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谁是我们的朋友?
毛主席在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最近,有不少网友批评我时套用了主席的光辉思想,指责我不该否定“李洪元阴谋论”。
事实上,我自始至终没有在“李洪元事件”上指责华为,只强调依法处理。就算这样,也被大家认定我在间接支持“道德败坏”的小人李洪元,是在配合美国阴谋消灭华为。
主席的光辉思想为何而写?为革命而写。革命的过程,必须分清什么?阶级构成。
要搞清楚“谁”的问题,必须先搞清楚“我们”的界定。“我们”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具有阶级性,“我们”并不等于“中国人”。
主席在对敌友做甄别之前,先把中国各阶级做了科学而又细致的分析,没有随意混用革命与被革命的对象。换句话讲,毛泽东思想跟马克思主义一样,没有超阶级的朋友,如果要遵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分析实际问题,毫无疑问也要进行阶层划分,绝不可以把“我们”等同于“中国人”。
要对今日中国各阶级进行科学的分析,实在有些困难,或者说很不方便,我只能讲,分层是明显的,层与层的差别,各层内部再细分的差别,都显示出相当复杂的利益矛盾,暂且只能用举例进行简述。
比如说,李嘉诚,潘石屹,吴小晖,马云,王建林,等等,都是中国人,但我跟他们构不成“我们”,这些人的企业破产与兴盛不会影响我的思想波动,我没有同他们并肩战斗的任何可能。即使他们都被美国打败,我也不认为我有必要跟他们站在一起。
再比如说,茅于轼,贺卫方,于建嵘,沈志华,等人,虽然有部分重合点,但我跟他们也构不成“我们”,信仰是完全冲突的,团结的主要队伍也是冲突的。
再再比如,五十来个经济精英,组个大圈子,思想和行动都能深刻影响时代,对十几亿人产生着非常密切的影响。但可以肯定,我跟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构成“我们”,因为他们的思想里全是世行方案,马著不过是行文的需要。
至于任正非先生,我可能根本就没有资格跟他组成“我们”,相互没有敌友之分,对他的任何是与非,我都只想就事论事,居心中正,绝不站队,对他公司发生的事,不会随意上升到民族矛盾和国家立场,产品要用,精神独立。
我心中的“我们”大致包含些什么?
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都跟我有构成“我们”的整体可能性,工人和农民是天然的阶级兄弟。知识分子则要进行细分,部分人是反动的,或者说是反多数人的,可以划成敌人。小资产阶级多数可以构成“我们”,少数是官僚买办的附庸,没有构成“我们”的必要。中产阶级,分化严重,极右和极左也许是隐性敌人,中左翼才是我的朋友。
从阶级社会发展的长期进程看,搞清楚了“我们”的分类,才能真正明白该团结谁和反对谁,绝不是简单地把一切内部纷争和外部纷争都纳入到民族矛盾和国家斗争中去,把企业的内部矛盾直接上升为国家矛盾很容易造成撕裂现象,模糊内因和外因在主次作用上的关系,最后会造成忽略内部矛盾的决定性作用,压住内部矛盾只有短期效果,不会有健康作用。
相当一部分同志把李洪元的行为认定为与美国串谋消灭华为,甚至认定,不承认阴谋的人也是有意消灭华为。任正非同志最近也表示美国要消灭华为。看似统一的结论,其实有着不一样的可性度。任先生说美国想消灭华为,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不但想消灭华为,中国任何对美构成挑战的战略优先项目都是美国想消灭的对象,这是基于两强争雄的客观认定。与此相对应,我们是否也很想消灭美国的优势项目呢?恐怕也有这方面的思维,至少在我心中是有的,我希望美帝的霸权军队也能被消灭。骂人网友口中的“消灭”显然不是同一回事,他们把国内的批评者都视为跟美国站在一起的敌人,也就是讲,国人不能批评华为,谁批评,谁就是美国的朋友。
很多文章认定,网络在一边倒批斗华为,我不得花一晚加一上午的时间在网上阅读大量有关“李洪元事件”的文章,各类网站都有,各种文章都有。读完以后,我看到,几乎所有文章后面的评论都是正反混杂,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一边倒批华为,既有批评,也有力挺,因为是负面新闻,部分文章后面的批评声音可能稍占点优势,如此而已,怎么就被说成“一边倒批华为”呢?有个网友骂我:“你瞎了狗眼吗?这么多人批华为还不是美国的阴谋?还不是有预谋的行动?李洪元品德那么坏,你居然不认为他有阴谋,可见你道德也很低下。”我没有做太多辩论,只是回复:“批评的人多了,就是阴谋?,那赞美的人很多,又是什么呢?华为的狼性文化之下,出个狼性李洪元不也正常吗?”
