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我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劳动者

　　我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劳动者

　　——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教授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看世界》在2007年1月号(上)和2月号(上)刊登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国际问题专家张文木先生的系列文章：《大国战略：谁是我们崛起的障碍》、《海权是中国崛起的第一要素》、《美国的朋友永是打不败的对手》等等之后，全国不少媒体予以转载或介绍，各大网站比如新浪、新华、搜狐等网站的转贴和跟贴更是热气腾腾。一时间，张文木的“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账房里出不了政治家和国家安全”等等，被广泛传播。

　　我们编辑部也是电话、邮件不断，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设强大海军!”上海的一位老读者在信中说：“文木教授的‘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我们老一辈是经受颠沛流离，家破人亡之苦的，是背负着百年国耻之辱的，深知其味，其底!”……读者的爱国热情使我们感动，因为我们认同张文木这样的观点：“与民族共命运，与祖国同沉浮。”

　　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

　　《看世界》：张教授你好!我想你一定从各种不同的渠道，看到了各地读者和网友对你的文章的反应。说实话，这样的热烈我们始料未及。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文木：这表明读者对国家命运关心。不过，此时我倒想起清末严复的命运，他是中国较早倡导海权的。正当美国的海军战略家和历史学家马汉在太平洋东岸意气风发为美国指点江山之际，严复却因生不逢时而郁郁不得志。严复走的那年正逢中国共产党诞生，此时大清早已寿终正寝。中国已今非昔比。今天的中国充满锐气，有大国天命。瑞雪兆丰年，锐气出大国。从民众对国家的热情程度看，民心所向预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其崛起之势不可挡。民众对国家的关心、爱心，而不是分心，也是当代中国崛起的基础。

　　《看世界》：我们在介绍你时，无意间引用了外界对你的一个评价：“中国学界的鹰派人物”，没想到大家对这个概念如此感兴趣!现在，“鹰派张文木”, 一下子变得沸沸扬扬了。原因何在?好事还是坏事?

　　张文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其实，今天我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些。大家说我是“鹰派”，只是在通过我的文章表达了一种强国之情，尽管不是太准确，但我可以理解。有一本《前沿的中国人——中国高层新智囊》的书说：正是我的观点引起“‘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和“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甚至国外什么机构“怀疑他有中国军队背景”，这都是没影的事!我从没听到过关于我的什么“尖叫”和“怀疑”。这本书还将我列入“高层新智囊”行列，其实，我没有一天这样的经历。确切地说，我只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劳动者。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家“看书，写作文”。为国家利益写文章，是学者的本分，更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尽的义务。世界上最永恒的事大概就是最简单的事。工人做工，农人种粮，学人写文章。学人作文犹如农人种地，即使有几次“丰收”，也不能变得飘飘然而忘记自己与工人农民一样，也是个劳动者。

　　如果说从属感，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看世界》：有人评论你在理论流派上似乎没有归属感，但确实让人觉得你的研究有着比较重的现实主义的味道，你自己怎么看?

　　张文木：学术上我实在不喜欢目前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流派：不结合中国实际，过多地搞那些洋东西就是在浪费时光。被压迫者没时间去跟着富人的“文明理论”瞎转悠。如果说从属感，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请注意，我的完整表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列宁主义是不对的。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直接结果。否定列宁主义，就会否定毛泽东思想，继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其结果不是事实求是的，在政治上更是危险的。从方法上它也讲究实事求是，讲究“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我现在看问题没有鹰派鸽派之分。我的学术主题只归属于祖国的需要。

　　现在我不担心中国不能崛起，而是担心中国崛起后会骄傲，并由此走入英美式的世界扩张道路。所以我说“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崛起难，守成更难。守成之难不在外敌而在我心。我深感当年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以及邓小平提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深谋远虑的。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我不希望中国也重蹈古罗马、近代英国和今日美国过度扩张的旧辙。但是中国今天不处在那个历史阶段，加上台湾还没有统一，所以我强调“枪杆子里面出主权”，强调“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强调“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坚决果断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是多元、协商与和平的。

　　胡锦涛会见海军代表时强调，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听到这个消息，我体会到“漫卷诗书喜若狂”的心情。

《看世界》：“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你一直关注海权，呼吁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为什么?

　　张文木：这是中国的现实需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大国不走海权这条路的。现在天气预报都全球化了，自卫手段难道还不全球化吗?自卫，对中国而言，主要矛盾在海上。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唯物主义不可丢。天使也是要吃饭的，今天国家所有的行为要受资源和市场，尤其是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制约。中国人民已背着干粮即我们的产品出了远门，但还得拿上打狗棍，这就是我们的海军。没有我们的海军，海外侨胞和我们国家的海外商人就要受人欺负。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需要海军呢?恐怕只有等将来天下大同的时候。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我始终坚持这个观点。

　　在与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进程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同时，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为了堵截中国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太平洋扩展，美国启动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线的同盟关系，提升日本的军事作用，暗地帮助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扩大。在与台湾分裂势力的斗争和对日益严重的东部海上安全的关注中，如果中国海军发展滞后，以至不能保护中国最基本的海洋权利，这反倒容易诱发“台独”分子不断铤而走险，挑战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底线的企图。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出现的“台湾独立”恶果还会牵动从日本到东盟整个东亚政治的格局，这样会对中国东部产生自然的钳合之势，并进一步对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产生无形的离心作用。这就是说，台湾问题的恶化将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要遏制“台独”势头的决定性力量就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力量，这就是中国海军的快速崛起。中国海军是中国海洋战略力量的关键。

　　200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强调，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听到这个消息，我体会到了杜甫先生“漫卷诗书喜若狂”的心情。

　　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图穷匕首见”，“图穷”是理论说明的尽头，“匕首”是理论研究的结果

　　《看世界》：你曾在文章中多次表明学者的责任和学术的价值，多次表达你自己对祖国的深深爱恋以及作为中国学者的幸运和骄傲。你为什么一直都非常强调学者要有立场呢?

