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伟东：致美国当选总统、副总统拜登和贺锦丽及政要与战略家（3）

　　五、西方文明过去两百年的历史辉煌不足以证明其代表世界未来文明的合理性

　　近代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汽车到航天飞机，从显微镜到望远镜及其下的微观-宇观世界的发现，从地质、地理、植物、动物、生物、微生物，到太阳系、银河系、外太空、黑-白黑洞，从哲学、宗教、艺术到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等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的知识体系建构，信息收集整理，学理界定建构，知识与科学共同体组建，无不显示出强大的世界性冲击力和卓越的实践与工程能力。

　　《全球通史》、《时间地图》、《万物简史》这类大历史力作，早已不具有斯宾格勒的煌煌巨著《西方文明的衰落》，和布罗代尔两百万字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那样的科学诚实与真诚反思，自然也没有汤因比晚年对东方、中国的不加掩饰的期许和公断。反倒把黑格尔们的东方偏见，发展到了诺斯、兰德斯们的超级西方傲慢和无知者无畏的“东方潘理论”式的萨伊德笔下的“东方主义”：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气、幼稚、冲动的西方人天生脸谱，被倒扣到了东方人头上。吉普林的装模作样的帝国主义嘴脸的“白人至上”，被演绎成西方近代春秋战国的列强竞争所造成的所谓制度优势和西方胜出。马科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褪去了宗教神衣，成了披上科学理性的非意识形态色彩的组合理论——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

　　历史被彻底改写，世界版图完全变更，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物质产出极大丰富，财富奇迹如同梦幻般，奇迹一样生成。仿佛真正的一片歌舞升平，也就醉生梦死，纸醉金迷，同财富鸿沟、信息鸿沟、发展鸿沟，同饥饿、动荡、战乱、堕落、卖淫、吸毒、嫖娼等一切黑暗与罪恶并存，而第三条道路、趋同论等，又“伙同”历史终结，仿佛走向了消灭历史性，走向唯一化的共时性的西方天上人间。美国的山巅之城，变成了全球的人类未来样板。

　　然而这一切都是浅层识见。其不但遮蔽了真相，掩盖了本质，粉饰了太平，特别是掩盖了野心、贪婪和罪恶，甚至误导世人到罪大恶极。当然，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文化与文明，不论何种社会类型与社会发展阶段，自阶级社会以降，任何的进步与发展，总是占统治地位的上流社会，对最广大的被统治阶级的压榨和盘剥。当然，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由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由资本主义到垄断帝国主义，按照缓和阶级矛盾与冲突，按照扩大统治社会基础，按照“惠而不费”的治理经济原则，按照参与约束与激励兼容等一系列的“互约双规”的经济二难选择下最大化法则，一则总体上文明与文化在社会历史演化层级上，是呈现向上和进步趋势的，二来在急风暴雨式和有序化阶级斗争，而且统治与被统治阶级的对峙和斗争中，统治阶级的手段与方式，总是尽可能地采取缓和直接对立，化无序和不可调和，为缓和与可调和性的，借以避免双方的同归于尽。

　　在给出了这样一些大前提、长时段、大尺度的宏大叙事约定之下，来全面透视西方文明的历史地位和人类文明的未来选择，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大结论和主判断：

　　第一西方引领着过去一两百年的现代化大潮，其最主要的文明基础设施建构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革新与变动。这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主要是人类文明实现了一次能源革命，从而由于动力资源大功率、稳定性、普遍性等特点，带来了相较于历史上的火能、水能、牲畜能等，具有全产业、全业态、全方位的经济革命和专业化发展。就能源革命的两极而言，煤炭-石油基础上的能源革命，在实现了电力、磁力、电子技术后，在远程通信和电脑网络的新架构之下，实现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革命性变革，但由此带来的智能革命、信息革命，并不比人们早期造纸、印刷、指南针等所造成的影响更来得更大。

　　那种认定科学革命高于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抽象高于形象与具象，把抽象思维、理性提高到吓人的地步，贬低人类以往的经验性创造和历史性贡献，是西方的傲慢和无知，甚至文明的无耻。当然，与此同时，拒绝承认西方文明中凸显的思辨理性，穷根问底的形而上终极关怀与专注，实用主义的务实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冒险、闯荡和拼命作为(尽管具有偏执狂的淘金者的冒险家气质)，也是错误的。

