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评话剧《白鹿原》：如何表现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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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陈忠实用“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做为整部《白鹿原》的第一句话，并紧接着用颇为露骨的笔触描绘七次新婚之夜房事的时候，他已经暴露了自己的不自信——他深知自己没有能力创作并留给后人一部真正的经典，但他不愿意承认也不敢面对这一点，于是就狡黠地试图利用读者的窥私欲，而这正是所有地摊文学作者惯用的手法。
陈忠实努力想搭起一部史诗或名著的架子，但他失败了。《白鹿原》只能说是一部伪史诗，或者伪名著。
如果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描绘了顿河哥萨克人如何通过战争、痛苦和流血，终于走向社会主义，展示了十月革命给俄罗斯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描绘了美国内战前后白人庄园主的生活，展示了奴隶制不可避免地衰落，南方在痛苦和怅惘中不得不从农业文明蜕变为工业文明的话，《白鹿原》则只不过对历史的变迁做了非常表面化的表现。
《白鹿原》表现的是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正是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阶段，其深刻性是中华民族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超过了从春秋战国的分裂到秦汉大一统的变化。
但是在陈忠实的笔下，历史没有进步，社会和生活也没有发生质变，只是在不断重复而已。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中国本身没有发生深刻的、本质性的变化，而是因为陈忠实没有能力表现罢了。
《白鹿原》之所以是肤浅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氛围中，由于中国革命没有把中国引向西方，所以就不被承认为是一种现代性。陈忠实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正是带着这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偏见创作《白鹿原》的，这决定了他的视野，也决定了他开掘的深度。
我深信，今后的文学家回忆起这段历史，会深感耻辱，时代无愧于他们，但他们有愧于时代，他们没有能够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只能用次品、劣质品冒充正品，用地摊读物冒充传世名著来搪塞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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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做为陈忠实呕心沥血的产物，《白鹿原》也有精彩情节。
认真说起来，《白鹿原》里表现得最好的人物是田小娥，她的悲剧性命运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
在面对风骚的田小娥时，整个白鹿村的虚伪、无耻和暴虐都暴露无遗——
一方面，他们用封建礼教来压迫她，不给她名分，也不接受她;另一方面，又垂涎于她的美貌与性感，无论是鹿家的掌门人鹿子霖还是白家隆重推出的长子、族长白孝文，都把和她上床云雨视为人间天堂，但等到事情败露之后，田小娥又被白鹿村视为祸水，由鹿三出手将她杀害。
田小娥死了以后，白鹿村又害怕她的幽灵，白嘉轩出面，下令把她“烧成灰，封死罐”，将她镇压在七层砖塔之下，让她永世不得超生。
在田小娥的问题上，一向道貌岸然的白嘉轩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专横、颟顸、虚伪的封建卫道士，和鲁迅小说《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一样，杀人不见血。
当然，田小娥的形象之所以塑造得比较成功，是延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封建传统，这也是八十年代尚未被颠覆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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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有机会看了陕西人艺的同名话剧《白鹿原》。
这部戏被言过其实地称为“五大特点，空前绝后”——
一部由现代文学抗鼎之作改编而成的中国话剧新巅峰之作;
一部陈忠实分文不取倾心支持的最满意版本;
一部业内、媒体、观众三方零差评的口碑奇迹之作;
一部包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剧协“第六届国际戏剧学院奖”多项大奖的2016中国话剧之冠;
看了之后，深感也许正是因为陈忠实“最满意”吧，话剧继承了小说原著的主要缺点——肤浅，甚至无聊，有些地方，则也许可以用刻毒或恐怖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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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是革命的世纪，正是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解放战争的一系列革命，才拯救了中国，然而在话剧《白鹿原》中，革命失去了任何进步意义，只是一些边缘化的、道德上有瑕疵的人胡作非为。
在第二幕中，表现了黑娃领导的农民协会给白鹿村造成的震荡，但由于全剧没有对土豪劣绅压迫农民有任何表现，反而把地主和长工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像兄弟一般温情脉脉(如白嘉轩和黑娃之父鹿三)，所以黑娃的“革命”就完全变成了一种破坏，仅仅是为了发泄家族对他和田小娥关系不认同的不满。