　　张文木：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的。“学术自由”绝对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我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中立”之说。政治尤其国际政治本身是不能中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结论几乎是要步步见血的。大国关系的紧张程度与世界资源的稀缺程度是成正比的。因为世界的资源是绝对有限的，所以在资本主导世界的时代，为争夺资源的冲突就不可能停止。我们看看国际边界，尤其是资源富饶区域的国际边界，曲曲折折，有哪一个拐点不流淌着鲜血，不是国家实力对比的拐点?反过来，在资源稀缺的沙漠地区，国际边界一般为直线。在天国中讲国际政治，只能是美国的卡特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事。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图穷匕首见”，“图穷”是理论说明的尽头，“匕首”是理论研究的结果。我们不能太幼稚，真以为它是所谓“纯学问”。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在享受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留下的巨大物质和精神遗产

　　《看世界》：不少读者说喜欢你的文风，风趣，生动，言之有物，道理明白，不掉书袋，不故弄玄虚。你曾说毛主席的书对你思想成长和写作的影响很大，为什么?

　　张文木：是的。直到现在我都喜欢毛主席的文章。我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一上来就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按当时流传的所谓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我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它们对我影响较大，在我知识结构的形成中确实起到了“取法乎上”的效果。当时自己对所读的著作其实似懂非懂，也常被社会思潮弄得颠三倒四。但不管怎样，毛泽东那种结合中国实际的学风、明白如水并具有中国气派的文风，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中获益极大。现在有的学生让我推荐好书，我还是推荐《毛泽东选集》。从1975年到1979年，我到农村插队锻炼。现在看来，农村4年对我是笔超值财富，因为在人生开始阶段我在中国最基层的地方得到煅炼。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使我知道了知识人还应向劳动者学习。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也就了解了中国的多半国情。对了，基辛格说他也向学生推荐毛泽东的著作。尽管是见仁见智，但这说明毛泽东的书不仅是政治哲学，而且在学术素养训练方面，仍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在享受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留下的巨大物质和精神遗产的时候，如果还否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事业，那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看世界》：你爱说文人学者“傍大腕，不如傍国运”，这让我联想起中国儒家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你的学术抱负?

　　张文木：形成今天的世界观与自己那时读的书和4年的农村锻炼有关。认识了农民也就认识了中国，也就有了学问生长的根底。这个根底就是中国，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同志开创的这份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国人受了百年压迫，正直的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为中国崛起而奋斗。人明白了为什么生和为什么死，其他许多事情就简单了。既然国家给了我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我就应该做对国家和民族有价值的事。人不必用尽生命去做一个漂亮的人，但应该用尽生命去做一件让民族叫好的漂亮事。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物质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事业永存。这个事业对我来说，就是一扫中国百年屈辱，让中国人在世界扬眉吐气，昂头挺胸。

　　中国的战略要有全球眼光，因为中国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

　　《看世界》：我们了解到你一直在做中国的战略研究，请问你怎么评价中国目前的战略研究状况?

　　张文木：我认为，中国的战略不能“只要把自己的事搞好”就行了，还要有全球眼光，因为中国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

　　中国的战略研究一方面是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还有点食洋不化。印了那么多关于战略的西洋书，却没有考虑洋人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思考和解决怎样的问题的，只论述“战略”或“大战略”是什么，这没有用，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中国战略。我在印度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战略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印度学者谈得很具体，其关键词基本就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中国”。中国人视野比印度人要宏大，但内容比印度学者的要空泛和含糊。还有一点，现在的战略研究缺少经验的支持，都是在学堂里编出来的，比如“机遇与挑战并存”之类的话，让人莫名其妙，这种现象轻则害学生，重则要误国。这种现象目前在美国也很突出。现在美国的兰德公司，已与20世纪50年代大不相同。那时的兰德公司，有一批打过仗的有经验有理论的军人介入，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分量。你看现在兰德公司的报告，大而无当，放大炮，不着边。因为他们仅仅凭课堂学到的逻辑推论出的“战略目标”，好看不中用。因为它如此之大，以至根本不可能有相应国家资源支持。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不匹配，是战略研究的大忌。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与两个以上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来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胜利，接着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罗斯，其后3年便遭失败;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挥师俄罗斯，其后又是3年便遭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3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美国与中苏两个国家对阵，美国3年便败;60年代的越南战场，美国还是与中苏作对，结果时间长了些，但也是败得没面子。70年代后，苏联与中国和美国作对，结果当然是支撑不住。小布什上台后竟点名向7个“邪恶轴心”叫板!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其结果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看世界》：谢谢张教授!用了这么多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谈得很激情!就在刚才，我们还接到许多读者的反馈，有说您的文章“应该是中国男人的必读作品”，还有说“有头脑清醒、目光远大的人在，中国的伟大复兴才是真正可以期待的”等等。我想，读者和网友的反应可能还会持续。谢谢!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看世界》杂志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