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批判：经济学的神话
【摘要】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方式。其教义以这一错误的观念为前提：国际竞争会拉平强者、提升弱者。真实竞争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行的：它奖励强者并惩罚弱者。从这一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对富裕国家的先进企业最为有利的一种策略。这解释了西方国家本身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为何在“攀爬阶梯”时要如此全力以赴地抵制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这也让我们理解了这些国家在通往成功的崛起之路上所遵循的实际政策：把在国际上获取市场、知识和资源作为更重大的社会纲领的一部分。目标不应该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应该是提升处于劣势地位的参与者的水平。就此而言，让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践行新自由主义是一件特别残酷的事情。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国际贸易 经济发展 全球竞争
我们生活的世界以庞大的财富和普遍的贫穷并存为特征。最富裕国家的年人均GDP超过了30000美元，而最贫穷的国家则低于1000美元。即使是这一令人震惊的低水平也还是误导性地过高了，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部存在的巨大不平等意味着穷人的生活费用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世界上超过12亿人，即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得不低于1美元。
近十年来，除了中国以外，快速的全球化总是伴随着贫穷和饥饿的增长。有超过1300万名儿童在这一时期死于腹泻疾病。现在每年有超过50万名妇女死于妊娠和分娩，即每天的每1分钟就有1个人。有超过8亿人遭受着营养不良（第15章；UNDP，2003，pp.5-8，p.40）。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早就有方法为地球上所有人口都提供相当不错的食物、医疗服务和住所。
对于整个世界而言，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最好方法是什么呢？广为流行的答案简单得令人惊奇：通过无限制的全球贸易。这就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教义的本质。
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新自由主义支配了当代的全球化。一系列根植于标准经济理论的主张证明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是合理的。它们将市场描述为最优的、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据称，如果市场可以在无限制的条件下运行，那么它们将以最优的方式满足所有经济需要，高效率地运用所有经济资源，并且自动产生充分就业以满足所有真正想工作的人。
引申开来，市场全球化是将这些效益拓展至全世界的最佳方式。用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迈克·莫尔（Mike Moore）的话来说，“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其中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继续开放市场”（Agosin and Tussie，1993，p.9）。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一定理。
从这种观点来看，现代世界之所以会有贫穷、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因为市场受限于工会、国家以及众多根植于文化和历史的社会实践。这种历史解读不仅意在应用于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情况，而且意在应用于富裕国家的情况。
由此，它得出结论，成功的全球化需要通过以下方式在全世界创造出“市场友好型”的社会结构：通过削弱工会的力量使雇主可以雇用和解雇他们选择的工人；通过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其工人落入国内资本的权限范围；通过开放国内市场使其服务于外资和国外商品。这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二定理。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招致了大量来自激进主义者、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的反对。尽管如此，这个观念依然极具权威。在社会科学中，在大众认知中，以及最重要的，在政策圈中，它的影响力一直都很大。实际上，那些支持这一纲领的强大国家和机构已经成功地大为拓展了市场规则。（不过）同样从实际来看，全球范围内依然存在着巨大的贫穷、严重的不平等和不断爆发的危机。
二，自由贸易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依据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依据建立在正统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其核心主张是竞争性的自由贸易将自动使所有国家受益（第10章）。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这是（标准）经济理论的“神圣教义”（Krugman，1987，p.131）。以下的话有助于我们领会（克鲁格曼）这句话的意义。批评者指出，当今世界非常不同于标准自由贸易理论所设定的竞争性条件。
