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真正的共产党从来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习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本质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多数人谋利益的党，从建党到今天的一百周年，在宗旨上从来都是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习总书记所讲的这句话，尤其强调提出“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不仅仅是重讲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很久以来，党内的某些权力者和理论家、经济中的既得利益者、吹拉弹唱帮闲的文人，其代表如中央党校的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王长江曾在《学习时报》发表《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早在2004年发表过《要重视对“党的利益”问题的研究》。王长江举例说：“党要活动，就需要有经费”。“如果党没有利益，党的活动经费算什么？”王长江认为，要在承认党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场法则、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和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对利益问题采取回避的、虚无主义的态度。

　　他们都在强调党也有自身利益，而且是客观存在，需要合理合法地予以研究和保障。

　　腐败和利益的部门化，处处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严重地败坏党的形象和声誉。

　　腐败已经触目惊心，他们或以权谋私，或化公为私，搞权钱、钱色交易，把手中的权势变现为金钱和捞取美色，追求拜金主义和糜烂的享乐主义的生活。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打老虎”“拍苍蝇”，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利益的部门化，让我们看到，在市场经济中资源和利益已被条块化分割，在属于自己的利益条块中，处心积虑地谋取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如常以改革的名义提高垄断价格，而对外则又公开卖惨地说自己亏损多么严重。通过部门垄断或对行业的垄断，以抬高价格的方式从人民群众身上赚取更多暴利，在本部门内部则共享垄断利益，形成利益团体和特权阶层，同时对有可能触及本部门利益的外在部门，则实行封禁保护措施，不容外界染指。利益部门化最典型是处于垄断地位的某些国有大型企业和经过残酷吞并而形成高度垄断的顶级民营企业。

　　官员腐败和利益部门化垄断的本质，都是为自己争利，而争利必则侵害人民利益，人民群众就在大大小小的官僚腐败和各级权力机构及各行各业的条块瓜分中经受着种种的利益侵害，使得人民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并将他们的侵害行为认作党的行为。

　　曾有河南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蛮横地质问来采访的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不是群众将党与人民对立，而是这些腐败官僚和特权阶层、利益团体与人民对立起来，他们冒用党的名义和党交给的权力谋私利在先。他们口中的党，是他们谋私谋利拿来掩盖的工具，他们口中的人民，只是装扮以标榜自己的一个冠冕堂皇的虚假物，凡遇到的具体人从不在他们口中的“人民”中，他们对具体的民没有感情，只有防备甚至敌意。所以在他们眼中，党是党，人民是人民，他的利益也成了党的利益，而人民利益只有服从他的利益的份儿。

　　中国人有“清官”的情怀，如包青天的包拯。清官不贪不谄，清正廉洁，断事公明，公则生明，如果一肚子私心私利，是做不到清官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从建党之日起，党就没有自己的私利，一切都是为着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着工农阶级的翻身解放，如果说党有什么利益的话，也是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为一体，从来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之外的自己的什么特殊利益。为这一点，中外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从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的党，到越南胡志明的党，朝鲜金日成的党，古巴的党，到中国毛泽东的党，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大公无私的党，都是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党。之所以都是这样的党，就是因为是由共产党的本质所决定了的——是与人民利益完全一致并无丝毫的二分，以消灭私有制革命最彻底的政党。

　　要维持党的大公无私的本质，在消灭私有制的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的，而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则证明了苏共已彻底变质为私利的党，归宿就是灭亡。毛泽东早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不要被糖衣炮弹打败。建国不久，刘青山、张子善立刻就被糖衣炮弹打败了。在市场经济的利益面前，无数个刘张被打败，还与“糖衣炮弹”们融成了利益共同体，上级党政干部被称为“老板”，成了“带头大哥”。

　　在经济活动和利益勾连中，形成了遍地无处不在的上下下下、大大小小的权势团体、既得利益集团、享受特殊利益的阶层，他们尽管还打着党的名义、举着为人民的幌子，但实则只为自己、为所属的小团体谋取各种私利，侵犯人民群众的利益。“打老虎”、“拍苍蝇”的反腐败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无数案件，说明已丧失党性和违背党的宗旨的团团伙伙的假党员之多是多么触目惊心。

　　今天，习总书记在建党百年的七一讲话中，再次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这个讲话，是对王长江等人的严厉驳斥，是对搞团团伙伙谋取个人私利的假党员的郑重反击。

