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世界和人类的地位、作用和意义（1）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百年前。毛泽东将此称之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个由十三名代表组成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它的诞生。其代表着全国区区的几十名党员，而后在二十八年夺取了政权，又经七十余年而成为近千万人的执政超级大党，领导和掌舵世界上最大的人口与经济体，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并且大有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任何组织、集团、政党都不曾创造过如此不可思议的奇迹：在近代中国数百个政党中，中共几乎可谓“弱不禁风”、“无足轻重”、一无所有，并在绝对意义上的处于“两袖清风”状态，但却在不足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地改写了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颠覆了传统的统治朝纲，变更了中国、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与世界乃至人类的历史命运和发展格局。
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都不能不正视这一人世间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混合大奇迹。任何一位有着理性思维和火热激情的真正的学者、大家、文人、武将、领袖、统帅、社会活动家，哪怕就是一介政客，若对此事变和不可思议的奇迹熟视无睹，都只能证明其人属于极端无知、无趣、无识、无品之徒。任何一个政党、社会、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对此政党的前生今世，对其的现代与未来走向，对其的历史地位和真正的作用与意义，若不能有个清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成为当代和未来，时代与世界中的强者，更遑论成为人类史上的中流砥柱了。
历史通常是自在的，但也更是自为的、自觉创造出来的。“太阳底下无新物”，“而历史又鲜少重复自己”。马克思有一明言：世界上的唯一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而中国共产党历史，并由此而引发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并尤其是其导引出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直通现代的转折史，东方和亚洲复兴的历史，正在整合与引导着世界，其走势和演进决定着人类文明未来，因此也就自然成为历史科学中最为宝贵和伟大，并且极为丰富的滋养和最为绚丽的部分。
现代政党的开启和运作始于西方，但古代的最为伟大的政党运作和运生却是在中国——两千五百年前左右的墨子学派或者墨家派系。他们不但有学说与理论，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和团队先锋意识，有精明强干的骨干成员，有对骨干人员收入奉献与回馈的硬性规定，有自己的组织领袖，而其领袖示范与铁的纪律，更是威震四方，并在秦等各战国时期的大国之崛起和统一之中，发挥了杰出的历史作用。
然而，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大一统统治方式确立后，皇家及其第一社会，就再也容不下哪怕是像文王举事得天下的那种“友之友谓之朋，朋之友谓之党，党之友谓之群”的“结党成群方式”，并同儒家-儒教的君子“不党不群”，小人拉帮结派，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定势一道，把党与群，变成了几近十恶不赦的小集团、野心家的代名词。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唐朝的牛李党争，从赵高、吕后、梁冀到邓太后的外戚（太）后党，从杨国忠、李林甫、李辅国、鱼朝恩到严嵩、刘瑾、魏忠贤、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等等这些阉党、后党、帝党、朋党、死党等等，成了祸国殃民，霍乱天下，邪恶不法，犯上作乱，阴谋诡计的代名词和集中体现。
一、古今中外政党小史与系谱变迁
中国政坛、朝野之上，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之中，在学派、家族、统治集团、社会组织形态的演进中，除了邪教结社（党）、私党死党，其他的任何组织形式和存在形式，都得以保留并在历史中得到演化和变迁，然而像样和高度成熟的政党由墨家一系昙花一现，在其几百年间的历史之后，就几乎从此彻底地销声匿迹，退出了历史舞台。
而太史公司马迁笔下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社会转型，显然一反尧舜禹之大同之世那样的政治清明，经济繁华，社会富足的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祥和局面。“三代之治”与“三国演义”，并愈演愈烈的天下大乱，争权夺利，诸侯国分封，割据一方，出现“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分分合合之统合分离悲喜剧的不断上演。
中国大一统的东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方式和政治文化，似乎从根本上拒绝政党的生态、空间与运作可能。而与此同时，西方文明治下的贵族、平民与皇权、教权、政权、法权的历史博弈，尤其是多元政经利益集团及其代表的力量平衡之历史必然性，诱发、引导或者至少是保护并滋生了近现代的政党产生之土壤。英国又因由其民族的独特个性，率先在世界史上诞生了辉格党和托利党这西方最早的两大政党。而西方文明的源头史上，由于元老院、法老会，由于贵族集团同主权与王权、教权的争夺，突然就具有党派集团的政治基因。
据英国世界著名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的四卷本世界大历史记载，近现代西方世界文明，肇始于如下三大革命：英法两国的工业或经济革命与法国政治大革命，再加上美国的独立战争。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三大西方文明的历史事变，都会发现，其中并基本上没有政党的影子，更遑论政党的组织、纲领、作用和领导了。有魅力的杰出的历史人物，或者大人物，诸如美国的华盛顿等国父先贤们，法国的拿破仑，英国的克伦威尔等等，加上俄国的彼得大帝，更追溯到法国路易十四，德国的士兵王和腓特烈大帝，印度的阿克巴大帝，还有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帝，以及一批杰出的名将重臣和科学家奇才们，发挥直接和重大的作用。
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政党、领袖集团与政客的表现与作为，尽管其也有政纲与党群系统和组织，但其运作和体系，却完全不同于无产阶级政党的。
