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鹤元：浅述中共四大提出“领导权”问题的思考——纪念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
浅述中共四大提出“领导权”问题的思考
——纪念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
今年适逢中共四大召开100周年，很想再感受当年党领导的大革命风云。1月8日上午，我走进四川北路的“中共四大纪念馆”，聆听七十岁老志愿者的生动讲解，很受感动，观看了一件件展品，思潮涌起。但对于四大是在党史上首次提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并评价为最大的贡献。笔者以为尚未讲清为什么会在四大提出？是否真是“第一次”？为什么对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取得领导权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的回答？对此查阅了资料，发现是有叙述不真实、评价不准确之处，现将系列思考阐述如下。
一、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
1925年1月11日-22日，在上海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20人，代表994名党员，其中在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今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缺席，因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与右派斗争积劳成疾，经中共中央同意，于1924年12月请假回湘治病休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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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独秀主持会议，除了“四大宣言”、“修正党章”外通过了十一项决议。其中《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①
按常理，党中央作出的决议，会后一定会领导全国工会、农协、学生会、国民党地方组织和部分军队（国共合作时期）内采用不同的方式实施。
比如三大作出《关于国民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后，李大钊第一个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其他党员也纷纷加入国民党，成为双重党籍的共产党人。但同时规定了保持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8月，青年团召开二大决定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也规定保持团的独立性。
三大会议结束后，各地共产党人应孙中山总理改组国民党的迫切要求，如李大钊、直隶的韩麟符、于方舟，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逐步的积极的参加从国民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的改组工作，增强了国民党的纪律性、革命性和群众基础，推动了国共合作，开创了国民革命新局面。
但是四大结束后，除了为五卅惨案组织25万多人举行上海六一总同盟“三罢”，10万省港工人大罢工，把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力量外，并没有根据党对于争取国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决定采取任何行动和措施。
二、全党没有执行四大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
二次东征胜利后，新右派蒋介石的声望提高的同时，他开始在国民革命军尤其是第一军中限共，或要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争夺军权。毛泽东与陈延年商讨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及对策，国民政府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委员长陈独秀提出：抛开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另组革命军队。但都被拒绝。
1926年1月1日-19日国民党召开二大，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兼代理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出席。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各占三分之一，占多数，都希望选举结果依然不低于各占三分之一。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驳了国民党新右派黄埔军校代表袁同畴提出共产党活动和个人加入国民党等三条限共提议，迫使他当众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时的提议”。但总书记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却提出“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只要求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共产党员有2-7人。结果选出来中央委员共产党员只有7人。后来毛主席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说：“我主张反击。……结果我们（指陈独秀等）自动退却”②
2月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率联共（布）使团来华，鲍罗廷汇报时说：广州国民政府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蒋介石手里。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可靠的有第一军等四个军。
但3月20日就爆发中山舰事件，代理海军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就被所谓左派蒋介石借口逮捕，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
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到李富春住处商讨回击蒋介石的办法，主张以我党掌握的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联合的力量实施反击。但联共（布）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采取了妥协政策；29日总书记陈独秀发出指令：“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③
蒋介石“拔出来”后得寸进尺，22日国民党中央通过蒋介石的提案，解除苏联顾问季山嘉等人的一切职务，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撤出。毛泽东、周恩来又提出把撤出的共产党员安排到其它军去，又被陈独秀拒绝。
汪精卫 蒋介石
鲍罗廷