　　第二西方文明，尽管近现代是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为大转型的历史背景，人文主义精神和人权价值观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总体说来，其由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文明社会的升级换代，到了资本帝国主义阶段，其历史的最高峰却恰恰不是文明的“纯粹”形态，而毋宁说是马克思天才的表述语：精致化的野蛮。

　　在新冠疫情之下，这种表面上彬彬有礼，富有教养，举手投足的贵族脂粉气，却掩盖不住其对鲜活生命的残忍和无视。美欧抗疫一败涂地，单美国现已死亡上升到了35万之巨，早已超过了二战时期的美国丧生人数。美国的人权观就如同其货币一样，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中性的。美欧西方文明的法权、平权都只是也仅是程序性、规则性的。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像东方中国那种人命关天，“人是世间最可宝贵的”，更不可能形成“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样的文明价值取向和政治审美与伦理。从奴隶到陪臣，从人身依附到货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西方文明在骨子里从来没有，也在可见的将来，看不出彻底摆脱等级观念，和统治上流优越的政治伦理和精神结构。

　　黑格尔、马科斯˙韦伯、道森、诺斯、兰德斯等一脉相承，都千方百计地力图证明西方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制度建构、文化取向上的例外论、独断论。这同霍布斯、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卢梭、叔本华、布罗代尔、弗兰克，甚至李约瑟、汤因比等全然不同。同杜威、罗素等也大为不同。其欧洲中心主义、白人至上死魂灵，在吉普林和兰德斯作品中，得到了最大的渲泄。柏格森、尼布尔，更不必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开拓的人类共同的文明价值观、精神操守和文化取向，并没有成为西方文明的主干。这对于号称以科学精神、理性主义、技术社会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文明，不蒂是个极大的讽刺。

　　第三与西方文明架构里的形式化表象态文明，而实则以野蛮、粗鲁、暴力、无序、过度自由、自私与贪婪相一致的是西方文明表象上的集约化，而实质上的粗放经营。西方白人大约十亿左右，其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全球资源与空间占据，生活-生产-管理-统治方式所依赖的却大约是全球的60-80%左右。在总计1.4亿多的全球陆地，西方统治、利用、控制了一亿平方公里左右。西方人的人均资源占用，物资与能源通常是世界其它文明与族群的几倍到十几倍。这而这一切，都绝非是西方社会的独立创造和经营管理绩效所应得的，毋宁说是西方的货币金融、军事基地、文化输出与侵略、跨国公司治理、世界与国际组织运作的结果。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弗兰克、阿明和多斯桑多斯等的依附论，包含着巨大的真理洞见。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更提供了西方文明的腐朽和堕落的系统和科学分析。

　　西方的信息革命、绿色革命、农业革命，同其产业、技术、教育、社会、军事革命一样，都具有双重性或两面性。西方文明巨大的爆发力、创造力、革新能力，其笃信“舍我其谁”，追求鹤立鸡群的个性化、特征化的特性化的学术、文化、艺术乃至社会生活与组织倾向，都具有着鲜明特色，并值得世人学习，但其最真实的经济效率/绩效或者实际成本的背后，却完全不是基于价值机制，和由价值与产业链锁能真实地反应出来的。西方文明是以全球化的巨大的层级粗放经济，成就了其作为世界中心的高度集约化的“成就”与高品质的生活。

　　第四西方文明过去没有，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独自完成，和进一步引领人类与世界的未来。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就是为东方的富庶、繁荣、发达和财富所吸引，并从东方、中国、印度等获得了巨大的，包括制度-文化与社会的组合资源的引进，其中包括从中国四大文明为标志的数以千万计的技术发明，以文官制为标志的社会现代治理与社会分工方式，与人为善的忠恕-中庸之道为标志的东方和谐和协同生态意识，以中印和阿拉伯世界的超级大城市的城市化设计、开拓与建构，以无数的道、兵、儒、法、墨和释等为代表的东方精神，而尼采挖掘出来的索罗亚斯德等的波斯宗教等，同样对西方给以巨大的刺激。西方文明的近现代的崛起，绝非是在单纯的古希腊、古罗马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东方过去、现在与将来，从来就不是所谓的东方神秘主义所能确定的。培根以降的西方科学意识的真正醒觉，恰恰是归纳性的经验主义似的，与东方文明数千年始终如一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经验导向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认知路线与法则相一致。西方的理性主义、逻辑至上的罗各斯本体论“形上学”，仅仅是在牛顿机械力学，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的宇宙论，拉瓦锡的化学公式公理化，罗蒙诺索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等科学发现上，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不可以被过度地渲染和夸大。真正的科学发现与创造，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依旧是要靠具体和艰辛的经验综合判断，统觉意识升华，鲜活的认知之集成，而不是凭借着象牙塔里的纯粹思辨和逻辑演绎而能得来的。