资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文化与生态，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政府与国家里带有明显的党派利益集团交易特点：小团体、山头派系、“五马分肥”、坐地分赃、拉帮结派、宫廷政治、分赃交易、游说分利，而政党组织则成了其交易平台、大染缸或者公开的政治赛马场、政治经济博弈场所与政治契约柔性体系。资产阶级政党成了分散型的各自为战的俱乐部似的党派团体。资产阶级政党，走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式的极权主义的政党运作和政治恶搞，则是同西方资本主义个人权利与法权不相容的政治毒瘤与邪恶存在。而资产阶级的资本灵魂和核心利益方式，又在文化和价值取向、精神结构、哲学思辨、理性体系等方面，更在根本性的利益格局上，不允许其政党和任何的社会团体，成为一种能够取代资本无形之手的领导核心、统治势力、政治存在和社会建构。
而与此同时，现代与当下的西方普遍性的民主选举政体，拟制普选制之下的代议政治方式，议会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分治结构与框架，在非世袭与终身之下的每每四五年后的间歇似的大选和经常性议员、州长、市长选战中的权力争夺战，又在如同打了鸡血似的政治冲动、选民刺激、选票与选秀竞逐中，建构起了同当下西方的体育与文艺赛事没有本质区别的政党运营方式。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共产主义联盟，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其精神领袖和导师，并成为实际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成为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和人类导师。而后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也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原生态形式。《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份伟大宣言和根本大法性的政纲，是经典性、纲领性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理论武装。从第一国际的解散到第二国际被修正主义路线和人物所颠覆，可以大体上得出一个结论，无产阶级政党在一国和数国首先获得胜利的历史时期，作为世界和国际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理论、实践，还是组织上，都是不适宜的。这在第三国际，尤其在后来的苏联老子党的表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各国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工农联盟，各民族与人民有各自独立的革命与解放的道路，其政党与领袖集团，只能在自己独立的历史风雨中自行诞生，不可以由国际太上皇似的外来指挥和颐指气使地任意坐镇加以处理。
世界各国第一个成功的具有卓越表现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其是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列宁的领导和培育之下，由列宁为首的苏共领袖集团创立和发展的第一个成功地取得革命胜利，并引导革命后建设，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完全新型的政党。苏联党、政府、国家和人民，俄罗斯之路，启发、示范、鼓舞了中国，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的路”，这是真实的历史写照和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
继苏共之后，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尽管“作始也必简”，但“其终也必巨”。而如今已成为百年大党，有9,000多万党员，成功地使当代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70余年的光辉历程，并将继续百年征程，把中国送进“千古万代”的盛世之中，更会将中国与世界，一步步地导向人类大同之世。这将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为伟大壮丽的篇章。
二、中国共产党的宏大叙事：党史大历史学
中国共产党尽管是世界历史风云之下的产物，是俄国道路、俄共示范，甚至于俄共实际人员参与及其帮助之下所创建的。但却是在中华万年的文明史基础之上，中国人数百万年的生理与心理基因基础之上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产阶级之中国政党。这个堪称在血雨腥风之中，风雨仓皇，从失败走向胜利，从胜利走向辉煌的政党，被称之为伟大、光荣、正确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的。这是历史的结论，也将是未来之证明。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舵手，是世界与人类之寄往、寄托与美好未来的引航象征。
在人类历史上宣称代表普世价值和人民以及人类全体的并不少见，但有哪一个不是基于族群与家国利益自身的？！只有无产阶级把“哲学作为自己的头脑，而哲学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心脏”；只有无产阶级从阶级属性、人类多数，被压迫阶级、人民与人类的解放、地位、身份上，历史与逻辑上确立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否则，任由打天下，做江山的政治逻辑演化，放任统治集团的那般革命、起义、造反，都只能是少数统治集团与阶级的循环罔替，都只能是最大多数的贫苦人民大众受压迫与被剥削的历史重复。
中国共产党更是毛泽东似的政党，是毛-周-朱铁三角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战友这样的卓越领袖集团的卓越示范，其上承尧舜禹，中接马恩列（也一定意义上包括斯大林）的中西合璧，也自然是古典中国辉煌与马列现代优越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名义上最著名的创始人是所谓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但赋予中国共产党党魂、党识、党志、党神，从组织到思想上建党，从革命到建设上发展党与整治党，从理论到实践，从政策到策略，从基层到中央，从革命、战争到执政、发展，无与伦比、横空出世，更是超凡脱俗，大破大立，来亲手缔造、维护、组织、发展中国共产党的人，是毛泽东。
美国作家特里尔发明了一个等式和不等式：毛泽东等于和大于中国的马克思加列宁加斯大林。
