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美帝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

美帝国主义本质上是落后的是野蛮的

——论毛泽东对美斗争思想之一

江 涌

　　当今世界总体上还是丛林世界，当今时代本质上依旧是帝国主义时代。是丛林世界就有阶级和阶级矛盾，有帝国主义就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有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只是在全球化、金融化条件下的新殖民主义，使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更趋复杂。复杂的矛盾主要表现为，美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压迫民族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即美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与世界广大人民的矛盾。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决定着复杂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但是，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1]，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2]。中美之间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复杂矛盾，集中体现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中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复杂斗争，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中国人民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之间的斗争。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在年轻时就立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3]立志在为穷苦人民翻身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磨砺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尤其是敢于善于同强敌斗争的优秀品质，并且在斗争中把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杰出的斗争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4]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同一切来犯侵略者、霸权主义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同美国的斗争贯穿新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斗智斗勇，最终迫使高傲的美国统治者不得不以平等甚至谦卑的姿态与中国交往。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在帝国主义丛林和殖民主义荒原中，为中国人民开辟出一片新天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强大的精神基础。

　　资本主义较此前的封建主义有很多先进性，西方较东方有很多新异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老欧洲分裂和衰落，昔日荣光不断暗淡，思想日趋保守；与此同时，新大陆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美国欣欣向荣，繁荣富强，威尔逊“和平主义”成为照亮灰暗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灯塔的光环灿烂夺目，引得世界无数年轻人的神往。年轻的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希望用“美国精神”改造中国，期待美国“友邦”帮助中国成为“富且强”的国家，……但是希望的肥皂泡最终一个个破灭，自由民主和平的迷彩掩饰的帝国主义本质，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落后国家所呈现之巨大利益（“肥肉”）面前，很快凶相毕露，侵略贪婪的本性毕露。

美帝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

　　毛泽东对美国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大约在1907-1908年亦即十四五岁的时候，接触到郑观应（1942-1921年）写的《盛世危言》，书中介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概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几十年后仍记忆犹新。1936年，他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5]1910年秋毛泽东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从《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中读到美国华盛顿、林肯等英雄人物事迹，由此引发了他对这个“富且强”的国家的学习研究，美国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一度充斥毛泽东的大脑，努力从这些“美国精神”中寻求以解救国家民族衰微大本大源之道，找寻中国的出路，并设想使之成为中国的“域外之良友”，青年毛泽东对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充满了期待。

　　青年毛泽东不仅努力学习研究西方美国的思想理论，而且还以中国传统儒家尤其是湖湘文化特有的“经世致用”精神，进行平民教育、工读主义等实践尝试。但是，西方式的民主自治以及中国化的改良主义在旧中国的难以施行，美国在巴黎和会（1919年）与华盛顿会议（1921年）中，显示出威尔逊和平主义的虚伪，暴露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1919年7月14日发表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一文中，毛泽东认为“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辣斯的恶制，即起于此。”这大概是毛泽东第一次对美国“全息透视”得出的“影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对美国的“天真的幻想”开始破灭了。“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毛泽东特别强调，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其实都是种种骗人的闹剧，美国的在华利益，与它有“生死关系”，在这个“生死关系”问题上，是和中国人民“势不两立的”。[6]“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7]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而且帝国主义借助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实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再次惊醒国人，每一个封建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身影。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为反对包办婚姻，年方21岁新娘子赵五贞于出嫁当天在花轿中用剃刀刎颈自杀。16-28日，出离愤怒的毛泽东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发起了猛烈攻击，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九篇论文和杂感。大声疾呼，“不自由，毋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红了怪红的鲜血。”赵五贞自杀，是由于“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在分析造成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时指出：在剥削制度统治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8]毛泽东对大本大源的上下求索，必然将反帝和反封建联系在一起。相较同时代诸多莘莘学子、饱学闻人、资产阶级革命家乃至其先行者（孙中山）要先进一步。

　　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大山，获得翻身解放，很显然必须找寻新的本源。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的爆发等一系列正面冲击波，促使毛泽东告别了杜威（1859-1952年）和胡适（1891-1962年）的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梁启超（1873-1929年）的改良主义，还有江亢虎（1883-1954年）的无政府主义等等，从思想和行动上迅速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以暴力革命为核心的“俄国道路”。“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9]从此，毛泽东在认识美国、和美国人打交道、与美帝国主义斗争中，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现实斗争远比书本理论与外来经验更为丰富和复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中国抗战的需要、国际局势的变化和美国的对外政策，把美国看作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国家”，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美国终于成为中国的“友邦”，毛泽东曾经多次多方努力争取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理解同情支持援助，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10]；并且努力利用美国，督促蒋介石积极抗战，阻止国民党反共独裁，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希望美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11]。然而，美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名义上中立调处，实际偏向蒋介石国民党，不断背信弃义，最后公开扶蒋反共，试图独占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搞独裁打内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美国完全走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毛泽东也及时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彻底放弃“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

