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周：市场经济语境下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危害
一
大家知道，人类社会阶层分化，即阶级的形成主要产生于财产私有制，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后来进化到私有制社会高级形态——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在实行以集体公有制为国家根本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党人追求的人类最高级的理想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里，滋生不平等阶级土壤被铲除，人们同戴一片蓝天，同沐公平正义的阳光，社会阶级现象不复存在。
我国在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阶级分界线几乎被抹除，用现在国际通行的所谓基尼系数测算法来说(基尼系数是指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几近于零。
阶级形成的根本因素，是私有财产的自由、合法攫取、拥有，这里所说的“法”，即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法律，而这法律是建立在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制度之上，如当今蔓延全球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财产归国家、集体所有，归全体人民所有，国民经济由国家统一调整，凡涉及到经济的自然物资资源、生产生活资料，由国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要求统一宏观调配，社会医疗、教育，人们衣食住行等关涉民生的资源、资料由国家公民公平享有，用国家政策、法律限制个人对私有财产的自由攫取，掐灭了人们心田滋生“私利”的欲念。所以说，私有财产的自由获取，私有财产的产生及法律的庇护，是人类社会阶级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社会形态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换言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人类社会阶级的形成，是制度属性决定的。
这一点，从我国由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可以窥见，改开之初的1981年至1993年，正处艰难转型中的我国政经制度，尚沐浴在计划经济余晖中，国民年收入基尼系数徘徊于0.288和0.359低位之间;而1994年，基尼系数却飙升至0.436，2009年达到0.49，之后虽有所回落，但也维持在0.46左右的高位。至2010年，我国国民财产基尼系数更是高达0.739，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
通过改开数十年来显示国民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变动，结合我国在坚持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出台的系列政策研究，不难得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扩大，亦即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结果，是制度变革的结果。
二
首先，我们须承认一个基本实事，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以旨在消灭阶级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为革命旗帜，带领受阶级剥削、压迫的劳苦大众，与反动统治者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它彻底埋葬了旧社会，铲除了中国数千年来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消弥了贫、富阶级鸿沟。整个毛泽东时代及改开之初尚余毛时代政治余音的过渡时期，即从1949年到1993年，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治理模式下，中国社会并无明显的阶层分化。因生活资料是实行全民由国家集体“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制度，所以各“阶层”居民虽然家庭财产少，相对清贫，但彼此间收入差距小。
而最易被人忽视的，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与人们生活相对清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有集体资产、财富的高积累。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无私奉献，经过近30年的时间，在一穷二白、百孔千疮的旧中国废墟上，建立起完整健全的工农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科工体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物质基础。当时，全国号召各条战线向工农兵学习，“干部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领导干部驻村，由村里为其提供一块田地，由其亲自耕种。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工人吴桂贤，其工资仍由西北国棉一厂按其原先在厂时的级别工资发放;同样，当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其“薪资待遇”照旧是拿大寨的一个壮劳力的“工分”。
窥斑见豹，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物质阶层界际线几近于无。
以严格的制度规范铲除“私利”滋生的土壤，掐灭了人们心里的私欲，人性的光芒喷薄而出。那时，社会各“阶层”人们混居，城里，以单位社区为主，单位里的干部、职工都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干部与职工各方面之间的差别极小，上班是相互协作的同事，下班是平等友爱的邻居。此外，由于国家以工农阶级为尊崇学习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工人、农民的政治、社会地位丝毫不比领导干部低。
三
改开的嗃矢，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格局，一股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之风吹进来。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顶层设计下，中国改开脚步由南方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比邻的深圳迈出，大踏步走向全国。
在宏观改革政策布局、推动下，随着农村“分田单干”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和城市企业改制的全面快速推进，打通了农村劳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通道。实质意义上的全国大一统计划经济体制渐行瓦解。人们从集体政治文化氛围中脱离出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单打独斗的“单元个体”，失去凝聚在崇高理想主义旗帜下的宏大集体主义叙事，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新的时代正式来临。社会阶层由此以城乡地域、经济收入等为阶层标志，快速显性分化。社会由计划经济的单纯素朴色调而变得斑驳陆离、丰富多彩。
