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林：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

　　张玉林老师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山东大学本科毕业，进入新华日报社从事7年新闻记者工作，90年代初负笈日本京都大学，主攻农业哲学-农村社会学，2000年学成归国先后在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大学工作，致力于被忽视的中国农村与环境问题研究。工作、留学经历和知识分子的风骨往往在他犀利、真实、大视野文笔下展现。2004年左右我在南大听到他与秦晖等学者同台发言，后来在环境社会学年会上又听到他的演讲。7年前，有幸请到张玉林先生到我校讲座。推荐给同学们。

　　社会学吧：2013南大社会学院开学典礼主题讲演 | 张玉林：认识这个时代，与它保持距离

　　下文选自《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转载有删减），张老师着重探讨了城市信仰对乡村治理产生的影响。10年前我在上财的学位论文《后城市化社会的来临——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也探讨了相关问题，并引用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对城市问题的论述：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今天，身处城市的我们，仍需思考城乡关系的现在和未来。

当今中国的城市信仰与乡村治理

张玉林

（一）引言

　　由于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城市信仰——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大城市崇拜推动了城市化大跃进浪潮，不仅使中国的“城市病”更加严重，也促成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加剧了对农民的掠夺、乡村社会的紧张和对立，从而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或许不会有人否认，在迄今为止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为“城市信仰”的重要价值观。它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在于大城市崇拜。它不仅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也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超越了“左”和“右”、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

　　关于它的响亮的政治主张，有“依靠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市长要做城建市长”、“把城市做大做强”；关于它的温柔的文化表达（当然也具有政治意涵），则有“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以及“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作为它的结果，则是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化大跃进。

　　关于城市化大跃进已经存在的问题和可能带来的隐患，已有不少论述。本文强调的是它背后存在的城市信仰问题。城市化通常被视为现代化进程的应有议题，但是从英美开启的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来看，明显的城市信仰应该说是中国的“专利”。

　　在较早实现了城市化的欧美，它只是工业化的衍生结果，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进程。在那些表现为畸形城市化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对城市和城市化的认同也并未演化到信仰的地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那样将自然历史进程当做必须快速推进的标志“社会进步”的终极目标。

　　如果将今天的城市信仰同中国自身在19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呈现的“反城市化”倾向相比，则会让人更加惊讶：它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面对这样一种独特又极端的现象，以及它对构成其对立面的乡村和乡村治理的影响，需要进行更清晰的梳理和更深入的探讨。下面的探讨将从“城市”的本质特征谈起。

（二）回到起点：“城市”是什么

　　首先，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与乡村一样，城市是一种聚落，是人类居住区的一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地方，是社区。

　　乡村和城市（城镇）在概念表述上是截然分开的，但在实际形态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这是因为，从自然村到集市、市镇、小城市、大都会，其间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居住形态和空间特征、职业差异和社会异质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等等，都是一个连续变化或累积的过程。位于这个过程的多种聚落形态被称为“城乡连续谱”，各种聚落都处于这个连续谱系中的某个位置，而兼有城乡二者特征的形态较为多见。

　　正因为乡村与城市的界限模糊，当今世界各国对于何谓“城市”的定义标准并不一样，对于将居住在何种聚落形态的居民统计为城市人口或乡村人口，不同国家往往有不同标准。

　　按照国际统计学会1987年的建议，超过2000人的人口聚居区即为城市居民区，在此以下的为乡村居民区。欧洲国家大多采用这一标准，其中北欧的一些国家更是降低到500人。在美国，2500人以上的自治单位，或人口在每平方英里1500人以上的居民聚集区被统计为城市人口。日本则将1万人以下的自治单位（区域）称为村，1—3万人为町（相当于中国的建制镇），3万人以上者为城市。

　　与此相较，中国对于城市和镇的设置标准都高出许多。因此，国际上城市人口、城市区域的含义相当广泛，意味着从500人到3万人不等的集中居住区。在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进行比较以证明中国的“落后”时，应该注意到其间的差异和不可比性。

　　其次，从社会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磁铁，也是容器。城市本身具有的磁性和磁力，容易吸引着人、财、物向城市聚集。而在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生产的工厂化和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达，城市的磁性和磁力大幅度增强，也因此导致了城市的过度膨胀，19世纪百万级人口城市的出现，以及20世纪千万级人口城市的出现，都是以此为背景。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不进行人为的控制，城市将会像一个贪婪无比的“大胃王”，吞噬一切它能够吞噬的东西，即便造成它自身的梗阻和消化不良、导致严重的城市病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在城市飓风狂扫之后，乡村的凋敝和空洞化也难以避免。我曾经考察过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最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现象，就是突出的例证。

　　进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权力和资本的据点，是“增长机器”。国家和城市的历史都表明，城市本身是权力的堡垒，堡垒的大小与权力或国家机器的大小相互对应。而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急剧扩张的历史也显示，城市同时也成了资本的蜂巢。考虑到权力和资本都具有贪得无厌、不断扩张的本性，为了权力本身的壮大和利润的增加，它们都必然倾向于控制和汲取更多的资源，从人、财、物，到信息、符号和话语权，也必然会在土地和空间方面进行拓展。