　　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华一直奉行“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的封锁包围遏制敌视政策，美国事实上成了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最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的死敌”，[12]是来自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号对手，由此激发起全党全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做坚决斗争的决心。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作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之一。[13]正因为如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14]实际上，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一经确立，始终没有动摇和改变过，所不同的是，由于时代主题、主要矛盾和现时任务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美国在中国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因此，他在对美国的交往过程中，变换过不同的视角，认清了不同的侧面，增添了不同的感受，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而使得他对美国的认识更加深刻透彻，并适时提出一系列理论、方针与政策，为对美斗争并取得胜利提供遵循。

美帝不讲理，讲理是逼不得已

　　美国在放弃孤立主义、挤进国际社会的时候，曾经以一副“公正”的姿态——如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呈现在世人面前。二战后，为了确立并巩固世界霸权，又倡议并建立了包括联合国、IMF等国际组织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机制，以维护国际的和平与稳定。有鉴于此，一些国人很多世人把美国视为重信守诺、客观公正的典范。但是，这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假象，早就被毛泽东看穿了。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时发表讲话：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第一，在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15]

　　傲慢，不讲理，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性使然，基于所谓文明的优越感、霸权的优越感、富且强的优越感。二次大战后，实力举世无双时是这样；冷战结束后，一家独大还是这样。随便找一个理由，如以瓶装洗衣粉充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以此为借口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导致伊拉克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也毫无愧疚悔改之意。注意，美国大多数人笃信上帝，然而，他们随意编造谎言、动辄侵略他国、肆意屠杀生灵，冒天下之大不韪，干尽了人世间的坏事丑事，怎么就不怕上帝惩罚报应？合理的逻辑推论是，这个上帝是虚妄的，替“天”行道；如果存在，那么这个上帝本身就是恶的，替天行“盗”。多年来，为了抹黑中国，美国不惜指鹿为马，混淆是非，如中国新疆棉花早就机械作业、规模经营，它硬生生大肆渲染所谓犯人劳动，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借此制裁中国，挤占中国相关企业的市场份额。跟讲理的人讲理，以理服人；跟不讲理的、胡搅蛮缠的、实行双重或多重标准的美国人，是没有丝毫道理可言的，它们相信迷信的是以力服人，强权即是真理。

美帝欺软怕硬

　　帝国主义欺负的往往都是那些弱国，大而穷且一盘散沙的国家，其实也是弱国，中国、印度曾经都是如此。相反，那些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一些小国，帝国主义往往奈何不得。1959年3月3日，毛泽东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时说，古巴革命就发生在美国的旁边，那里有六百多万人口，美国投资有十亿美元。美国眼看着古巴革命，望洋兴叹，一个手指也不敢动它。[16]古巴革命独立，不屈不挠与美国斗争、唱对台戏长达半个多世纪，美国统治者使尽一切阴谋诡计，包括武装入侵、禁运封锁制裁、刺杀领导人、“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等等，用尽了一切坏招损招，也奈何不了古巴人民，隔海哀叹，最终不得不“和平共处”。

　　1964年3月31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时指出：美国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凶，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17]1964年6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政要时，毛泽东说：你们对各种可能也要做准备。还有一个怕不怕美国的问题，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18]印度支那人民正是与西方侵略者（先是法国而后美国）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最终让帝国主义付出沉重代价后，知难而退，落荒而逃，在历史上留下羞辱的“西贡时刻”。中国有句俗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曾经的古巴人民、越南人民、朝鲜人民、中国人民等一些亚非拉人民，他们不怕牺牲，敢于与强大的美国斗争，美国最终不得不放软身段，放下傲慢，坐到谈判桌边，和这些国家人民讲起理来。

美国政治上是落后的，搞侵略是野蛮的

　　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强调：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19]尽管美西方经济军事实力强大，科技装备上领先，但是它们实行垄断资本统治，这是一种寄生的腐朽的制度，相较于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相较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运动欣欣向荣的亚非拉地区，恰恰是落后的。

　　西方不仅是落后的，而且还是野蛮的，因为动辄炫耀武力，彰显蛮力，肆意侵略，野蛮掠夺。毛泽东认为，“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蛮人统治。当然西方国家的人民不野蛮，他们只是受了欺骗和蒙蔽，不觉悟，共产党和有觉悟的人不算在内。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是野蛮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要文明一些，这也要除掉帝国主义的走狗，例如中国的蒋介石，美洲的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他们是美国的走狗，野蛮人的代理人。他们说我们野蛮、不文明，这要翻过来。我的证据是我们没有侵略美国，是美国人侵略我们；非洲没有侵略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西班牙，而是这些国家侵略非洲。到底谁文明，谁野蛮？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迷信。”[20]毛泽东正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来观察，用中华文明道德观的棱镜来审视，这个被颠倒的世界则被颠倒过来，而且世界发展层次一清二楚。西方人因为搞殖民侵略，所以是野蛮的；美国人至今仍热衷殖民侵略，编制各种借口，侵略他国，侵占伊拉克，侵占阿富汗，侵占中国台湾，而且对外侵略在西方国家中最为积极，乐此不疲，所以也是最野蛮的。