从网络的整体环境看华为,支持和赞美的声音绝对占上风,可能是因为前期赞美太多,一遇负面新闻,批评多了点,结果在感觉上有不适应的危机感。我讲过一个观点:对待华为,要象对待独生子女,既要爱,又不能溺爱,该赞赞,该批批,使其变坚强,不致其脆弱。
如何看待针对华为的“消灭论”呢?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决定华为生死的还是华为本身,不是美国,更不是所谓的国内“敌人”。
美国想消灭华为,就能消灭?
有些网友跟我科普5G的战略价值,讲美国想消灭华为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中国的5G,因为5G对未来的世界影响巨大。
我不辩论,只是在想,华为已经拥有了5G,并且是世界上最好的(华为是这样宣传的),而美国却没有5G通信商,美国怎么消灭华为?难道还能阻止华为生产5G产品?美国极尽心机地打压华为海外市场,华为照样能获得大量订单。退一万步讲,即使在海外非常被动,华为也有突破口,有最好的技术,又有如此高的战略价值,那就尽快把中国5G这张大网做成令世界羡慕的样本,倘能如此,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拒绝华为,关键问题是你能否让中国5G这张网成为范本?你拥有世界最好的产品,结果被人家给消灭了,问题出在哪里?
美国若能消灭华为,唯一可能的原因是华为还在软硬件核心技术上依赖美国。然而,据任先生多次宣言,华为已经在软硬件方面完全可以摆脱美国,操作系统是自己的,芯片也是自己的,完全能够独立自主,那还怕什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成功之后,美国还能消灭中国核事业吗?说消灭华为手机有可能,消灭华为的5G通信制造能力按理是不可能的。
有人认为,即使不依赖美国,美国也可以消灭华为,因为它会要求所有国际供应商断供华为,并且让全世界都不用华为产品。
这也不可能,美国虽然可以左右很多盟友,但无法达到一手遮天,俄罗斯军工被美欧阴谋消灭了多年,至今还是没有达到目的,俄国的先进武器在世界上的份额仍然不小,俄国的尖端武器仍然令美国头痛。如果美国真的凭自己本领消灭了华为,那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当年那么困难,封锁那么严密,中国不照样被一大帮朋友抬进了联合国?并不是全世界都与我为敌嘛!今天,有这么好的物质条件,怎么会被世界孤立?
美国,既是我们的敌人,又是我们的老师,它在围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它身上学习很多东西,并且能检查出我们自己的不足。
美国做出了原创东西,它是怎么让世界接受的?它是怎么让世人生死相依的?
更广泛的科技暂且不谈,就拿与当代及未来密切相关的信息生活来讲,我们要向美国学习先进做法。美国人最先做出电子计算机,慢慢用于军事和普通生产生活,效能非常好,然后,全世界都想要,即使是敌人,都想尽办法拥有。微软,搞出windows操作系统,你或买正版,或用盗版,反正就是想用,因为它比DOS好多了,不需要广告。美国人做出第一台蜂窝手机,慢慢进步升级,通用手机出现了,先是按键的,后是智能的,再然后,全人类慢慢都用上了,虽然美国不再是手机第一生产大国,但如果它认为还想做,谁能消灭它?互联网,是影响人类最深刻的现代技术,美国人最先搞出来,先军后民,然后全世界,在可见的未来,世界仍然离不开它,全人类仍然离不开它,一方面,你看到了美国的霸权性,另一方面,你应该也看到了它对人类的贡献。
我举上述那些例子,主要想说明什么?其一,说明美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强是其科技霸权的心理基础,它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所以,它渴望这种贡献能维持其更长久的被尊重。其二,美国某些产品流向世界包含有“水往低处流”的自然溢出效应,不必推广,不怕遏制,而华为的产品目前还只是徒弟对师傅的局部超越,没有唯一性,不能自然溢出,只能在竞争中生存。
回到华为,回到中国,我们要思考什么?
要学会谦虚,我们在技术上的微小进步让国人在思想上实现了无休止的盲目膨胀,所有表征骄傲的最耀眼词汇这几年都被用尽了,这与我们取得的真实科技贡献是完全不匹配的,很多的敌人是自己造出来的,不是天然的。有关这个方面,我非常赞同饶毅教授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对科技文明没有作出多大贡献。骂他的人很多,引用的证据非常可笑,要么是中国创造了几千年文明,要么是有四大发明,要么把清朝的封闭当成结果落后的理由。逻辑混乱,思想僵化,不尊重实事。大家要搞清楚,今日中国在操作系统、芯片及互联网上的成就是得益于他人的开放和开源,与新中国前几十年受封锁状态下独立自主取得“两弹一星”的成就不是一回事,不能太张扬骄傲,还是要学会低调,不要动不动就让世界如何如何。
朋友,有活性朋友,那就是人类,也有物化朋友,那就是人类产品。活性朋友,需要有利益共生性,需要有信仰相似性。物化朋友,不一定受支配,它可能是科技魔力的结果。比如计算机和手机,你明知它是美国鬼子搞的,但必须用,不用受不了,有些年轻人,智能手机比父母还重要,你能说它不是朋友吗?比如说互联网,已经影响了人类几十年,未来几十几百年,它可能还是人类普遍的附属品,离开它,就离开了生活,它不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朋友吗?可以这么讲,谁剥夺了你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的终生权利,谁肯定就是你的敌人。创造物化朋友的人具有敌友性,但物化朋友本身具有生活中性,你可以主观敌视背后的人,但客观上无法拒绝物化朋友。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华为拥有世界领先且让人类喜爱的原创好产品,美国没有任何消灭华为的可能性。
最后,我还得回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话题上面来,到底谁是“我们”?阶级社会中的朋友又是谁?