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光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方式和道路；毛泽东的《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国革命战争与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他多达八卷，五百万字的军事文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建军、治军、领军，完成革命战争的理论原则、方式与手段；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等光辉著作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政权建设、共和国运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法宝与政纲（他领衔所主持起草和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完成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第一部根本性的大法）：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以及他的一切散布于数千万字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哲学与方法；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他的一切关于精神与价值设定及取向的文献与著作，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灵魂设定和精神主脉。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已经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知识和智慧结晶。
从学运、工运、农运到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从建军、建政到共和国发展蓝图，从意识形态、思想领域到科学技术发展，从国防建设到经济建设，从文学艺术的方针、政策和人员培养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改造、建设与发展，从战略方针到战略工程，从社会组织的方式，甚至到服装-语言-文词与交流方式，毛泽东印记、毛泽东方式已经融化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大公无私、舍家舍己为党为国为民，几起几落，大起大落，相忍为党，顾全大局，目光远大又海纳百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又老中青三结合，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第一国际首次大会代表38人。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全世界出席的代表人数更高达393人。而中共一大仅仅是13人。13人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坚持到最后，革命到底。苏联共产党，列宁、斯大面临和接手的俄罗斯，尽管不发达，其也是紧随欧洲列强之后，尽管面临白匪和国际帝国主义的绞杀，但毕竟只有几年的战争威胁，而中共却经历了整整22年的战争，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和频临绝境的历史考验。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说是毛泽东影响了党的多数，而不是相反）；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因为有了毛主席，借助于毛主席的伟大领导，而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毛泽东道路、毛泽东旗帜，更是毛泽东与精神与毛泽东意志，特别是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反修防修，反对一切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牢牢把握国际与国内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如果我们把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福格尔创立的反事实假设法运用于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开国的历史复盘之中，那么，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假如没有毛主席的重大历史命题：
假如没有毛主席，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以及大西南之大迂回，进军西藏和平解放新疆与内蒙，都是不可思议想象的。而若没有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解放，今日中国的领土与资源大国都是难以设想的；假如没有毛主席，近代中国真正的完全的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抗美援朝是不可想象的（是他力排众议，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没有毛主席那是那神一样的领袖决断力和统帅惊魂，抗美援朝是断然无从谈起的）；例如没有毛主席从南水北调到大三线，从北大荒、新疆建设兵团到举国1,200百个三峡工程那样的水建设，从香港窗口到打破西方经济封锁直到“小球推动大球”，中美、中日、中西大门完全打开，都是不可想象的；假如没有毛主席，对苏，从斯大林时期的中苏友好条约到 3亿美元贷款，从156个项目引进到赫鲁晓夫时期作为政治交换的全方位支援，从而完成了配套的过千个大型工程项目，一举使得中国变成世界国民经济门类最全的工业国，也是难以想象的；假如没有毛主席，大三线、小三线、两弹一星一艇（核潜艇）和所有高科技产业，今日中国的工业化制造业的横空出世和整个经济发展态势都是不可想象。
而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民主理论，人民主权理论，各国独立建设与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周恩来最早系统表述和提出的），都依旧在当代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毛泽东反霸权思想，“那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压迫越深反抗越重”，“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人应当谦虚”，“官气是种低级趣味”，“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等一系列的箴言名句，将长久地激励中国与世界人民，成为全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永远的动力源泉。