他们提醒到，尽管富裕国家目前在鼓吹自由贸易，但它们自己在攀爬发展阶梯的过程中也非常依赖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这些批评者指出，即使是现在，富裕国家通常也并不遵循它们自身宣传的教义（Agosin and Tussie，1993，p.25；Rodrik，2001，p.11；Chang，2002；Stiglitz，2002）。
新自由主义的维护者对这一指责有现成的回应。他们说，过去并不存在真正的竞争性条件，因此并不能将其作为有用的指南。然而，竞争可以在国际体系的推动下扩散至全世界。并且当竞争扩散至全世界的时候，自由贸易就会像他们承诺的那样运行。因此，废除市场限制，尤其是发展中世界的市场限制是至关重要的（Bhagwati，2002，第1讲）。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结论。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的话，那么争论便会聚焦于以下两点：现实的市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塑造得接近于充分竞争市场；以及我们需要为此付出多大的社会成本。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认为，市场从来不会像教科书中那样运行，因为权力统治着现代世界：垄断权力、阶级权力、国家权力以及中心对外围的权力（McCartney，2004）。试图将竞争性模型强制适用于现实社会的做法不仅不会成功，而且会导致普遍的“附带性伤害”（collateral damage）。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维护者而言，他们假定市场在长期内会产生效益，因此认为在短期内付出过渡成本是合理的。当然如果成本恰好可以由其他人来承担就更加合理了。其极端形式，也就是支持者过去所称的“休克疗法”断言，前进的最好方法就是全面攻击那些惹人厌恶的制度和实践。
这一争论令人震惊的是，双方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那就是给定充分竞争的条件，自由贸易便会像该理论承诺的那样运行。本章提出，这一论断即使从其本身的基础来看也是错误的。发展与不发展、财富与贫穷以及就业与失业共存的原因并不是竞争的缺乏，而是竞争本身。
国家间自由贸易的运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内竞争相似：相比于弱者它更偏爱（有竞争力的）强者。据此，我们可以预料到全球化会导致附带性伤害。这也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很正确地认识到，当它们在崛起的时候，无限制的国际竞争会威胁其自身的发展计划。它们知道自己现在极力否认的东西在那时是正确的。换言之，只有市场被更广泛的社会纲领加以约束时，市场巨大的力量才能得以最好地利用。
三，标准自由贸易理论的逻辑
教科书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介绍始于对这一理论的故意歪曲。它让我们将两个国家视为自由参与物物交易的个人。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个人只有在认为他们会从这个过程中获利时，才会放弃某个东西以交换得到其他东西。如果他们的预期是正确的，那么每个人的确都会获利。因此，自由贸易将使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获利。其他一切都是细枝末节。
但就像所有的魔术花招一样，这里也包含一个最重要的误导。在资本主义世界，参与对外贸易的主体是企业。国内出口商将商品销售给国外进口商，后者转而将商品销售给当地居民，而国内进口商从国外出口商处购入商品并将商品销售给我们。
在这个链条的每一步，驱动企业决策的都是利润。国际贸易理论实际上是竞争理论的一部分。为了使标准的自由贸易理论得以广为接受，（标准理论）有必要表明国际竞争总是有益的。这是标准自由贸易理论的真正要旨，也是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如果这一问题被全然解决了，那么也仅仅是在高级教科书当中。在别的地方，怀疑可能悄然而生。
这个故事的正确性需要一些东西来保证。首先，如果两国间的贸易导致出口和进口之间的不平衡，那么这必然会引起抵消性的相对价格变化。假设一个国家正经历贸易赤字。这意味着其出口商销售到国外的商品价值小于进口商在国内销售的商品价值。如果这一不平衡要得以自动修正，那么出口对于外国人而言就有必要变得更加便宜，这样他们可能会购买得更多；进口相对于国内买者而言也有必要变得更加昂贵，这样他们可能会购买得更少。
其次，相对价格的变化必须能够有效地减少贸易赤字。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提升出口相对于进口的货币价值。但相反的情况也完全有可能发生。例如，假定出口的价格下降了10%，外国人购买的商品数量多了5%。那么出口的总货币价值会不升反降，因为价格的下降超过了数量的上升。因此，标准理论也需要假定销售的数量对价格的反应足够大。用国际贸易理论的语言来说，第一个条件是当一国经历贸易赤字时，它的贸易条件（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用同样的货币测量）必然会下降，第二个条件是这种下降足以抵消贸易赤字。这两个假设合起来可以确保贸易赤字和贸易盈余是自我抵消的。
于是，不管各国在发展水平、资源、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任何方面存在多少差异，每个国家都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维持自己的地位。换言之，自由贸易将确保每个国家最终在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竞争力（Arndt and Richardson，1987，p.12）。
虽然上述假设对于维持这个故事的合理性而言是必要条件，但它们并非充分条件。我们还需要考虑（国际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进行贸易的国家可能在一些部门丧失工作机会，而在另外一些部门获得工作机会。一些企业可能繁荣，而另一些可能消失。所有这些都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即相关国家的总体工作机会可能会减少。