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借口避免“两党纠纷”，事先与鲍罗廷商定后，抛出《整理党务案》：共产党员不得进入国民党中央任职；在省市高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交出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参会的大部分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表示反对，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反应强烈，甚至声泪俱下。鲍罗廷与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由“左”转右）一定要大家接受，被迫签字，只有毛泽东拒绝签字，在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但《整理党务案》还是顺利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林祖涵只得辞职离开国民党中央，5月25日，毛泽东干脆连代理宣传部长职务也辞去，专心搞农民运动。
至此，中共四大以来一年内，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越来越激烈时，我党对右派的一再退让，接连失去了国民革命的党权、军权，成为国民党暂时可利用又随时可抛弃的党外力量。
所以，到1927年中，当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共五大只得仓促应对，不仅仅是我党手中没有成建制的国民革命军可作为反击蒋、汪政变的武装力量，更是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然结果，才会让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统治全党铸成大错，最后共产党人惨遭屠杀，最后导致大革命失败。
难道《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在四大党内没有认真讨论过？只是某个人写了而单纯通过一下？或仅仅是某个领导或维金斯基的要求不得不表决通过？
三、四大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原因与实践
四大召开，中共仅仅成立才四年。中共成立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即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由觉醒的无产阶级和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掌握。
所以，一大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总纲领，二大肯定了一大的总纲领为最高纲领，并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远东大会的精神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科学地规定了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既然最低纲领是民主革命，那么必然要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就要团结当时以国民党为主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帝反封建，正确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革命的性质、任务、策略、前途。
三大为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制定了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方式。既要合作，那么保持党的独立性是个大问题，三大以双重党籍的方式正确地解决了。既能帮助改组国民党，又能借孙中山的影响壮大自己推进国民革命。这是三大在当时中共党史上的重大贡献。
独立性问题解决后，必然会特显出领导权问题，即统一阵线中谁领导谁？如果这个问题太尖锐暂时不好解决，为便于建立、巩固统一战线，那么共产党在其中应该居于什么地位？这是三大召开前夕，党内就开始讨论并发展到长久争论且较为激烈的关键问题，
实际上这种争论正是中共内部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已经开始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积极探索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如何取得的方法和道路。
季诺维耶夫
共产国际标志
列宁在国际会议上
恰好列宁（1924年1月21日逝世）创建领导、季诺维耶夫为主席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通过前来帮助建党和支持经费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尼克尔斯基、越飞等反馈的中国情况，于2023年5月向中共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7月18日，中央局（今政治局）秘书毛泽东收到。在中共党史上，作为共产国际第57个支部的中共，是第一次接到“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明确指示，④这对全党的影响很大。
虽然三大已在6月开过，但“毛泽东接到信后，比吃了西瓜还高兴”。“陈独秀皱着眉头读完共产国际的信”。⑤因为陈独秀与一些同志认为中国革命既然分两步走，那么实现最低纲领——民主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到实现最高纲领——社会主义革命进入共产主义就由无产阶级领导。而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认为民主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而农民阶级是最主要的同盟军。这场争论经久不息，因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多数人意见还是表示赞同。但在思想认识上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1923年11月24日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央局秘书毛泽东起草审定的国民运动、劳动运动、宣传教育等项决议案中指出：“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⑥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决议案的形式明确国共合作中，中共应该居于的地位，即领导权。为维护统一战线指明正确方向，这是三届一中全会的历史贡献。
虽然三届一中全会首次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在合作中，中共应居于“中心地位”的决议，但真正能理解并进一步上升到理论层面上，又能自觉地贯彻到国共合作中的治军理政各个环节上，对于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所以，作为共产国际的第57个支部的中共，四大就以迟到了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为指导，撰写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领导权”的表述比三届一中全会的决议更为准确、系统，还上升为全国代表大会上表决通过的决议案，对于正进行国民革命的全党全国人民宣传教育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理论、民主革命领导权归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是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
但对于如何取得“领导权”？面临蒋介石一面打着“左派”旗号，一面步步进逼与中共争夺军权、党权的严峻形势下，怎样明确开展斗争的方针、策略、方法，因共产国际的指示中没有表述而决议案无法回答；党内的争论依然是非难辨，思想认识难以统一，决议案也无法回答。