我们,从国内看,就是具有同一阶级属性的集合体,其它阶级,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敌人。从世界范围看,既有国际阶级性,又有国家民族性,狭隘地理解,国家民族性高于国际阶级性,理想化思考,国际阶级性高于国家民族性,在国家实体仍处于弱肉强食的现阶段,国家民族性显然高于国际阶级性。也就是说,各国各阶级对世界性阶级大团结仍然无联合自觉性,更愿意把民族利益置于人类普遍性阶级利益之上。
虽然国家民族性仍居阶级利益之上,是否意味着国家间所有层面的矛盾都是民族矛盾?我个人不这么认为。民族矛盾,是全局性矛盾,是核心主权的矛盾。企业矛盾是否属于民族矛盾?恐怕暂不能这么认定。美方在拒绝我们企业的同时,我们曾经或现在是否也有拒绝对方国家企业进入的对等操作?如果有,也许只能算是对等性争端,而非全民族的斗争。双方谈判,是否可以从“对等开放”的立场出发?如果中方愿意对等操作,而美国只愿意单向打压并试图消灭中方企业,那就是国家霸权主义,企业矛盾也就自动上升为国家和民族矛盾,“我们”就扩大到中华民族这个集合体了。
任何企业,国际朋友的交往,既靠自己的产品认同,更靠国家的友谊投入,国际朋友少了,该思考的是大问题,亲近你,疏远你,都是有原因的。国内朋友的获得,也不是凭空就有的,产品做得再好,如果你的企业文化脱离了多数人,仍然会变成孤家寡人,不会出现强迫的统一舆情。最近,高通公布了2020年芯片供货合作者名单,除华为以外,国内所有手机厂商全部与高通紧密结合,华为和国内厂商未能实现“我们”的利益共同体,除同业竞争的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思考?
任何事物,都有生命周期,消亡是迟早的事,所有的消亡都是以内因为主,美国的原创科技产业也可能率先消亡,只要其内部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生得早,可能死得也早。
谁都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谁都可能变成我们的敌人,没有“永远”一说。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利益的共生性,没有共同利益,朋友就一定要分裂,这里所讲的利益不只是经济,而是更广泛的阶级利益。敌人不能随便定性,朋友也不能随便定性,找准了“我们”,对所有问题的分析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毛泽东思想是影响深远的指导性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并不是短视的斗争工具,不能一遇问题就引用毛主席名言。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犯了错误,照样对其展开批评,绝不会因民族矛盾的存在而忽略内部矛盾。今天或者今后,在判断事物对错的问题上,我们应该科学运用伟人的思想,而不应该生硬地照搬。
任何民族企业,只要具有人民性,都会是我们的朋友。
附言:
1,俄罗斯被禁止在4年内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评:兴奋剂,对体育运动事业是一大危害,对运动员也是一大危害,但不得不说,兴奋剂是国际性问题,不只是俄国的问题,科技越发达的国家,兴奋剂可能越普遍,美国是源头。这件事告诉中国人,“体育与政治无关”的说法是幼稚可笑的,体育已成政治附属品。奥运会分裂也是一种选择,各玩各的,多搞点全民健身。
2,网友嘲笑我没有大格局,原因是我不能把华为事件上升到中美斗争的高度。答复一下:简单看了一下高人文章,没看出有多大格局,要说中美对决,我十年前就写进了书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宗教、金融、国际组织、国际热点、新丝绸之路等等问题都讲到了,且以中美斗争为主线。近十年的热点话题应该在书中都可以找到,以致我不太再想写中美斗争的文章。
3,有人问黄奇凡先生的“三七论”如何理解?答:我没办法做考证,但我对黄先生提到的广东和浙江私营企业跟全国差不多且都不超不过七成的结论有怀疑,他说七成是不可超越的天花板,是当前最合适的所有制结构,这需要更精确数据论证,也需要时间检验。
写于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