因此，我们需要设定更多的条件。标准理论假定竞争性市场可以为所有想要工作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当它将这一观点推广至贸易理论时，它保证：国际调节绝对不会减少总体工作机会，因为它假定丢掉工作的人会找到另一份工作。这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第三根支柱。
总结而言，标准贸易理论依赖于三个主张。第一，国家的任何贸易赤字都将降低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即降低贸易条件。第二，这样一种下降会提升出口相对于进口的价值，即改善贸易收支情况。这要求出口与进口相对物质比率的上升超过其相对价格的下降，即“弹性”水平是合适的。第三，一旦尘埃落定，所有国家的总体工作机会都不会因为国际贸易而减少。这三个命题构成了新古典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它们共同意味着国家会从国际贸易中获利。
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和比较要素优势理论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尽管它们在理论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常常被混淆起来。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意味着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使国家处于贸易平衡状态，且两个国家都不会偏离完全就业。
即使其中一个国家在贸易开始时具有绝对成本优势（成本更低），从而能够获得初始的贸易盈余，但比较成本理论认为自由贸易会自动消除这一初始优势。为了理解这一内涵，我们假定当贸易开始时，可以根据一国相对于其外国竞争者具有多大程度的绝对成本优势，对该国获得剩余的所有行业进行排序。
然后，因为自由贸易会自动消除贸易盈余，因此其初始绝对成本优势最小的行业会第一个丧失绝对成本优势（我们稍后再讨论这一理论所提出的机制）。这一过程会反复在幸存行业中间上演，直至赤字浪潮在这一序列链条上前行得足够远，使得初始贸易盈余完全消失。
于是，最终的幸存行业为那些处于链条顶端的行业，即初始“比较”成本优势最大的行业。显然，如果国家在贸易中的初始绝对劣势使它在开始时处于贸易赤字状态，那么相反的逻辑会成立。这里（在贸易赤字国家），最受人喜爱的是那些初始比较成本劣势最小的行业。
比较要素优势理论认为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调节的是贸易，它转而试图解释一国的哪一特定行业会处于比较成本优势链条的顶端。基本答案是那些从当地廉价投入中获益最大的行业。当地的廉价投入反过来被解释为相应“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的相对充裕。因此，如果一些国家的土地相对充裕，那么根据比较要素优势理论，该国的土地密集型行业如农业将最有可能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成本优势。
四，极乐圣地的困难
我们已经发现，标准贸易理论断定市场力量会自动消除贸易不平衡，同时自始至终维持充分就业。因此，国际贸易可以使人们获得更廉价以及/或者更合意的商品，而对任何人都没有害处。如果国家可以让市场去施展它的魔法，那么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那个最好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将是最好的。
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困难是它根本得不到经验证据的支持。贸易不平衡并没有自动消除，在发展中世界没有，甚至在发达世界也没有，在过去没有，在现在也没有，在固定汇率下没有，在浮动汇率下也没有（Harvey，1996）。相反，持续的不平衡是绝对普遍的。
例如，美国已经在贸易赤字下运行了约30年，日本已经享受贸易盈余约40年。完全就业是竞争性市场的自然结果这一主张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就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即使是发达国家也遭受了在3%和25%之间波动的失业率。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当然更加严重，那里有13亿人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ILO，2001），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找到恰当的工作。大量经济学家提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充分就业的自动趋势，即使在发达世界也是如此。这一直是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的分析基础（第2章、第3章）。
第二个困难是，标准国际贸易理论要求人们在竞争问题上完成非同寻常的理论大转变。当经济学家讨论一国内部的竞争时，他们很清楚它是奖励强者而非弱者。如果两类企业在同一市场上竞争，那么那些成本更低的企业往往将打败那些成本更高的企业。前者将扩张其经营范围，而后者将收缩。经济学家将这一结果赞美为竞争的优点，因为它淘汰了更弱小的企业。
同样的推理适用于一国内两个区域间的竞争。具有低成本生产商的区域往往能够将很多商品销售至高成本区域，而不会从高成本区域购买很多商品。因此，低成本区域将享受区域贸易盈余，而高成本区域将遭受区域贸易赤字。正统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假定那些在较弱小的区域丢掉工作的人会在更强大的区域找到新工作。
然而，当这些相同的经济学家讨论国家间的竞争即国际贸易时，他们摒弃了之前的理论，并且代之以不同的理论。尽管他们认为国内竞争是惩罚弱者、奖励强者，但他们认为国家间的竞争是增强弱者、削弱强者。虽然这作为《圣经》的观点可能是吸引人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描述性价值。那么（国际贸易的）玄机在哪里呢？
五，国际范围的真实竞争
一旦我们认识到真实的国际竞争和国内竞争是以同样的方式运行，那么国际贸易理论就不再神秘：它奖励有竞争力的强者而非竞争力较弱的弱者（Shaikh，1980，1996；Milberg，1993，1994）。
