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打何仗，所守何道？——《方方日记》的文本、逻辑与问题（一）

　　目录

　　一、“伤痕”之外可有“阳光”?日记中的情感基调

　　二、“沉闷”之外的追问与投射：日记中的武汉人日常生活

　　三、疫情向好之外的“悲情”、“惨烈”与“人祸”：日记中的疫情变化与病人处境

　　四、“被援助”背后的特权与分裂心态：日记中方方的“被援助”生活

　　五、新闻背后的政府、一线人员与民众：日记中的新闻事件述评逻辑

　　六、“作恶”背后的追责逻辑及其自我解构：日记中的政治想象与再审视

　　七、义正辞严背后的虚伪诡诈：日记中的5组悖论

　　八、假问题之外的真问题：日记的问题根源是什么?

　　《方方日记》已成过去时，但有关《方方日记》的论战文章仍在自媒体充斥的网络空间中铺天盖地。不论是方方的支持者还是方方的批评者，其中都不乏持极化思维者，于是两方阵营之间骂战不断。极化思维之所以产生，概因其背离了实事求是。事实是复杂且多面向的，方方内容庞杂的日记同样如此。抓住其日记的部分内容而断章取义、过度阐释，都不利于我们对《方方日记》做出客观评价和全面盘点，但却有利于为论战煽风点火。

　　当然，日记体的零散琐碎不成体系、以网络为媒介的碎片化浅阅读模式，以及论战状态影响下读者的心浮气躁，本身就构成了让论战之火持续燃烧的环境。论战下的《方方日记》非好即坏，方方非善即恶;论战下的读者急于站队，急于为《方方日记》贴标签，做出脸谱化的定位;论战下的评论者，则纷纷从《方方日记》的零散文段中各取所需，寻找攻击敌方阵营的武器弹药，甚至借此大量贩卖自己的私货。在批评对方“双标”“扣帽子”和“以偏概全”之时，极化思维往往让他们自己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方方在最后一篇日记里引用《圣经》里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方方在她的日记里究竟所打何仗，所守何道?在通读《方方日记》文本、全面梳理其逻辑脉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跳出立场先入的论战模式，以系统开示方方的日记内容为优先，对有关《方方日记》的纷繁复杂的舆论进行较全面的正本清源，分清哪些是日记所提出的问题、哪些是日记本身存在的问题、哪些是舆论制造的假问题，以求明晰《方方日记》中存在的真正问题及其根源。

　　一、“伤痕”之外可有“阳光”?

　　日记中的情感基调

　　(一)《方方日记》中的阳光

　　方方的不少批评者将《方方日记》定性为“伤痕文学”，他们指责《方方日记》中满是“伤痕”，“没有任何鼓励武汉人民的语言，渲染悲观论调”“全都是负面信息，一条正能量都没有”，进而认为方方“戴着墨镜看世界，当然走到哪都是黑暗”“心灵黑暗的人永远看不到阳光，也体会不到阳光的温暖，只看得到恶”。

　　然而，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言过其实。

　　首先，《方方日记》中不乏极力突出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治愈可能性高、以缓解读者心理恐慌的内容。比如：

　　这个病不是不可治。只要在发病之初得到治疗，很快就可以控制。(2月2日)

　　冠性肺病传染力强，但只要有正常的治疗，死亡率并不高。(2月4日)

　　感染人数可能十万，但不是所有受感染者都发病。尽管被感染，但并不发病，以后就会自己慢慢地好。已向医生确认。(2月4日)

　　人民医院呼吸科大夫的视频：扛不过去、发展成重症的，多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年轻人如果中招，个人体质好，打针吃药喝水休息，做到这些，是很容易扛过去的。(2月6日)

　　局面真的是在好转。虽然没有人们期待得那么快，可是好转不就是希望吗?除了湖北，其他省的疫情基本过了拐点。而湖北正在朝拐点迈进。今天方舱医院已有多人出院。痊愈者的脸上都露着笑容，这不是装出来的笑容，而是发自身心的笑容。(2月11日)