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重要性的党员干部还是不甚了了。大多数人还沉浸在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光环下，总期望国民党内左派能主导北伐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即使到五大（1927年4月27日-5月9日），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路线，还是选他当总书记；虽然会上高喊要争取革命领导权，一回到现实，还是把希望寄托于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的武汉国民党及其军队，这就是中共思想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
综上所述，四大提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有其偶然性，在党史上也不是第一次，那是列宁对中国国民革命形势作出科学分析的结果而发出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第57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四大虽然明确的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不在“共产国际指示”指导下去寻找破解国民革命面临错综复杂局面的策略、方法，解决不了中国当时实际问题也有其必然性。
归根结底，中国共产党还处在成长期，对中国如此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解决和艰巨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如何完成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其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反差给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留下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
四、中共四大在“领导权”问题上的现实意义
从一大到四大仅四年，加上与五大间隔二年，四大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方面在党内争论了两年，与国民党也争夺了两年。这两年在国民党内从占据“中心地位”，最后落到丧失了党权军权，任蒋介石国民党宰割，导致大革命失败，这以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生命、鲜血在中共党史上留下惨痛的历史经验教训。
1、党的独立自主尤为重要
无论是什么阶级的政党，都是为完成本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工作奋斗。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为实现《共产党宣言》“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完成本阶级的历史使命。
虽说成立才四年，在党务、政务、军务（国共合作时期）需要共产国际的指导，在经济上需要援助，对于错综复杂的国共两党的矛盾摩擦和阶级分化需要帮助分析再听取建议性对策，甚至有些对敌斗争（如特工、电台、锄奸等）特殊经验的传送，都离不开共产国际，也就是能促使中共在最短的时间内积累更多的经验取得更好的斗争效果；但不应养成依赖性、教条性。凡是本国的国情必须身体力行地去了解剖析，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指令，必须结合本国的实情作出客观的准确的判断，对无法实施的要及时呈报共产国际，对可行的要在执行中检验并预见效果，或不断地变更调正策略和措施。否则，错误的在执行，不顾后果，比如对蒋介石步步紧逼的限共反共行动，只知听鲍罗廷、马林、季山嘉的意见一味退让，跌入投降主义深坑；而正确的指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却不执行，幻想以不断的退让换取右派去做左派做的事，国民革命只能走入死胡同，许多共产党人的生命与大革命一起被葬送，最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
这一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当今社会在进行改革开放，所有引进的经营模式、融资方式、资源分配等外国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法宝”，都要经过鉴别、剖析，事先预测或事后检验其实施的最后结果，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或长远利益，是否减少贫富差别和缩小新的三大差别（官民、等级、工农）。如是，则是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否则，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比我们好，以“拿来主义”原则照搬照抄，如同依赖共产国际一样依赖资本主义，那么如同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的是走上了“邪路”。任何时候，只要丢了独立自主，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成了共产国际的跟班随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就可能成了资本主义的附庸奴仆。
2、统一战线要以正确的方式维护
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国共合作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建立统一战线。建立统一战线无非是团结更多的有共同目标的阶级、阶层、团体及其它群体，一起奋斗，共同完成，更快的实现。
但共同目标，因本阶级、阶层、团体、群体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临时的；开始可以都赞成，中途有的可以不赞成或反对；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是绝对的，团结是相对的；维护、巩固统一战线是靠斗争求团结则存，靠妥协求团结则散。
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不以强硬态度拒绝一些元老们的排共现象，毛泽东等共产党员在大会上不与老右派作斗争，一大的选举结果，中共岂能占据三分之一？国民党二大，中共党员不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向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做斗争，怎么能开除这些老右派的党籍？国共合作还能维系下去？
看今天的改革开放，对于十九大点名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官商勾结集团，已不是中共的同路人，必须清除干净；而对于发展起来的新型资本家，虽说在发展经济上有一定的作用，需要联合，但他们的目标与我党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只有部分相同，必须加以限制。所以十九大决议中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一旦出现“无序扩张”，立即采取措施部分或全部限制、阻止，不得动摇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可避免经济危机，这就出现了以斗争求团结。
追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四条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危机，……”纵容资本的无序扩张，就背叛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初衷和目的，也是与党的十九大决议唱反调。
3、党要站在各个革命时期的中心地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列宁的共产国际、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四大都提出了民主革命领导权归无产阶级政党，“要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就因为退出了“中心地位”，放弃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最终遭来自身差点儿被合作者斩尽杀绝的灭顶之灾。
