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满：“方方日记”境外出版有何政治意味?

　　这两天疫情的中心在欧美，但舆论的中心仍然在中国，这是因为中国出了一个方方，方方写了一本“方方日记”。4月8日，媒体报道，这本“方方日记”以“武汉日记”为书名的英文版和德文版就要出版了，正在亚马逊网站上预售。这与“方方日记”最后一篇日记发表仅仅过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就完成了这本书两种语言的审核、翻译、编校工作，可谓光速。

　　为什么境外出版商这么心急火燎地抢着出版“方方日记”呢?先看看亚马逊对该书的介绍：

　　从2020年1月25日开始，著名的中国作家方方开始在网上发布日记，帮助她与自己了解在武汉发生的事情。这里是COVID-19爆发的震中。日记内容是一手记载、信息量很大，她的文章实时记录了病毒的广泛传播及政府对市民的强制隔离。

　　每日，她都为千家万户的普通中国人代言，表达他们的恐惧、绝望、愤怒、希望;反思强制隔离带来的心理影响;互联网既是社区的生命线，也是虚假信息的来源;更悲惨的还是那些被病毒夺去生命的家庭和朋友们。

　　只是一个政府利用科技密切监控公民，紧密控制媒体的国家，写作者大多会自我审核。而在这一致人死命的严峻情势下，方方勇敢地站出来，声讨社会不公、腐败、滥用权力以及导致这场疫病的系统性政治问题。正因为她的声音已经接近“异见者”，也使得她付出了代价：政府短暂的关闭了她的博客，删除了她发表的许多文章。

　　《武汉日记》是一个记录真实事件展开发展的引人入胜的目击记录。她捕捉了被隔离但无法获得可靠信息的人们的每日生活，以及不断变化的心情与感受。方方实时记录了这次全球健康危机的开端。她也展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时许多国家在重复的模式与错误。

　　《武汉日记》融合了恐惧与反乌托邦，记载日常生活却又有深度。这是一个记录我们时代的出色文本，也为权威主义国家之下的隔离拘禁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

　　德国版的简介：《武汉日记》是一个独特的证据，证明了这场在短时间内蔓延到世界各地的灾难的起源。这两段介绍充分显示了出版商出版方方的“武汉日记”的政治意图。

　　另外，最近网上又传出方方获得某文学奖候选人提名的消息，我们都知道，这一奖项都是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观倾向，带有强烈的反政府倾向，这个时候传出方方获得这一奖项提名，也显然具有某种政治意图，这种政治意图是什么呢?

　　其实“方方日记”是在网络上以公开形式发表的文章，任何人都可以在网络上找来阅读，现在出版商却如此急迫地印刷出版，显然是有其政治意图。这些介绍里充满了“她为千家万户的普通中国人代言，表达他们的恐惧、绝望、愤怒、希望。”“政府利用科技密切监控公民，紧密控制媒体的国家。”“声讨社会不公、腐败、滥用权力以及导致这场疫病的系统性政治问题。”“正因为她的声音已经接近“异见者”，也使得她付出了代价。”“这是一个记录我们时代的出色文本，也为权威主义国家之下的隔离拘禁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这些话语都是非常西方式的话语，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西方攻击中国的话语，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出版商已经将“方方日记”及方方放进了他们驾轻就熟的语意表达框里，用以攻击中国政府，贬低中国人民在抗击疫情中的出色表现。

　　现在我们要回到本文开头说的那句话，最近疫情的中心在欧美，然而舆论的中心却在中国，为什么要重提这句话?是因为当欧美疫情失控的时候，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正在组成一支新的“八国联军”嫁祸中国，准备起诉中国，向中国提出巨额索赔，澳大利亚想的是除了向澳大利亚赔款，还向中国公司索要租期为99年的达尔文港;英国要中国赔款3510亿英镑;印度向中国提出索赔20亿美元;美国除了惦记着要没收中国购买的1.1万亿美债，还要求中国向美国支付20万亿美元巨额赔偿。他们全都在极力抹黑中国，将本国政府控制疫情不力、造成巨大灾难的责任推给中国，以图从中国获得巨额赔偿，像百年前通过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宰割中国、瓜分中国、掠夺中国一样。现在他们需要的是证据，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和欧洲的出版商心急火燎地赶忙出版方方的“武汉日记”，让这本能够证明被他们称为“灾难的起源”的书成为证据。