　　在那段时间，卫健委专家组开始集中发表新冠病毒无药可救的意见，在民众看来，这意味着一旦患病就是死路一条。卫健委专家组2月5日发表的“无症状传染者理论”、2月6日发表的“粪口传播理论”和2月9日发表的“气溶胶传播理论”，一次次推高民众的恐慌等级。相比于专家组这些在当时尚待证实的言论，方方的日记则是一以贯之地强调新冠肺炎的低死亡率和可治愈性。为了加强对“可治愈性”的强调效果，方方更是迫不及待地引述了一条“瑞德西韦或有疗效”的新闻：

　　网上盛传，美国吉利得研究的新药瑞德西韦在金银潭医院启动试验，传说效果很好。尽管后来，有人辟谣，说是并没有结果。再等三天，或许我们的期待就会证实。(2月6日)

　　从方方的引述中可以看出，她毫不避讳该条新闻已被辟谣，不过她仍希望读者能与她一同对该药的试验结果充满期待。不管后来试验结果如何，这样的文字毕竟给读者带来的是希望，而不是恐慌和绝望。

　　同样，在3月17日的日记中，方方原文引述了一份在其高中同学微信群中流传的“解封时间表”。她在引述之后也特别说明，同学在转了这个帖子之后留言“转发的，不知真假”。但相比于信息的真实性，信息对人心的鼓舞、对人们期待的唤起，也许是方方更加看重的：

　　不管真也不真，都很鼓舞人心。显然，生活将陆续恢复正常。(3月17日)

　　昨天同学转发后几个人自己也琢磨了一下觉得多半不实，因为时间太具体了。但作为期待，我决定还是记录下来。这就是大家的期待。理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3月18日)

　　其次，在努力减轻读者对新冠肺炎本身的恐慌的基础上，《方方日记》对市民的居家隔离行为作出号召。具体而言：

　　一是号召市民相信和服从政府、配合政府指令，与政府形成合力。比如：

　　服从政府指令，听从安排。(1月23日)

　　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瘟疫。我一定会和政府和所有武汉人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共同抗疫。政府向市民提出的所有要求，我也会百分百配合。(1月29日)

　　我们的敌人是病毒。我绝对与政府保持一致，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行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们，帮助政府安抚焦虑的人们。(2月8日)

　　我们还在继续坚持，依然听从和配合政府的所有指令。(2月29日)

　　当时许多民众对于政府在疫情前期反应迟缓、贻误时机的表现充满怨气。而方方则提出将“配合政府防疫”与“对政府的追责诉求”分开看待：

　　事已至此，我们暂时放下愤怒和抱怨。武汉人目前只有团结一心，相互鼓励，相互帮助，相互安慰，共度难关。虽要追责，但是现在，我们先全力以赴，熬过难关。(1月29日)

　　不管政府前期有多少失误，无论如何，我们目前也只能相信政府，我们还是要给予他们信任。不然，这种时候，你能信谁?你能靠谁?疫情是大敌，全民同仇敌忾，没人再敢马虎，只要决策者不再出昏招。(2月4日)

　　抗疫过程，跟日常生活一样，有很多蠢人做蠢事，但更多的不是蠢人，也不尽然都是蠢事。(2月6日)

　　在防疫大局之下，方方这样的表述策略，无疑起到的是团结和拉拢民众的作用，而非将民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

　　二是号召市民不要因恐慌而自乱阵脚，也不要传递恐慌。比如：

　　保持理性，不要恐慌自乱。(1月23日)

　　不要随意转发易引起恐慌的信息。(1月23日)

　　我们自己要做的仍然是：呆在家里，不要恐慌。不要自乱阵脚，哪怕有点发烧或咳嗽，一定要冷静处事。(2月6日)

　　同时，方方还针对具体引起市民恐慌的原因，对市民做出号召。比如，针对“抢购”问题，方方写道：

　　运输发达，全国支援，不必抢购，这点可绝对相信政府。(1月23日)