四
人类社会阶级的产生，缘于私有化制度。“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灵魂。私有制实质是创造和维护原始“丛林法则”，它将分割成相对独立的人类个体彼此间的有机联系变成非利益共同体的可相互比较的参照物，亦即通过比较产生优越感和挫败感，通过比较产生人类在地球所有生灵中所独具的阶级分层。
我国市场化改开制度设计，为社会阶层分化创造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之间，人人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快速拉大。2010年至今，财产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高达0.739的水平。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万海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的研究显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90%以下所有居民的财产占有比例都在下降，而只有10%的群体所占的份额飞速蹿升，其所占的财产份额由2002年的39%猛增到2010年的64%。
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特征表现在方方面面，而最主要的表现在固定财产拥有、经济收入、消费能力和建立于这些要素基础之上的生活品质。
首先，位居社会阶层顶端的人，其住址所处位置、居住环境、居室大小倾向于舒适、奢华，更能体现时尚宜居潮流。作为处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这一精英群体，在各个城市里，随着握在无形的市场配置手上的指挥棒，自然地汇聚一处，形成“贵族区”“富豪区”。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将占社会极小部分的精英富豪托上“塔尖”的庞大“塔基”，占社会总人口绝对多数的处于社会底层普通民众，他们因缘于社会的、自身的诸多因素，按从社会财富“大蛋糕”里获取的比例，形成N个层级的聚居区。以金钱财富为标的的不同层次住宅区的显性区分，在宏阔的社会大背景下，是阶层分化的鲜明特征之一。
二是社会阶层分化，直观地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彼此联系、依附的工作(生产)关系上。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语境下，国家公务员与雇佣人员工资待遇差别，企业管理者与普通职工之间薪酬差别，民营企业则基本上是“家天下”，其利润“蛋糕”分配机制基本上是“自说自话”，还有，广而言之，文化、教育、互联网领域知识精英阶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崛起的从事各种经营的个体商户，以及蓝领技工，普通工薪人员，漂浮市场大海的灵活就业者，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大军，广袤乡村的留守农民…… 他们自身所从事的职业无一不被打上鲜明的阶层烙印，在相互交错、相互依存的社会里，形成相对隔阂又相互关联的层级结构的有机整体——一座由社会阶层堆砌的完整的“金字塔”。
三是基于于市场中获取“蛋糕”份量多少而体现出来的不同消费能力。消费能力(消费水平)是市场经济社会阶层分化的最直观体现，也是市场经济社会主要特征之一。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必坚说：“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这是对市场经济制度语境下社会阶层分化必然性的最简捷、最明了、最犀利、最深刻的论断，它直接决定了社会阶层分化和分化后人们差异性消费能力的正当性。在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手提舶来的唱磁带的“三洋机”和收音机的消费差别，到摩托车与自行车的消费差别，再到后来的小汽车与摩托车的消费差别，普通商品房与私人高级别墅消费差别,递次演化…… 随着社会基尼系数的不断增大，处于顶层和底层的人们的生活，形成绝缘的两极，两个不可相互介入的彼此陌生世界。顶层世界一小部分富豪的消费，表现为极度的奢靡享乐，与之相反的，低层世界普罗大众的消费，表现为简便俭朴，每每为房贷、车贷，教育、医疗等各种负债而捉襟见肘，疲于奔命。顶层富豪的身份、生活标签是豪宅、豪车、私人游艇、私人飞机，以及各种用以同普通人区别开来的生活奢侈品，是左拥右抱的名模、明星，是穷奢极欲的“海天盛筵”，而与底层大众紧紧绑在一起的，则是由经济拮据带来的基于维持基本生存、人情关系、起码社会体面的无休无止的“鸡毛蒜皮”的纠葛，他们的显著标志是日复一日朝九晚五的工作，节俭的生活，房贷、车贷、教育贷、医疗贷等“催命符”般的各种贷(借)款。
五
谈到改开以来，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递进演变，不能忽视一个基本客观事实，即全体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如城镇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激发的市场原动力，推进了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的城镇化建设，改善了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开40年来，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们消费普遍由主要满足基本生存的实用性消费，升华到对消费品质的追求。这不能不说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发展推进社会进步。
市场经济制度的强劲动力，正是时刻嗅探随着时代发展被引诱激发的人性的需求，创造出吻合人们需求心理、满足人们欲望的各种产品。它的基本法则是，通过资本化市场原理，宣扬消费主义;通过先期设定产品，再通过市场化煽惑、引导，激发人们消费欲望，利用人的追赶潮流的从众心理胁迫人们就范。——如此这般，由起点到终点，再由终点继起为起点，奔赴下一个终点，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造成社会物质丰富、经济繁荣现象。
这里，还应提及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改开以来，我国取得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红利”，是建立在实行全民公有制的毛泽东时代累积的雄厚国力基础之上。
六
我国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效，但其矛盾着的反作用力，即负面效应同样巨大。我们不仅付出了环境、资源透支，社会治理问题复杂、成本巨大，遭受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列强的军事讹诈，在国际经贸条约上背信弃义、恶意敲诈，经济、金融“殖民”、“空手套”，而且造就了世界罕见高位基尼系数。长期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的基尼系数亮起的红灯，说明我们一味推进经济发展，是以牺牲人们真实感知的幸福、快乐为代价的。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并非单纯指物质方面的提高，而应是指包括生活的环境，稳定的工作，与社会生活水平同步匹配的收入，涉及教育、医疗等生老病死的良好社会福利保障，个人地位、身份的社会认同，精神的愉悦、健康等等综合因素的集成提高，而高位的基尼系数，表明我们发展偏废一隅，表明我们的社会累积了太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表明我们在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资丰裕的好处的同时，承受着生活中太多来自内心的和外界的煎熬，尤其是我们的精神世界在“金钱风暴”肆虐下，遭到空前浩劫。