如同马、恩、列、斯所面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政党历史情形一样，甚至更加的跌宕起伏，中国共产党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艰难地行进着，并最后每每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在大革命和白色恐怖之下，由于严酷的历史环境，泾渭分明的敌我阵营，当时最主要的路线斗争来自于对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极“左”路线的防范。而当不那么地血雨腥风和反革命真面目不明朗时，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也是具有致命性质的。陈独秀、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可谓“前赴后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生都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其所代表的路线之斗争中，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使得其不断地发展和壮大的。与此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其中得到了经验、考验和长足发展。西方资产阶级除了权力斗争，当然也有路线斗争，也涉及到不同的主义之争，但其通常不会是那么地生死攸关，而是会采取轮流坐庄，“各司其职”，采取政治自由主义化的“折衷主义”，和获得“重叠共识”的交往理性方式等方式加以解决。当面临重大危机和国家的生死攸关、生死存亡之际，关乎统治阶级与集团根本利益时，其也可能发生剧烈的路线斗争。但这种你死我活的局面并不常见。因为其在最高的主义和阶级取向上是一致的。
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同这种情形不大一样。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的真理观和政治斗争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无产阶级的领袖与集团天性好斗，唯我独尊，排斥异己，更非无产阶级的领袖和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先天就是乌合之众似的乱序，无产阶领袖天然具有历史上的奴隶制、封建制下皇权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物心理定势：他们视权如命，自命不凡，俨然真龙天子，容不得挑战和批判。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他（只马克思）有无数的敌人，但我敢说他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不会像亚历山大˙汉弥尔顿那样同自己的情敌绝斗而亡；他不会有拿破仑一生所面对的那些利益之争的政客私敌们；他甚至没有像华盛顿那样对身边周围的无穷尽的党派之争，资产阶级政客勾心斗角的厌倦和反感。恩格斯说他“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但却绝不为私，更无意气之争，权力之享，私利之逐。这一切，对于毛主席就更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毛主席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只有阳谋重未搞阴谋。他是绝对的共产党人“以隐瞒自己的观点为耻”。他一生反潮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又被实践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前进。对犯了错误的人，甚至严重路线错误的，始终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始终如一地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最大限度地做到“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创造了党内斗争和防修反修的举世称颂的伟大范例。
同法国大革命，甚至英国的“光荣革命”相比，同斯大林，特别是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相比，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斗争，不但不蒂是真诚挽救和绝对给出的方针政策，更是极为温和与善意的，而且是代价最小，教益最大的。
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国际传播学的精心制造就是，搞了一个所谓人类现代史上的三大恶魔的说法，他们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这完全是包含险恶用心的西方国际传播心理战和颜色革命宣传的障眼法，其不但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包藏祸心的。关于希特勒其人与现象，就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言，其恰恰就是西方文明政治生态上的毒瘤。西方文明，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制，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常人时代，从军权、教权到贵族统治与“议会至上”、长老院系，从君主立宪到民主政治，始终没有真正经历过和演化出中华史上的圣人盛世。西方的《圣经》是神话、宗教，是上帝神灵性的。西方的“道成肉身”是非政治的“王中之王”的布衣耶稣基督。西方文明没有中华史上大同之世那样的辉煌伟业，没有圣人治下不绝于世的立功、立德、立言。其是后起的晚来的，对其曾经有过的史前的小规模的母系、女权时代的历史与遗风，缺乏认知与记忆。只是一味地崇尚暴力、威力。只相信剑与火的征服，只笃信均势和力量平衡，只警惕和念念不忘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只有《荷马史诗》、《圣经》新旧约，希腊城邦国和罗马帝国的皮毛历史记忆，和从北方森林走出来的一路杀伐争斗，以及由外来的基督教的整合与统一起来的欧洲身份认证和文化取向。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中华民族万年辉煌事实上，更突出的是在近代中华丧权辱国，陷入百年耻辱，一败涂地，面临被开除球籍的灾难之下的历史关头而诞生的。这种古典和现代历史机缘和现代的血脉的完全不同，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党大体和无敌智慧。而毛泽东则是中国共产党无与伦比的永恒象征和伟大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