　　听到有人再度恐慌，去超市抢购，说是担心超市关门，断了吃喝。市府似乎就此发了一个声明，即保证超市不关门。全国人民都在支持武汉，中国的生活物品也不紧缺，保证武汉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应该不难。(2月4日)

　　针对害怕前往医院接受治疗的民众，日记中说：

　　相信在医院治疗，比在家中隔离效果好得多。(1月28日)

　　针对害怕社区上门查体温会使自己遭到感染的民众，方方说：

　　据我了解只是针对疑似者上门测体温，其他人电话自报给社区即可。不必人人自危。(2月6日)

　　三是号召市民居家隔离，严格自律。比如：

　　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吃好饭，小病静养(1月23日)

　　不添乱就算是帮忙(1月23日)

　　自己关自己的禁闭，让自己在家里像日常一样生活(1月23日)

　　保护好自己，就是帮忙(1月29日)

　　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管好家人。服从指挥，完全配合。咬紧牙关，关门闭户。(2月11日)

　　在此基础上，方方还对市民的居家生活方式和心理调节方式提出建议。比如：

　　哪怕大哭出声，甚至不再关注疫情，都可以。看看电视电影，看看那些以前被骂过的娱乐致死节目，让自己挺过这一关。大概，这就是我们的贡献了。(2月11日)

　　更多呼救的叫骂的视频，我已不想再看。我自知，我再理性，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而那些远不如我的人，恐怕更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抬起头来，向希望处看。看看他们便会明白：时至今日，我们绝不能恐慌或是崩溃，否则他们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2月11日)

　　在这篇2月11日的日记中，方方直白地号召民众“向希望处看”，具体而言是“向更多面对艰难却仍在努力的人看”“向挣扎着生活却仍要出一份力的人看”和“向无数疲惫不堪却依然坚守岗位的人看”。这三类人，分别是指“火雷两山医院的建设者们”“穷困潦倒却将平生所有积蓄拿出捐赠的贫穷老人”以及“所有冒着感染危险的医护人员”和“在街路上日夜奔波，做着各种服务的志愿者们”。这样的号召，一方面表达了对一线工作者和爱心人士的敬意，另一方面又将居家隔离的意义与他们的努力付出建立起关联。接连而来的排比句式，更加深着号召对读者的感染力。

　　四是号召市民一定要振作起来、坚持下去。比如：

　　我们唯一的事，只能把这一切都扛下来。尽管病人多半扛不住，病人家属也多半扛不住。可是，不扛，又能怎样?我们除了振作起来，还能怎样?我们没办法帮助病人，我们只能自己扛住自己所面临的一切。在有余力能帮人的时候，就帮着他人一起扛。无论如何，再扛他一周。(2月2日)

　　小哥居住的小区前两天在最具危险的小区中排名第一。小哥说：“让我们一齐继续坚守，希望二月底能够彻底好转。”(2月12日)

　　再次，《方方日记》从来毫不吝惜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赞美。在1月24日的日记中，方方写道：“感谢这些劳动人民!他们的从容以及辛苦，让我安心了许多。”在2月8日，日记更是突出对环卫工人、外卖小哥和警察这三类群体的赞扬，评价道：“最默默无闻的人是他们，但他们一直在镇定我们整个城市的心。”看到日记中对这些从容面孔的平凡记述，以及方方对自己内心感受的反思，紧张不安、心怀恐惧的读者也许心里也会跟着踏实下来，《方方日记》中的这些内容似乎可以间接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