舞台上，带着红色袖标的农会会员个个残忍嗜杀，“妇女主席”田小娥则淫荡放肆，被毛主席称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的农民运动，就这样被彻底黑化了。
耐人寻味的是，黑娃正是参加了“农讲所”的培训之后，才变得蛮横残暴，以后又堕落为杀人越货的土匪。但我们知道，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号称“农运大王”，国民党中央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正是毛主席创办的，《白鹿原》通过黑娃这一形象，暗中隐喻的是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早在1926年农民运动初起的时候，关于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就有了激烈的争论，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此有过详细论述。只是没有料到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居然会延续到新世纪，“糟得很”占了上风，并且在舞台上被艺术化的呈现，这真的很令人叹息并且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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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剧《白鹿原》中，除了白灵和鹿兆海，几乎没有令观众感到光明、亲切的人物，但这两个人物的命运，更令人觉得匪夷所思。
白灵是白嘉轩的爱女，她单纯、善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时坚决要求入党。她本来和鹿兆海相恋，但兆海的哥哥鹿兆鹏以组织的名义要求她与自己假扮夫妻，在这个过程她又爱上了兆鹏，终于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在剧中，由于她为了表示抗议而用砖头砸中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鹿兆鹏就安排在已是西北军军官的鹿兆海送她出城，转赴延安，从此一去不返。
白嘉轩后来找朱先生，告诉他自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头美丽的白鹿，在雪原上一直向西跑去，白鹿一回头，居然是白灵的脸!
朱先生告诉白嘉轩：一直向西，是到哪里?还用说吗?
白灵就这样神秘地死去了。在这样一个故事中，延安不再是充满安全感的革命圣地，而变成一处妖魅、诡异、诱惑并制造神秘死亡的所在。
鹿兆海，一位国民党员，国军军官，是全剧中唯一一位有守有为，为了国家民族慷慨赴死的英雄人物!
他对爱情是真诚的，对信仰也是真诚的。当他发现自己心爱的女人嫁给了哥哥，成了“嫂子”，他既惊奇又愤怒，但仍然履行自己的承诺，将“嫂子”安全送出西安城，第二天，他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走上了抗日前线，参加了中条山战役并牺牲在那里，他留给已是中共高级干部的哥哥最后一句话是：“卑鄙!”
而在话剧《白鹿原》中，鹿兆鹏以及其他的中共方面的人物，似乎也非常符合这两个字。在剧中，他们蝇营狗苟，躲躲藏藏，既不发动群众，也不铲除恶势力，对抗日大业漠不关心，最大的成就似乎就是由假夫妻而真夫妻，而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无情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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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的最后，似乎没有任何先兆，新中国就突然降临了。
但在剧中，新中国的到来，不意味着翻身解放，不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也不意味着清明政治，“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首先意味着镇压和冤狱!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投机钻营，心狠手辣的白孝文以及六亲不认的鹿兆鹏。
舞台正中是令人感到极其压抑的“公审大会”四个大字，“起义”后的白孝文当了县长，陷害和他同时起义的鹿兆谦(黑娃)，要将他和田福贤一起执行死刑，曾经从事过武装斗争，也做过地下工作，现任县委书记，在整部《白鹿原》中实际上做为“党的化身”而存在的鹿兆鹏，不仅无力阻止他，还同意让自己的父亲鹿子霖“陪斩”。
伴随着群众机器人一般冷漠地、整齐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随后是三声震耳欲聋的枪声，然后灯光全灭，一片漆黑。灯光复明之后，“仁义白鹿村”的横匾被打翻在舞台中央，鹿子霖蹒跚着爬行而来，白嘉轩坐在地上，用“老腔”凄厉地哭号……
这就是话剧《白鹿原》呈现给观众的新中国——这是“白鹿原”历史上首次真正大开杀戒，它带给观众的恐怖感和压迫感，超过了在舞台上来来往往的所有军阀。
这样的“新中国”，有什么正当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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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鹿原》应该受到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解析，而不是一味的顶礼膜拜!
无论原著还是话剧，《白鹿原》都有着过于浓烈的文化失败主义情绪，从陈忠实到莫言，他们都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他们不能深刻地反映、记录时代，他们的作品给读者以错误的暗示，是中国人的自我丑化，也使中国人回望历史时失望沮丧，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白鹿原》也是失败的。
仅仅在见证八十年代曾经经历的文化溃败的意义上，《白鹿原》才是有意义的，《白鹿原》应该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
