识上的错误，放弃了因西安事变而产生的最佳东返时机，执着于主观盲目的西进，才造成西路军最后在张掖地区进退失据，陷于绝境。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就充分证明，刘统关于西路军的一系列说法，基本都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既没有可靠的史料支持，也没有合理的逻辑论证，与他“著名军史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实难相符。

　　注 释：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1935年6月1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9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 王养三，即浦化人(1887年农历7月25日～1974年11月15日)，江苏省无锡县石塘人。他在起草这个宣言一个月后被捕，次年经冯玉祥出面营救获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奉调去延安，任中共中央英文翻译，新华通讯社翻译、社长。建国后，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委员。曾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3]《博古文选·年谱》第29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4] 田逢禄殷子贤：《〈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作者考证》，《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2期第54～第55页;《毛泽东年谱(1993～1949)》(修订本)第4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5]《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3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77～第8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一九三六年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秘密报告》，《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4期第17页。

　　[7]《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32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8]《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问题(1935年12月1日24时)》，《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4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陕甘各苏区情况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9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70～第6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共产国际书记处关于同意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计划致中央电(1936年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关于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行动讨论结果致朱德等电(1936年9月27日1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54～第11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历史概述(节录)》，转引自《粉碎张国焘分裂活动胜利实现红军大会师(资料编辑)(军事科学院1961年11月18日)》第3、第7、第35、第46页。

　　[13]《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关于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争取胜利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电(1936年10月28日12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12～第8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4]《徐向前、陈昌浩等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致中央并军委电(1936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6]《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第8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6～第8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9]《徐向前、陈昌浩等建议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及军委西北分会致中央并军委电(1936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中央军委询问西路军情况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情况致中央军委、总部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2]《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第8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3]《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4]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1997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3～第7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5]《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6]《徐向前、陈昌浩等对目前主力行动的意见致中央电(1936年12月6日15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5～第9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7]《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作战新计划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电(1936年11月8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0～第8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28]《徐向前、陈昌浩等对目前主力行动的意见致中央电(1936年12月6日15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5～第9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9]《中央军委关于占领甘州肃州部署及部队集训问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2月6日1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0]《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0～第15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5期第20页。

　　[31] 李聚奎《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转引自青海民族学院政治系中共党史教研组《红西路军在青海有关情况调查材料汇编㈣》第580～第589页，1980年3月印发。原件现存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有翻印本。

　　[32]《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占领抚彝高台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3]《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行动情形致军委及总政电(1937年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0～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4]《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行动方针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5]《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集中歼敌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6]《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暂勿再西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7年1月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红色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