　　也就是说，权力和资本的欲望的膨胀，必然会推动城市的膨胀，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必然性。

　　就上述第一点而言，如果承认衡量某个（种）聚落或社区优劣的唯一标准是它的宜居程度，是其中的居民能否安居乐业，那么也就应当承认，只有宜居与否的聚落或社区，而不存在先天优劣的城市和乡村。所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宣言，是一种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妄言。

　　事实上，与此类宣言形成鲜明对照，“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恰恰是城市历史的常态，其中大城市表现得更加突出，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欧美城市，以及20世纪后期以来的拉美城市，都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

　　而第二和第三点则提醒我们，必须对过度的城市化和城市的过度膨胀保持警惕，因为它既会破坏它的大量居民与自然的协调和身心协调，也难以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与均衡。总之，警惕由权力和资本对城市形态和演化方向的垄断，防止大城市“对大量人口的奴役”非常重要。

（三）城市信仰的形成

　　既然如此，那么在当今的中国，为什么“做大做强”派能够大行其道？为什么“更美好”的说法会获得高度认同？这里从三个方面来寻找城市信仰形成的社会条件。

　　“更美好”说法的社会基础，应该是一国两制、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及其造成的巨大的城乡差距。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制度和政策的城市偏向，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资源分配、就业和发展机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许多方面远远优于乡村，而乡村及乡村居民的发展的权利、机会和可能性都受到严格限制。

　　人们都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带来了当今世界最大的城乡差距，是需要消除的或缩小的，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另一个历史后果，也即对于中国人的城乡观念的扭曲：由不平等的制度导致的“优”与“劣”，反而被当作城市天然地优于乡村的逻辑起点和现实根据，现代化就等于城市化，城市等同于发达、文明、进步，乡村则显得贫困、落后，甚至愚昧。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历史经验变成了历史规律，集体体验变成了普遍真理。

　　而“更美好”的宣言不仅完成了对于不平等制度的追认，也实现了对不合理现状的再定义和强化。进而，通过将它布置为中小学生“话题作文”的形式，通过“让农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的反复宣传，当然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年青一代的中国人，以及作为城市化所“化”对象的农民对于城市的迷思、迷恋和迷信。

关于城市信仰得以形成的政治动力，则来自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方面已在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也曾有学者专门论述。我所要强调的是，发展主义并非当今中国所独有，中国的贡献或“创新”之处在于把发展主义推到了极致，从而也就滋生出中国独特的城市信仰和大城市崇拜。对此需要展开来论述。

　　作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发展主义本身是欧美现代化的产物，属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被当成后发国家完成现代化的手段。由于后发国家摆脱贫困和实现“赶超”的需要，对发展或“开发”（对应Development的另一个译词）的强调通常更加明显，并基于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推进手段，形成了“东亚型”的和“拉美型”的发展主义。

　　而在当今的中国，由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史情结更为牢固，通过经济增长维持制度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的需求也更高，对“发展”的追求也就更为迫切和执着。这也就使得发展主义的中国版或者“中国型”的发展主义——正式形成是在1992年以后——呈现三个特征。

一是至高无上性、排他性都更加突出，“发展”成了宗教，是压倒其他一切道理的“硬道理”，它的许多恶果只被轻描淡写地说成“发展中的问题”，强调“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

二是对速度的追求异常明显，演化为发展焦虑症，“发展太慢等于不发展”，“以快发展为荣，以慢发展为耻”，“跨越式”、“超常规”、“又好又快”等等，都是反映这种精神疾患的典型说辞。

三是对高速发展的追求具有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特征，“宁可毒死、不愿饿死”，“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就影响他一辈子”，“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宣言或主张，都是例证。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特别是它的第三个特征，原本具有“正能量”的发展主义也就更多地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甚至毁灭性。在后一层面上，完全可以把它看做一种“邪教”。

　　正是在极端的发展主义的驱动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如果说经济增长或GDP的增大成为衡量“发展”的首要指标，城市的扩张也就同招商引资一道成为最有效的捷径。

　　因为城市的聚集效应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经济规模，通过圈占土地和“经营土地”来推动地价和房价，从而推动GDP和税收——土地财政——的增长，通过城市大跃进来为经济大跃进注入新的动力。于是“规模效应”广受追捧，“做大做强”成为风潮，而省一级的主政者甚至会大胆号召“市长要做城建市长！”

　　当然，仅仅注意到制度派生的观念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还不够，还必须关注催生城市信仰的第三种力量，也即巨大的利益驱动。利益本身强化着观念，也驱动着资本和权力。

　　这里的利益既包含发展主义所强调的国家或区域层面的、以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公共利益，也包含着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利益、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以及资本或房地产商人的利益，甚至作为城市化大跃进的鼓吹者、为“做大做强”或“规模效应”提供“经济学依据”的专家学者们的利益。