现在我党处于领导全国人民的地位，掌握着改革开放的领导权，似乎不会重演中共四大以后的悲剧，是吗？！
改革开放四十六年，经济得到大踏步的发展，但同时资本主义、封建社会的沉渣泛起。在党还没有足够的防止资本控制国民经济并向上层建筑渗透的有效手段，党政干部大量被腐蚀，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复辟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故“二十大”报告警告全党“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不然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说“反腐永在路上”！二十大又强调党和政府要“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反之，我党一旦失去了马列主义政党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虽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不可能成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者，等于象口头上高喊争取领导权的四大一样，实际上已放弃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权。
4、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化是党长久执政的根本保证
中共四大关于国民革命领导权的争论始于三大前后，一直争论到列宁的共产国际发给中共的指示后，还要争论，连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季嘉山等也没有真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依然组织中共退却。一直争论到五大前后，蒋介石、汪精卫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才不争论了。在无数先烈尸体和血泊中，才会真正领悟到共产国际给三大的指示和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四大的决议都是马列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就是执行“指示”和决议去争取和掌握领导权的正确道路。这已经晚了，大革命失败了！
但对“争论”也要辨证看待。一则说明“争论”是党内对无产阶级政党在实现最低纲领的民主革命时期要不要取得领导权的探索。当然，作为陈独秀等党的领导成员还找不到适当的方式对“争论”引导到深层次的路上，获得正确的结论，不至于无休止地各持己见。
二则说明以陈独秀的右倾反对派和张国焘的“左”倾排斥派（反对与国民党联合）都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殖民地半殖民的理论，更不会用其普遍原理来研究分析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进行民主革命应有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方法。思想认识达不到马列主义政党应有的水平，只会教条地背诵、记忆马恩列斯的原话，实践上机械地套用原话。所以在政治上显得幼稚，在实践上到处碰壁，领导权怎么能掌握得住？大革命又怎么能不失败？
现今改革开放，更需要我党认真地仔细地去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矛盾的多重性，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结合实际地分析社会主次矛盾和相互联系的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在发展经济国防的同时，才能找到解决“”的现状，消灭贫富、等级差别，扫除娼妓、贩毒、诈骗、赌博、贩人、间谍等六毒，铲除有毒食品、有害养殖等遍布社会祸害百姓的各种毒瘤的办法。
毛泽东（右一）和周恩来（左一）、朱德（左二）等欢迎飞抵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右二）等人
才能使全体党团员，在思想上真诚地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坚定理想和“四个自信”，在行动上与中共的初心、使命保持一致，才能真正防止蜕变成口头革命派。因为这种口头高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人是当今党内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无一不是在党旗下宣过誓，佩戴着党徽在干工作。表面是党的人，背后却干尽叛党的反欺压人民的事，甚至是当上帝国主义的间谍；需要找到“自我革命”的多种方法，特别是真诚地依靠人民群众监督、揭发，才能彻底清除各种贪官污吏、官僚分子及其不断滋生的土壤。
反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都只是口号，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党内，而且中共的初心、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统统成为沙滩上的高楼，随时倾覆倒塌。习近平总书记书记多次以1945年7月毛主席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故事（见上图），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解、警示的意义不就又落空了！⑦
总之，只有思想上的马列、毛泽东思想化，才能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化，经济上的廉政化，行政上的公仆化，生活上的平民化，也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偏向。中共四大在领导权的问题上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思想政治财富，对指导今天的改革开放如何确保人民群众成为最大收益者，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注：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第2版第一卷上册P126
②《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上卷（1893-1949）P153注﹝1﹞
③《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2版第一卷P108
④《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一卷上册P110
⑤《陈独秀传》 朱洪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2版P256
⑥《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第2版上卷（1893-1949）P119
⑦“窑洞对”是指1945年7月，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人到延安访问（见上图），毛主席与黄炎培在自己住的窑洞内相谈甚欢。不了黄炎培突然问毛主席，他觉得中国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矣，其亡也忽矣”，这个历史周期律，中共是否有办法打破？毛主席说我们找到打破的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
撰文人： 余鹤元
上海市汾州中学初中68届插队贵州省遵义地区绥阳县旺草区小河口公社柳杨大队木厂生产队知青
2025年2月12日星期三
【文/余鹤元，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