　　第五如果在康德的“永久和平”，柏格森的“开放社会和世界”，尼布尔的人类文明而非狭隘的民族封闭的社会意义上把握和考察西方文明，则其内在悖论，可能是根本无法克服的。而美国战后所主导并建构起来的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主义架构，在历经全球化达到其巅峰之后，现已经成了异化的最高峰，成为美国自己厌恶的异己存在和对立面。美国当下的国际政治上的尴尬，是其文明内在悖论的反应。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东方中国需要美国、欧洲，而是西方迫切需要东方和中国。

　六、美中理性竟合可确保世界未来半个多世纪的平安：美国需要中国而非相反

　　美国梦、美国魂，什么天命锁定，山巅之城，人权宣言，民主共和，自由主义价值等等，不能说都仅仅是宣传和臆造而已。美国人民与国家，当然同世上一切的国家与民族一样，都有着理想主义的一面。但相比之下，美国的最大特点是由现实主义驱动着的。美国的本色哲学和族群国族信仰是实用主义。诸如冷战外交、人权外交，都是为其强权与霸权服务的，更是为其实用主义商务外交服务的。美国对伊朗的疯狂制裁根本就不是意识形态和制度对峙的问题。美国能同朝鲜缓和，就没有任何理由同中国死磕。美国以中国为敌，完全是损人不利己，甚至可能是害人害己的。因为，由此不但会失去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最大的族群体金债债主，最丰富多样化的文化交流伙伴国，最伟大的一个未来世界领袖的同道与伙伴。

　　美中的几乎一切，包括文化，都是具有互补性质的，因此才应该最大互赏的与互助的。

　　日本智库预测最快到2028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已经出现了结构化的落后倾向。中国的比较优势已在逐步转成绝对的竞争性优势。中国在机器人行当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强项领域，都已经迎头赶上来了。在核电建设和光电甚至碳墨稀、量子计算领域，都已经出现超越之势。美国在核武、航母等看似绝对优势的方面，除了高达七千多亿的庞大的军费开支之外，就只有零和副利息的可怜而可笑的国家事实破产了。

　　保尔森说现在是美国需要中国购买国债的时候，美国却把中国赶跑了。美国这种暴打金主的野蛮做法，将来必定会为此而付出高昂的代价。

　　美中是高度互补性的超级大国。未来不可能重现两、三千年前的狭小的希腊区域的什么修昔底得陷阱。三亿多人口的美国，无论如何同中国庞大的14亿人口，叠加上区域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前进步伐，并持续以世纪计的，具有路径依赖效应的全民储蓄和资本积累，更加上中央决策集团对资本、市场、社会的超级驾驭能力，没有能力抗衡并取胜。美国意欲整垮中国的胜算完全为零，更为负，不但会偷鸡不成蚀把米，而且会把自己送上彻底的衰败之路之上。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院长、首席教授指出，中国周边关系更重于中美关系。亚洲轴心时代的大态势已经呼之欲出。中印同在的亚洲，以RCEP等更大的平台网络和一带一路的地缘经济框架等，告别亚洲近代耻辱，重返亚洲历史辉煌，仅仅是时间问题。4千3百万平方公里的亚洲，连同3千多万平方公理的非洲，叠加上1千万平方公里的欧洲，未来世界的大连洲图景还不明显吗?

　　中欧、中俄、中非关系是这里的基轴。美国既不可能撼动，也没有机会搅局。美国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与中国携手共进。脱钩就意味着美国的自我流放和边缘化。搭上东方快车，这是两三个世纪前西方文明大崛起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的选择。千万不要在此上演一幕新的“别了!司徒雷登”。从“别了!司徒雷登”到“欢迎尼克松”，是美国对华政策战略上的历史性转折所折射出来的新中国的伟大外交战略胜利标志。但愿从告别特朗普变成接纳老拜登，能够成为美国上流社会和各界权贵人物的明智选择之下的中美关系之大逆转。

　　美国输不起，中国赢定了!这就是历史预言和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