　　如果进一步追问，究竟哪些利益主体或群体才是城市化大跃进的最明显的获益者、同时也是它的最小代价的承受者，答案将会非常明晰。高达30万亿元人民币的“土地差价”，无数宏大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一些负责相关决策、规划和执行的官员向着千万元级甚至亿元级“贪官”的进化，众多的地产大亨和生产企业的房地产化，以及获得了大量相关的“横向课题”经费（以至苦于“花不了”或“无法花掉”）的专家学者，如果不是故意地回避这些现象和群体，而是让其自然地进入我们的视野，也就能够洞悉城市化大跃进的最大秘密。

　　这样说无意否定当今中国城市化的公益性或“历史必然性”，而是要强调它的高速城市化的另一个特征，也即整体“发展”和个体“发财”的结合、“政治人”和“经济人”的结合、“学术公器”和“学者私利”的结合，是要强调冠冕堂皇的政策包装、温馨诱人的广告宣传、以及无知无畏的学术话语中包含的个人动机。总之，公益性只是赋予了城市化以一定的合法性，私益性才使城市信仰更加坚定。

（四）城市化大跃进与乡村治理

　　城市化大跃进的总体性后果尚没有充分浮现，但是浮现出来的部分已经足够惊人。就城市自身来看，它的疯长并没有使它的宜居性改善，相反，无限度的扩张和大拆大建，使城市本身陷入了难以摆脱的严重困局：建筑物的数量和房价、“蚁族”的数量一道攀升；大量的“花园小区”伴随着“社区”的荒漠化和孤立孤独的生活；保安、防盗窗和电子监控器的密布并没有带来安全感的增强；越来越宽的马路充斥着越来越多的车辆，造成越来越拥挤和危险的交通状况；“生态城市”的鼓噪与生态的破碎化和自然的丧失同时进行，以至于热岛效应和“雾霾岛”效应”越来越显著，如此等等。

　　如果把使人异化和受难的各种力量都理解为广义的暴力，那么应该承认，在21世纪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暴力的深度和广度突然加大了”。“强拆”引发的自焚事件不过是直接暴力的极端体现。而正是由于广义的暴力已经令人难以容忍，才推动着大量有条件的城市精英向海外移民。这也就提醒我们，相应于乡村治理，当今的中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城市治理”的论域，城市治理的危机其实也非常严重。

　　至于它对乡村和乡村治理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归纳。

首先，当城市成为信仰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唯一福地，乡村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就会自然地弱化，甚至丧失，试图维持和增进乡村活力的举措将显得多余，甚至被看做“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所认识的一位城市社会学家，正是以此来否定“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通过各种各样的“战略”、政策或规划来人为地加快乡村的消失，也就会被看做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应有举措。

　　与此同时，乡村居民以及它的各种精英向着城市的大量迁移，也就在客观上弱化甚至抽去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总起来看，当乡村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被不断地瓦解，作为实体的乡村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乡村治理本身的必要性，以及达到“善治”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

　　其次，考虑到城市化大跃进主要表现为圈地和土地的城市化，表现为城市的扩张及其对乡村的蚕食、直至消灭，而不是乡村本身的自然演变或渐进性城市化，那么圈占、蚕食和消灭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人为地加剧矛盾、制造紧张和对立的过程，它必然引起抵抗。

　　回顾新世纪以来乡村治理的困境，它的表现领域、形式和原因固然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乡村社区自生的部分（比如个体化导致的村庄内部关系的淡漠或紧张，人口流出导致的村庄空心化和社会生活障碍，以及社会治安的恶化），但是必须承认，如同土地问题引发的大量群体性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作为推进城市化大跃进的主要手段的圈地运动和村庄吞并浪潮，才是乡村社会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乡村治理中最核心的危机。

当然，也应该看到城市化大跃进之于乡村治理的“正效应”。就那些通过圈地和行政区划调整推动的变相圈地——包括县（市）改区、乡镇改街道、村改居，以及“大村制”、“三集中”，甚至“土地整理”。

　　诸如此类的措施固然有统一规划、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的良好用意，但实质上是以整体推进的方式完成了对农民土地的一揽子剥夺——而消失或被消灭了的乡村来看，“乡村治理”问题就成了过去时，通过“消灭农村”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企图也就达到了目的。

　　只是难以预料，消失了的乡村治理是否会转化为“城市治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家园的“三无农民”、“前农民”或城市的边缘人，将如何面对必将到来的低增长阶段，以及有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持续了二十年的城市化大跃进，已经让中国的人类居住区——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它对一部分人来说是真正的生存挑战，对乡村来说是确实的人为扰乱，甚至是社会动荡，对中国整体来说则意味着文化甚至文明的变异。为什么说它是文明的变异？虽然21世纪的“中国文明”还没有定型，但是从已经侵入它体内的某种病毒来看，已经具有显著的、我曾经称为“贱农主义”的反自然的特征。

　　认清和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面对“新型城镇化”这一新的课题，为了防止它演化为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防止对“家园”的建设和改造变成破坏，必须彻底放弃把“经济”的尺度当做唯一衡量尺度的做法，同时确立起自然的、人性的、生活的和社会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