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福利社会”只能养懒汉吗？

一、他们为啥“不怕养懒汉”？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共同富裕谨防“福利主义”陷阱》（载《学习时报》2021年10月20日第3版）。

　　自从中央提出“推动共同富裕”以来，有关共同富裕 “不是平均主义”，“不是福利主义”，“不是……”的警告，就特别地流行起来。

　　文章作者为了警告“福利主义”的危害性，还专门拿西方发达国家作样本，以此证明“福利主义”只能养懒汉，是“懒惰、懈怠”的陷阱。

　　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爆发的美国国债危机（因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政府不得不加大公共开支，导致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从而引发危机）。

　　美国国债危机过一段时间讨论，恐怕看得更清楚。在这里，我有必要回顾一下10年前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历史总是容易被人们遗忘。10年前，当美国还没有走出“次贷危机”的痛苦时，从2009年12月开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出来添乱了（紧接着不久，还爆发了美国债务违约风险闹剧）。

　　到了2011年9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纸醉金迷的闹市区开始频频上演“现在就革命”的社会动荡。

　　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很多饱学之士读出了“福利社会”的失败，读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性。其中的逻辑是这样的：如果连文质彬彬的“福利社会”都不可持续，那么激进好斗的共产主义就更不靠谱了。

　　比如10年前我在北京开会，有位经济学教授对我说：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雄辩地证明，北欧的福利社会模式根本行不通，只能养懒汉。这再次验证了‘经济人假设’的科学，也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空想性”。

　　在主流认识中，这位教授的看法很有普世性。不过，这个普世性的看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且不说把“福利社会”与马克思划等号是否客观，记得10多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群学者造访北欧，期间有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中国学者问：“你们北欧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你们就不怕养懒汉吗？”

　　——北欧官员回答：“我们宁愿养10个懒汉，也不养一个罪犯！”

　　与中国改革曾经推崇的“末位淘汰”相比，这样的回答很另类。

　　表面上看，“福利社会”养了懒汉，导致入不敷出，这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元凶。但是，这个所谓的“元凶”，只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其然”，还不是 “其所以然”。

　　为什么发达国家非要借钱搞“福利社会”呢？

　　这才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二、为什么要搞“福利社会”？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要搞“福利社会”？

　　有人把“福利社会”归因于人权的道德诉求，有人把“福利社会”归因于经济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有人把“福利社会”归因于马克思的忽悠。

　　而《共同富裕谨防“福利主义”陷阱》的作者，把“福利社会”的原因归咎于“为了讨好选民、拉拢选票”。

　　然而，无论如何人们都无法否认：“讨好选民、拉拢选票”只是表像，发达国家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

换言之，如果发达国家不搞福利社会，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承诺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

　　资本主义越来越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选择：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还是暴力颠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对于资本家的总体利益而言，答案不言自明。

　　所以，如果资本主义不想现在就灭亡的话，那么，所谓“福利社会”就是必然选择——哪怕是借高利贷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宿命，而不是马克思蛊惑的结果。

　　2009年12月11日，希腊政府自揭老底，宣布国家负债已经高达3000亿欧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据称，如果由1130万希腊公民为这笔巨额债务买单，那么希腊人均负债就高达2.67万欧元。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难道借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今天的后果吗？明明国库里已经入不敷出了，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地借债呢？

　　其实，之所以要“一个劲地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喜欢扮演杨白劳，而是必须维持高福利。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维持高福利，才能掩盖越来越尖锐的两极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问题不是要不要借债，而是为什么要借债？如果搞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主权债务危机的本质，就隐藏在“两极分化-高福利-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逻辑链条中。

三、资本主义生病，谁该吃药？

　　10年前，华尔街的资本家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全是失败者。可是西方著名学者齐泽克说，真正的失败者就在华尔街，因为他们要靠数以十亿计的金钱救济才能脱困。（《齐泽克：“占领华尔街”的思想者》，载《乌有之乡》）

　　可笑的是，也就是在10年前，面对希腊人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我记得有位著名经济学家，居然还在我国媒体上自以为是地开药方（据《中国广播网》2011年9月23日）：