　　美国历史是一部殖民侵略历史，是实施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历史，“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21]历史和事实证明，老虎吃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帝国主义实施野蛮侵略和剥削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和剥削的本性，决定了美国的反动性，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国本质上就是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分析说，我们现在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22]

　　近代以来，西方凭借美洲的白银，买了一张三等坐票，乘上亚洲列车，走上文明之道，凭借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东西的原始资本积累，完成工业革命，实现对亚洲的反超。如此，便一直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让世界都向西方看齐。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受西方欺侮，国人逐渐地形成迷信，即认定：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西方文明，中国野蛮；野蛮落后就得挨打，挨打是历史注定的。这个迷信一定要破除，魔咒一定要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腥臭无比，殖民主义罪恶罄竹难书。实际上，脱却美利坚人的外衣，显露的则是海盗本身。今天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殖民主义只是换了件文明的外衣，对大中小弱国的剥削压迫欺凌没有改变。

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相较于欧洲老帝国主义、旧殖民主义，经过殖民独立战争、解放黑人奴隶的国内战争而后来居上的美国，奉行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政策，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与欺骗性，让世界当然包括中国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头脑的人们，比较容易相信美国所宣传的林肯“三民主义”和罗斯福“四大自由”的理想，相信美国是公平正义的化身，至少在中国问题上，能够保持中立立场，调处国共两党矛盾，这样有助于中国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实现民主建国。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美国资产阶级要攫取在华的垄断利益，妄图使中国成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样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民族民主之正义力量，都会遭到美国及其代理人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对、镇压、消灭。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积极调处国共和谈，以及由此所营造的一切，最终只是“假和平，真内战”，“假中立，真帮凶”。1946年8月30日，美国政府与国民党签订协定，决定将太平洋各岛上的大量战争物资全部给了国民党政府。这对本已紧张的国共关系无疑是火上浇油，给蒋介石一众赌徒们更多的筹码，加快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步伐。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的《蒋军必败》社论：“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它帮助中国人民，只希望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即是说，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一个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实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了。”由于同美国政府打交道很少，没有经验，因此而上当，有了两次试验的教训，认清了“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

　　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中讨论美国当前会不会发动世界大战，会不会在近期内发动对中国战争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形成了对美国的如下看法：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帝国主义还是帝国主义，还是战争的根源，还是和平的敌人，还是民族独立运动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人，还是死对头。它无时无刻不采用两手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力量，它对革命力量是能够消灭的就消灭，不能够消灭的就暂时采取逐步蚕食、腐蚀、渗透、颠覆的办法，用糖衣炮弹的办法，直到搞垮革命力量。[23]1960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杭州召开，讨论四国首脑会议[24]流产后的时局和对中苏关系，毛泽东发言指出，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25]

　　正因为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不能对美国抱有幻想。美国人骨子里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相信并奉行实力政策，即打不赢的敌人才是朋友。抗美援朝经历五次战役，一拳一拳地打，终于把美国打到谈判桌——从1951年7月10日开城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结束——不情愿但又不得已的美国与中朝两国进行马拉松式谈判。毛泽东曾经交代中方谈判代表李克农与邓华，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别指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因为他懂得美国人，只相信实力。“实力政策、实力地位，在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26]共产党、新中国与美国斗争的经验表明，没有相应的实力，就别指望与美国实现平等对话。

　　共产党、新中国与美国斗争的经验还表明，美国人是靠不住的。1954年美国人曾经与蒋介石签订协定，协防台湾，结果解放军大炮一响，护航蒋军的美国军舰，比兔子跑得还快，任由解放军炮火把蒋军的舰艇击沉。所以，毛主席在1958年告台湾同胞书中的话一语中的：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27]毛泽东不仅告诫台湾同胞、告诫蒋介石国民党，美国人是靠不住的，而且也告诫党内同志、告诫全国人民，美国是靠不住的，走美国人指定（美国教科书中设计）的道路（即自由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1965年5月25日，毛泽东在江西省宁冈县茨坪宾馆与张平化等人座谈时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美国实力政策的背后是其统治阶级信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金融资本更具投机性，“杀头生意有人做，亏本买卖不会干”。今天，我们一些人忽而（在中美关系趋于紧张时）对美国“不抱任何幻想”，忽而（在中美关系稍有缓和时）对美国充满幻想。其实，正如坊间还有一本畅销书《总统是靠不住的》，从历史上看，岂止“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美国人是靠不住的！[28]

　　注释：

　　[1]《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2]“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页。

　　[5]【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6]《外力、军阀与革命》（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

　　[7]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5页。

　　[9]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第97页。

　　[10]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12-14日），《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11]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时，主动谈到民主问题。

　　[12]转引自赵学功《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1945-200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13]《不要四面出击》（1950年6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14]《毛泽东与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的谈话》，1955年1月28日。

　　[1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页。

　　[16]《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19]《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20]《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2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24页。

　　[22]《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

　　[23]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24]1960年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1960年5月1日美国Ｕ－２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5月25日。

　　[2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页。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54页。

　　[28]韩毓海：“理想化美国与妖魔化中国”，爱思想2013-10-09，https://m.aisixiang.com/data/683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