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人现象”从社会其他现象中单列出来——再评方方日记

　　方方写武汉抗疫日记，六六也在写，以前年代必是奉命之作，当今时代那就复杂多了，绝非我们这儿三言两语;关于方方日记的争论仍在继续，六六日记似乎无人问津。昨天我也写了篇《日记是写给自己看，死后带进火葬场的，为何要给别人看还引起这么大震动呢?――也谈方方日记》，今天论坛读了一篇散兵的《中国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将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漫长过程》，觉得很在理，附和一下，是为第二篇。

　　读散兵文章知道事由张宏良教授《底层市民反毛猪狗不如》而引发，张教授因方方反M，因而就得出方方的粉丝也反M的结论，散兵不苟同，我则附和散兵;散兵在文中提出一个更大命题，如标题所言“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并且很“漫长”，我赞同。我进一步提出，应该将“文人现象”从社会其他现象中单列出来，其实我在前一篇已经提出，今天专门说一下。

　　我这里所称“文人现象”是指非常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中国人对文字作品及文字运用者们具有强烈崇拜的现象，他既是一个群体，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汉文化传统中文字运用的过于发达，也许反而抑制了其他文化形态的发展，就好比一个嗅觉特别灵敏的人，他的听觉往往比常人更迟钝，比如传颂、朗诵、长诗，比如音乐、舞蹈、歌唱、史诗等在汉文化中非常不发达;文字运用的过于发达抑制了其他，我曾不厌其烦以古华夏人关于“声”、“音”、“乐”、“律”的敏感辨析，而后事华人甚至连“乐”为何物都不知道，这一事实来证明这个看法。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到了后世竟然只是“悦耳”;华夏文明的建筑根基“礼乐”制度中的“礼”倒是发扬光大了，而“乐”到了后世竟然落得个“众乐乐”下场。

　　这种文化形态下形成的文人群体，打着“文”的旗号而崇“实”崇“力”，文字工具及其作品对社会的教化作用被无限放大，而社会普通大众无法发出响声，一般民众的喜怒哀乐心声受压抑，直至进入死角(农民战争或异族入侵)，翻过死角然后又进入下一轮;试想一下：中国周而复始的农民战争或异族入侵也许是由阶级斗争引起，也许并非，而是由这种文化形态本身引起，或兼而有之呢?我参加红坛就抱着这种观点――我是唯物主义者，但这一点上我宁可“唯心”一点。

　　我没读过方方的作品，我是从批判(或拥泵)他的声音来辨别，因此没法直接介入。比如方方对1949年“土改”的看法，左翼持强烈的批判，而他的90后、00后的粉丝们没有经历，我这60后也在不断左右摇摆呢，他们怎能有那次“土改”的看法呢?给他们戴顶“反M”的帽子看来略大了些。再比如这次的“方方日记”，我看“布尔乔亚”、矫情浓了些，我观他的90后、00后的粉丝们并未跟着“流泪”，倒是吐槽一片;再比如方方反体制，赞美美国和西方体制，我看他的90后、00后的粉丝们未必跟着站队，这次武汉抗疫取得胜利，倒是事实胜于雄辩，一片声赞美中国体制呢;至于未曾谋面先给人戴顶“极左”、“阶级斗争”帽子，我看他的粉丝可能会因此流失。

　　因此无论方方及其作品怎样，他的粉丝特别90后、00后的粉丝们都会有自己的立场，随着年龄的增长，立场愈益坚定――这个立场很可能与中国传统“文人现象”更相关，他们与方方及其作品的勾连只是表现为一个个孤例的“点”。这就是我本文的看法。

　　六六的作品我是看过的，就是他庞大的电视剧。他作品中表现出浓浓的精英主义倾向，无所不在的“我为安徽人的智商‘捉急’”，直至去年5月9日为一个抢不到的座位而左右开弓大骂“对某三省不知为何如此捏鼻”，甚至还“人种有优劣”。他庞大的粉丝团究竟怎样的?是否也跟着“我为安徽人的智商‘捉急’”、“对某三省不知为何如此捏鼻”、“人种有优劣”，不至于吧?那好吧，你开骂在先，我也以你之道还治尔之身，从“女纳粹”骂到“女流氓”《从纳粹到女流氓》(//m.iverstown.com/Article/opinion/zatan/201905/199695.html)。“奶奶个熊我”也骂得，这几句回敬不得;而他的粉丝特别90后、00后的粉丝们，也许未必有他及其作品那样的精英气，应该不在我开骂之列，我更愿意纳入中国传统“文人现象”中思考。

　　将“文人现象”单列出来有什么好呢?这与我的哲学观点有关，“文人现象”对应的必然是“武人现象”――哲学上我将他关联到“阴阳论”思考，历史上我把他关联到中国历史的“阴盛之灾与阳盛之厄交替变乱”治乱循环周期律思考。中国诸多天启大象都与这个阴阳失度、治乱循环交替变乱有关，比如阶级问题、民族问题、南北问题、东西问题、内外问题;今天所谈“文人现象”与“武人现象”只是这一对对阴阳范畴中的一对，还有其他更多可以纳入这个思考体系，比如文官与武官、男人与女人、汉族与少数民族、南方与北方等。

　　一些相似大象周而复始相伴再现，比如武人打天下到文人夺天下的交替――所谓“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一定伴随着娘炮与枭雄同体，正如日晕必雨，月晕必风。一定要看到今天的“文人”话语权独大必定为将来的武人乱局埋下祸根，今天的娘炮充斥必定为将来枭雄遍地营造条件;其实今天的“文人”天下与娘炮充斥也正是昨天的武人乱局与枭雄乱世所埋下。

　　中国历史上武人犯禁与文人乱法的交替变乱，他背后有同一个“因”，就是社会失约而过于崇“实”崇“力”――只不过武人过于强调自身的体力或武力，文人过于强调自己的“笔力”或“文力”。社会是怎么产生的?最初是依血缘关系，然后又凭力;社会要再发展必定要建立更复杂的社会规则，而这些规则的心理基础必定是“约”――比如相互遵守规则之约。

　　西方社会借“上帝”之口强调守约，华夏不必这种形式，但是守约的心理也必须要有而且要同样强大。中国的“文人”过于崇“实”崇“力”，与“武人”异途同归，并且这一对交替周而复始，伴随着娘炮与枭雄同体，而阶级斗争或集团生活倒是不彰显(梁漱溟语)，因此我一直主张将“文人现象”单列出来与“武人现象”对等看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