　　——“第一实现它的企业的私有化，然后实行市场经济。第二改变希腊目前福利体制的情况下，提高希腊的生产效率”。

　　末了，她仍忘不了再踹上国有经济一脚：

　　——“第三是出售它的国有资产”。

明明是资本主义生病，却要社会主义吃药。在自由主义卫道士的眼里，一切都是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惹的祸。

　　其实，如果没有政府给市场经济擦屁股，如果不是福利政策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西方国家的“99%”早就起来占领华尔街了，资本主义早就玩完了！哪还有这位公知在媒体上大秀私有化的机会。

四、你要哪种阶级斗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福利社会”本来是想把两极分化掩盖起来，从而缓和一下阶级矛盾。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这个目的暂时达到了。没想到的是，福利社会虽然缓和了两极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权债务危机。

　　为了摆脱金融危机，2011年9月19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公布了旨在未来十年削减总额约3万亿美元赤字的一揽子计划，其中约半数将通过对富人和大公司增税来实现。

　　在奥巴马看来，要解决美国的巨额赤字问题，所有的美国人，包括富人和大公司，都应该为政府开支承担“公平份额”。用奥巴马的话说：

　　——“巴菲特的秘书不应该支付比巴菲特更高的税率，这毫无道理”；“年收入5万美元的教师、护士或建筑工人缴纳比年收入5千万的人更高的税率，这是错误的”。（《中国新闻网》2011年09月20日）

　　奥巴马不是共产党员，绝无打土豪分田地的野心。可是，就这样一个小小的改良（稍稍改变一下分蛋糕的比例），共和党人也坚决反对，并炮轰奥巴马的这项增税计划是在搞“阶级斗争”。

　　奥巴马很委屈，说这并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不过是一道“数学题”。

　　其实，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向富人增税是不是在搞“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如果你不搞向富人增税这种“阶级斗争”，那么，“占领华尔街”的那些穷光蛋就会“现在就革命”，就会搞出“终结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可怜的奥巴马先生只能在这两种阶级斗争中做选择。

　　既然富人一毛不拔，那么就只能勒紧穷人的裤腰带。为了实现2012年之前削减300亿欧元预算的目标，2011年9月21日，希腊宣布了苛刻的福利削减计划：每月养老金在1200欧元以上的，金额将削减20%。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也由年收入8000欧元，下调至5000欧元。对此，希腊财政部长艾文格拉斯·维尼泽罗斯很有些担心：

　　——“这些措施必然引起人们的反抗，我们不能在没有喂饱的牛身上挤牛奶。”

　　面对危机，现代经济学绞尽脑汁，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是“开源节流”以及“增税减薪”。这个药方有点用，但治不了本。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触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所谓“节流”只能是进一步制造出新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所谓“开源”则是在为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火上浇油。至于“增税减薪”，如果此举是针对富人征收“巴菲特税”，其结果必然遭到资本的强烈抵制；如果此举是让大多数穷人“勒紧裤腰带”，那么结果必然使两极分化水落石出，最终重新激化阶级矛盾。

　　2001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国家债务是持续不了的，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赵磊：《透支经济与财富幻觉》，《光明日报》2 0 0 1年5月2 9日第B 0 2版）。

　　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只是从逻辑分析中意识到，美国政府借债迟早会出问题，在国家债务是不可持续的情形下，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不过我实在是没法想象，这个“出问题”的表现形式究竟会是什么？私人借债“出问题”是“破产”，国家借债“出问题”是什么呢？难道国家也会破产吗？

　　后来看清楚了，99%的人要起来“占领某某街”——这就是国家借债“出问题”的表现形式。

五、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2009年，我在一篇文章中预测（赵磊：《金融危机：为什么要重提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 “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必将呈现出‘生产过剩’与‘透支消费’的反复轮回，二者此消彼长，不断折腾，直至与市场经济同归于尽。”

　　今天，我把这个预言再做进一步发挥：“借债是死，不借债也是死；高福利是死，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这就是资本主义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的真实逻辑，这个逻辑可以展示如下：

　　——为了掩盖“两极分化”，美国政府不得不让穷人负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次贷危机。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欧洲政府不得不向国外借债让穷人过“好日子”，结果搞出了一个主权债务危机。