　　“方方日记”不是新闻作品和纪实作品，它没有现场采访和调查，也不是新闻评论，它所讲述的并不是真实的新闻而是基于网上传闻，再加上它与官方媒体报道的新闻存在着心理上的错位和情感上的对立，这就使得“方方日记”跟新闻及新闻评论没有关系，同时这本日记也不是文学作品，它不具备文学的任何要素，我以为这本日记除了政治表达之外，没有任何新闻和文学价值。

　　“方方日记”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按照中国文人写日记的传统，大多都是个人比较隐私的内容，方方这次记的并非个人隐私，而是武汉在封城期间的种种传闻，这既不是她个人的隐私，也不是她所经历、所看到、所感知的生活过程，除了每天的天气和方方家的狗的描写是她的真实经历，其它都不过是她在网上得到的未经证实的传闻，现在看这些传闻有一些就是虚假的，而且这些传闻并不是处在武汉的方方可以知道，全球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可以搜集到这些传闻，并非独家，也确实有许多人在写日记，“方方日记”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她的日记不仅仅是日记，而是她在这些传闻中掺杂了许多她个人内心的诉求，不是因为她代表了武汉市民，而是因为她表达了她内心那种对现实社会极端不满的人格倾向，因此这本日记更多的不是英雄儿女式的讴歌，而是极度绝望的灰暗与歇斯底里的戾气。

　　方方作为一个作家，确实很会渲染和煽情，这本“方方日记”中有许多被人们记得的所谓“金句”，什么“在疫情面前没有胜利，只有结束。”什么“一粒尘埃落到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但这本日记最有现场感的是她通过一个、两个、多个医生电话传递的信息，这些医生是真的存在还是方方虚构的人物我们不得而知，但现在可以知道的是这些从医生口中传出的信息很多都被证明是虚假的信息。然而当方方利用医生“在现场”制造出来的信息再加上她本人的文学渲染加工，就很能迷惑人们认为方方在武汉现场的气氛，这也是这本日记能够被人认为有真实性的基础，然而当我们把那些医生抽出去之后，再看“方方日记”，就会发现，这本日记中除了方方内心的灰暗、恐惧，就是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戾气。

　　境外出版商对这本日记要的正是这些似是而非的“真实性”，而这本日记并非具有真实性，只是一本传闻的记录，以及方方内心的政治诉求，于是境外出版商与“方方日记”达成了某种政治默契，境外出版商从“方方日记”中要的是武汉是这场疫情的震源，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隐瞒真相的证据，而方方所追求的是形成世界性影响，甚至是获得某奖的人生最高追求，这就使得双方一拍即合。

　　现在中国的抗疫战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而欧美国家的疫情却仍然在蔓延扩散，无论是确诊病例还是死亡人数都远远高于中国不下十倍，欧美国家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出来的消极态度和对民众生命极端漠视的行为令人发指。中国抗击疫情也许并不完美，但中国政府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中国政治体制的巨大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逆毒而上、舍生忘死的英雄形象，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感动的清洁工、警察、志愿者、司机、建设者等平凡普通的人物形象，这些令中国人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人物和事迹在方方的日记中都看不见，她的日记中，她这本即将出版的书中留下的只有中国抗击疫情中的污点，而且这些污点还有许多是虚假的，是传闻，西方国家如果仅仅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在疫情中的表现，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历史上留下的都是小人而不是英雄，都是灰暗而不是光明，那么这个国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如何传承?这个民族高歌向前的精神如何传承?如果我们的历史失去了英雄的位置，失去了希望与光明，我们该以何种姿态去迎接敌人的攻击和挑衅?

　　在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的大事大非面前，我们不能跟敌人站在同一个阵营，我们不能为敌人提供弹药，我们不能瓦解同胞的精神意志。此时此刻，当敌人准备对我们发起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我们不能唱衰中国，不能瓦解斗志，不能放下武器，不能投降敌人。

　　“方方日记”在境外出版，方方获某奖候选人提名传闻，美英等国组成向中国索赔联军，等等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失去了判断力，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知道我们国家面临着什么样凶险的形势，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民精神。

　　“方方日记”已经成为中国这次抗击疫情中那些精神跪族的标志，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曾经追捧“方方日记”的人开始认清方方这种精神跪族对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危害。在面对巨大灾难和生死考验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那些不惧生死、具有救死扶伤精神的白衣英雄，不需要那些躲在家里散布灰暗恐怖气氛的所谓作家，不需要那些躲在家里被病毒吓破了胆、一味抹黑社会的所谓作家，我们需要的是写出“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光未然，我们需要的是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我们需要的是时代的主旋律，我们需要的是人民的英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