　　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共同向危害和侵犯人民利益的大大小的、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进行斗争，他们已不是共产党，他们是已经兑变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2021-7-3

　　【扩展阅读】

　　中纪委最新反腐数据

　　6月28日，在建党百年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给出了几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数字，可见官场腐败程度之深，范围之广。

　　第一组数字：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380.5万件，查处了408.9万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有374.2万人。

　　第二组数字：“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53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6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1.7万件，处理了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9万余件，处理了35.9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8万件，处分18.8万人”。

　　第三组数字：“从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查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力问题、‘四风’问题62.65万起”。

　　这三组数据互有交叉，总体令人震惊。八年多的时间里，400多万官员被查处，近900万人被批评教育，这是什么概念？

　　官方公布的党员数字是九千多万，假设全国有一千万党官，那么其中百分之四十被查处，百分之九十被批评教育。也就是说，十个里面有四个是腐败分子，十之有九犯了严重错误。

　　“中管干部”指那些在中组部备案的，一般是副部级以上的官员。453人被立案审查调查，这意味着高官落马的比例相当大。

　　所谓“四风”，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62万多起相关问题涉及多少官员及其亲属？沉迷享乐、生活奢靡、工作流于形式的官员怎么可能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至于侵害群众利益和扶贫领域的问题，十九大（即2017年）以后开始查处，查出几十万起，处理、处分几十万人，数量之大惊人。

　　肖培称，反腐“力度之大、成效之巨，中国历史未有、世界历史罕见”。肖培还称，十九大以来，“在惩治腐败的震慑下，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主动找党组织、找纪检监察机关投案的有4.2万人”。这既是反腐的成就，但也是说明腐败极其严重。

　　这几年，官方通报的官员腐败情节耸人听闻。家藏成吨的现金，拥有多处豪宅、多部名车，珠宝玉器成堆，共用情妇，“战利品”甚至包括大幅土地。“硕鼠”们一个个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奢靡荒淫超乎想像。更具讽刺性的是，许多贪官都曾以俭朴、清廉的形象示人，有不少还主抓廉政工作。

　　2014年10月，检察机关在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出人民币、欧元、美元、英镑等巨额现金，共折合人民币2亿元，检查人员同时使用五台点钞机清点赃款，一台机器当场被烧坏。这个“亿元”副司长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行事低调不露富。

　　广西贺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毛绍烈总是衣着朴素，重抓廉政建设，原来是个受贿敛财千万元级的大贪官。

　　广东省委原常委、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2014年落马，2015年底被控受贿1亿1125万多元，2016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曾在台上振振有词：“请大家从监督我开始，决不插手任何土地、工程、项目、国有资产、招投标，决不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亲友、为他人牟取私利，决不追求特权、追求享受。”

　　肖培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们走出了一条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腐败、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严惩腐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腐败的中国道路”。

　　官场腐败滋生、疯狂蔓延的，他们天天把“清廉”和“为人民谋福”挂在嘴边，但实际上却享受着特供的空气、蔬菜、肉类以及顶级的医疗服务，大小贪官动辄敛财破亿。另一方面，贫困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准低到令人难以置信，揭露腐败的良心记者受到打压甚至生命威胁，这些已经丧失了共产党本色的党员干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共产党员。

　　7月4日，党媒评论再次强调指出，“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中央党校教授：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

　　2010-05-05 来源：新华网

　　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534期刊登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教授的文章《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以下为原文内容：

　　编者按：4月12日本报刊发了《党没有自身利益应成为全党共识》的文章，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不同观点的争议。执政党作为一个政治主体，究竟有没有自身“利益”？应该如何看待“党的利益”？这是涉及执政党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确需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加以厘清。为此特刊发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王长江教授的商榷文章，供读者参考，也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讨论。

　　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在承认党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律和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对利益问题采取回避的、虚无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这一利益作出严格界定，避免党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给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论的和实践的空间。这无疑将大大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当改革向纵深发展、最终牵涉到政治体制的核心——执政党的时候，党的利益问题就成了一个我们绕不过去且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近年来，无论理论工作者，还是实践工作者，都时常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笔者本人早在2004年就写过《要重视对“党的利益”问题的研究》一文（《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 4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21期全文转载），表达了对党的利益问题的基本看法。最近在《学习时报》上读到一篇题为“党没有自身利益应当成为全党共识”的文章，也在谈这个问题。文章认为，承认党有利益，不利于广大党员正确理解“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应当让“党没有自身利益”成为全党共识。整篇文章言之凿凿，情之切切，字里行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忧党之心，笔者深为赞赏。