　　——现在怎么办呢？现代经济学开出的药方也只能是：紧缩，紧缩，不断紧缩！结果又把“99%”的人逼上了街头。

　　看起来好像这都是“福利社会”惹的祸，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竟争”也罢，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吼得住”，越来越难了。

问题不在于社会福利不该搞。社会福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要从“没福利”向“有福利”进化，从“低福利”向“高福利”提升，从部分社会成员的福利向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扩展。关键在于：社会福利由谁来搞？在什么基础上搞？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这里讨论的范围，容另文讨论。

　　面对“福利社会”带来的财政困境和债务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公共职能私有化”的改革过程：将公共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交给私人资本来建设和经营。

　　遗憾的是，“公共职能私有化”虽然为私人资本在公共领域拓展了盈利空间，但是，却进一步恶化了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加剧了日趋严峻的贫困、失业和社会不平等，激化了社会和政治危机。

　　——对于这个问题，南开大学的崔学东教授在《公共职能的私有化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治理危机》（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第1期），做了深刻的分析，不赘述。

六、钱从哪里来？

　　众所周知，“两极分化”是市场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

　　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发放福利也好，推动共同富裕也罢，都需要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整收入分配。

　　问题是，在调整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被调整的“收入”——钱，从哪里来呢？

　　有人主张，应当依靠慈善的爱心力量发挥主力军作用（所谓“三次分配”）。

　　我不否认，在道德和爱心的动员下，个别资本家可能会成为当代雷锋。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若以为依靠“道德呼唤”就能够把整个资本家阶级都变成活雷锋，这种唯心史观的主张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最终也只能是空头支票而已。

　　所以，“调整收入分配”的钱，只能来自于国家公共财政。

　　问题来了：公共财政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实情况是：钱要么来自于国家财政收入，要么来自于借债——即“国债”。

　　大家都看到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社会”之所以受到人们的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发放福利的钱不得不主要来自于借债，最终导致发达国家陷入了所谓“福利主义”陷阱。

　　发达国家借债搞“福利社会”，难道这些国家很穷吗？难道这些国家真的没钱搞“福利社会”吗？否！

其实，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发达国家的“国力”无法支撑高福利，而是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那又掌握在谁的手中呢？答曰：掌握在私人资本的手中！

　　虽然私人资本的财富早已“富可敌国”，但是，这些财富怎么可能用于资助“福利社会”呢？更何况推动共同富裕了。

　　众所周知，私有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在一个公有制缺位的国家，国家的公共财政只能来源于对私人资本的有限税收。除此之外，若不借债，它的“福利社会”能支撑下去吗？能可持续吗？

　　那位因撰写《21世纪资本论》而享誉世界的皮凯蒂，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

　　——“令人震惊的是，在2020年初，西方各国的由国家持有的资产几乎为零。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负的’。”

　　——“不妨把话说得更清楚些：富裕国家之所以被称为富裕，是因为其民间的私人资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即便在富裕国家，也只有国家是穷的。”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各国公共部门所持有的资产将继续‘负增长’，公共债务持有者将不仅坐拥公共部门的所有资产（如学校、医院和其他基础设施等），而且还将‘有权抽取纳税人上交的部分税收’。”

看见没有：不是发达国家没钱还非要搞什么“福利社会”，而是发达国家的钱都在私人资本手里。所以，政府只能依靠借债，才能维持所谓的“福利社会”！

　　在我看来，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失败，给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如下经验教训：

　　——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依靠私人资本和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既要有效运作好国家财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更要真正掌控住国家财力（必须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一言以蔽之，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更要强化和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力量。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之所以在新时代能取得举世瞩目的精准脱贫、小康社会、美丽中国、抗击新冠的伟大成就，所依靠的力量，恰恰就在于中国仍在坚守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正如皮凯蒂所言：

　　——与部分“负债”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国有资产体量巨大，以至于远远超过了负债。凭借此优势，“中国才能够在国内外具体实施雄心勃勃的政策，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七、“福利社会”的经验教训

