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微：病毒源头真相越来越近！剑桥大学论文揭示的问题和反驳的谬误

　　新冠病毒的源头来自哪里，尚无定论，但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最近，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刊登了一篇由英国和德国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其中指出新冠A类病毒更多发现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受感染者，在武汉只有极少数案例。

　　这个论文的相关报道不少，有不少人看过，但是，对于这个重要论文，主流社会反应平平，有必要再读一读。这个论文揭示了几个真相，同时反驳了几个问题，细思极恐。

　　这个论文研究组对第一批160个COVID-19人类患者完整病毒基因组序列进行分析，绘制了病毒突变的原始传播图，发现这些突变创造了不同的病毒谱系。

　　研究人员使用了自2019.12.24至2020.3.4期间从世界各地采集的病毒基因数据，发现COVID-19存在三种不同的变体，可分为“A、B、C”三种类型。

　　其中，“A型”与蝙蝠和穿山甲身上发现的COVID-19最接近，即“原始人类病毒基因组”。“B型”来源于“A型”，“C型”又是由“B型”变异而来。A型病毒出现在武汉，但它不是武汉疫情爆发中主要的病毒类型。在居住在武汉的美国人身上发现了变异的A型病毒，同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患者样本中发现了大量的A型病毒。

　　武汉患者样本中最主要的是B型病毒，这在东亚各地的患者中普遍存在。然而，研究人员发现，它可能是东亚一个孤立的感染群体中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进一步的突变，这种变异不会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这意味着东亚以外的其他地区人类对B型病毒产生了“抵抗”。

　　另一种可能性，B型病毒在免疫和环境方面适于在东亚人群中传播，我们看到在东亚的突变率低于其他地方。或许，该病毒在东亚之外需要通过变异适应新的环境。

　　“C型”是欧洲样本中最主要的类型，我们在法国、意大利、瑞典和英国早期患者中发现了这种病毒。在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发现C型病毒，但存在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的样本中。分析表明，意大利标本中的C型病毒与1月27日首先记录的德国感染病例有关，而意大利另一类感染途径与新加坡来源有关。

　　总结起来：剑桥大学的论文有几个要点：1，美国和澳大利亚受感染者身上的A类病毒为“爆发根源”，A类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似;2，最原始的A型新冠病毒虽然出现在武汉但并没有流传开，反倒是由A型变异而来的B型在武汉传播开了;3，欧洲传播的C类型病毒可能是东亚B类型变异过去的。

　　最新，剑桥大学官网补充，目前，研究人员已将病毒基因组由160个扩展到1001个。现在的结果表明，COVID-19在人类首次感染和传播发生在2019年9月中旬至12月初之间。

　　关于病毒起源的时间线问题，欧洲的案例已将时间线大大往前推了。此前，意大利专家表示，早在去年11月意大利已现高度疑似新冠病毒的不明原因肺炎。意大利米兰大学的医学统计学教授阿德里亚诺·德卡利在调查中发现，去年10月至12月，米兰和洛迪两地因肺炎和流感住院的病人人数“显著增加”。米兰和洛迪是伦巴第大区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严重城市中的两个。德卡利今年3月底表示，在去年的最后三个月里，米兰和洛迪因肺炎和类似流感症状而住院的病人数量比常年至少要多出“好几百”，其中一些人已经死亡。这是截至目前，意大利专家们至少第四次给出的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证据。

　　这两天，论文的第一作者剑桥大学的Peter Forster博士亲自录了个视频，这段视频在媒体广泛引用，他说：最早进入基因数据库的并不一定是病毒的起源，但有人这么做了，最早的病毒是来自于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采集的，就是来自武汉的那个病毒，但不能准确地说明病毒的起源。一些媒体就此报道说，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起于武汉。这是可以说的过去的。

　　最新，英国剑桥大学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博士在回应《环球时报》的采访时指出：【“对于中美在此事上的争议有所耳闻，也清楚病毒的来源目前是块‘烫手的山芋’。……不论是哪篇论文，目前仍无法就病毒的来源地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他们研究中发现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最初感染人类的时间则大致在2019年9月13日至2019年12月7日这个区间。至于为何A型病毒并没有在武汉和中国大范围地出现，而是由A型变异来的B型。Peter Forster博士的回应是，这有可能是因为A型并不适应当地人的免疫系统，所以才变异成了B型，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当地更多的病例是由B型的感染者传染出去的，即遗传学上的“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而对于A型为何更多出现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他的观点是这也有可能是因为A型更适应那里的人的免疫系统。”】

　　这篇国际顶级专家在顶级期刊发表的文章，证明了病毒的特异性、变异性，攻击不同种族身上的不同免疫系统，证明了针对特定种族和特点地区的基因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可能性。

　　这篇论文明确指出：B型冠状病毒主要在中国武汉和东亚，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而美国和欧洲B型冠状病毒案例极少，美国和欧洲主流人种对此是免疫的。如果B型冠状病毒不发生变异就不能在东亚以外扩散，而扩散的关键性原因是不同的病毒类型适应不同的人种免疫系统。

　　2，A类病毒和从蝙蝠、穿山甲身上提取的病毒最为相似，即BatCovRaTG13病毒。今年1月初，石的团队发表论文称，新冠病毒与云南菊头蝠中存在的RaTG13冠状病毒一致性高达96%，表明其自然宿主很有可能是蝙蝠。随后，蝙蝠是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说法不胫而走，病毒来源于中国人吃野味恶习等。

　　如果按照基本逻辑及流行病学常识，A型新冠病毒要在中国武汉发生，是变异产生B型新冠病毒，才能说新冠病毒有可能起源于武汉。现在的事实是，武汉患者样本中最主要的是B型病毒，而B是由A变异来的，这就推翻了来自中国蝙蝠的说法。

　　如果按照自然起源说，那么病毒由动物到人，这有一个过程，而论文也提到传播到人的时间性问题。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非自然起源，比如改造型的病毒，对中国人和黄种人产生较大危害，但是欧美主流人群对其免疫，然而病毒在其逆向进化和准逆向进化过程中，产生了对美国和欧洲主流人种造成较大危害类型。

　　总而言之，这个论文如果结合各种综合性的分析报告，确实让人有些细思极恐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4月5日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其中基辛格有一句话说：现在(now)争论已经发生的事(past)没用，意思是不要争。

　　事实上，美国在生物技术、病毒研究方面作的工作很多，比如2015年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冠状病毒功能加强成功”，2014年叫停、2018年重启的生物武器级别的科学研究“禽流感病毒项目”等。

　　有意思的是，作为世界著名科学期刊的《自然》，7日官网、8日官方推特、9日官方微信公号，通过不同渠道分别用中英文谴责了一些西方政客及组织借疫情污名化中国的行为。既然《自然》说了不能污名化中国，那同样也不能污名化任何别的国家，比如说把病毒源头归到美国，那也有阻力了。

　　所以，病毒源头的问题，很有可能成为历史性的谜团了。但至少，在各类学术论文的证据面前，美国政客的“中国病毒论”“武汉病毒论”，该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