　　通观全篇《方方日记》，方方对以下社会群体表达过感激和赞扬，“从容”和“辛苦”是贯穿以下所有社会群体的共通特征：

　　(1)店主。1月24日的日记，记录了在大部分店铺和药店都关门时依然营业的夫妻店铺，说他们过年不休，“让人感觉踏实”。

　　(2)卖菜者。1月30日的日记，表达了方方对为了生活而仍然从容卖菜的劳动人民的钦佩，说自己有时跟他们对上几句话，“心里就有莫名的踏实”。

　　(3)文联的同事。1月28日的日记记载，在疫情之中同事们仍在讨论稿件的发表事宜，还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方方认为，凭着这样的精神，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4)青年志愿者。方方在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青年志愿者改变了她对年轻人越来越功利的成见，认为不必杞人忧天，因为每个时代都有与它相匹配的人。方方还表达了对每天拍视频封城日记的年轻人的敬意，并坦言在某个寒冷而忧伤夜晚，是年轻人拍的视频鼓励了她。在2月4日的日记中，借由对一些孤寡老人处境艰难的担忧，方方表达了对社区和志愿者前去帮助的信心。2月19日的日记则夸赞了志愿者这种组织方式，指出年轻人在参与社会服务时，不仅可以奉献一己之力，还可洞察社会、理解人生、增长见识和能力。3月2日，方方更是点名表扬了3位志愿者：帮助并组织接送金银潭区域医护人员上下班的汪勇，为六百多居民买药而遭举报的吴悠，和专程从四川赶来为武汉医院的医护人员做盒饭的刘鲜。

　　(5)社区工作者。一方面，方方不止一次赞扬社区服务细致到位、态度良好。如2月4日的日记记载她出去倒垃圾时，发现家门上贴了“已经消毒”的纸条和通知，2月8日的日记记载昨日接到社区询问自己是否发烧、家中人数的电话，3月8日的日记记载小区工作人员经常帮居民去超市买东西。这些细节在日记中，都是方方做出“社区工作细致入微”这一判断的依据。

　　另一方面，方方也并不是不知道一线工作人员的辛苦。在3月8日的日记中，她直言社区工作者相当辛苦，几乎就是什么活都得干的勤杂工。她特别提到在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中工作的社区工作者，不仅要帮老人购物搬东西，还要教他们用手机。如果遇到没有手机的老人，还要用自己的手机帮忙。方方毕竟已在武汉生活了几十年，她深知百姓什么样的人都有：“扯皮拉筋的人有的是，横着脖子跟你犟起来，也是要人命。”因此她写道，社区工作者要做好服务实在是很难的事。大量的武汉人“能撑到今天，而且仍然能继续撑下去，相当程度上，也是靠了无数下沉干部和社区人员的辛劳”。

　　(6)环卫工人。1月24日的日记，方方首次提到“在冷风冷雨中一丝不苟扫街”的环卫工人。1月30日，日记再次提到这群身影：“几乎所有空空荡荡的马路上，都有一个环卫工人在风雨中一丝不苟地扫地。”在场景描述之后，方方还加入了内心活动：“看到他们，你会为自己的紧张不安感到惭愧，蓦然间你就会镇定下来。”2月8日，方方对他们的夸赞更是直白：“他们真是了不起。尽管人少，路面没那么脏，只是一些树叶。他们也恪尽职守，认真打扫，以保证整个城市的卫生。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他们一直以从容的姿态留在我们眼里。”

　　(7)外卖小哥。日记中对这一群体的提及颇为简略，只在2月8日的日记中描述他们“仍然骑着小车，奔波在各条路上”。

　　(8)警察。一方面，日记关注了这一群体在冷天中的坚守。比如2月8日的日记描述，天气虽然很冷，但警察大多站在各个路口，医院门口也有一些，方方评价他们“站在外面，实不容易”。另一方面，日记关注到一线警察兼做多重业务的繁杂和辛苦，特别是疫情期间在工作过程中直击死亡的悲苦。比如2月8日的日记写道：“基层警察是相当辛苦的，他们往往直面各种人等，执行他们所必须执行的任务。我听说，在有人病得无法下楼时，也是警察前去帮忙背人。有一个人刚背到楼下就死了，警察也哭。”2月29日在询问警察朋友，得知他们一直在第一线，一天也没休息后，方方叙述警察的工作：“既要保障基本生活运输，又不能让人流车流泛滥，还得认真甄别。好多民警开车帮运病人。进出城通道24小时都得要人守控，既要保障防疫支援车辆通行，又要外防输出。在医院、隔离点、社区这些地方，要维护治安和交通秩序，防止医患纠纷之类等等。”并且提到他们“因为接触多，风险相对大”。