　　最后，我总结一下本文的基本观点：

　　（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搞“福利社会”，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而并不是什么“为了讨好选民、拉拢选票”。如果不搞“福利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就会起来造反，马克思的承诺就要兑现，资本主义的丧钟就会敲响。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一个劲地借钱”维持高福利，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政府喜欢扮演“杨白劳”，而是不得不维持高福利。这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只有维持高福利，才能掩盖越来越尖锐的两极分化，1%的人才能“吼得住”99%的人。

　　（3）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福利社会”本来是想把“两极分化”掩盖起来，从而缓和一下阶级矛盾。直到债务危机爆发以前，这个目的暂时达到了。没想到的是，高福利虽然缓和了“两极分化”，可是又催生出了主权债务危机。

　　（4）看起来好像这都是“福利社会”惹的祸，其实，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一句话，没有高福利，死得更难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高福利”也好，“自由竟争”也罢，1%的人要想把99%的人“吼得住”，越来越难。

　　（5）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债搞“福利社会”，难道它们很穷吗？否！问题的症结，并不是在于发达国家的“国力”无法支撑高福利，而是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力”掌握在私人资本的手中，并不掌握在政府手中！

　　（6）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失败，给中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如下经验教训：共同富裕绝不能仅仅依靠私人资本和市场的自发作用。政府既要有效运作好国家财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更要真正掌控住国家财力（必须强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2021年10月22日）

附录：共同富裕谨防 “福利主义”陷阱

　　乌裕尔 学习时报

　　做点轻松的工作，甚至不工作，就可以享受到各种保障，冬天可以去滑雪，夏天可以去海边晒太阳，而且这样的日子是普遍的，人人可以享有的，是不是很惬意？这当然令人向往。还记得前些年，很多人羡慕北欧国家的日子，认为那才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幻想有朝一日国家能够包揽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像有些学者所说的，社会福利覆盖每一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近来强调共同富裕，有些人又陷入了这样的迷思，某些不适当的情绪涌上心头，以为高福利、全福利的时代就要到了，好在权威部门和有识之士果断发声：共同富裕需防落入“福利主义”陷阱。

　　共同富裕—福利—福利主义—福利主义陷阱。你看，从共同富裕到“福利主义”陷阱也就一两步之距，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它们是近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个近邻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掉入陷阱就有可能。

　　“福利”这个词还是很有魅力的，也是很有想象力的，按一般人的理解，就是利益、待遇和保障。而福利主义就显得很有学问了，已经上升到政策、制度和学说理论的层面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产生的时间也比较早，大概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流行，它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和学说体系，但本质上是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所进行的局部改良。从一些公认的福利国家的实践来看，的确带来了一些好处，比如，比较普遍地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两极分化，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是它的副作用可不容小视，第一，会使人过度依赖福利而变得懒惰、懈怠，不愿意工作，不愿意奋斗，逐渐失去进取心和创造力；第二，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福利开支会增加政府负担，使国家不堪重负，而增加税收又会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形成非良性循环，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破坏；第三，福利制度一旦形成民众依赖，在政府经济困难时，缩减福利往往会引发社会动荡；第四，如果政府为了维持福利进行不断举债，那么债务危机就已经迫在眼前了，政府破产就会成为现实，曾经的希腊就是明显的例子；第五，一些西方国家政党在竞选时，为了讨好选民、拉拢选票，大开口头支票，不顾实际地承诺福利只增不减，实际上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体现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第六，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旦发生债务危机，便利用霸道手段千方百计转嫁危机，割全世界人民的韭菜……

　　福利主义的这些负面作用形成了“福利主义”陷阱，但福利主义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致使一些人在走向陷阱的时候还趾高气扬。在我国，福利政策、福利制度乃至福利国家，一直为一些人所倡导和向往，因此在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过程中，讲清楚二者的根本区别，讲清楚福利主义的危害，十分必要。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讲的共同富裕有自己的特定内涵，就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样一个表述与福利主义有本质不同，特别是我们强调，要通过辛勤劳动和共同奋斗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享有，强调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强调共同富裕是包括精神富裕在内的全面的富裕，强调政府不会大包大揽，强调要防止出现“养懒汉”“等靠要”等现象，等等，无一不是在和福利主义划清界限。所以，虽然是近邻，但绝对是近而不同。

文章刊载于《学习时报》2021年10月2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