七
古人遗训：不患寡而患不均，均则无贫。讲的就是一个智慧而朴素的道理：国家若要实现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市场经济制度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重要的不是体现在外在的形象，即相貌英俊、丑陋，身体健全、残缺与否，而是体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多少上，财富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价值、地位、身份的终极体现，一个人在同类中的自我优越感产生于和同类的比较，一个人在同类中的自卑心、不平感同样产生于和同类的比较，而在当今社会，所比较的最直接的参照物就是财富和地位。社会阶层的“鄙视链”形成于社会阶层分化，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人类个体遵循“丛林法则”的自由竞争，以政治、法律权力护航，成为阶级加速分化和资本集团日渐固化的推进器、催化剂。
“物不得其平则鸣”，人类社会因阶级而形成压迫与反抗的对立阵营，最终将诉诸除旧布新的制度改良或血腥暴力，以达到消弥阶层、平抑财富的目的。这是被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证明的“螺旋式”循环往复演进规律，即所谓“历史周期率”。
八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形容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和来自国内外多重复杂因素，成为未被私有化资本荼毒的、令世界资本集团垂涎欲滴的巨大“洼地”。改开后，抵御外资进入的“闸门”开启，以美国为首的寻求“超级利润”的世界资本之“水”汹涌而入，鲸吞中国这块蕴藏着巨大“红利”的广袤“处女地”，而中国也迅速形成配合外资在中国攫利的买办阶层。改开后的中国买办阶层，率先实现了财富的原始积累，登上了社会阶层的顶端。
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齐头并进，使社会阶层分化且渐行加剧成为必然，但由于我国曾经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流砥柱，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道义的旗帜，是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图腾，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在人们心中深深扎根，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自一开始便打上了深刻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烙印，它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只能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有别于其它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根本的地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一词要义是“共同富裕”，它应是所有改开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九
我国推进学习、借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国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革开放，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难以避免地造成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随着时间推移，与世界资本之“水”遍“泽”中国产业领域，进而使“洼地”与世界资本海洋水面齐平相对应的，是以财富为衡量标尺的社会阶层“金字塔”层级、尤其是顶层与底层层级趋于固化。
阶级形成与阶级固化是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在当今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中国社会也得到较好体现;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恰恰就在于其孕育这一祸胎的必然性。
今天，中国社会基于城乡二元差距基础之上的底层群体向上层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富豪榜上的中青年富豪多出自豪门，其中不少直接就是继承父辈财产的“富二代”，即便其自诩“创业”，也是站在底层人不可企及“金山”之上，缺乏“创业”二字实质性意义。
十
运行了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其金碧辉煌的外衣下早已是百孔千疮。后资本主义时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列强在对世界未侵蚀的“资本洼地”大肆开疆拓土，吸血续命的同时，将这些国家绑上他们的全球化“战车”，奔向穷途末路。
中国社会现已显露出来的严重阶层分化问题，以及长期以来累积的涵盖各行业各领域的系列深层次矛盾、问题，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出一辙，它预示着中国的发展有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同质化的危险。
十一
社会阶层分化，占据阶层顶端者，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尤其是欲盗用国家机器，维护、扩大自身利益(财富);与之相对立的，是庞大的底层群体的生活煎熬。在私有化语境下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中，阶层利益形成鲜明对比、尖锐对立，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根本制度相矛盾。
而更危险的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泥沙俱下，已形成权贵、买办与内外资本结为一体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位居社会“金字塔”顶层，在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等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操纵社会话语权，甚至通过自身财富、社会地位或直接掌握的权力，影响国家决策和改革方向。他们利令智昏，良知泯灭，心中早就丧失了国家、民族、人民的概念，蜕变为新自由主义资本化“全球公民”了。他们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贩卖去党的领导、去“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去国家民族观念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鼓吹社会阶层分化合理性。其最终目的，就是维护自己阶级地位，保护、扩大自己身家财富。
历史长河中，无数的邦国兴亡、朝代更迭，莫不是阶层分化导致阶级斗争的结果，面对当下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固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当思当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