　　(9)外地捐赠者。方方收到云南作家张曼菱发的视频，反映的是张曼菱当年下乡的盈江县给湖北捐赠了近百吨土豆和大米。日记在2月12日记述了这件事，并评价说：“艰难时日，善良人还是很多。”

　　(10)捐赠亲人遗体的遗属。2月28日的日记在介绍了刘良团队的新发现之后，谈到了新冠肺炎患者家属捐赠亲人遗体一事，并认为“没有他们的无私贡献，也就不会有刘良团队对新冠肺炎认知的突破”。

　　(11)基层干部。2月14日的日记评价基层干部“不敢懈怠”，并解释在同学群里看到的关于基层干部“不上岗，就下岗”的处境，即“你不好好参与抗疫工作，你就立即下岗”，并用“武昌区的两个官员，今天就已被撤”的事例进行佐证。这篇日记还反映了隔离中的儿时邻居对基层干部的感受：“这几天总算见到了说话语气好的人。先前都是吼来吼去的。”在表现基层干部工作作风转变的同时，日记说邻居也能理解基层干部之前工作中的为什么“吼”：“因为人太少，找他们的人太多，都急疯了。”也就是说，方方的日记内容里不存在对基层干部的抱怨和指责，而更多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12)团购老板。这一群体在日记中也是被方方一笔带过，仅在3月4日以“大疫时期没日没夜在外奔波，拿命挣钱”的形象出现。方方评价他们“不容易”。

　　(13)医护工作者。日记中对于这一群体的记述通常笼罩着悲怆幽暗的色彩，但也并不是没有一束“阳光”。比如3月17日，日记关注了即将离开武汉的援汉医疗队。日记记述了武汉各界人士以最高礼仪欢送他们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溢感恩之情，毕竟“是他们救了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人”。这篇日记肯定和赞赏襄阳市对于“今后区域内所有A级景区和25家星级酒店向他们终身免费”的决定，虽然她补充说“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因为她觉得即使全湖北所有景区都对这四万多人免费开放，也并不过分。这篇日记还记述了四川医疗队医务人员赵英明的丈夫在妻子平安回家后需要兑现“包一年家务”这一承诺的小插曲，并以玩笑的口吻写道不知网友是否真要通过直播监督这个丈夫做一年家务。这样的小插曲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爱、家与国的紧密相连，以及网友对医生家庭的关注。而在“战时责任”和“家庭责任”、“战时生活”与“日常生活”的张力中产生的这个轻松幽默的小插曲，可以快慰人心。

　　另外，医疗事业对国际政治的超越，也被方方所赞扬。比如3月22日的日记中，方方赞美医护工作者的“大爱仁心”，并记述了一个本来政治立场上“有点反美”的医生朋友也愿与美国同行携手抗疫的事例。日记中写道：“中美政客互怼，医生联手，超越政治偏见、国别意识，这是对人类的爱。喜欢这些医生的职业精神和心理状态。”如果抛开作者意识深处的政治立场和读者对作者的政治预设，单从日记内容本身来看，不可否认这种对于人类之爱的歌颂是积极向上的。

　　(二)“阳光”背后的政治

　　以上对于《方方日记》中“阳光”的展示，大概不会引起多少争议，也确实揭示出类似“全都是负面信息，一条正能量都没有”这样一棍子打死的评价，对于方方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是“阳光”毕竟不是孤立的，我们需要将这些“阳光”放回《方方日记》的话语生态系统中进行定位。于是我们便会发现：虽然《方方日记》认为“用任何美好的词汇来夸赞武汉人在这次疫情中所作的奉献都不为过”(2月29日)，毫不吝惜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赞美，但这些“阳光”般的话语却并不单纯，其背后若隐若现的政治意涵容易引起争议。