　　但是，对于文中表达的观点，笔者却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党的利益都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里有几点看法，提出来大家商榷。

　　党没有自身利益的说法，在公众感受上难以得到认可

　　党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组织机体，一旦运行起来，自然会消耗一部分资源。众所周知，资源是稀缺的。参与稀缺资源的分配，就不得不面对利益。举个例子：党要活动，就需要有经费。经费多些少些，对党开展活动的成效影响甚大。如果党没有利益，党的活动经费算什么？我们既不可能说党的活动不需要经费，也不可以说，党的经费和人民的财产不分彼此，是一回事。又比如，政党都有自己的目标。实现目标，第一个条件就是执政。执政才能使政党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就是政党最大利益之所在。再比如，作为一个组织，政党由个人组成，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说，组合成一个集体后便没有了利益，就很难说明，这个逻辑过程是怎样完成的。所以，对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把它和人民利益混为一谈。这样做没有任何好处，只会徒添公众对执政党的不信任。而且，与不讲利益相关，在执政中也必然不讲成本。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计成本地搞政治运动，公款消费数额之大乃至直到现在都令其他许多国家的执政党咋舌，很大程度上恐怕正和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混淆在一起有关。

　　从革命领袖的论述看，他们从来没有说过党没有自身利益

　　我们要讲清一个道理，仍然离不开到领袖语录中去找依据的习惯。即便如此，沿着这个思路看问题，说党没有利益也是缺乏根据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两段被认为涉及党的利益问题的话：“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两段话经常被引用作为无产阶级领袖不承认党有利益的佐证。其实，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推断是立不住的。其一，说共产党不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只是表明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立场的一致性，和党有没有利益毫无关系。其二，说共产党代表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是对的，但并不等于说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利益是一回事。就如同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是代表和被代表关系，并不意味着人民代表连自己的吃喝拉撒睡都没有了、连自己的工资都不要了一样。代表得好，二者可能高度一致；代表不好，不但可能不一致，还很可能发生用代表者的利益侵害被代表者利益的事情。分析革命领袖的上述论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不能和人民利益相违背，共产党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但却读不出党没有自己利益的内容。

　　承认党有利益，不等于承认党要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

　　怕说党的利益，从观念上说，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对利益的偏见。从古代以来，中国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十分倡导“君子不言利”。言利者，俗人也。古人尚且如此，何况共产党人？由此推论，似乎共产党人都应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说利益便不先进、不高尚了。二是搞混了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的区别，把利益、私利、特殊利益都当成贬义词。前一种情况，说明一些传统的过时观念还在人们中间有影响。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早已将这种观念打得粉碎，无需再作更多说明。对于后一种情况，倒是真需要作一番辨析。其实，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在概念上是不能混淆的。这一点，我在2004年的文章中分析过，此处不复赘言。简言之，“私利”强调其中之“私”，是因为这种利益相对其他人乃至被代表者利益而言具有排他性，和它们有对立和冲突，所以才有“谋私”之说；“特殊利益”强调其中的“特殊”，是因为掌握着资源分配权的人把它放在和其他利益不平等的位置，或者说凌驾于其他利益之上，方显其特殊。不难看出，革命领袖所强调的正是共产党不能有这种“私利”、“特殊利益”，而并不否定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所应有的、正当的利益。

　　承认党有利益，才能使依法治国有一个科学的前提

　　如果公开声称党没有利益，人们就可以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正确的理解，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融洽，党内由利益引出的种种消极现象就会消失，那么，恕我直言，这种想法确实有点不切实际，把问题看简单了。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以利益驱动为重要调节手段的机制，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统统如此。并不会因为不承认它，它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客观存在的东西，不去研究它，只会使我们无法认识和把握它的规律性，以致走弯路，付出沉重代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党内腐败分子前“腐”后继，部门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大旗下获得巨大发展空间这种令人担忧的状况。分析起来，原因固然复杂，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对党的利益问题视若禁区，很少研究，没有划清党的正当利益和这些特殊利益的边界，使种种不正当的利益可以以种种高尚辞藻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现实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承认党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观地研究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党的利益的关系，把党的利益摆在恰当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不但不承认党有利益，而且否定一切利益的虚假“高尚”，已经使我们党吃了太大的亏，其惨痛代价足以使我们时刻牢记。我们不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再稀里糊涂地“高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