我们暂时先回到国内两个区域间竞争的情况。我们发现所有学派都对这种情况的结果达成了共识：具有低成本生产商的区域通常享受区域贸易盈余，而高成本区域通常遭受区域贸易赤字。针对两个国家间竞争的情况，所有学派也都认同在国际贸易开放时，最初也会出现相似的结果。初始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通常享受贸易盈余，而其他国家则遭受贸易赤字。此外，所有学派都认同享受贸易盈余的国家是国际资金的净接受者，因为它在国外销售的价值多于从国外购买的价值。贸易赤字国家反过来则遭受资金外流。
标准贸易理论和真实竞争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关键分歧。标准贸易理论认为，如果贸易盈余国家当局将汇率保持在固定水平，由此导致的资金内流会提升该国的一般价格水平。这意味着出口价格也会提升。相反地，如果当局允许汇率对市场压力做出反应，那么标准理论认为资金流入会提升汇率，这会使出口对于外国人而言变得更昂贵。贸易赤字国家将会出现相反的运动。
因此，由于实际汇率（经过价格水平调整后的名义汇率）的自发运动，贸易盈余国家会发现其出口价格在外国市场上升，其进口价格在国内市场下降。换言之，贸易盈余国家的贸易条件会自动上升，而贸易赤字国家的贸易条件则会自动下降。这是比较成本理论的基本假定。
比较成本理论会产生一个必然影响：一旦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便不再受到其相对生产成本的调节。在贸易初期，每一国家内部的竞争使相对价格受到相对成本的调节。因此，贸易条件只不过是国际相对价格，它在最初受到出口商和进口商之间的相对成本的调节。但比较成本理论要求贸易条件随后的变化可以实现贸易平衡。于是，它们不再受到相对成本的调节。它们不能服务于两个主人（Shaikh，1980，1996）。
真实竞争理论得到的是恰恰相反的结论。竞争迫使价格，从而迫使贸易条件一直受到相对实际成本的调节。在享受初始贸易盈余的国家，资金流入会增强其信用的可获得性、降低利息率。相反，在遭受初始贸易赤字的国家，资金流出会收紧其信用市场并提高利息率。伴随着盈余国家的利息率降低、赤字国家的利息率升高，逐利资本会从前者流向后者。这样，盈余国家在世界市场上成为净贷出者，赤字国家成为净借入者。这最终以资本流动的形式抵消了贸易不平衡，而不是消除了贸易不平衡。贸易赤字是持续存在的，特别是赤字国家会成为国际债务人。这是极其常见的历史画面。
因此，真实竞争理论意味着，国际贸易将有利于那些能够以最低实际成本进行生产的国家。实际成本反过来取决于三个因素：实际工资、技术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高实际工资会提升成本，但高技术水平和更容易获得的自然资源会降低成本。
富裕国家的技术水平高，通常其自然资源也很丰富，但实际工资很高。贫穷国家的技术水平通常较低，有时自然资源很丰富，其实际工资较低。国际竞争即自由贸易，将使这两类不同的国家发生冲突。在每个国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门会获利，而那些处于劣势的部门会遭受损害。扩张性部门会创造就业机会，而收缩性部门则会丧失工作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贫穷国家将倾向于被迫进入这样一些部门，在这样的部门中，低工资足以弥补更落后的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如果有的话）能够给予足够的成本优势。相反，富裕国家则倾向于在高技术部门和某些自然资源部门具有优势。
但是，这一国际劳动分工并不具有可行性。首先，真实竞争不能保证每个国家的贸易都是平衡的。事实上完全有可能的是，个别国家的所有部门在世界市场上都不具有竞争力，因而其出口可能非常有限。具有持续贸易赤字（出口少于进口）的国家不得不耗尽准备金，并不得不依赖于外国借款（外资流入）来弥补赤字。货币危机和经济崩溃通常会导致这种情况。其次，不能保证增加的工作机会可以抵消丧失的工作机会。因此，一些国家的就业情况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坏。
再次，即使是贫穷国家在低工资上的优势也可能被削弱，除非其技术发展更加迅速，并且/或者它们的实际工资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加缓慢。这个动态中的关键变量在于技术进步的差异：如果富裕国家的技术进步更加迅速，那么贫穷国家即使是为了维持它们已有的成本优势，也要扩大（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然而，在自由贸易中，不存在任何保证因素使贫穷国家会以足够快的速度发展技术。
最后，贫穷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对于外资而言可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后者的先进技术可以使它们充分利用低工资（的优势）。它们可能转移业务，从而使得富裕国家的工人丢掉工作；或者它们可能创造新业务。但不论在哪种情况下，它们都会淘汰当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并取代很多工人。外资在这一过程中当然会获利，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创造的岗位将多于它们摧毁的岗位。这当然不是它们的目标，无论如何都不是。
六，以发展为目的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但它的教义是以这一错误的观念为前提：国际竞争拉平强者、提升弱者。真实竞争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行：它奖励强者、惩罚弱者。从这个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可以被视为对富裕国家的先进企业最为有利的一种策略。
这也解释了西方国家本身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为何在“攀爬阶梯”时要如此全力以赴地抵制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同样重要的是，这也让我们理解了这些国家在通往成功的崛起之路上所遵循的实际政策：把在国际上获取市场、知识和资源作为更重大的社会纲领的一部分。（我认为）目标不应该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应该是提升处于劣势地位的参与者的水平。就此而言，让世界上的贫穷国家践行新自由主义是一件特别残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