　　第一，在方方的思维结构中，“阳光”般的“大善”与“大恶”处于对抗关系中。2月15日的日记将之表述为：“在大恶张扬的同时，大善被激发得更多。”换句话说，淋漓尽致地记录大善，是以大恶张扬为背景的。大善被激发得“更多”，当然是一种满怀希望的积极话语，但张扬的大恶与激发的大善处于对立和冲突之中，希望正来源于“更多”大善在对抗中战胜大恶的可能。这一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大恶”的清晰界定和真实存在。后文将会对《方方日记》中有关“作恶”的内容进行梳理，这里暂且不展开讨论。

　　第二，在方方的叙述策略中，“阳光”般的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构成反衬关系。日记对普通劳动者和一线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极尽赞扬之辞，所达成的效果便是反衬政府工作能力之低、能力之限。2月19日的日记在赞扬了志愿者这种组织方式之后，方方直陈：“没有他们有力的帮助，仅靠机械的政府机关，可能更糟。”而3月2日的日记则将仓促封城后的武汉比作百孔千缝且连底都没有的大水桶，政府的工作能力有限，只能“全副精力忙兜底”而“桶边百孔千缝无力顾及”，而无数“主动接盘”的志愿者则“见孔便堵，见缝即填”。

　　这里涉及到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行政科层组织的关系问题。如果仅就民间社会组织的优势而言，方方的表述也并没有问题。一些学者在疫情中也注意到了民间社会组织在应急机制中的重要性，进而提出要把社会体系建设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推进，加速推进治理思维由传统的层级式行政管理向现代的开放协作式治理模式转变，让民间社会组织与行政体系产生“协作共治”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被强大的行政体系所吸纳。但承认民间社会组织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对政府行政科层组织的否定。方方是否对政府机关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前文提到的方方对民众服从和相信政府的号召也是惺惺作态、不情不愿的无奈之辞?这一问题成为双方阵营论战的焦点之一。

　　第三，在方方的政治图式中，“阳光”般的国际主义立场与母国中心主义立场处于有着高下优劣之别的等级序列关系中，而这种所谓的国际主义立场又在不经意间带有滑向他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嫌疑。如在3月24日的日记中，与医生“对人类的爱”形成对比的是“中美政客互怼”。方方直言她更喜欢医生职业精神背后那种国际主义的“人类爱”，而仅用“政客互怼”四个字来概括中美为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所展开的攻防。在方方的话语中，相比于“人类爱”，“政客互怼”相形见绌。崇尚国际主义精神本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民国家林立的当代国际政治格局之下，国际主义精神极易被拉回到母国中心主义的框架内加以揣测、解读，结果原本寻求远离母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国际主义立场，却又落向了他国中心主义立场。

　　具体而言，方方在3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武汉疫情紧张时，在美华人扫空货架口罩捐赠回国，而当美国疫情暴发时，美国医生遭遇口罩和防护物资的缺乏，因此有华人朋友说心理觉得对不起他们。方方对这一观点的转述，表达了她对该观点的肯定态度。分析该观点，“在美华人扫货回国”对于华人而言可以理解为基于母国中心主义立场，对于美国而言则可以理解为基于国际主义立场。如果方方站在国际主义立场，对此行为不应该有所否定。但“对美国医生缺乏医用物资”抱以歉意的观点，则是站在他国中心主义立场上，不顾时局的变迁，否定此前的国际主义立场和母国中心主义立场。而方方对此观点持肯定态度，则表明她并不是坚定而纯粹的国际主义者。相反，滑向他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她，倒成为他国用以攻击和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维护他国的母国中心主义立场的工具。

　　由于方方在日记的表述中出现立场的游移，舆论就不同的日记片段，围绕方方究竟是“爱国者”、“国际主义者”还是“叛国者”的问题争论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